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

时间:2019-09-27

　摘 要

　　随着居住流动的比例逐年增长，居住地变迁逐渐成为与个人、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生活事件，探讨居住流动对个体和社会带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伴随着居住流动性的提高，个体的生活空间频繁变换，社会关系变得敏感而脆弱，难免会影响我们对新环境中陌生人的社会判断，包括人际信任水平。但对于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具体关系，目前尚不清楚。

　　本研究以大学生为对象，通过三项研究，探讨了居住流动对个体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一从个体角度出发，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个人居住流动经历是否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倾向。研究二基于实验室实验，通过情景材料启动，在信任判断与信任行为两种范式下探讨居住流动如何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研究三采用宿舍搬迁事件进行现场调查与实验，在真实的居住流动事件下考察居住流动对个体人际信任的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1）经历更多居住流动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显着更低。这表明个体的居住流动经历会对他们的信任产生负向预测作用。（2）不确定感知在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居住流动感知会通过提高个体的不确定感知，进而减少其信任行为。（3）人格上的差异在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高外倾性会削弱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的消极影响，而高神经质则会一定程度上增强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得消极影响。

　　本研究对发展居住流动的心理后效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望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人口流动政策、提高居住流动个体的心理与行为适应性提供科学依据与借鉴。

　　关键词：居住流动性，人际信任，不确定感知，神经质，外倾性

Abstract

　　As the proportion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increases year by year, the change of residence has gradually become an important life event closely related to individuals and society.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mobility of living, frequent changes in the living space of ndividuals and the sensitive and vulnerable social relations will inevitably affect our social udgment on strangers in new environments, including interpersonal trust. However, it is still not clear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Through three studies of four experiments,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influence and intrinsic mechanism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trust. Study 1 from an individual point of view, the form of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examine whether individual living experience will affect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trust. In the Study 2, based on laboratory experiments, we start with situational materials and explore how residential flow perception affects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trust under the two models of trust judgment and trust behavior. Finally, in the third case, dormitory relocation wa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carry out on-the-spot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ent to test the effect of research one and two under the real living and flowing event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Individuals who experience more residential mobility have significantly lower level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This shows that individual living experience of living will have a negative predictive effect on their trust.

　　（2）Uncertainty percep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interpersonal trust.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mobility will reduce their trust by increasing individual uncertainty.

　　（3）Personality differences play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ial mobility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High extraversion will weaken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interpersonal trust, while high neuroticism will to some extent enhan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on interpersonal trust.

　　This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psychological post-morte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mobility. It is also expecte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and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and relevant departments in formulating the population mobility policy and improvi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adaptability of individuals living in the city.

　　Key Words:residential mobility, interpersonal trust, uncertain perception, neuroticism,extroversion

目 录

　　1 文献综述

　　1.1 居住流动性

　　1.1.1 居住流动性的定义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扩张，居民居住流动比例逐年增长，居住地变迁逐渐成为了与个人、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生活事件。居住流动的重要作用在众多社会行为科学中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包括社会学（South & Crowder, 1997），人口学（South & Crowder,1997），流行病学（Jelleyman & Spencer,2008），精神病学（Wood, Halfon, Scarlata, Newacheck, & Nessim, 1993），教育（Tucker,Marx, & Long, 1998），以及老年学（Sergeant, Ekerdt, & Chapin, 2008）等等从一般意义上讲，居住流动（Residential Mobility）是指以学习、工作、生活为目的的居住地变迁行为，居住地与生活空间的变化、社交网络系统的更新与重建是居住流动的代表性特点（Oishi, 2010）。居住流动的高低一般以居住流动性进行衡量，居住流动性可以从个体（微观）与社会（宏观）两种角度进行定义和测量。从个体角度而言，即个体在一定时间内进行搬家或者有搬家意向的次数；从社会角度而言，即在一个给定的范围内（如，小区、城市、地区甚至国家）居民搬家或具有搬家意向的比率（Myers, 2007）。

　　此外，一个与居住流动相类似的社会学概念--关系流动（relational mobility），是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个体自愿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并离开旧的社会关系的机会（Schug etal., 2010; Yuki & Schug, 2012）。居住流动与关系流动可能都会带来个体人际关系上的改变，但两个概念存在显着的差异。一方面，从二者的直接关系而言，一般来说，在居住流动性较高的社区、城市或国家，人们更容易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并且脱离自己不想延续的旧关系。但在如今信息交流方式飞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即使一个地区的居住流动性非常低，他们也可能会获得比以往更大的关系流动性，以为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等形式结识更多的新朋友。另一方面，从二者的定义上，关系流动主要是个体自觉自愿的选择改变当前的社会与人际关系，这一是个主动而直接的变化过程；而居住流动则是既包含个体自愿的、又包含个体被迫的改变居住地从而改变社会关系，这是一个未必主动且间接的变化过程。因此，居住流动与关系流动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关系，但从本质上看，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本研究主要针对居住流动的心理与行为后效进行探讨。

　　1.1.2 居住流动性的研究

　　范式针对居住流动性不同的操作定义，研究者们采取不同方式来对居住流动性进行测量。一方面，社会层面的居住流动性一般是以“当地某一时间范围内产生居住地变迁行为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为指标。该测量方式主要应用于大数据调查，即通过对一定地区范围内的被试进行问卷调查，获得被试群体的居住流动情况以及心理与行为状态，进而初步了解居住流动与个体心理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关于个体层面居住流动性的测量方式，目前得到广泛认可的是 Oishi（2007）提出的方法，即让被试分别回忆自己不同阶段经历的流动事件（如分别列出在学前、小学、初高中、大学等不同阶段的居住流动次数），并简单描述原因。已有研究证明这种方法所测量的居住流动性比较可靠，并且可以应用到实验室实验中（Oishi, 2010; Oishi & Schimmack, 2010; Oishi,Felicity, Minkyung Koo, Jason Kisling, & Kate A. Ratliff, 2011; Minkyung Koo, Andy H. Ng,& Oishi, 2016）。

　　当前有关居住流动的实验室研究还相对较少，大多数研究通过“情景想象任务”（Oishi et al., 2011）和“造句任务”（scrambled sentences task） （Srull & Wyer, 1979）来诱发被试的居住流动感知。情景想象任务主要是让被试想象一个有关自己未来的情景，其中，居住流动组被试将想象即将获得一份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但这份工作要求被试必须每年更换居住地，并面对不同的合作伙伴；而控制组被试的工作要求为在当前的居住地定居 10 年。被试在想象任务后要对自己所想象情景的生活状态进行简单的评价，用于启动任务的操作检验。“造句任务”则是向被试提供 20 张卡片，每张卡片上有 4 个单字或词语，要求被试从每组中挑选出 3 个字词进行造句。实验组的 20 组中有 12 组是有关“移动”、“搬迁”的词汇，而控制组条件下，20 组词都是不涉及流动性的。从以往研究来看，情景想象任务对于被试的居住流动感知启动效果较好（Oishi et al., 2011; MinkyungKoo, Andy H. Ng, & Oishi, 2016）。

　　1.1.3 居住流动性的后效

　　研人的大多数情绪、认知、行为以及心理状态都是产生于社会交往和生活空间中（Berscheid & Reis, 1998; Reis, Collins, & Berscheid, 2000）。而居住流动会使个体的生活空间、社交网络变得更加情景化、动态化（Oishi, 2010）。因此，作为影响个体生活空间的关键因素之一，居住流动对于个体的思想、情绪与行为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外研究者主要针对以下几个方面对居住流动的心理与行为后效进行探讨：

　　（1）自我概念（self-concept）

　　自我概念即一个人对自身存在的体验（James, 1890）。它包含了个体通过经验、反省和他人的反馈三种方式，逐步加深对自身的了解，主要包括反映评价、社会比较和自我感觉三部分。自我概念就像一个过滤器，当知觉通过这一过滤器时，它会被赋予意义，而所赋予的意义则高度决定于个人已经形成的自我概念，因此自我概念形成是社会化的重要方面。

　　自我的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指出，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稳定性塑造了自我概念的组织方式（Oishi, Lun, & Sherman, 2007）。Baumeister（1986）通过对社会变化的历史分析认为，居住流动可能与个人自我的增加以及集体自我的降低有关。中世纪时期，大多数居民以紧密团结的家庭、亲属关系和教会集会作为基本的社会生存单位。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个体的社会身份地位以及对社会身份的认同都是相对稳定的，人们更加重视自己在社会集体中的作用，该阶段集体自我在自我定义中占首要地位；而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工业化，人们的流动迁移开始增多，主要是从农村到城市中心。当人们离开一个稳定的社区时，地理位置、原籍、社会地位和宗教信仰就不那么重要了。在现代社会中，自我选择的属性，变得更加重要。当被迫频繁地改变工作、住所和社交网络时，考虑到群体的短暂性，以及频繁搬家带来的不稳定的人际关系，个体往往会更依赖于他们固有的技能、能力与品质，而不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角色与成员身份。因此，自我定义与他人评价的基础从集体属性（如组织成员和社会组织关系）转到了个人属性（如独特的技能和能力） （Parson,1951）。虽然，Baumeister 的观点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但许多跨文化领域的研究者已经积累了有关自我不同方面的重要性存在差异的相关证据。如有研究发现，美国（高居住流动地区）与日本（低居住流动地区）两国居民的个人自我中心与集体自我差异显着，日本居民更加注重社会角色的重要性，而美国居民则更加注重个人的特色（Markus & Kitayama, 1991; Triandis, 1989）。除了跨文化证据外，也有部分实证研究表明，当同伴能够准确感知到他们的个体自我时，经历更多居住流动的个体会感到更愉悦并且希望与其合作；当同伴准确地感知到集体身份时，生活环境稳定的被试会感受到更多积极因素（Oishi, 2007）。这说明居住流动对社会交往中自我的形成与个体差异具有重要影响。

　　除了自我的方面之外，居住流动性还会影响个体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知和投入度。

　　Baumeister（1986）指出，在传统社会中，个体的本地社会身份是最重要的。但随着居住流动性的增加，人们的身份可能向更广泛的层面转移。如有研究发现，长期居住的波士顿居民主要认定自己是波士顿人；而居住流动性高的居民则主要认定自己是美国人，甚至是全球公民（Bauman, 1998; Gidden, 1991; Gustafson, 2009）。由于居住流动导致个体的社会关系以及所处团体经常改变，他们对某一群体的认同感与投入度会更加具有条件性和短暂性。如果与当前团体的关系只是暂时的，那么个体就会缺乏对这个团体投入、关心的动力。当群体身份对自己有利时，个体更愿意认同自己的身份；相反的，当群体身份对自己不利时，个体会轻视甚至脱离该群体身份。这也可以解释有研究发现，居住稳定的城市和社区的犯罪率要低于流动性高的城市和社区（Sampson, 2012）。

　　（2）社会关系

　　居住流动居住流动对社会关系的影响主要包含三个方面：社交网络的范围、社会关系的基础以及社会关系的作用。首先，根据 Tocqueville（1835/2003）的发现，处在高居住流动性地区的人们，其对社会交往的态度往往倾向于更加广泛且放松，因此他们的社交范围会更大。Seder & Oishi（2009）有关大学新生社交状态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其次，居住流动也会影响社会关系建立的基础。Schug, Yuki, Horikawa 和 Takemura （2009）发现，有更多居住流动经历的被试会更倾向选择与自己相似（兴趣、特长、性格等）的人做朋友。因此，居住流动通常会促使社会关系在人格和共同兴趣的感知相似性基础上形成；而居住地相对稳定的个体的友谊通常是在共同的群体身份基础上形成的。最后，居住流动还会影响交往对象在社会关系中扮演的角色。对于高居住流动性个体来说，他们更多的将“朋友”与积极的属性联系起来（Adams & Plaut, 2003）。这不全是来源于对自己朋友的好感，更多的是因为之前所提到的社会关系的松散性与广泛性，使他们不必对每个交往对象都给予重视。总体来看，居住流动更可能促使个体形成一种广泛、多样化且比较随意的社会关系，虽然这种社交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更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但与之相对的，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常常会缺少足够的真诚与信任

　　（3）幸福感

　　居住流动的作用并不仅限于自我概念与社会关系，他甚至会扩展到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幸福体验上。居住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幸福感的来源。对于高居住流动性个体而言，社会环境与生活空间的不稳定使个人较注重自身的主观体验，因此他们更重视个人主义取向方面的幸福感体验（Shigehiro Oishi, 2010）。2）幸福感体验程度。当前关于居住流动对个体幸福感程度的影响，并未得到一致结论。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地区、不同社会地位与生活条件的个体，其居住流动的初衷是不同的。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目前许多居民选择居住地变迁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工作与生活环境，因此对于这部分人而言，居住流动对幸福感影响以积极取向为主（Smider, Essex,& Ryff, 1996）；另一方面，城镇化的不断扩张使得许多居民不得不从长期生活的环境中另谋住处，原本稳定的生活状态增添了许多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可能会导致幸福感的下降 （Larson, Bell, & Young, 2004）。而对于幸福感下降的原因，研究者们认为可能是受社会关系质量所驱动（Oishi & Schimmack, 2010）。Hartup 和 Stevens（1997）发现，早期建立稳定的友谊会产生一种“社交能力感”,它为个体未来的社会关系的形成与维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居住流动的过程中，他们离开了已经稳定的社会关系与生活环境，并需要尽快重新建立社交网络，这可能是一件困难且并不情愿的事情。因此他们的社交态度逐渐消极，社会关系质量下降，无论是个人取向还是集体取向，其幸福感体验都难以提高。

　　（4）事物偏好

　　居住流动还会改变个体对事物的态度和喜好，当前有关居住流动对个体事物偏好影响，主要通过个体的消费行为以及物品的喜好性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一方面，居住流动促进个体对独特事物的寻求。Brewer 等人（1991）等人发现，人类具有把自己与他人区分的倾向，即“唯一性”偏好。这种对唯一性的追求常常会在消费行为中表现出来，即向其他消费者传达自己的“独特性”（Belk, 1988; Lynn & Harris, 1997a;Tian, Bearden, & Hunter, 2001）。居住流动则会增加个体追求事物独特性的动机，Oishi（2016）通过一项系列实验验证了这一观点，并探讨了其可能存在的心理机制。首先，通过“形状组合游戏”范式发现，有更多居住流动经历的被试会更愿意选择所有图形中最为独特的一块进行组合，并且完成后的作品也更加追求与他人不同。随后，通过建构虚拟购物场景测量被试的消费独特性以及情绪反应。结果表明，有更多流动经历的被试对独特事物的购买欲望以及相应的积极情绪反应更加强烈。最后，探讨了居住流动促进事物独特性寻求的内在机制。结果发现，当具有独特性的物品与流动组被试的自我概念和身份不一致时，对其寻求效应就会消失。也就是说，虽然居住流动可以通过个体高度的自我中心意识增强对独特性的需求，但同时也可能会使得个体对外在的需求上更加依赖于已形成的、熟悉的习惯或喜好。

　　另一方面，居住流动促进个体的熟悉性寻求。美国作为世界上高度个人主义的国家（Brooks, 2005; Jackson, 1985, 1996），却拥有着与这一特点不相符的建筑与景观风格：许多地区的房屋和商场几乎一模一样，同时美国的传统连锁商店公司（如沃尔玛、家得宝等）的发展在所有商场类企业中占有绝对优势。有研究者针对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进项了研究，大数据调查的结果显示，居住流动率越高的地区，其传统连锁型商店的营业额越高，并且经历更多居住流动的个体更喜欢他们经常光顾的商店以及餐馆（Oishi et al.,2012）。类似的现象在中国也很常见，比如人们即使搬到新的居住地后却依然经常光顾以前熟悉的老店铺，当我们在新的住处周围见到了位于原居住地的连锁商店分店时，会产生熟悉感、亲切感等积极的体验。研究者认为可以通过“曝光效应”来解释上述现象（Oishi et al., 2012）。曝光效应是指当一件陌生事物反复出现时，会降低个体对其不确定性以及消极情绪体验。居住流动后，个体面对新的生活环境，会引起更多的压力和焦虑（Deane, 1990; Moyle & Parkes, 1999）。而熟悉的事物（如食物、音乐等）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他们的消极感受（Moreland & Zajonc, 1982）。此外，有研究发现，相对于陌生的刺激，人们更喜欢出现多次的、熟悉的刺激（Bornstein, 1989; Monahan, Murphy, & Zajonc,2000; Zajonc, 1970），尤其是在压力和紧张的情境下，个体对熟悉的或是与自己相似的事物会更加敏感和依赖（Mikulincer, Birnbaum, Woddis, & Nachmias, 2000; Mikulincer, Gillath,& Shaver, 2002）。

　　综合以往与居住流动相关的研究，一方面，该领域的心理学研究主要集中于美国、日本等已具有较稳定的居住流动特点的地区，而在国内则较为稀少；其次，研究者多是以特定地区为单位，进行调查性研究，而较少有探讨居住流动对某项具体心理特质影响的实证性研究，已有研究结果的理论意义与可推广性还远远不够，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1.2 人际信任

　　1.2.1 人际信任的定义

　　信任（trust）渗透于一切社会交往活动之中，对于国家的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基础，也是整个社会良性、有序运行的保障（Simpson, 2007; Tzieropoulos, 2013）。在心理学中，对于信任的定义，被普遍接受的是Rousseau, Sitkin, Burt 和 Camerer（1998）提出的观点，即信任是建立在对他人的意向或行为的积极预期基础上，而敢于托付（愿意承受风险）的一种心理状态。

　　根据信任对象的特定性，Weber（1951）最早将信任分为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与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前者以血源关系为基础，信任的对象是与个体有私人或家族关系的那些人；后者则以信仰共同体为基础，信任的对象是与个体具有相同信仰和利益的所有人。Uslaner（2002）把普遍信任（generalized trust）理解为相对稳定并且不依赖于个体或群体的特征，即认为大部分人都能被信任的一种信任；特殊信任（particularizedtrust）则是认为只有具体个人或者与某些特定网络、群体特质相关的个人能被信任的信任。李伟民和梁玉成（2002）认为，普遍信任指根据有关人性的基本观念信仰所确定的对人的信任，特殊信任指根据双方人际关系所确定的有选择倾向性的相互信任，两者之间是各自独立，互不关联的。赵子真（2010）认为普遍信任是基于社会规则、制度约束或共同协议而建立，没有特定对象的信任倾向。张振（2016）指出普遍信任是个体在缺乏足够信息来判断他人动机、意图和行为的情况下，将社会资源交给对方处置并承担相应风险的意愿。综上所述，普遍信任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理特质，具有概化性。而特殊信任是特定情境下产生的信任行为，指向特定的对象，以关系和人情作为其基础的信任。本文采用敖丹、邹宇春和高翔（2013）的观点，即普遍信任是指个体对不属于自身所在群体内的陌生人的一种积极期待。因此，将个体对陌生人信任的水平可视为个体的普遍信任程度（王媛媛， 2015）。

　　1.2.2 人际信任的理论模型

　　（1）信任的理性模型理性模型（rational modal）

　　即理性决策模型，起源于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的传统经济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人们之间的活动以交换的形式发生时，人们会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Blau（1964） 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交换关系，一种是经济交换，这种交换具有契约性并反映精确的数量规则，而另一种是社会交换，这种交换是分散的、规则模糊的，因此在社会交换中信任就会作为核心部分表现出来。当信任缺失时，社会交换关系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信任是建立在个人与他人之间关系的一种理性的计算。在社会交换中，正式契约或交易规则的缺失都会引起交换双方的信任不足，从而增加交换的风险。

　　另一方面，可信性的某些特征也可用来作为社会交换的保证。因此，人们也会用信任水平做为指示器来衡量社会交换关系是否存在（Aryee, Budhwar, & Chen, 2002; Konovsky &Pugh, 1994; Shore, Tetrick, Lynch & Barksdale, 2006）。当人们在交换时，多次满足交换对象的期待，累积的积极互动就会巩固信任的内在结构（Rousseau & Mclean Parks, 1993），从而使交换双方减少对约束条件的依赖，高信任水平建立在多次成功交换结果的基础上。

　　信任的理性模型也指出信任可以在陌生人之间逐步增长。这与 Gouldner（1960）的互惠观点一致，即社会交换的双方懂得成功的结果带来的好感可以影响未来回报的预期。

　　对交换对象的关注可以使对方产生被关心的感觉，进而影响交换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因此信任的理性模型虽然强调社会交换过程中的理性计算，但也不排除经济人特定的可信性的特质对交换关系的影响，但理性的计算仍然是人们交换的主要思维方式（许科，刘永芳， 2007）。

　　信任的理性模型将风险知觉和信任直接联系起来，这与理性计算的社会交换观点一致，社会交换相对于经济交换更为分散和模糊，缺失规则约束或强制执行的机制条件就会增加交换的风险。理性模型考虑到风险知觉对信任的影响并用理性的计算进行量化，给风险研究和信任研究都带来了新的变化。然而对于信任理性计算的有限性问题，关于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人们在信任过程中，情绪与个体的认知加工共同影响了人际信任（Dunn & Schweitzer, 2005），也就是说情绪对人际信任影响研究对理性模型提出了挑战。

　　（2）浅度假说（shallowness hypothesis）

　　信任的浅度假说认为在大多数情境中，通过过去经验和关于未来预期所形成的信念与认知结构作为可依赖的线索与图式组织引导着判断，从而促进信任行为（Messick &Kramer, 2001），虽然面对大量的信息来源，当人们需要做出信任判断时，他们还是必须不断依赖与情境和目标有关的线索和图式。这与去个性化信任的观点一致，并能够提供对陌生人信任现象的解释。去个性化信任指出我们所做的信任或不信任的决定总是受到我们对受信者所持有的刻板印象或预期的影响，例如，当对方是内部成员、护士或者红十字会成员等具有积极职业刻板印象的群体时，我们总会增进对这些群体成员的信任（Brewer, 2008）。在信任过程中不仅存在有效线索和图式对信任判断的促进作用，当线索与图式反映了不可信特征时，也会阻碍信任的发展，导致不信任行为，也就是说，当消极刻板印象与情境和目标相关，就会降低信任。

　　（3）社会复杂性

　　简化机制Luhmsnn（1979） 认为信任指的是对某人行为期望的信心，它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当人们的信任建立在对熟悉的人与熟悉的世界时，这种信任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人际信任，其通过熟悉消除与他人互动过程中不可确定的因素；而当信任对象变得更为复杂，面对复杂世界，熟悉被抑制是必然，信任也就成为一种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

　　就信任来说，社会是复杂的，信任即是简化社会复杂性的机制，即用内在的确定性代替外在确定性，从而提升对外部关系中不确定性的忍耐程度。假定外界的复杂性并不存在，人们就能够随时自由地行动，然而世界的复杂性会累加，人们在行动时只能掌握少量的复杂性，或了解信任对象的极少的合理性，如果这时对行动的过程给予信任的话，更复杂的合理性所带来的机遇将可能形成。这时信任似乎是一种冒险或风险性的投资，如果个体能够相信，那么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获得信任所带来的利益。一个人在形成信任的过程中，不会没有任何要求的付出信任，而是通过抱有希望的、有限理性的对他人表达信任，不管哪一方给以信任，都无法排除信任过程中所具有的风险，但抱有希望的个体总是能在具有复杂不确定性或少量合理性的基础上怀有一定的信心，或者说运用信任减少复杂化。信任考虑偶然性，但是期望会忽略偶然性。Luhmsnn 提出的简化机制只是对信任的一个理论解释，虽然存在理论观点过于思辨且形而上的问题，但也引起了社会学取向信任研究的广泛讨论。

　　1.2.3 人际信任的研究

　　范式测量人际信任的方法主要分为问卷法和行为游戏法。问卷法用于信任倾向（trustpropensity）和信任信念（trust beliefs）的测量，主要测量个体对他人值得信任的一种心理期待（何振芬， 2014）。最早的是 Rosenberg, Suchman 和 Goldsen （1957）编制的信任他人量表（Faith in people scale），主要测量个体对他人本性（可信性、诚实、善良等）的信心程度，用以了解个体在有关人性的观念认识基础上所形成的一般信念。使用最广泛且信效度较高的测量工具是 Rotter（1967）编订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主要测量个体对他人承诺可信性的期望。国内的研究者对该信任量表的使用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使用该量表，测量被试的普遍信任（温丽娜， 2010）。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量表进行修订，通过自编问卷作为普遍信任的测量工具（赵子真， 2010）。另外也有研究者通过“你觉得大多数人是否是值得信任的”等问题对普遍信任进行研究（沈蕾， 2016; 程珺，2012; 范慧慧， 2013），被试不用根据生活中某个具体情况来做出判断，主要从整体角度对他人可靠性以及社会环境中的信任状况进行估评。而行为游戏法主要测量个体在游戏中表现出的合作行为，以此作为信任的指标（Deutsch, 1958; Williamson, 1981）。当前被广泛应用的主要包括以下三种范式：

　　（1）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通过用囚徒的形式表达的一种困境理论，它实际上也是博弈论中非零和博弈的一个关于信任的困境，基本结构是一个 2×2 的利益矩阵，在囚徒困境中，甲乙两名疑犯被指控，但无法确认究竟是谁有罪，警方分别与疑犯甲、乙见面，两名疑犯不能够进行信息交流，让他们双方做出选择，选择沉默意味着合作，选择检举意味着背叛，由于囚徒困境是建立在疑犯甲与疑犯乙不能相互交流信息旳基础上，因此合作反映了在决策过程中的信任，信任的结果可能是另一方选择合作（回报信任）而得到高回报或另一方选择检举（背信）而遭受损失，基于囚徒困境的研究发现当环境因素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到信任的变化（陈欣， 叶浩生， 2009）。

　　（2）信任博弈

　　信任研究的经典博弈实验是由 Berg 等人（1995）提出的信任游戏实验，也称作信任博弈实验。信任博弈原理通过比较理论预测的决策与个人的实际决策之间的差异来实现。

　　游戏实验过程中，被试被给予一定代币金额 A,他可以给游戏的对方投资 0 至 A 任意数额金额 B,被投资者可以选择回馈给投资者（被试）任意数额的金钱 C.但必须明确的是，投资者的投资将会使被投资者获得三倍的收益（3B），而被投资者会怎样回报并没有明确规定。信任博弈为信任的量化提供了一种可操作的方法，在这里被试给投资者的金额反映了被试对被投资者的信任额度，对被投资者回报的金钱又反映了对方能够信任的程度被试的收益为 A-B+C,受到信任的人得到的收益是 3B-C（陈欣， 叶浩生，2009）。

　　（3）蜈蚣博弈

　　蜈蚣般博弈是由 Rosenthal 提出的，是通过一个多阶段的过程反映信任的一种博弈的方法，蜈蚣博弈的过程是甲、乙两方在可能选择的策略中轮流进行策略的决定，可以选择的策略包括两种，一种是合作，一种是不合作。蜈蚣博弈设计了不同的博弈阶段，人们需要在不同的博弈阶段形成被他人信任的关系才可以使相互的人际信任过程继续下去（陈欣， 叶浩生， 2009）。

　　1.2.4 人际信任的相关研究

　　信任是人类社会互动过程中一个必要成分，能够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易化合作行为，促进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近些年，人际信任逐渐受到研究者们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宏观角度，探索社会经济、民主程度、社会阶层等与信任之间的关系（Martin, 2007;Takeshi, 2012）；更多的学者从微观角度出发，考察影响个体人际信任的因素或人际信任带来的结果（Camera, Casari, & Bigoni, 2013; Stolle & Nishikawa, 2011; Yanagisawa, Masui,Furutani, Nomura, Ura, & Yoshida, 2011）。本文将从前因研究和后效研究两个方面，梳理以往关于个体人际信任的研究。

　　鉴于信任的积极结果，众多研究者们对其前因变量展开了研究。国外研究者最早关注的是信任的代际传递问题，如 Katz 与 Rotter（1969）用人际信任量表检验了父母对他人信任和他们子女对他人信任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父亲对其儿子的信任发挥了显着的影响，而父亲对女儿的影响却很小；母亲对儿子和女儿的影响都较小。国内研究也指出人际信任的家庭根源，验证了信任存在代际传递，揭示了父母角色及子女性别在信任代际传递中的调节作用（池丽萍， 2013）。上述研究表明，信任的产生受到文化背景和家庭等因素的影响。面孔吸引力与可信任判断显着正相关（韩振华， 2010）。对于面部吸引力高的人，人们对其的胜任力的评价也更高（Dong, Salva , Sottas, Niu, Holmes, & Hardy, 2004）。

　　可见，外在形象会影响对个体的信任评价。至于不同信任对象的特点，朱虹（2011）实证研究发现，个体对老年人和儿童表现出高信任，对年轻人则表现出低信任。朱水容（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女性陌生人，老年人对男性陌生人的信任更高；对于月收入水平越高的陌生人，老年人对其的信任程度越高。可见，陌生人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会影响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

　　上述研究均是从受信方特点的角度进行陌生人信任研究。而在关于信任方特点的方面，李志等（2013）以大学生为被试，结果发现大学生对陌生人的信任度处于中等水平，在年级、专业、生源地以及是否独生上存在显着差异，在性别上无显着差异。此外，程珺（2012）研究发现，个体的积极经历能增进其对陌生人信任，而负性经历则不利于个体建立对陌生人的信任，可见个体对陌生人的信任受到经历类型的影响。还有的研究者曾探索过度自信个体在互动交往过程中对陌生人信任变化，结果发现过度自信个体的信任程度高于非过度自信个体（王媛媛， 2015）。

　　在影响陌生人信任的具体因素的研究中，除了受信方和信任方特点的影响，情境和情绪也是影响信任的重要因素。研究者认为信任往往与匿名情境有关，当互动双方没有先前互动经验（即互为陌生人）时尤为重要。Yamagishi 夫妇（1994）也强调情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性。从国内来看，辛自强等（2013）研究发现，物理环境也会影响人际信任水平，当被试处于温暖的室内环境中相较处于略冷的室内环境的被试而言，他们拥有更多的“心理温暖”,在假想信任博弈中愿意给予被信任者更多金钱，有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此外，有研究者对人际信任的线索效应进行探讨。在相关情境和对陌生条件下，通过信任投资和自我报告两种方法，发现不同效价类型的情绪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差异显着，积极情绪条件下的投资信任和直接报告的信任显着高于中性与消极情绪条件下（何晓丽等， 2011）。

　　关于信任的结果变量的实证研究较少。Foddy,Platow 和 Yamagishi（2009）从刻板印象和预期的角度探讨个体对陌生人信任的群组差异，发现被试会因为受到内外群刻板印象的影响而偏好选择内群分配者；在预期方面，被试会对内群分配者的预期高，对外群分配者的预期低。温丽娜（2010）考察大学生人际信任的整体现状，并采用行为实验的方法考察信任的程度如何影响大学生的决策行为，发现信任的高低可能会影响信任型策略，但可能不会影响回报策略。张建新、张妙清和梁觉（2000）探讨信任及其影响因素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理论模型，结果发现个体的信任倾向性只在其与熟人和陌生人情境中才对信任行为起作用。

　　综上，在与人际信任相关的研究中，多数研究者是从受信方和信任方特点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而较少关注到情景因素和一些重要生活事件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相关的研究仍需要进一步探索与深入。

　　1.3 居住流动与信任的关系

　　人际信任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如信任双方的人际关系、信任者所处的社会情境等（Camera, Casari, & Bigoni, 2013; Stolle & Nishikawa, 2011; Yanagisawa et al., 2011）。以往并没有研究对居住流动与人际信任的关系进行直接探讨，但仍能从其他相关的文献中找到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在居住流动的过程中，个体被迫需要改变已经建立的社会关系，创建新的社会网络。他们首要面对的事情就是与陌生人打交道。因此，居住流动可能会对个体的人际信任产生一定的影响。回顾已有的心理学相关研究，Oishi, Lun和 Sherman（2007）发现，有更多搬家经历的个体，其个人主义倾向更高，很少对他人（尤其是陌生人）的态度、观点产生理解与认同。他们的人际关系质量差，难以与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也有研究表明，居住地的频繁变迁会导致对其“所在地”较低的情感与行为投入（Oishi, Talhelm, Lee, Komiya, & Akutsu, 2015），因此他们对其周围环境和人的依赖性与信任程度往往较低。此外，国内一项研究发现，居住流动性的提高会是个体对外界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感（周欣悦，2016），这与焦虑与不确定管理理论（AMU）的观点一致（Casmir & Fred, 1985;徐迪， 2016），而个体处在缺乏确定感、安全感的情况下，其对外界的普遍性信任水平和适应能力会明显下降（孙群， 2008;王瑶， 2016）。

　　1.4 人格对与居住流动心理与行为后效的调节作用

　　居住流动对与个体心理与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会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调节。其中，个体差异是当前多数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调节因素之一。例如，以往研究发现，人格特质对幸福感具有重要的预测作用，一项元分析表明，神经质和外倾性与幸福感中绝大多数成分都有很强的关联性（Steele, Schmidt, & Shultz, 2008）。研究者们在探讨人格与幸福感的直接关系基础之上，也关注人格在其他变量与幸福感关系之间的调节效应，其中生活事件经历就是他们考察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一项情绪反应的研究发现，外倾性的个体在遇到消极事件时会表现的相对积极，而神经质的人在遇到同样的消极事件时会感受到更多的消极（Bolger & Zuckerman, 1995; Suls, Green, & Hillis, 1998）。关于居住流动与幸福感的相关研究发现，居住流动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只会出现在内向型的被试上，对于外向型人格的被试，居住流动对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着；而神经质特质则会加深居住流动对幸福感的消极影响（Oishi & Schimmack, 2010）。这表明，即使一个人经常搬家，如果他/她外向且拥有较强的社交技能，就能迅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搬家对这部分个体幸福感的影响可能就比较小。相反，如果一个人较为内向，在新环境中建立关系比较困难，那么搬家就会降低其幸福感。此外，Bolger 和Zuckerman（1995）的研究发现，神经质的个体在压力生活事件中反应更加消极。因此，对于这类个体而言，居住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更强烈。而外倾性与积极的社会关系相关联，能够帮助个体在居住流动的过程中更好的应对人际问题，重建社交网络（Branjvan Lieshout, & van Aken, 2005）。

　　综上，虽然许多研究都显示居住流动性的提高可能会降低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以及其中的内在机制尚不清楚。因此有关居住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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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问题提出
　　2.1 以往研究的不足
　　2.2 研究内容和构思
　　2.3 本研究的创新点和意义

　　3 研究一 个人居住流动与人际信任的关系
　　3.1 目的
　　3.2 被试
　　3.3 实验材料
　　3.3.1 人口学问卷--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问卷（SES）
　　3.3.2 居住流动经历调查表
　　3.3.3 人际信任倾向问卷（ITS）
　　3.4 结果

　　4 研究二 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机制
　　4.1 目的
　　4.2 实验
　　1 4.2.1 被试
　　4.2.2 实验设计
　　4.2.3 实验材料与任务
　　4.2.4 实验程序
　　4.2.5 结果

　　4.3 实验
　　4.3.1 被试
　　4.3.2 实验设计
　　4.3.3 实验材料与任务
　　4.3.4 实验程序
　　4.3.5 结果

　　5 研究三 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一项现场实验
　　5.1 目的
　　5.2 实验设计与被试
　　5.3 实验材料
　　5.4 结果
　　5.4.1 不同阶段组间不确定感知差异分析
　　5.4.2 不同阶段组间信任水平差异分析
　　5.4.3 中介效应分析
　　5.4.4 调节效应分析

6讨论

　　6.1个人居住流动经历对人际信任倾向的影响

　　研究一的结果发现，被试的居住流动次数对其人际信任倾向具有显着的负向预测作用，即居住流动经历越多的个体，其人际信任水平更低；并且在控制了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之后，该效应仍然显着。这表明无论居住地改变的外在条件、目的如何，流动的经历可能都会倾向于降低个体对其周围环境与人的信任。

　　从以往研究来看，居住流动可能会提高个人自我倾向，降低集体自我。自我的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model）指出，个体所处社会环境的稳定性塑造了自我概念的组织方式（Oishi,Lun,&Sherman,2007）。Baumeister（1986）通过对社会变化的历史分析认为，居住流动可能与个人自我的增加以及集体自我的降低有关。许多跨文化领域的研究者也已经积累了有关居住流动性影响个人自我倾向的相关证据。如有研究发现，美国（高居住流动地区）与日本（低居住流动地区）两国居民的个人自我中心与集体自我差异显着，日本居民更加注重社会角色的重要性，而美国居民则更加注重个人的特色（Markus&Kitayama,1991;Triandis,1989）。当个体的个人自我增加后，会降低他对外部环境与人交往过程中的投入度，难以与人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ShigehiroOishi,2007&2010）。除了对自我的影响之外，早期的居住流动经历还会影响个体如何看待社会关系。有研究发现，具有更多居住地变迁经历的个体，他们的社会交往圈更大，即他们会更广泛地结交新朋友（Seder&Oishi,2009）。但与此同时伴随的是其社会关系的松散与脆弱。由于频繁的更换居住地，使他们不必对每个交往对象和群体都给予投入和足够的信任。例如有研究发现，居住地的频繁改变使得个体无法对一个团体给予更多的投入和承诺，从而更热衷于加入低承诺群体（Oishi,Talhelm,Lee,Komiya,&Akutsu.2015）。综上，高居住流动更可能促使个体形成一种广泛、多样化且比较随意的社会关系，虽然这种社交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更具有灵活性与适应性，这会帮助他们更好的投入到新的环境中；但他们在与人交往时常常会缺少足够的真诚与信任。在本研究中，通过对被试个人居住流动经历与人际信任倾向的调查，发现两者之间呈现显着负相关，这与以往研究结果和我们的假设推论也是一致的。

　　此外，居住的流动性对个体的影响会受到家庭经济条件的影响。一般而言，对于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居住稳定会带来更多的益处；而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个体和地区而言，居住稳定反而会给带来更多不安定的因素（Cohen,1998;O'Brien,Gallup&Wilson,2012）。因此，在研究一中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可能存在的干扰变量进行控制，但在结果的分析中并未发现家庭环境与经济条件的作用。我们推测可能的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被试影响。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针对欧美地区的被试，与中国被试在文化背景、家庭氛围与教育方式上均有较大差异，因此导致结果上的差异；第二，测量方式的问题。本研究采用SES问卷对个体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主客观两方面的测量，由于该问卷的主观题部分计分方式较为复杂，在最后结果的统计上可能与现实存在一定出入，问卷的信效度无法在本研究中得到充分保证。

　　6.2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研究二中，我们通过情景想象与书写任务，成功的启动了被试的流动状态，并在信任博弈游戏（TG）和面孔信任评价任务两种测量信任的范式下，证实了在实验室情境下，高居住流动感知能够增加被试对于相关情景的不确定性，进而使他们在后续任务中的人际信任水平显着下降，并且不确定感知在居住流动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为了验证该效应的生态效度，在研究三中，我们通过一项网络问卷形式的现实情境调查，在即将进行宿舍搬迁（居住流动的一种简单形式）的大学生群体中发现了与研究二基本一致的结果，即相对于同校同年级没有宿舍搬迁计划的学生，这些即将搬迁宿舍的学生会对外界环境产生更多的不确定感，进而降低他们的信任水平。

　　以往有关居住流动的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中，暂时未涉及对居住流动和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进行直接探讨，但依然存在一定的依据为本研究结果提供支持。首先，个体的很多情绪、认知、行为以及心理状态都是产生于社会交往和生活空间中（Berscheid&Reis,1998;Reisetal.,2000），而居住流动会使个体的生活空间、社交网络变得更加情景化、动态化（Oishi,2010）。焦虑与不确定管理理论（AUM）指出，个体处在不断的与新的陌生人打交道的“人际流动”状态下，会不可避免的产生不确定感（Casmir&Fred,1985;徐迪，2016），而个体处在缺乏确定感、安全感的情况下，其对外界的普遍性信任水平和适应能力会明显下降（孙群，姚本先，2008;王瑶，王贺娜，2016）。综上，从已有的研究结果中我们可以推断，个体的居住流动感知可能会通过增加其对外界与环境的不确定感知，进而削弱其人际信任水平。这与研究二和研究三的结果也是基本一致的。

　　6.3人格在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关系间的调节作用

　　在研究二的实验1中，我们发现神经质与外倾性两种特质在居住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到了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在流动组中，被试的神经质得分越高，其在随后投资任务中给出的钱数会更少；而被试的外倾性得分越高，其在投资任务中给出的钱数会多一些。这与以往有关居住流动与人格之间关系的研究相吻合。国外有关居住流动性心理后效的研究发现，部分人格特质会对居住流动性的心理后效程度产生影响。如一项居住流动与幸福感关系的研究中发现，居住流动对幸福感带来的负面效应只会出现在高神经质个体中，对于外倾性高的个体，这种效应并不显着（ShigehiroOishi&UlrichSchimmack,2010）。此外，有关情绪反应的研究中指出，神经质的人在遇到同样的消极事件时会感受到更多的消极情绪，因此，对于他们而言，居住流动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焦虑、紧张、不确定感等会更多（Bolger&Zuckerman,1995;Suls,Green,&Hillis,1998）；而外倾性高的个体在遇到消极事件时会表现的相对积极，外倾性特质能够帮助个体在居住流动的过程中更好的应对人际问题，重建社交网络（Branje,vanLieshout,&vanAken,2005）。但类似的调节效应在实验2中并未显着。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实验1与实验2中采用了不同的信任行为范式来验证居住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个体在整个信任过程中，面孔评价任务中的信任判断与投资游戏中的信任行为表现分属于两个不同阶段，因此他们受居住流动影响的加工过程可能存在差异。相关的机制仍需要后续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探讨。

　　此外，在研究三中，我们利用网络问卷平台的便利性，在神经质与外倾性两种特质的基础之上，还考察了不确定性容忍度与行为抑制/激活性在居住流动与人际信任关系之间的调节作用。不确定性容忍度（ToleranceofUncertainty,TU）是指个体应对不确定性情景时在认知、情绪或行为反应倾向上的个体差异。不确定性容忍度高的个体在面对信息模糊或冲突情景时会表现的更加冷静沉着（Zvolensky,Vujanovic,Bernstein,&Leyro,2010）。而在行为学层面上，Gray提出了行为激活系统（behavioralactivationsystem,BAS）和抑制系统（behavioralinhibitionsystem,BIS）。BAS对奖励、非惩罚刺激做出反应，一旦激活，个体易产生趋近行为，并体会到如兴奋、快乐、希望等正向情绪。相对的，BIS则会抑制个体停止或减慢自己的行为反应（如在面对惩罚等负面反馈以及一些新异刺激的情景下），以免造成负面的后果，同时易伴随着消极情绪的产生，如焦虑、害怕等（李彦章，张燕，姜英，李航，米沙，易光杰，洪勇，姜原，2008）。BAS和BIS系统的活跃性存在较明显的个体差异，因此，BAS和BIS可能作为个体经历重大生活事件后产生心理与行为反应差异的内部调节因素之一。但在本研究中，这两种因素的调节效应均不显着。对比以往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第一，现场研究与网络问卷调查的局限性。网络调查本身存在如被试回答的不可控性、认真程度以及社会赞许效应等固有问题，因此导致最终数据结果可能与真实情况存在差异；第二，“搬迁宿舍”作为比较简单的流动事件，所引发的后效不如实验室条件下诱发的效果显着，这也体现了本研究结果仍然存在生态效度局限的问题。

　　6.4研究的思考及展望

　　本研究通过个人居住流动经历调查和实验室条件下对被试居住流动感知的启动两种方式，采用信任博弈游戏、面孔评价任务等信任测量范式，并结合真实情境下对宿舍搬迁人员的现场实验，考察居住流动性如何影响个体的信任倾向与行为。一方面，拓宽了居住流动相关心理与行为学的研究范围，加深了对居住流动性与个体社会交往和人际信任之间关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为国内居住流动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初步的证据，为我国在人口流动性迅速增加的背景下制定相关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思路。但整体而言，相关研究领域仍存在许多不足，未来研究中应予以关注：

　　第一，借鉴以往研究，本研究中重点关注居住流动中住宅变化对人的影响，但其他形式的流动并未得到体现。例如，很多人会在不改变住所的情况下四处走动（旅游爱好者、经常需要出差的人等）。这些人的心理状态是否会区别于其他人，与那些频繁更换住宅的人的心理与行为模式是否相似？Gustafson（2009）在瑞典的研究发现，在上下班的路途中花费更多时间的人对当地社区的归属感更低。然而有趣的是，那些每年在国内旅行几次的人比旅行不太多的人对国家有更强的归属感。这与关于居住地变迁对社会身份认同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一致。此外，关系流动作为社会流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与居住流动有所不同，但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Gelfand,Chi-yue&Hong,2015），关系流动与居住流动的关系及其对个体的影响也需要进一步探讨。总之，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实际流动性可能是自我、情绪和各种社会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重视。

　　第二，本研究中所有被试来自大学生群体，包括情景启动材料以及信任游戏也基本基于的学生的角度来创设和进行，因此研究结果可能与真实社会情况存在差异，生态效度与可推广性仍有待检验。后续研究中有必要通过具有一定社会阅历的被试来检验本研究的结果。

　　第三，在研究二与研究三中，有关信任的测量范式（包括信任博弈游戏和面孔可信度评价任务）均将受信方控制为无任何特征信息的陌生人，没有考虑到其他陌生人特征在信任过程中的作用。以往研究发现，个体人际信任的产生会受到目标线索效应的影响。当我们为被试提供受信方的某些信任相关或不相关、积极或消极的信息时，居住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效应是否会发生改变？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通过不同的目标线索将受信方进行划分，从而使研究情境与研究结果更加具有科学性、实用性。

　　第四，本研究作为横断对比研究，没有考虑到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影响的时空效应。（1）居住流动性的时效性。理论上，随着时间的推移，心理困扰和应激性会由于适应逐渐削弱直至消失。因此，识了解居住流动后效的时间过程很重要。虽然有很多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居住流动对某些心理因素存在长期影响（Oishi&Schimmack,2010;Jelleyman&Spencer,2008）。但在多数情况下，居住流动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如Vernberg,Greenhoot和Briggs（2006）对七年级和八年级学生的纵向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家庭和其他背景因素后，那些刚搬家的人与那些最近没有搬家的人相比，表现出较低的友谊质量；然而到了学年末，他们发现搬家和非搬家之间并没有区别。在后续研究中，应当注重区分不同居住流动心理与行为后效的时间效应。（2）居住流动性的距离与目的效应。除了时效性，考察居住流动的流动距离与最终目的地的作用同样重要。在居住流动的社会学研究中，对社交网络的距离效应（Magdol&Bessel,2003）和目标效应（Sharkey&Sampson,2010）进行了研究；而在心理学研究中，距离效应和目的地效应尚未被充分考虑。

　　第五，从以往研究来看，多数研究者着眼于居住流动的消极影响。如行为问题（Adam&Plaut,2003）、降低幸福感水平以及增加孤独感（Oishi&Schimmack,2010;Oishietal.,2013）等。在本研究中也主要从居住流动性的提高可能会降低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的方向进行假设，并且基本验证了这一效应。而实际上，居住流动也可能会为个体带来某些正面的影响。Leung（2008）等人曾经提到，体验多元的地域文化对于培育创造力具有推动作用，有研究发现高居住流动城市的居民往往更加开放和好奇（Park&Peterson,2010）。因此，居住流动经历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提高个体的创造性（Miao&Oishi,2013）。

　　与此同时，居住地稳定对个体的影响也存在不确定性，可能收到家庭环境等因素的调节作用（Cohen,1998;O'Brienetal.,2012）。伴随着全球范围内居住流动的逐渐提高，在未来研究中探究和利用居住流动性对个人与社会的积极作用非常重要。

　　7总讨论

　　本文共包括三项研究，四个实验，研究一是从个体角度出发，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考察个人居住流动经历是否会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倾向。研究二基于实验室实验，通过两个实验，分别在信任判断与信任行为两种不同信任阶段的范式下探讨居住流动感知如何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而研究三则以宿舍搬迁事件为例进行一项现场调查与实验，在真实的居住流动事件下检验研究一与研究二的效应。通过研究一、研究二、研究三中的数据可知：

　　（1）个人的居住流动次数能够显着负向预测人际信任，并且这种效应基本不会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2）研究二中，不确定感知在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居住流动性通过提高个体对外界的不确定感知，进而削弱其人际信任水平；

　　（3）研究二中，个体差异因素在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的关系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对于神经质的个体而言，居住流动对人际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更大；而外倾性则可以作为居住流动消极影响的缓冲器；

　　（4）在研究三的现实情境下，验证了不确定感知在居住流动性与人际信任关系中的部分中介作用；但人格可能并未起到显着的调节作用。

　　综合三项研究的结果可知，居住流动性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整体上呈现显着的负效应；且不确定感知在二者之间起到了一定的中介作用，该效应在现实情境中也得到了印证；同时个体差异因素在居住流动对人际信任的影响中起到了一定的调节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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