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盼着出去到期待归来，写assignment海归精英们为

时间:2020-05-16

命运之力有时变幻莫测——20多年前，赵海平登上赴美国的飞机时，以为自己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他是河北的高考状元，毕业于美国的名牌大学，在世界高科技之都硅谷拥有成功的事业，加入了美国国籍，把父母也接到了美国。一个典型的美国梦的故事。

但在2015年3月，赵海平辞掉工作，坐上了飞往中国的航班，重新寻找机会。

新雇主起初都不太确信他的决定。赵海平是Facebook的第一位华人工程师，曾经做了一项软件优化为公司节省数十亿美元，为人称道。

但是现在，他感到自己回来得有些迟了。早在 2000年，回国的李彦宏创办了百度。

起初，他没有兑换足够的人民币，向朋友借了10万元用于周转。在杭州，他租下房子，分别购买了中美两国的医疗保险，一年申办一次工作签证，忍受骨肉分离的痛苦。

’国内互联网的规模是超出我想象的，’他说，’你没法想到——哦天啊，中国的盘子可以做得这么大！’

遵照Facebook离职者的传统，赵海平在Facebook上张贴出自己的工牌，附上一段告别语。他称自己在中国找到了用武之地，要继续’成为最伟大的计算机科学家的梦想之路’。

洄游之路

如同太平洋中一条洄游的鱼，赵海平正处于一股清晰的潮流中。从东到西，从西到东。

在2015年，这股潮流携带着40多万条大大小小的鱼。它们穿越地球上最广袤的水域，到太平洋西岸寻找饵料丰富的栖息地和产卵地。

中国在1978年改革开放后打开国门，派出留学生，时任国家领导人邓小平说，’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

由此发端的留学潮为这个国家形成了庞大的海外人才储备，到2015年年底，累计有404.21万人。

人才储备伴随着人才逆差。逆差最大的一年，每送出7人留学，才会迎回1名写assignment海归。大量游子羁留海外的问题困扰着中国。

而本世纪以来，中国大陆经历了史上最大的写assignment海归潮。2000年有38989人出国留学，回国的只有9121人。而在2015年，两类人分别达到52.37万和40.91万。

回国不再是’毅然’行为

到2015年年底，已完成学业的中国留学生中，回国的占了八成。

中国的发展模式曾经依靠人口红利，未来30年，靠的将是人才红利。

全球最大职场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服务器，更直观地观测到了趋势。从数据来看，2010年至今，35岁~44岁回国的成熟人才，从只占写assignment海归的6.15%，升到了12%。

在2014年，领英所能观察到的写assignment海归最集中的还是在外企，3年后，是华为、百度、腾讯这类中国企业。

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当一位高级人才选择回国，舆论往往称其放弃优厚待遇’毅然回国’。

而现在，人们心态更平等、更开放、更理性。

通过领英招募回国的一个写assignment海归，手握26份工作邀约，最后选择了一个薪酬不是最高、企业规模也有限的企业。这只能用梦想来解释。

兜售梦想

赵海平的选择就是出于梦想。

他承认回国是一个很大的坎儿，家庭是不得不考虑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好奇中国庞大数字背后的技术挑战。阿里巴巴11月11日的单日交易额远超美国感恩节、’黑色星期五’和网络星期一的线上交易总和。

同样怀抱梦想的还有李才伟。20年前，他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硕士，与班长刘圣坐着同一架飞机，去了美国同一所大学。与大多数人一样，他以为自己不会回头。

如今，他们都降落到了中国。刘圣2010年从硅谷拿到风险投资，在苏州创办了一家企业，李才伟则从硅谷搬到杭州，成为蚂蚁金融服务集团的一名从事风险控制的架构师。

李才伟记得，当年30人的班级有25人赴美留学，刘圣是回国的第一个。他认为这一波回国潮始于2010年。

在2009年他也有过机会回国，但放弃了。他归咎于自己当初不具备那样的视野。

很多写assignment海归都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回国本身，而是回国迟了。

在他的硅谷华人朋友圈中，2001年谈论最多的是子女教育等话题，没人讨论回国。2010年有人陆续回国，回国的方式多以外企雇员身份派到中国。再后来，逐渐有人进了BAT，2014年前后出现了回国创业者。

而他本人，自2010年开始，频频被中国企业委托的猎头公司试探。

在硅谷，李才伟曾有4年就职于PayPal。加入蚂蚁金服之前，他以为这是中国版的PayPal。但蚂蚁金服首席技术官程立告诉他：’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很难找到对标。’

39岁的蚂蚁金服人工智能部总监盛子夏认为，他们相当于’PayPal+Visa+富国银行+嘉信理财+AIG+FICO+Lending Club’。

程立2005年刚到公司时还没读完大学，他记得工程师人手一本介绍PayPal的书。如今，令程立’很羞愧’的一件事是，他当年亲手设计的支付宝日交易量上限为一亿笔。那时每天交易量只有几万笔。7年后，他们不得不花了很大力气去改进。现在每秒就可以处理十几万笔。

当李才伟在2013年到来时，他身边的写assignment海归几乎为零。3年后，100多名写assignment海归组建了名叫’大圣归来’的即时通讯群，寓意是神话里西天取经的孙悟空。

’没有无缘无故的写assignment海归。’蚂蚁金服的招聘总监薛晖认为，国外这些人有意愿回国，需要有个场子能够托住，而他们恰好顺应潮流，托住了这样一股力量。

她形容自己的团队是一个搬家公司。前些年，把人从北京、上海搬到二线城市杭州，现在是从硅谷、西雅图搬人。他们与近百家猎头公司合作，像篦子一样筛过国外大企业，寻找可以松松土挖过来的人选。

被跨海搬回的人才，属于美国典型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生于1970年代的中国，在美国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住着大房子，生活非常安逸，能看到以后二三十年的样子，很多人入了美籍，看上去什么都不缺。

薛晖唯一能做的是，向这些人兜售梦想。

一个人生的选择

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密歇根州立大学前教授金榕发现他的梦想在中国。

2014年，他利用学术休假在阿里巴巴做顾问，帮助优化网站广告位的投放，结果收益明显提升。

’你做的算法，真的影响到几亿人，想想还是蛮激动的，真的是改变世界的感觉。’

用了10年时间晋升为正教授、人到中年的金榕决定改变职业路径。2015年，他辞去终身教职，与学术界告别。

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需要十几年，而辞掉它只需几分钟就够了。文质彬彬的金榕说，自己从没进入工业界，更没有想到，第一份工业界的工作会在中国。5年多以前，他还认为回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需要巨大的勇气。

他本人回国的决定在家庭会议上遭到了激烈的反对。最终，他只身一人登上了飞机，要赌一把。

金榕在杭州和西雅图各领导着一个研究机器学习的团队。他招募了一些学生、朋友，对每个人强调：这不仅是一个职业的选择（job choice），这是一个人生的选择（life choice）。

在更大的层面上，他分析，现在大家对回国习以为常，很多人在认真考虑回国，只不过是时间点的问题。这股潮流跟中国的上升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有关。

回国与否，中国历代留学生的考量从来都离不开’国家’这个词。他们的个人选择往往也影响了国家。

逾一个半世纪以前，中国第一位写assignment海归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他入了美籍，但影响了近代中国：他带出更多留学生，并促成了中国第一座机器制造厂的诞生。

他的理想是，’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资料图 | 清末中国的留美儿童

在容闳回国近100年之后，另一位留学生写了一封《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为了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应当回去……’

那是1950年2月，数学家华罗庚在返回新中国途中的信。他引用中国古语说：’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

当时包括科学家钱学森、邓稼先在内，1000多位留美学生回到了久经战乱、极度虚弱的中国。

多年后人们发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3位获得者中，有21位写assignment海归。

赵海平的出国之路也与’国家’交织在一起。他得益于国家方向的转变。

他1987年夏季成为河北省高考理科状元，到北京读大学。两个月后，肯德基在北京开出第一家餐厅，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开放的一个证明。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日后才被注意到的小事：北京向国外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标志着这个国家与互联网时代的早期接触。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越过长城，走向世界。

等到1992年赵海平真的飞越了长城，邓小平刚刚发表了他著名的南巡讲话，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定转向市场经济，并迎来经济的腾飞。

赵海平到美国才见到了超市。他回国探亲时给家里捎过电话机、微波炉、摄像机，这类电子设备是当时人们带的最多的礼物。

这些很快成了历史。当他2015年回到中国，他需要带回的只是自己。

中国已是第二大经济体。他像个外星人，震撼于上海人习以为常的密密麻麻的高架桥，也为崭新的百货商场感到新奇。出国时，中国还是自行车上的王国；归来，汽车时代早已开启了。

金榕意识到自己以前生活在一个封闭的世界。乘坐中国高铁后，这种感受尤为强烈。1989年，他乘火车从南方到北方上大学花了44个小时，厕所是乘客争抢的地方，很多人只能睡在车座底下。现在从杭州到北京，高铁只需要5个小时。

中国很多城市，从地摊买一包零食、在菜场买一棵白菜，都可手机支付。

这让赵海平感慨，中国很多地方做得比美国还先进。’我现在是美国国籍，但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在这里工作过，总是很遗憾。’

’天花板’与’螺丝钉’

不止一次，50岁的生物学家施一公表达过同样的遗憾。

’中国在全速发展，国内的同龄人脚踏实地地推动着她的前进；我不想只做一个大洋彼岸的旁观者。’他在自己的博客里说。

几年前，他结束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卖掉房产，举家回国。他目前担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还在杭州西湖边筹办一所私立大学，目标是建成加州理工学院式的精英学府。

清华大学向他发出邀请时，他只考虑了一天。后来他解释，回国前，’内心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东西，总是怅然若失。我缺什么？缺少的是对祖国的回报，缺少对自己求学时期信念的坚持，缺少让我振奋的直接帮助同胞的成就感！’

一位支持者这样回复他：’中国需要写assignment海归，写assignment海归更需要中国。’

许多写assignment海归都有类似的经历。他们先是有一个’美国梦’，追求深造和平等的发展机会。

现在，’中国梦’对他们有更大的吸引力：一个报效祖国的机会，一个没有’玻璃天花板’的上升机会，一个使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能110%发挥出来的机会。

大约20年前，搜狐创始人张朝阳在解释自己为什么回国时说：’那时候在国内遇到的任何人，我觉得他们都活得那么理直气壮，哪怕他们是在跟人吵架。’而美国华人即使做教授，都给他一种疲弱无力感。’我相信这是长期客居他乡给人造成的外在精神缺憾。’

而回来的他们相信华人在硅谷存在’玻璃天花板’。

’不管怎么样，你融入主流文化里面还是缺了一块。差就差在你跟人家喝酒喝咖啡的时候在聊什么。虽然大家都不说，多多少少都是能感觉到的。’

年轻一些的盛子夏感到烦恼的是，在那里每个人都是一颗具体的螺丝钉。

他此前在美国一家信用卡公司工作，朝九晚五。’早一分钟上班、晚一分钟下班都觉得亏了。’他的一个同事某次写代码还差一个分号就将完成，结果到了下班时间，立即关了电脑。

在中国通过工作面试后，他立即飞回美国，辞职、卖房、卖车，告别那种安逸的、’不咸不淡’的生活。

和多数人一样，李才伟在硅谷有强烈的’螺丝钉’之感，他不想再过那样朝九晚五的生活。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他在杭州投出了选票。在另一个问题上，他已用脚投票：回国。

家庭问题让他纠结了很久。太太支持他，但当时读六年级的女儿激烈反对。他只能在杭州独居，每天与家人视频聊天。如今谈起孩子他仍忍不住眼圈发红。

以冲刺的速度长跑

李才伟的同事俞本权，在升职前夕离开谷歌。回国后，俞本权得知他须向现雇主交一份’离职证明’才能入职。他不知怎么做，只好给前上司写了一封邮件，写清离职时间，算作’证明’。

在国内为了办一件事，赵海平被要求证明自己20多年前的户口注销情况。他不得不让自己的姐姐跑到家乡秦皇岛，从某一个派出所里开具了这份证明。

如同鱼类从咸水来到淡水，洄游者必须适应不同的水体。薛晖招过一名写assignment海归，带着3个孩子回国，一年半就又回到美国了。还有人待了一个月，来去匆匆。

金榕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了巨大区别。中国的公司业务跑得非常快，上线一个产品后，要立即根据用户的表现进行调整，但技术不可能几周就有变化。如果完全听命于业务团队，技术团队就会沦为工具性的存在。

’他们叫做小步快跑。但对技术来说这是蛮痛苦的。’

俞本权形容，国内是’以冲刺的速度长跑’。比如国内企业要实现某个功能，一拍脑袋，明后天就要上线，连夜开始软件攻关。虽能快速上线，后续维护成本反而高于开发成本。每一天，他都会遇到这种冲突。

某种程度来说，洄游者造成了’鲶鱼效应’。

在蚂蚁首席数据科学家漆远来到之前，这家公司原本在用传统技术做智能客服，但他力主做深度学习，颠覆了原方案。他知道得罪了不少人。有人意见不合，走了。

他被提醒过：’漆远，要挺住，听说你要完蛋了。’

作为首席技术官，程立见过那些激烈的争吵。’过程就是几股真气融为一体的感觉。’程立说，希望冲突是化学反应。没有冲突就没有真正的合作。

漆远也困惑，自己是不是太直率了，是不是要圆滑一些，’中国特色一些’。

程立说：’我比较喜欢硅谷回来的人的技术文化和工程师文化。非常直率，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从地理上来说，这些人的确离开了硅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仍处在’硅谷’的包围中。

在距离旧金山万里之遥的杭州，能够找到以硅谷命名的写字楼、小区、超市、中餐馆。在北京，网络地图上有1100多个标记着’硅谷’的位置。

而旧金山湾区那条举世闻名的狭长山谷，谷歌所在的山景城（Mountain View）被华人叫做’望山屯’，雅虎所在的桑尼维尔（Sunnyvale）叫’阳谷县’。当他们回到中国，又是遍地’硅谷’。

中国各地对硅谷有一种特殊的渴望，这个词语的流行程度与这种渴望成正比。

从硅谷回来的北极光风险投资公司创始人邓锋认为，全世界最好的创新创业地点可能是硅谷、北京的中关村和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我刚刚回国的时候并没有这么乐观，今天还真的是越来越乐观了。’

在母校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邓锋对年轻人说，美国所有的创业机会在中国都有，但有些机会在中国有而美国已经没有了。’因为我们过去相当于一张白纸，你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金榕则强调，这真是一个让人兴奋的地方。

他通常清晨四点半起床，晚上十点半到十一点之间离开公司。’什么是最好的工作？如果你每天早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情是去办公室，那就是。’

不过，他注意到，中国很长一段时间是追赶者的角色，缺乏勇气去挑战一些真正难的问题。跟随，而不是领导。

赵海平也说，国人习惯了’看美国在做什么’，其实美国的东西也不一定很好，中国可以在自己的环境下，创造从未有过的解决方案。中国需要好好思考，去做一个从0到1的工作。

他回国后的一个体会是，硅谷人潜意识里总觉得自己的技术是最好的，其实走出硅谷发现，技术差距没那么大。

很多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生曾向国人感慨，美国’人人争当经济人’，14岁的中学生因为经商有道备受推崇。

今天，类似的剧情正在中国上演。

赵海平说，不管华尔街、硅谷还是中国，大家对于赚钱的重要性没有什么异议。区别在于，每片区域对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如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克伯格所言，成立企业的目的是为了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同时，’钱是我的奖赏’。

’我希望大家对钱的理解能够有一个升华，而不是只要不择手段赚钱就OK。’赵海平说，中国现在对金钱的宣扬过了头了。’你什么时候见过硅谷的富二代在炫富的。在中国看到炫富的情况你就笑了，你就觉得他们富的时间还不够长。’

他想也许再过五年十年，这个国家对钱的观念才能够’沉淀’下来。

每个写assignment海归都在打量中国的不同侧面。但在一个问题上，他们很容易达成一致：中国以雾霾为代表的污染问题会让有意回国者充满顾虑。

每当被问起在国内最不开心的事情，施一公总是回答：空气污染。

他在北京患了慢性咽炎。常有海外科学家问他国内的空气，这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这位生物学家有一天选择在博客上谈论这个问题。他承认自己内心里做了一番斗争：他痛恨空气污染，可是又担心自己的公开谈论让更多人对回国心存顾虑。因为，他是那么希望人们回到中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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