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说唱音乐文化考证

时间:2019-09-27

　　正史典籍中虽少见有关成相、说话等说唱类别的具体记载，但对宫廷中的一种歌舞、说唱同时进行的综合艺术形式——“俳伎”却有着详细的描述。

　　《乐府诗集》舞曲歌辞中的俳歌辞题解引《古今乐录》云：

　　“梁三朝乐第十六，设俳技，技儿以青布囊盛竹箧，贮两踒子，负束写地歌舞。小儿二人，提沓踒子头，读俳云：见俳不语言，俳涩所俳作一起。四坐敬止。马无悬蹄，牛无上齿。骆驼无角，奋迅两耳。半拆荐博，四角恭跱。”

　　详细的描述了一项梁代宫廷朝乐节目——“俳伎”的表演场面。此外俳歌辞题解释其意曰：

　　“俳歌辞。一曰，侏儒导”，并引《乐记》云：“俳优，短人也。”由此可知，俳伎的主角“小儿二人”是侏儒伎人。如仔细研读还可发现，俳伎表演综合了说唱表演的多种元素。《说文解字》曰：“读，籀书也……易其字以释其义曰读。”

　　如此理解，“读”就是用通俗的语言讲解不易理解的文字。而这也正是说唱艺术的典型表演方式。六朝以来佛教讲经活动中产生的讲唱方式——俗讲，一般先引一段经文，然后解释经文，最后歌唱赞颂。

　　对经文的解释便是“读”。唐代的说唱艺术“啭变”最初讲解壁画的表演形式，可以说也是“释其义”，只是所释的是图画而非文字而已。由此可知，所谓“读俳”是一种以“释义”为目的的说唱表演。此外，从俳歌辞本身来看，其句式以四言为主、协韵。那么，念起来就必定是有一定的韵律的。俳歌辞的内容与汉代张衡的《西京赋》描绘的“总会仙倡，戏豹舞罴，白虎鼓瑟，苍龙吹篪。”

　　等百戏表演类似。似乎是以调侃之辞描绘一些戏耍场面，以取乐观众。与今之相声“重在取乐”的演出宗旨有些类似。故，俳伎应该是由侏儒伎人用滑稽言辞对戏耍场面加以解说并以此戏谑逗乐的一种说唱表演形式。另外，此间还蕴含有说书类和韵诵类说唱曲种的元素。从“技儿以青布囊盛竹箧，贮两踒子，负束写地歌舞”一句又可以看出，俳优说唱有时还伴随歌舞。故，宫廷的俳伎表演是一种歌舞、说唱同时进行的综合艺术形式。这也就是俳歌辞被郭茂倩收录在舞曲歌辞中的原因。

　　《隋书·乐志》曰：“……三朝，第一，奏《相和五引》……十六，设俳伎；十七，设《鼙舞》”。可见“十六，设俳技”作为朝乐制度，一直延续到了隋朝。此外，从1957年起至今，在我国四川境内已陆续出土了11个汉代说唱俑，它们大都短胖身材，类似侏儒，且挤眉弄眼做戏笑表演态。他们也许就是上文中俳伎表演的主角——小儿二人之类。它们有的还手持扁鼓，张口嬉笑，似正在说唱。（见右图）《汉书》云：“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

　　其所述之俳倡“击鼓歌吹”的形象与击鼓说唱俑不谋而合。《说文》曰：“优,饶也。一曰倡也。”由此可知，俳倡可指代俳优。故，余以为这些俑的原型就是俳优。说唱俑就是俳优俑。那么，俳优也自然就是说唱表演者。

　　综上所述，南朝宫廷中上演的俳伎表演主旨在于逗乐。但因它也同时融合了多种表演元素，故将其定义为蕴含说唱表演手段的综合艺术形式恐怕更加贴切。然，三国时曹植所诵的“俳优小说”，三国时曹植所诵的“俳优小说”则很有可能属于弹词、大鼓之类的说小书了。这两种俳优表演形式到了唐代，前者发展成为了“俳优弄参军”，后者则演变成了“转变”。它们的存在证明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以取笑逗乐为宗旨的说唱品种和以说唱故事为宗旨的说小书都已经开始萌芽了。而俳伎表演综合了多种说唱手段的表演方式则证实了早期的说唱表演，并不像今日的说唱艺术，有显着的类别之分。

　　当今的说唱艺术，门类众多，且分类方法并不统一。吴文科在其《中国曲艺艺术论丛》一书中，综合各家之言提出将曲艺分为四大类：其一是以徒口讲说表演的评书、评话类；其二是韵诵式表演的快板快书类；其三是将审美创造的艺术旨趣指向喜剧性的相声类；其四是其中具有较强音乐性成分而表演时具有演唱成分或单存属于演唱方式的曲种。 《中国音乐词典》中曲艺音乐词条载：“曲艺音乐，或称说唱音乐。”当今学术界虽对二者的内涵和外延是否完全相同颇有争议，但大多同意二者并无本质区别。那么，曲艺的分类方法也就应该可以应用于说唱音乐。

　　由此可知，汉唐时期，我国不仅存在说唱，而且现存不同类别的说唱音乐，有的已经开始滥觞，有的已然小有成就。只是这些说唱形式并未形成一种鲜明艺术门类而已，但它们具备说唱音乐的属性，都是语言与音乐的完美结合。它们或是又说又唱，或似说似唱，或只说不唱，或只唱不说，都以说、唱为基本表演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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