构成美国文学幽默特性的基本要素分析

时间:2019-09-27

　　一、梦想关照下的幽默文学

　　美国文学的发展史，与梦想相关，而梦想和现实的差距，则构建了美国文学的幽默特质。美国文学起源于一个有关宗教信仰的梦想。在十六世纪英国国内，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清教运动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但到了十七世纪，英国国内环境出现了不利于清教运动的转变。玛丽女王大刀阔斧地镇压清教运动，之后詹姆士一世也对清教徒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英国清教徒可以分为革命派（non－conformists）和改革派（conformist）两个派系，前者较后者表现出更为“左倾”的变革意识。面对当权者的强势，革命派开始谋划到美洲寻觅一个梦想之地，建立属于自己的教堂，并以特有的方式经营它。而这一谋划之所以最终能够付诸实施，是与其深刻的神话渊源紧密相关的。

　　在《圣经》中，上帝向摩西许诺，会将迦南之地赐予人类，那是一个“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1]，是人类曾经失落的伊甸园。一直以来，迦南王国都是基督徒的梦想之地。对于英国的清教徒来说，与其在国内受打压，不如远离是非之地，去寻找神话中的梦想王国。他们所认定的梦想之地，正是哥伦布在十五世纪发现的新大陆———美洲。1620 年“，五月花”号从英国出发，经过几个月的颠簸最终到达了美洲。当旅行者踏上美洲大陆之后，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冲击。荒芜的自然，恶劣的天气，原始的文明，艰难的生存环境与“流着蜂蜜和牛奶”的迦南王国大相径庭。“五月花”共载有 102 名殖民者，到了 1621 年春天，就有一半人因不适应环境而死亡。在梦想照进不相符的现实之时“，断裂效应”激发了未来美国文学的幽默特质。

　　在阐释幽默生发的三大理论之中①，乖讹论（incongruity theory）提出幽默效果产生于某种“断裂效应”，尝试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揭示了幽默产生的根本原因。亨利·柏格森在《笑》中也阐释了乖讹论，肯定“任何喜剧效果……都包含有某方面的矛盾”[2]。由此看来“，矛盾”是现实生活中幽默的主要来源。就美国历史来说，当怀揣美好宗教梦想的殖民者来到举步维艰的美洲大陆，理想和现实的巨大落差让他们万般无奈。与此同时，这种落差本事就是一种乖讹，因而成就了特有的美式幽默。幽默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理想与现实差距产生的尴尬，成为殖民者在恶劣环境中生存下去的最后一根稻草。反应在文学之中，早期的殖民地文学既包含了深刻的清教思想，表达了对上帝最真挚的敬仰，却又在不经意间表现出对现实的不满甚至愤怒。在平衡精神信仰和物质欲望的努力之间，文学作品在乖讹之中种下了喜剧的因子。

　　殖民地时期的作家威廉姆·布拉德福德在《普利茅斯开拓史》（Of Plymouth Plantation）中真实地记录了“五月花”殖民者从 1620 年到 1647 年间在美洲荒原的开拓史。在梦想和现实的关照下，《普利茅斯开拓史》中既有虔诚深刻的宗教情结，又有源自现实的迷惑、不满甚至愤怒。现实和梦想的落差下，很多殖民地文学成为理想和物质的矛盾综合体，在表达宗教信仰的同时，也暗含了对现实的不满。1630 年，被称为“第十个缪斯女神”的安妮·布莱德斯特里特随同丈夫西蒙来到了马萨诸塞。作为虔诚的基督徒，布莱德斯特里特同样怀揣美好的梦想，但在经历了严寒、饥饿、瘟疫的考验之后，作品不经意间也带上了对现实的疑惑和不满。

　　美国开始于十八世纪早期的“西进运动”，同样也与梦想有关。在艰苦卓绝的努力之后，殖民者逐渐适应了美洲大陆的生活。他们发现，尽管基本的温饱问题得以解决，但这与最初的梦想仍然相距甚远。为了找寻实现梦想的现实基石，殖民者将目光投向了仍为处女地的“西边”。现实与理想的差距让殖民者迈出了西进的步伐，而所谓的“西进运动”由此开始。弗莱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in American History”）一文中提出，“西进运动带来了崭新的契机和无限的再生机会，成就了美国社会生活的流动性，让殖民者不断接触到原初社会的淳朴，而这些是建构美国人性格的基本要素”。[3]

　　广袤的西部意味着无限的可能性，美国梦的实现似乎触手可及。既然“西边”代表了未来和梦想，那么逐梦就是“西进”的原动力。然而，“西边的未来”最终也失落于梦想之外，先辈所遭遇的理想的丰满和现实的骨干，在西进者的生活中得以再现。他们意识到，历史在重复，现实从未停止对梦想的打击。在平衡现实和梦想差异之间，幽默逐渐融入美国人的性格，而幽默文学则真实地记录了发生在殖民地的点滴故事。

　　詹姆斯·费尼莫尔·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系列小说，站在想象的基点上勾勒了一副西进运动的宏伟图画。库柏并不是西进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他笔下的印第安人形象大多来自想象的世界。尽管如此，读者却可以从库柏的想象世界读到美国人天生骨子里的“西进倾向”，站在苍白的现实之中去畅想隐藏在荒原深处的梦想之地。库柏的“皮袜子故事集”共由五本小说组成，按照小说出版的时间，系列故事以逆时空的顺序大致讲述了主人公纳蒂·班博从老年到少年的历程。劳伦斯提出“，皮袜子故事集系列小说……以逆时空的方式讲述，从老年到金子般的青春。这就是真正的美国神话”。[4]

　　从古老的欧洲文明中浴火而生，拥有广袤土地的美国是更具活力和希望的新生国度。“西边”成为最具地缘性的美国词汇，它代表了梦想、未来和希望，成为困于“东边”现实之中作家想象的天堂。库柏的故事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主人公班博更是神奇地将白人体制理念和印第安荒野文明完美地结合在一起，集中体现了西进运动时期美国人的浪漫主义情怀。由于梦想的色彩过于强烈，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才有了马克·吐温的问责，也让作品不自觉地带上了喜剧的色彩。班博尴尬地徘徊于两个身份之间，而作者库柏“一刀切”似的想要通过一个人物形象来解决长久以来的种族问题，也因为过于牵强而显得幼稚可笑。

　　作为一个“本土化”的白种人，班博以丛林法则来挑衅文明社会的规则，尴尬的身份激发了故事的喜剧元素。加之班博的言语方式明显模仿了英国绅士的“贵族味”，文明人的语言习惯和土着人的原始信念不自然地结合在一起，读者更为之而忍俊不禁。美国幽默文学源自作者的地缘意识，这种地缘性除了和“迦南王国”和“西进运动”相关，也与同横亘大西洋的欧洲文明之间的对话密不可分。

　　二、横亘大西洋的对话

　　美国是多民族融合而成的国家，多种文明的对话和兼容，成就了美国文学特有的幽默内涵。在《美国文学地理学：时空行为和文化生发：1500－1900》（American Literary Geographies：Spatial Practice and Cultural Production1500－1900）中，作者马丁·布拉克纳指出，“通过有意识地详细描述地理特征，自我意识唤醒的美国作家接纳了欧洲的文学传统，并在美国图景上重塑了传统的文学种类”。[5]在于欧洲、特别是英国传统文学的对话，成为构建美国文学的原动力。

　　作为后起之秀，新生的美国当务之急便是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一个准确的自我身份认知。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地理和文学两个学科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一方面，地理学领域中渗入了文学研究的因素。“版图的独立和完整”成为美国文学与英国文学对话的关键字眼，从开始一味地模仿，到个性的生发和成熟，以及后来的独立和强大，美国文学最终以更为强势的姿态站到了英国传统文学对面。而对话中两者之间的差异和矛盾，亦成为激发美国文学幽默性的重要元素。

　　在探讨欧洲文明对于美国文化的影响时，西裔评论家乔治·桑塔纳亚提出了所谓的“文雅传统”（genteel tra－dition），并认为对这一传统的叛逆最终成就了美国文学的成熟和独立。桑塔纳亚指出，“文雅传统”属于欧洲的主流意识形态，它并不适合有新生活力的美国。他将这一传统比作具有女性阴柔气质的“美国精神”（AmericanIntellect），但认为真正能够表达美国性的是极具阳刚之气的“美国意志”（American Will）[6]。先有了“精神”后有“意志”，一个是来自欧洲的异域性，一个是发自美洲的本土性，它们都是美国文化意识生发不可或缺的元素，集中体现了美国文明的地缘性特征。根据乖讹论的观点，既然存在两种文化的断裂和融合，美国文学文本之中自然隐含着激发幽默效果的种子。

　　在殖民地时期和浪漫主义早期，美国文学主要是在模仿欧洲，特别是同语系的英国文学。当美国迅速成长之际，英国文学正经历它的第二个繁盛期。始于弗兰西斯·培根的小品议论文，以英国上层绅士的视角就社会问题展开深入细致的讨论。当小品文在英国学界逐渐成熟之时，刚刚站稳脚跟的殖民作家也开始采用“高姿态”的视角写作议论文。无论是约翰·史密斯船长的《新英格兰记事》（A Description of New－England），还是威廉·布雷德福的《普利茅斯开拓史》，作者均以英国绅士自居，用纪实的口吻讲述开拓殖民地时期发生的故事。有趣的是，尽管生存条件极其恶劣，早期的殖民地作家不约而同地违心将美洲描写成梦想中的迦南王国。例如，史密斯船长对欧洲读者高呼：“在这里，人们自由地劳作，都可以成为土地拥有者……即使一无所有，只要辛勤劳作定能发家致富”[7]这种避重就轻的呐喊，不动神色地演化了最初的美国梦，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吸引了成千上万追梦者踏上美洲的土地。如今看来，它大有“空口白话”的嫌疑。作者的自大和读者的轻信，让看似实事求是的“纪实”和由衷的呐喊变得好笑。除了叙述的口吻，美国文学将地缘特征融入了英国的文学传统模式，通过“戏仿”来创作自己的文学，这种做法同样也成为构建美国幽默文学的主要因素之一。

　　英国的宏大英雄叙事开始于安格鲁撒克逊时期，在经历了安格鲁诺曼时期的传奇后，最终迎来了以乔叟《坎特伯雷故事集》为标志的成熟期。在大洋彼岸“，仿英雄叙事”（mock－heroic）的模式被美国作家所喜爱。在美国作家看来，因为英雄叙事模式已经被读者接受，因而以这种模式创作的作品更迎合了读者的口味。在看似相同的叙事模式中，美国作品根据地缘特征而创新了故事内容，使得美国的“英雄叙事”成为对英国作品的“戏仿”，令作品不自觉地带上了幽默的色彩。例如，1692 年，有位叫理查德·福莱姆（Richard Frame）的作家发表了叙述诗《宾夕法尼亚短述》（“A Short Description of Pennsillvania”），在诗歌的开头，他以“英雄双韵体”的方式戏仿了英国传奇《贾文和绿衣骑士》。诗歌一开始，作者讲到“，我也来给大家讲讲”[8]。其中的“也”字，明确了对欧洲英雄叙述诗的戏仿。与《贾文和绿衣骑士》一样，福莱姆的诗歌采用了全知的叙述视角概括地讲述了故事的背景，并加入了对神话故事的引喻。这种读来似曾相识的感觉，在诗文空间之外隐晦地勾勒了一个“老学究”的美国作者形象。正是他的装模作样，让“仿英雄”的叙事变得令人忍俊不禁。《贾文和绿衣骑士》以宏大叙述模式从特洛伊出发，进而将故事的背景扩展到整个欧洲，并最终落脚于英格兰。这种叙述顺序，正符合英格兰的地貌特征———个想要和欧洲大陆有关联（to connect）的海岛。与之形成鲜明对比，《宾夕法尼亚短述》追溯的美洲历史却简单得令人发笑，只有“赤条条的印第安人”，而且根本没有文字记录可以参考。在幽默的背后，同样隐含着美洲的地缘特征———寻求身份认证（to be self－acknowledged）的广袤处女地。

　　这种结合了传统的叙述模式和美洲的地缘特征的写作方式，深深植根于美国作家的创作理念之中。例如，维拉·凯瑟（Willa Cather）的《啊，开拓者》（O，Pioneers）就是传统叙述模式和美洲地缘特征结合的产物。作者讲述了女主人公亚历珊德拉在开拓北美殖民地过程中的种种遭遇，以及她与卡尔之间爱情故事。在类似《简·爱》和《远离喧嚣》的爱情叙事模式中，曾经的灰姑娘变身成为拓荒中彪悍的垦荒者，更是以强者的姿态在故事结尾表达了美洲人对土地的眷恋：“土地属于未来……我们都是过客，只有土地一成不变。只有真正热爱和理解它的人，才能够真正但短暂地拥有它。”[9]

　　读者在感动于主人公强烈地缘意识的同时，不难感知到故事本身对于叙述模式的冲击，和由此产生的令人发笑的不协调。可以看出，随着美国文学个性的日益显现，一味模仿英国文学的创作方式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在这场横亘大西洋的对话中，美国作家在平衡“模仿”和“独立”之间，创作出了独具美国风味的幽默作品。正如桑塔亚纳所讲，幽默作家不可能完全摒弃“文雅传统”，因为“如果将它彻底抛弃的话，他们的幽默便丧失了原有的味道”[6]。从“模仿”到“戏仿”，美国文学逐渐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文学表达模式，渐渐独立、成熟并强大起来。

　　与英国文学的“文雅”相比，美国幽默文学包含了更多的暴力因素。受地缘因素的影响“，活下来”是早期殖民者最大的生存目标。在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身体就是他们与自然斗争最直接也是最悲壮的工具。环境造就了美国早期殖民者的强者形象，也成就了美国文学中更多的血腥和暴力场景。1835 年，美国幽默作家朗斯特利特（A·B·Longstreet）首次出版了短篇故事集《乔治亚见闻》（Georgia Scenes），勾勒了一幅栩栩如生的早期殖民地城市生活图景。朗斯特利特在小说中着力渲染了一幕幕暴力场景，在地缘意识的基础上增加了作品的现实主义因素。例如，在故事《斗殴》（“The Fight”）中，作者这样描写了鲍勃和比利赤裸裸的肉搏“：我看见，鲍勃的左耳被撕掉，脸颊的左侧有一大片肉也被撕扯掉。他的左眼瘀青，血汩汩地从伤口处流出……比利还在揍他，血从鲍勃的耳朵、脸颊、鼻子和手指流了出来，这个场面太血腥，大家纷纷侧目避闪”[10]。小说因为过多的暴力场景而被林恩称为“噩梦一般的暴力玩笑”[11]

　　在文明浸染的社会中，对血与肉的正面描写既真实呈现了隐藏在人身上的斯芬克斯因子，又因与文明背景的格格不入而显得荒诞可笑。美国早期文学中的暴力因子保留于马克·吐温和福克纳作品之中，并融入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黑色幽默小说创作的机理。在平衡“模仿”和“独立”之间，美国文学逐渐独立成熟，在与大洋彼岸英国文学对话的过程中获得了独有的幽默灵感。考虑到北美大陆的地缘因素，美国幽默文学的形成还与不同地域幽默之间的对话密不可分。

　　三、不同地域之间的对话

　　随着拓荒的逐步推进，美国幽默文学主要在三重对话维度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并逐渐成形，即“北方幽默”（Down East Humor）“、西南幽默”（Southwest Humor）和“喜剧文学”（Literary Comedy）“北方幽默”作品是美国幽默文学最完整的雏形。传统文学讲求语法的工整和文字的优美，但却缺少了“炉边故事”的灵动和亲和力。“北方幽默”文学是两者的强势联合。如今看来，文学文本和口头故事的结合，成就了美国幽默小说的最早雏形，也反映了宗主国和殖民地两个地域、文明和蛮荒两种文明的对抗和对话。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的系列幽默短篇小说，就集中体现了“北方幽默”中英美两种文化的对抗和融合。欧文小说的文风简洁、诙谐，颇具小品文的特点。从短篇故事集《见闻札记》（The Sketch Book）可以看出，他的文笔风格深受大洋彼岸理查德·艾迪逊《旁观者》的影响。欧文认为“，美洲大陆是没有被开发的处女地，只有欧洲大陆才是万古精华之所在”[12]。因此，他着意将两者融合在一起，让欧洲的传统民间故事之花再次盛开于美洲的处女地之上。例如，《睡谷传说》（“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就改写自德国的一个民间传说，而其中的主角克莱恩（Ichabod Crane）成为“北方佬”形象的代言人。

　　“北方佬”是美国幽默文学中的最具地缘性的经典形象之一。Yankee（Yank）这个词最早由是英国将军詹姆斯·乌尔夫（James Wolfe）杜撰，指的是北美当地的英格兰殖民者，颇具歧视贬低的意味。从 18 世纪开始，它逐渐抹去了贬义的色彩，成为喜爱自嘲的美国人所钟爱的自我指称。“北方佬”聪明、圆滑且世故，成为北方幽默文学不可或缺的代表形象。最早的“北方佬”的代表人物主要有两个，即哈里伯顿（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创作的山姆·斯力克（Sam Slick），和由西巴·史密斯（Seba Smith）创作的杰克·唐宁上校（Jack Downing）。这些活灵活现的“美国佬”形象，对后来的幽默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欧文的克莱恩，霍桑的丁梅斯代尔牧师，麦尔维尔的亚哈船长，海明威的弗雷德里克·亨利，还是菲茨杰拉德的盖茨比，他们的身上都表现了“北方佬”的特质，他们的故事都闪现着文明与荒蛮纠缠中文化碰撞的火花。

　　从 19 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美国西南幽默文学异军突起。与北方不同，“西南”是美国西进开拓边境的最前沿，拓荒者身份两极分化十分严重，要么是靠体力谋生的劳动者，要么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政府或文职人员。将炉边故事书面化的任务，自然落到了后者的肩上。正因如此，美国西南幽默文学家一般都身兼两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是律师、牧师、政客、记者、甚至商贩或者农夫，但是闲暇时间里，他们将听到的故事记载下来，化身为西南幽默文学重要的传承者，其中就有朗斯特利特、约翰逊·胡珀（Johnson J． Hooper）、乔治·哈里（GeorgeWashington Harri）、汤玛斯·索普（Thomas Bangs Thorpe）等。在大洋彼岸《旁观者》的杂志小品文的带动下，在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拘束中，西南幽默文学家的创作一般都具有简洁、生动、直观、本土化等特点。西南幽默小说继承了英国“流浪汉小说”的主题，推出了诸如好好先生（Sut Lovingood）和西蒙·萨格斯（Simon Suggs）等经典的骗子和小人物形象。在蛮荒的边缘地带，不同身份背景的拓荒者构建了一个鱼目混珠的复杂社区，好好先生在这个群体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他讲着南方阿巴拉契亚的土话，饮酒作乐追逐女孩，只顾自己潇洒快乐却从不顾及别人的感受。作者借助好好先生的小人物视角，向现代读者揭示了当时社会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

　　当幽默小说在南北对话的维度上不断成熟之时，美国社会进入了迅猛发展的现代工业时期。上个世纪之交，在完成西进运动之后，美国经济逐渐向工业化转型。随着工业化的深入，美国社会的商业气息浓郁起来，不同地域之间的交流变得频繁起来，因地缘关系的变化，文学创作领域也应声而动。“喜剧文学”（Literary Comedy）便是这一时期特定的文学产物。

　　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是最有代表性的“喜剧文学家”之一。他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作了一百多部“穷小子变富翁”的幽默小说，且每一部小说都是畅销作品。随着商业化的深入，幽默文学不再只服务于休闲娱乐，而成为作家谋生、商人盈利的重要途径。在这种背景下，马克·吐温的作品应时而生。吐温幽默小说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美国不同地域幽默文学积累和对话的成果之一。马克·吐温出生在密苏里州，从小便受到西南幽默文学的熏陶，因此小说情节大多以美国西南幽默小说的模式构建。与此同时，吐温意识到，只有赢得北方读者的认可才有可能扩宽作品的销路。因此，他在写作时着意迎合北方读者的口味，并且最终通过纽约出版商而大获成功。西南幽默和北方幽默，文化背景和商业利润，地方色彩和美国特性，英国传统和美国习俗，在多重维度对话的基础上，马克·吐温的作品很快便赢得了最广大的读者群，成就了“吐温”的品牌效应。

　　美国幽默文学一直在多重地缘维度对话的基础上发展，商业元素的加入整合了文学的整体创作风格和理念，最终形成了美国幽默文学的独特个性。幽默小说中文化因子和商业元素的融合，既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是对商业社会最大的反讽。美国人的性格具有理想和务实双重特点，这种民族特质决定了幽默文学商业化的必然。商业化的导向影响了“美国梦”的发展，并于 20 世纪后期改变了美国幽默文学发展的整个格局。

　　综合看来，美国幽默文学的生发与作家的地缘意识是紧密相连的。当殖民地时期的伊甸园梦想失落于现实的冷酷，当西进运动逐梦的步伐带来了更多失望的情绪，当美国新生文明对欧洲传统文化进行模仿和叛逆，当美国不同地域之间文学对话和融合之际，幽默的特质被不动声色地融入到了作家作品之中。可以说，地缘意识是美国文学幽默特性生发的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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