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唐前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时间:2019-10-17

　　摘    要：　文学作品总是孕育于一定的土壤之中, 特定的地域文化赋予了文学作品独特的灵与魂。将唐前文学分为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4个阶段并选取了该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或者作家分别展开论述, 探析唐前各时段内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关键词：　唐前文学; 地域文化; 例证分析;

　　从先秦《左传》季札观乐纵论各国风诗到近代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 探讨地域文化和作家作品文学风格被看作是古今学者文学理论研究的自觉转向。然而, 文化的范围实在太大, 地域文化又有明确的时空限制。鉴于此, 笔者将关注视野集中于唐前, 探究先秦至唐前作家作品与地域文化的关系。

　　一、先秦:从南北地域文化差异看《楚辞》与《诗经》

　　我国地域文化按地缘关系可以分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 (北方文化) 和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文化。两大地域文化体系因在地理环境、社会风俗和宗教意识等方面的不同, 导致深受其影响的文人在文化心理、创作风格和语言习惯等诸多方面差异明显。王国维认为, “春秋以前的道德政治分为南北两派, 以老庄为主的南方派富于想象, 于理想中求安慰, 往往‘遁世无闷, 嚣然自得’;以孔、墨为主的北方派则重感情, 持坚忍强毅的精神以‘改作社会’。”[1]《楚辞》与《诗经》是分别体现了先秦南方与北方不同文化风格的代表作, 《诗经》平实质朴, 《楚辞》浪漫奇幻。

　　(一) 《诗经》中的地域文化

　　《诗经》所在的地域范围相当于如今的陕、晋、豫一带, 即传统意义上的中原地区。《诗经》中最能体现地域文化特色的部分是“十五国风”。“国”是地区、方域之意, “风”即地方乐调。“十五国风”即各地音乐曲调的总集, 共160篇, 包括郑风、卫风、魏风、秦风等, 其篇名便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朱熹在《诗集传》中, 对《国风》的概念及来源作了经典性阐释, 肯定了地域文化对《诗经·国风》的影响。他认为, “国者, 诸侯所封之域, 而风者, 民俗歌谣之诗也。”[2]

　　婚恋主题在《诗经》中占有很大分量, 婚恋观念体现的是一个地区的公序良俗。《鄘风·桑中》:“爰采唐矣?鄘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宫, 送我乎淇之上矣。”思想放浪, 节奏柔糜。《邶风·静女》:“静女其姝, 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 搔首踟蹰。静女其娈, 贻我彤管。彤管有炜, 说怿女美。自牧归夷, 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 美人之贻。”表情达意细腻真挚。《卫风·伯兮》:“自伯之东, 首如飞蓬。岂无膏沐, 谁适为容?”感情抒发率真质朴。《陈风·东门之池》:“东门之池, 可以沤麻。彼美淑姬, 可与晤歌。东门之池, 可以沤纻。彼美淑姬, 可与晤语。东门之池, 可以沤菅。彼美淑姬, 可与晤言。”情投意合的愉悦、浓情蜜意的欢欣体现在字里行间。

　　《诗经》中婚姻爱情主题的诗集中于《邶风》《郑风》《卫风》《鄘风》《陈风》。邶、鄘实属于卫, 郑、卫地处中原, 气候温润, 地大物博。优越的地理条件和物质环境培育了郑、卫之民喜音乐、称富丽、好美服的生活特性和儇薄轻佻、放荡恣意的民风。陈地有作为王族封地的历史背景, 且与楚毗邻, 与郑接壤, 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江淮间的一大都会, 商业经济的繁荣使世俗市井趣味情歌的滋长成为了可能。

　　另外, 一些地方风俗在《诗经》中也多有反映。《国风·溱洧》有云:“溱与洧, 方涣涣兮。士与女, 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 (芍) 药。溱与洧, 浏其清矣。士与女, 殷其盈矣。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将谑, 赠之以勺 (芍) 药。士与女, 方秉蕑兮。女曰观乎?士曰既且, 且往观乎?洧之外, 洵訏且乐。维士与女, 伊其相谑, 赠之以勺 (芍) 药。”诗中记载的即为兴盛于郑地的“上巳节”。按郑国当时习俗, 三月上巳之日, 以手持兰草, 可祓除不祥。故有“秉兰”之说。《幽风·七月》中多次提到了“改岁”, 如“无衣无褐, 何以改岁?”“嗟我父子, 曰为改岁”等。“改岁”是当地夏历的过年, 在诗中, 也对当地过年的习俗有所描述:“朋酒斯飨, 日杀羔羊。跻彼公堂, 称彼兕觥, 万寿无疆。”人们用美酒和羔羊酬谢神灵以求来年的平安健康。

　　(二) 《楚辞》与楚巫文化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记载:“江南地广, 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 以渔猎山伐为业, 采藏蚌蛤, 食物常足。故酱窳偷生, 而亡积聚, 饮食还给, 不忧冻饿, 亦亡千金之家。信巫鬼, 重淫祀。”[3]楚国地处偏远, 山峦叠嶂, 由此得以较多保留自身的文化传统。“信巫鬼, 重淫祀”是楚文化的重要标签, 巫文化盛行, 为楚地的文学和艺术烙上了奇异的浪漫色彩。

　　正是在楚地民风、民俗及民间曲调的基础上, 楚地作家们“依诗取兴, 引类譬喻”, 创作出了“楚辞”。“楚辞”是楚地的屈原、宋玉等代表文人的作品集, 也是第一部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诗歌总集。“屈宋诸骚, 皆书楚语, 做楚声, 纪楚地, 名楚物, 故可谓之楚辞。”[4]“楚辞”是用具有楚国地方特色的语言和乐调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 楚地民歌是“楚辞”的重要源头, 极具地方色彩。

　　《九歌》本是流传于江南楚地的民间祭歌, 是南方巫祭文化的产物, 是楚地祭神曲的艺术加工。《九歌》共11篇, 分别描述了对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的祭祀场面和祭祀礼仪, 是一组完整的祭神曲, 具有深厚的巫文化背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解释《九歌》时认为:“《九歌》者, 屈原之所作也, 昔楚国南郢之邑, 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 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屈原放逐, 窜伏其域, 怀忧佛郁, 出现俗人祭祀之礼, 歌舞之乐, 其词丑陋, 因为作《九歌》之曲。”

　　《离骚》是诗人的“美政”理想与楚地神秘的巫术文化交相融合的产物, 它鲜明热烈的浪漫主义精神与楚地的祭仪和巫术不无关系, 是楚地各族祭仪和巫术在艺术上的呈现。其回旋复沓的文风, 极具表演特质, 与巫文化祭祀歌舞性质一脉相承。《离骚》中吸收了大量的楚地方言, 黄伯思在《翼骚序》中总结了《离骚》中独具特色的楚语, 如“羌、纷、蹇”等, 并且认为, “顿挫悲壮、或韵或否”是“楚声”的例证。同时, “兮”字的大量运用具有鲜明的楚地语言特色, 是对楚歌形式的借鉴。

　　“香草”在楚地的巫文化里, 是献祭和取悦神灵的饰物, 表为追求爱情的象征, 实则有着深远的宗教意蕴。“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是屈原的独创, 也是发源于楚国的地方文化。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中说:“若乃山林皋壤, 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 详说则繁。然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 抑亦江山之助乎?”[5]“江山之助”实乃一语中的, 明确了楚辞与楚地之间的文化渊源。

　　二、两汉:《史记》和《汉书》对地域文化的观照

　　(一) 《史记》凸显的地域文化意识

　　《史记》作者司马迁出生于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市, 近黄河, 附近有着名的龙门山。司马迁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 受名山大川等人文地理文化熏陶, 乡土文化中豪迈灵秀之气在司马迁的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司马迁也是中国文学史上较早关注“地域文化”的文人之一。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司马迁言:“中山地薄人众, 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 民俗懁急, 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 悲歌慷慨”[6], 形象地说明了地域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从三河之地到北齐南楚, 司马迁对影响地域文化的因素 (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 进行了深入探究, 对各地迥然各异或以类相从的民风民俗也有独到见解。陶礼天在《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读〈史记·货殖列传〉》一文中指出:“《货殖列传》还分析了大文化圈与小文化圈的异同所在, 说明其同中有异, 异中有同。”[7]这是司马迁对地域文化做出的开创性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 谈到九江、长沙等地所谓的“南楚”地区风俗时, 曾说“南楚好辞”;在《史记以类相从屈原贾生列传》中, 他更是概括地介绍了屈原、宋玉等隶属南楚的作家群, 他在作者和作品的选取上体现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诗·风》兼秦、幽两国其民有先王遗风, 好稼穑, 务本业, 故《幽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这里明确了秦、幽两地民风民俗与当地文学作品的关系。“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 皆迫近戎狄, 修习战备, 高上气力, 以射猎为先, 故《秦诗》曰:‘王于兴诗, 修我甲兵, 与子偕行。’及《车辚》《小戎》之篇, 皆言车马田猎之事。”[8]这里谈到与戎狄毗邻的“上郡”“西河”地区勇武善战与《秦诗》中“车马田猎之事”的关系, 对文学与地域特色看法精准独到。

　　(二) 《汉书》中的地域文化观念

　　班固是第一个界定“风俗”这一概念的人。他认为:“系水土之风气, 故谓之风;随君上之情欲, 故谓之俗。”[9]“水土之风气”与“君上之情欲”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构成了一个地区的风俗。班固认为, 地域性是文学或文化的标签, 以地域特点评判文化特征是班固《地理志》一以贯之的叙述模式。《汉书·地理志》的总论部分不惜笔墨, 详细介绍齐、魏、燕、赵等地的环境、物产和风俗, 体现了班固在写作《汉书》过程中对地域文化的整体关照。而在讲到有关地区的风俗时, 多次联系到“国风”中的民歌, 这是作为文学家兼史学家的班固对地域文学研究的自觉。

　　三、魏晋南北朝:南北朝民歌的“清绮”与“气质”

　　魏征比较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的文学, 认为“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此南北词人之大较也。”[10]战乱和分裂是南北朝时期的主要特征, 加上南北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等方面的不同, 使得南北朝民歌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肖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认为, “南朝则纯为一种以女性为中心之艳歌讴歌, 几乎千篇一律……总之千遍万转, 不出相思。”[11]吴歌的“理丝入残机, 何悟不成匹” (《子夜歌》) 以“丝”双关“思”;“为欢憔悴尽, 那得好容颜” (《子夜四时歌·冬歌》) 表现了“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刻骨相思。南朝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 当时政治稳定, 生活在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中的青年男女不免多情, 长怀相思之情。

　　北朝所在地是一个以鲜卑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 具有同南方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和地理环境, 北朝民歌自然表现出了独具特色的风格。同为爱情、婚姻主题, 北朝民歌更多表现的则是待嫁的焦虑。如《折杨柳枝歌》:“门前一株枣, 岁岁不知老, 阿婆你嫁女, 哪得孙儿抱。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忆?阿婆许嫁女, 今年无消息。”“驱羊入谷, 白羊在前。老女不嫁, 踢地唤天。” (《地驱乐歌辞》)

　　描写自然风光的作品, 南朝民歌中多“青浦衔紫茸”“采莲南塘秋”的清新明媚, 而北朝着名的《敕勒歌》 (“敕勒川, 阴山下。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地见牛羊。”) 脍炙人口, 生动描绘了北国草原的辽阔壮美。当时的南朝偏居江南一隅, 政治稳定, 经济繁荣, 因此战争主题在民歌中较少反映。而北朝连年战争, 征战徭役主题在北朝民歌中多有体现, 如《陇上歌》中对战争的描绘惟妙惟肖:“蹑骢父马铁锻鞍, 七尺大刀奋如湍, 丈八蛇矛左右盘, 十当十绝无当前。战始三交失蛇矛, 弃我蹑骢窜岩幽, 为我外援而悬头。”战争场面描写得惊心动魄。

　　关于民歌中的形象塑造, 南朝民歌中的女子多“清风任动声, 娇声任意发” (《团扇郎》) 的娇弱, 而北朝民歌中的女子形象则多《木兰诗》中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

　　四、隋唐:巴蜀文化之于李白与中原文化之于杜甫

　　(一) 巴蜀文化之于李白

　　李白的少年时代是在蜀中度过的。蜀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这在李白的《蜀道难》中有所体现:“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猿猱欲度愁攀援……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独特的地理位置孕育了巴蜀别具一格的地域文化::浓郁的宗教氛围, , 以道教为主的宗教文化;;任侠使气的社会风气和独立不羁、狂放高傲的社会人格。这些独特的文化对李白及其作品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将进酒》中, “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有道教及时行乐的影子;“天生我材必有用, 千金散尽还复来”有巴蜀文化狂放自信的风采。而在《行路难》中, 大胆的夸张、纵横恣肆的磅礴气势完全是李白式的。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 “我欲因之梦吴越, 一夜飞度镜湖月……且放白鹿青崖间, 须行即骑访名山”, 奇幻的想象不能不说是巴蜀浓郁的道教氛围给予李白的灵感。

　　另外, 巴蜀地区气候湿润、风景秀丽, 不仅有崇山峻岭, 更有清流激湍, 钟灵毓秀的自然风光更为李白的创作提供了天然素材。《朝发白帝城》中,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诗中的江陵, “峨嵋山月半轮秋, 影入平羌江水流。”句中的峨嵋山月 (《峨眉山月歌》) , “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 孤帆一片日边来。”诗中的天门山, 等等, 巴蜀的秀山丽水为李白的创作注入了灵感。李白“清水出芙蓉, 天然去雕饰”的清新自然的创作风格不能不说是深得巴蜀“江山之助”。

　　尽管李白一生遍历祖国大江南北, 但对巴蜀却有很深的认同感。他曾在《宣城见杜鹃花》中写道:“蜀国曾闻子规鸟, 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 三春三月忆三巴。”虽身在异乡, 但对故乡的思念却绵延不绝。在《渡荆门送别》中, 李白这样写道:“渡远荆门外, 来从楚国游。山随平野尽, 江入大荒流。月下飞天镜, 云生结海楼。仍怜故乡水, 万里送行舟。”自25岁“仗剑出游”, 李白再没回过四川, 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 让他津津乐道和念念不忘的依然是巴蜀的山水人文。可见, 巴蜀文化对李白和其作品的影响之深远。

　　(二) 中原文化之于杜甫

　　杜甫生于河南巩县, 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原。刘师培先生认为,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 民生其间多尚实际……民崇实际, 故所作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12]忠君爱国、仁民爱物的儒家思想对杜甫产生了深远影响。纵观杜甫的诗作, 可以看出, 在写法上他谨守儒家“法自儒家有”的观念, 儒家“尽善尽美”的美学观念自始至终渗透于杜甫的诗作, 为了达到这一理想的美学高度, 杜甫选择了格律严谨的律诗作为其主要的表达形式。

　　北方“尚实际”的社会风气则为杜甫诗歌“史”的性质找到渊薮。在他着名的“三别”之《无家别》中, “寂寞天宝后, 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 世乱各东西。存者无消息, 死者为尘泥……但对狐与狸, 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诗人以儒者的仁人之心写出了安史之乱中底层百姓的苦难。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 “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的远大胸襟;《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 “穷年忧黎元, 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情怀, 就是中原儒家文化系念国家安危, 同情生民疾苦的家国情怀在杜甫作品中的鲜明体现。

　　李白和杜甫都有漫游的经历, 历经乱离、颠沛流离。不可否认, 其他地域文化对他们作品的浸染和影响, 但终其一生, 巴蜀文化之于李白正如中原文化之于杜甫, 都是他们作品的底色和文化标签。

　　五、结语

　　宋人庄绰云:“大抵人性类其土风。西北多山, 故其人重厚朴鲁;荆扬多水, 其人亦明慧文巧。”[13]这是古人对地域文化和文学的关系作出的最朴素的注解。地域文化是文学想象力的根, 是文人创作的源泉, 正因为有了地域文化“源头活水”的浸润, 作家和作品才会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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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陶礼天.司马迁的地域文化观:读《史记·货殖列传》[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 1994 (2) .
　　[8]司马迁.货殖列传[M]//司马迁.史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0:984.
　　[9]周振鹤.汉书地理志汇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494.
　　[10]魏征.文学传序[M]//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 1973:1163.
　　[11]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第2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247.
　　[12]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M].北京: (民国) 国民出版社, 1959:162.
　　[13]庄绰.鸡肋编:卷上[M].上海:上海书店, 19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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