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国密室》所描写的“他者”重庆

时间:2019-10-17

　　摘要：抗战时期， 大量的外国记者、作家、观察家先后涌入重庆， 分别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形形色色的“抗战重庆”.其中， 美国密码之父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创作的《中国密室》可以说是“他者”重庆的代表， 他带着殖民主义的眼光， 通过第一人称的记述手段， 塑造了重庆当时落后、愚昧、混乱的形象。
　　
　　关键词：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 《中国密室》； “他者”重庆；

　　一、关于“他者”
　　
　　“‘他者' （the other） 是相对于’自我‘而形成的概念， 指自我以外的一切人与事物。凡是外在于自我的存在， 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出现， 可看见还是不可看见， 可感知还是不可感知， 都可以被称为’他者‘.”[1]118“他者”这一概念在西方哲学中有着深厚的渊源， 从柏拉图《对话录》中“同者”与“他者”的二元对立， 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主奴辩证法”“自我”与“他者”相互矛盾的依存；从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他者”的“凝视”对主体的建构作用， 到法国哲学家列维纳斯“自我”对“他者”的压制和驯化， “他者”这一哲学术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哲学体系中有着不同的内涵。本文在此处使用“他者”这一概念， 主要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出发， “它暗示了边缘、属下、低级、被压迫、被排挤的状况”[1]118.“他者”是西方后殖民理论中常见的一个术语， 在后殖民理论中， 西方人往往被称为主体性的“自我”, “自我”以外的非西方世界被视为“他者”.“他者” （the other） 和“自我” （self） 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爱德华·W.萨义德[2]229在《东方学》中就指出， 与西方本土“自我”相对的“他者”总是呈现出一副卑下、肮脏、堕落、落后的形象， 而这一形象与现实地域上的东方并没有太多关联， 只是西方人极具优越感的自我想象， “东方与其说是一个地域空间， 还不如说是一个被言说的主题”.参与这一言说的不仅包括人种学家、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带有系统性、理性的科学分析， 当然也包括小说家、诗人、翻译家和旅行家所创作的数量相当可观的文学作品。
　　
　　从这一角度来看， 抗战期间来渝的大多数外国记者、作家、旅行家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他者”重庆形象的建构。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和他的《中国密室》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其人
　　
　　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 （Herbert Osborn Yardley） 闻名于世界并非仅因为他是个作家， 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是“美国密码之父”.他在情报密码破译方面的天赋使其深受美国政府的重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 情报密码工作的重要性凸显， 亚德利受命在美国战争部组建了第八军事情报处 （MI-8） , 这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前身， 是美国情报历史长链中的第一环。1919年， 在亚德利的组建下， 美国密室诞生， 随后该密室仅用了几个月就破译了咄咄逼人的日本情报系统， 并为美国国务院提供了日本谈判底线的准确情报， 从而使得美国在裁减海军军备的华盛顿会议上处于有利地位。鉴于亚德利在密码破译方面的巨大成功， 以及他对美国密码事业的突出贡献， 他被称为“密码之父”.然而， 亚德利及其密室的辉煌随着战争的结束而逐渐暗淡， 1929年3月， 保守派人士亨利·路·史汀生接手国务院， 他以“君子不看他人信件”之名愤怒抨击了美国密室。1929年10月， 美国密室被永久性关闭。失业之后的亚德利， 根据自己领导美国密室的经历， 出版了《美国密室》一书， 小说一经出版就赢得了大量好评。有人称他是“描写战时及战后秘史做出最轰动贡献的第一个美国人”.然而《美国密室》一书对美国情报工作的披露使得华盛顿当局甚为恼怒， 以至于这本书几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最有争议的小说之一。之后， 亚德利在小说创作上一改过去以事实为依据稍加虚构的写法， 而采用依据少量史实加以虚构的写作方法。1934年， 他出版了《金发的伯爵夫人》《日本的红太阳》， 故事内容均是亚德利所熟悉的间谍生活， 因此受到读者欢迎， 其中《金发的伯爵夫人》还被米高梅影片公司拍成电影并获得成功。1938年， 处于战争之中的中国国民政府迫切感到情报的重要性， 他们邀请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前往重庆， 并提供一万美元的年薪。接到这一邀请， 亚德利喜不自禁， 欣然答应。1938年11月， 亚德利到达中国战时首都重庆， 便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情报破译工作。然而， 由于中国现实环境的恶劣， 以及自己不断恶化的健康状况， 仅在为国民政府服务一年多以后， 亚德利便于1940年7月离开了重庆， 启程回国。随后， 他将自己在重庆破译密码的传奇经历写成一本书， 这本书就是本文所要着重关注的《中国密室---美国“密码之父”在中国的历险记》。该书以日记的方式记录了亚德利在重庆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作者通过自己在中国近两年的亲身经历讲述了一个谍海丛生的抗战中国[3].当代小说家麦家曾在他的畅销小说《解密》中对赫伯特·奥斯本·亚德利这一形象有颇为真实的塑造。
 

　　
　　三、《中国密室》所描写的“他者”重庆
　　
　　小说《中国密室》采用第一人称的方式， 通过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 给美国公众展现了一个怪异、肮脏、愚昧、堕落、暴力、血腥的“他者”重庆。主人公于1938年11月乘坐飞机从昆明抵达重庆， 当飞机从云层中降落到重庆机场时， 他看到在嘉陵江和长江“合流处形成的崎岖的河岬上， 覆盖着鱼鳞似的小土方、小竹棚和矮小灰暗的石头建筑物， 这就是重庆城”[3]26.关于对这个城市的初步印象， 亚德利写道：“这使我感到沮丧。这是一副令人抑郁的景象， 它给我一个不祥之兆。”[3]26
　　
　　小说里充斥着对当时重庆各种乱象的“他者”描写：生活在重庆的人们有着奇怪的生活习惯， 他们喝着长嘴茶壶装着的烧开的水， 跟人见面握自己的手而不是握别人的手， 在竹子盖的茶馆里面喝没有糖的茶， 将盘子放在杯子上。经常有人像小鸡似的跳到车前， 然后又向两边跳开， 只是认为洋人开的车能帮他们驱鬼。重庆是一个肮脏的世界， 人们长年累月地生活在臭气熏天的城市里， 用粪便浇灌着食用的蔬菜。这里老鼠成群， 几天之前才咬掉了一个新生婴儿的睾丸， 导致了那个婴儿的死亡， 主人公“我”的“房间里面尽管早已埋下了捕鼠器， 但是耗子依然在楼顶奔跑， 几乎没有一个夜晚， ”我“不被从身上爬过的老鼠弄醒”[3]34.周围的人们时时刻刻都在与蚊子作战， 一不小心就会被蚊子叮咬， 从而患上痢疾。
　　
　　战争是这座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每当天朗气清的时候， 密集的日军轰炸机总是炸得这个城市血肉横飞、尸横遍野。然而面对日军的疯狂侵略， 这里的人们只会逃跑， 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每当轰炸来临， 中国的战斗机就不知去向， “我”猜想他们“可能早就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因为， 我们既没看到一架中国战斗机的影子， 也没有听到它的声音”[3]114.惊慌失措的人们像潮水一样倾城而出， 纷纷逃离。一架中国战机的飞行员看到一个黑影， 便以为是一架追击他的日本飞机， 于是他就仓皇跳伞逃命， 飞机摔下来， 坠进了“我”后院的地里。“我”在中国， “未看到过一个想打仗的中国人”[3]77.“我”的顶头上司“二号”是一位从未闻过火药味的将军， 在战争逼近时， 他能够毫不犹豫地扔下手下的两百多名情报人员独自逃跑。医院的医生们也在逃跑， 因为医生们怕炸弹。中国医生是老实的， 他们感到害怕， 所以拔腿就跑。留下的医生大多数来自教会医院和美、英军舰， 他们因为惧怕别人说闲话所以留了下来。
　　
　　这里的人们生活堕落， 男人们除了妻子之外， 还可以娶无数个小妾， 汪精卫就是一个拥有十个情妇的大富翁。“我”的翻译凌也是这样“一个堕落的人”[3]32.在跟“我”初次见面时， 他向我提的一个问题就是“白种人的乳房是红的， 这是真的吗？”据说这是一个从巴黎回国的中国学生告诉他的[3]21.尽管已经有了妻子和孩子， 但是他仍然想要再娶一个姨太太。石头上凿出的颇具历史的洞穴， 对凌来说不过就是过去和尚用来藏姑娘的地方。“我”的上司“二号”是个“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长着圆脸、大耳”的“胖猪、蠢驴”[3]36, 除了利用职权， 同下属的妻子们鬼混外， 尽做一些让人难以置信的蠢事。
　　
　　当然重庆国民政府也是极其腐败， 尽管人们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政府官员们只会吃喝享乐、高谈阔论， 他们所有的工作就是“开会、商量、讨论， 又做决定， 最终却一事无成”[3]164.“苦力们承担着全部战争， 忍受着最悲惨的境遇……他们的境遇同我国南部黑人差不多……但国民党的成员……绝不会像我国南部州政府转向黑人那样， 转向苦力阶级。”[3]164基督教在这里很难扎根发芽， 因为这里的人只能看到基督教传教士手中的饭碗， 却“无法理解永恒的基督思想”[3]60, 他们可以接受碗里的米饭， 但决不会成为基督徒。对于凌来说， 曾经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仅仅是为了欺骗教会的牧师， 因为佛教徒学习英语要交五块钱， 而基督徒只要一块钱。“蒋委员长是个基督徒每天读圣经的传闻就跟美国要还贷给中国五千万美金一样， 是个荒诞的笑话。”[3]
　　
　　四、东西两个世界
　　
　　小说主人公“我”是一个来自西方发达文明世界---美国的“最富天才， 最有名望”的情报专家， 是这个混乱、贫穷的“他者”世界中唯一的“英雄”.“我”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 能够很轻易地制作燃烧弹和消音器， 而且作为经验丰富的情报专家， “我”还从汪精卫的情妇秀贞收拾行李的举动中敏锐地洞察到汪精卫的出逃计划。“我”能够毫不费力地破解日军电报密码， 在日本情报间谍被愚蠢的驴子枪毙之后能熟练地模仿那个间谍的指法向汉口发报， 以避免重庆再次遭到轰炸。“我”也成功地破获了卖国贼独臂大盗的电文密码， 并在秀贞的配合下顺利地抓住了他。围绕在“我”周围的却是一群形象不好的中国人：“我”的翻译凌是一个十足的堕落的人；上司“二号”更是愚不可及， 他总是自作聪明地办砸许多重要的事情；司机总是蔑视“我”的权威， 还爬上窗子进行偷窥， 于是“我”开枪打断了他的手指；佣人老蔡贪婪狡诈， 他故意增加大家的开销并从中牟利， 最后富到可以向政府职员放高利贷。作为一个来自西方文明世界的观察者， “我”自然而然地带着先进的文明世界的眼光， 带着“自我”本土世界的“尺寸”衡量四周。在文明的眼光的注视下， 在“自我”的“尺寸”的丈量下， 旧中国显得一片狼藉。在《中国密室》中， 亚德利总是时不时地将他所看到的一些现象放置在一种对比性的框架中， 而这个比较的对象就是已被公认为现代的、文明的、先进的美国。例如“我带有两种无害的药物：莨菪胺和阿密妥纳， 这已在西北大学罪行侦察处成功地使用过。在美国除罪犯自愿外， 使用这种药物是非法的。但在中国， 我肯定， 戴笠可以强行使用这种药物而不会遇到麻烦”[3]36.在和“我”的翻译凌谈到中国医生的逃跑行为时， “凌对他的中国医生的这种行为既不感到惊讶， 也不感到羞耻。我就更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因为政府公开在报纸上说， 中国每年只有五千名大学毕业生， 这么点人怎能经得起前线冒险呢。蒋委员长的两个儿子……据各种报道说， 目前正在巴黎、美国同白种女人跳舞， 而他们的祖国却在流血， 慢慢死去”[3]119.面对此种情况， “我”告诉我的中国同伴们，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 美国南军总司令罗伯特·爱德华·李的儿子们“也跟别人一样， 在前线打仗”[3]120.“在美国有很多出生中层和上层阶级的青年战死在疆场， 但我却从未听过出身上层阶级或中层阶级的一个中国青年闻过火药味， 更不用说有人血洒疆场了。”[3]120“渎职和叛国的事在美国也并非无人所知， 但我们觉得， 事实也是如此， 绝不会有那么多人盘算着怎么出卖自己的国家， 但在中国就大不相同。如果说我们有一个本尼迪克·阿诺德， 那么中国则有无数个。”[3]133当“我”发现一个白种人居然通敌叛国时， “我”感到非常震惊：“遗憾的是， 一个白人也被证明是个叛徒。”[3]157这样的对比在小说中处处可见， 在鲜明的对比之下， 旧中国的专制、懦弱与腐朽就更加明显。
　　
　　萨义德指出， 居处在东方的西方人， 尽管他们往往是作为特权者在东方居处， 因为他们的肤色 （白种人） 和国籍 （来自西方发达国家） 保证了他们在东方这一地区的特殊地位和特权， 但是面对卑下、怪异的“他者”世界， 这些西方人却总感到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中国密室》中“我”作为来自美国的情报专家， 尽管住在“一号”人物戴笠曾住过的小楼里， 享受着这个百万人口城市中极其稀少的洗澡间， 进门有佣人伺候， 出门有警卫保护， 但作为西方文明世界的来客， 眼前的这一切仍然让“我”难以忍受。潮湿冰冷的天气让“我”的身体日渐消瘦， “对于我， 他们的生活方式是陌生的， 他们的思想是隐蔽的。重庆号称天府， 但我更喜欢华盛顿和印第安纳州”[3]27.“在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和语言对我都是陌生的异国里生活， 我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孤独感。”[3]39“原始的中国使我感到沮丧。”[3]79“很显然我生来就不适合在东方生活， 现在更是度日如年了。肮脏、瘟疫、灾难和贫穷， 使人不堪忍受……”[3]163
　　
　　从小说的叙事策略中， 可以看出亚德利颇具用意的对比性叙述不仅局限在小说的具体内容上， 还体现在小说的叙事人称上。亚德利在《中国密室》一书中采用了第一人称自传体的叙事方式， “从叙事学的角度看……第一人称叙述者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中， 和这个世界中的其他人物一样， 他也是这个世界里的一个人物， 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4]169.对于取材于自身经历的自传体小说来讲， “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他自身的经验和历史就构成了叙述的基本对象， 因此这个’叙述‘的我同时也就是’经验‘的我， 二者完全是统一的”[4]170.一方面， 这样的叙事方式可以拉近与“虚构的艺术世界的距离”, 使读者相信小说中的主人公“我”所经历的就是经验的“我”即作者本人所亲身经历的一切， 从而使叙述者“我”的讲述极具真实性与可信度。而另一方面， 第一人称叙事手法的方便之处就在于能够更直观地洞悉主人公“我”的内心， 从而更自然地表达“我”的观念与想法。当“我”与外在于“我”的世界相统一的时候， 那个外在于“我”的世界就变成了“我们”的世界， 而这个“我们”的世界形象就总是符合“我”的期望的， 是美好的。正如同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对中国形象的描述， 是充满希望、生机和活力的红色中国， 当说到八路军时， 她往往亲切地使用“我们”一词， 这代表了她对中国共产革命事业的认同。而当“我”与外在于“我”的世界相对立的时候， 那个外在于“我”的世界就成了“他者”世界， 这个“他者”世界往往与“我”所归属的世界相背离， 是不尽人意的， 甚至是堕落的， “我”就成为这个浑浊的旧中国世界的冷眼旁观者、审判员。他们在说、在做， 而“我”则在观察、在记录， 并把观察到的内容与西方文化相比较， 甚至还时不时地加以评价， 告诉读者在面对这种带有他异性的异己文化时， 作为一个西方人的亲身感受是什么， 或者作为西方人他所应该具有的感受是什么。因此， 小说中作为西方观察者的“我”的角色就不仅仅是“他者”重庆的见证者、“当地说话者的角色、秘密记录者的角色”[2]207, 而且还承担了文化批判者的角色。
　　
　　“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 他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相遇， 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 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2]105因此， 小说中的“我”不仅是个体的人， 更代表了一种文化， 一种与旧中国相对的西方的进步文化。在进步文化的映照下， 旧中国就显得越加腐朽与落后。同理， 在旧中国的陪衬下， 西方文明就越显进步， 西方世界就越显和谐。正如黑格尔在“主奴辩证法”中指出的：奴隶主只有通过奴隶才能实现他的真正自我。奴隶主获得其身份， 取决于奴隶对其身份的承认和对命令的服从。黑格尔通过这一辩证关系暗示了“他者”的存在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 没有“他者”, 人类便无法认识自己， 并无法定义自己。正如厦门大学周宁教授所指出：“在西方文化中， 中国形象的真正意义不是地理上一个确定的、现实的国家， 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伦理意义的虚构的空间， 一个比西方更好或更坏的地方……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5]1小说《中国密室》通过第一人称的叙事方式， 塑造了抗战时期重庆落后、愚昧、混乱的“他者”形象， 尽管这一形象有作者带着“有色眼光”之嫌， 但也能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以资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剑。西方论文关键词：他者[J].外国文学， 2011 （1） :118-127.　　
　　[2]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 译。北京：三联书店， 1999.　　
　　[3] 赫伯特·O.亚德利。中国密室--美国“密码之父”在中国的历险记[M].白崑荣， 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　　
　　[4] 罗纲。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5]周宁。龙的幻象[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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