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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留学生抱团的’薄膜’,要如何破?

时间:2020-05-16

我就读研究生的詹姆斯库克大学(James Cook University, 简称JCU)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Queensland)的汤斯维尔。澳洲的大学课程中,小组作业比重很大。但是我入学半年多,还没有和亚洲以外的学生同组合作过。这对于立志融入本地文化的我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今年年初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我决定改变,计划建立一个既有国际学生,又有澳洲本地学生的真正的’混合小组’。没想到,这个计划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得多,过程还有几分戏剧性。

作者参加学校组织的’鼓圈’活动,此活动旨在增进国际学生彼此了解。

COURTESY OF JCU INTERNATIONAL

被我选作突破口的是’IT项目实践’课。在这门课中,组员们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共同工作,历时一年完成一个真实的IT项目,组员的选择对于课程表现的影响很大。第一节课那天,导师就给每个人发了十几封很长的邮件,让我们从中选出中意的项目,然后就开始分组了。面对几乎一无所知的项目和一屋子陌生面孔,我知道自己必须快速做出决定。首先我和一个上学期同班过的印尼同学’结盟’,我知道他是个勤奋可靠的队友。这时三个澳大利亚本地学生举手示意对第一个项目感兴趣。印尼同学向我使了个眼色,我们马上也举手。一个来自巴布亚新几内亚(简称PNG)的学生弗朗西斯也举手了,总共有六个人对这个项目感兴趣。

但是,课程要求每组最多四人,于是我们坐在一张桌子周围讨论如何拆分为两组。

我的如意算盘是让弗朗西斯和两个本地学生一组,我、印尼同学与另一个本地学生一组,这样每组都是’混合型’的。正当我搜肠刮肚,试图找到一套政治正确、不冒犯任何人的说辞的时候,一个本地学生说:’你们看这么分好不好?’说着用手在桌面划出一条虚拟的线,线的一侧是三个本地学生,另一侧是三个国际学生。我发现这种肢体语言非常巧妙,不需要遣词造句,而且看起来很随机,只不过三个本地学生’恰好’坐在一起,而且’恰好’被划到同一边而已。我和印尼同学没有找到什么反驳的理由,所以只好点头同意。这样的结果让我有些沮丧。之后又经过几次组员调整,在中国同学的建议下,我把弗朗西斯推荐到了别的组,又吸收进两个中国人,重新组建了一个’亚洲组合’。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正常’而’舒服’的轨道。

在我所在的大学,这种’纯亚组’甚至’纯华组’的现象很常见。全校两万多名学生当中,中国学生大约一千多人(2013年数据)。在这些中国留学生周围似乎有一层无形的薄膜,把他们包裹在一起,与世隔绝,很难突破。我有一个中国同学,整个学期几乎完全没有说英语。这位同学为人友善,也善于与人打交道,但是他还是没有尝试去突破这层薄膜。上课听不懂的地方他就问身边的中国人;小组作业和期末复习与中国学生一起做,纯汉语交流;打工在中餐馆,老板说汉语;业余时间聚会、打球也是和中国学生一起。有一次做实验,他的电脑坏了。他像往常一样让我帮他问问老师怎么办。我和另外一个中国同学就想逼着他说一次英语,谁也不肯帮他问。他在那台罢工的电脑前坐了差不多20分钟,终于起身去找老师。那老师立即很热情地到他电脑旁帮他解决问题。这是我唯一的一次听他说英语。他在这个华人人口只有1%左右(还有一部分只说广东话)的小城为自己营造了一个纯普通话环境,而且运行良好。当然,有时候他也会抱怨,说这个地方’既荒凉又无聊’。

这种现象并不是个案。在美国,有的大学因为大量中国学生语言能力不过关而被迫降低授课标准。中国留学生聚集的地方,有时会形成一个封闭的小社会,甚至出现一些严重的行为问题。发生在美国加州,导致三名中国留学生被判刑的绑架、凌霸案就是一例。

为了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学习任务、融入本地环境,我所在的大学做了不少努力。例如把授课视频传到网上,供没听懂的学生反复观看;还有一种’手把手教程’,把实验步骤划分为最基本的操作,附上图片,保证没有任何基础的学生也可以按部就班地顺利完成。此外每周还有免费午餐会,为国际学生创造交朋友的机会。

即便如此,还是有一些隐形的障碍干扰着不同族群学生之间的合作。有一位中国同学,他听说我在IT课没有和本地学生同组,竟然替我庆幸。他说自己曾经有三个本地队友,那段经历不堪回首,因为分组一结束,他就再也看不到这几位队友的踪影了。他只好独立完成四个人的工作,连按时按量交作业都困难,差点’挂科’。团队作业是学业评估的必要部分,如果不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合格的作品,整门课都会不及格。按照学校规定,如果’挂科’,需要重修并再次缴纳这门课的学费。对于留学生来说,每门课学费3000多澳大利亚元,折合人民币大约1.5万元(悉尼、墨尔本等大城市的学费更贵)。然而本地学生没有这个压力,澳大利亚政府给本国学生发放丰厚的财务补助,学费低廉。与兢兢业业,力求安全毕业的留学生不同,本地学生往往更注重享受生活和发展个人爱好,例如组建摇滚乐队等。’他们根本不在乎’,那位同学说,’我当时是‘一拖三’,活儿都是我一个人干,拖着他们走。如果你能力强能拖得动,那还好。一旦拖不动,就都挂了,但‘破财’的只有你一个人。’

当然,潜在的’问题队友’并不仅限于本地学生。中国留学生圈子里还流传着对印度学生的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出来留学,大都是想’黑在这边’打工。我知道这是一种刻板印象,但似乎也并非完全出于捏造。我的另一个中国同学,由于准备不充分,在大多数同学都已经组成团队的时候还是’孤家寡人’,最后找到两个同样’掉队’的印度学生。据他讲,这两个学生每周7个晚上都要在餐馆打工,周末两个白天还要洗车10个小时。每周打工时间超过40个小时,基本无暇顾及学业。澳大利亚法律规定国际学生每周最多打工20小时,因此他们多出来的20多小时工作时间属于’黑工’。印度学生也有他们的苦衷。相对于印度的收入水平,澳大利亚的物价高得令人咋舌。与很多得到父母全额资助的阔绰的中国学生不同,印度学生大都需要更多的打工时间以获得足够的学费和生活费。

还有一位我在汤斯维尔最好的中国朋友,他曾力阻我和PNG的学生同组,原因是他’惨痛’的经历。他在校外租房住,前后共有过三个来自PNG的室友,每个都制造了不小的麻烦。其中一个违反事先约定,半夜里在家中举行聚会,吵得其他人睡不着觉,喝醉以后还往我朋友的女友车里撒尿。另外一个女租客和我们一样也是JCU的学生。她先是声称没钱,暂时交不上房租,只把一个iPad交给我的朋友算抵押。之后几个月消失不见。根据澳大利亚法律,租客就算拖欠租金,任何人也无权进入或清空她的房间。然后有一天,她趁着我的朋友不在家,突然回来把自己的所有物品搬走了。搬走后她继续在JCU上课,拒绝补交拖欠的六个月房租,还要求返还iPad。后来我陪我朋友去报警。警局接待我们的女士问明情况后直接就说:’房租问题属于民事案件,警察管不着。但是那个iPad你需要还给她。澳大利亚法律不允许私自扣押他人财物,如果她告你盗窃你会很麻烦。’离开警局后,这位朋友恳切地对我说:’我求你了,千万别跟那个地方的学生一组。你这个项目要做一年,不是闹着玩的。’

《纽约时报 WEGZUDE留德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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