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意蕴和艺术特点

时间:2019-10-17

　　摘    要：　陶渊明接受前人的思想遗产相当驳杂, 而仍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他的社会理想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其人生哲学以天命论为重要的基点。他既重视实际的物质生活, 又强调加强道德修养, 其践履形成了一种高尚的人格范型。他在艺术上充满了创新精神, 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关键词：　陶渊明; 自然; 思想; 复古; 人生哲学; 艺术创新;

　　Abstract：　Tao Yuanming's acceptance of the thinking heritage from the previous thinkers was rather mixed, but the influence of Confucianism is dominant. His social ideal has a strong retro color. His philosophy of life is based on the traditional theory of Heavenly destiny. He not only paid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material life, but also stressed the strengthening of moral cultivation, his moral practice formed a noble personality model. He is full of creative spirit in literary art and has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literature.

　　Keyword：　Tao Yuanming; nature; thoughts; restoration; life philosophy; art innovation;

　　陶渊明的思想和艺术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本文拟限于讨论以下四个具体问题:第一, 他接受前代思想的庞杂性;第二, 他的复古主义社会理想;第三, 他的人生哲学;第四, 他在艺术上的创新。

　　一

　　陶渊明出生于江州寻阳陶氏高门。江州是儒风颇盛的地方1, 陶渊明从小接受过良好的教育, 熟读儒家经典, 后来在作品中曾经提到他的幼学, 说自己“游好在六经” (《饮酒》其十六) 。他在诗里很喜欢引用《论语》里的孔夫子语录, 据统计有将近四十次之多, 这样多用《论语》语典的诗人在当时并不多见。

　　陶渊明青年时代的大志是“奉上天之成命, 师圣人之遗书, 发忠孝于君亲, 生信义于乡里” (《感士不遇赋》) , 他说的“圣人”当然指儒家圣人孔夫子, “忠孝”“信义”也正是儒家高度重视的道德修养。

　　但陶渊明又决非纯儒, 他接受的前代思想遗产相当丰富驳杂, 他的老朋友颜延之在诔文中说他“学非称师” (《陶征士诔》, 《文选》卷五十八) , 他自己也说读过若干多有“疑义”的书, 这些“奇文”显然在儒家经典之外。中古时代较少有汉朝那种死守一经笃尊师说的儒者, 而思想比较驳杂色彩显得多元的知识分子则甚多, 鲁迅曾戏称之为“杂拌儿”, 他在分析大理论家刘勰时曾经深刻地指出:“中国自南北朝以来, 凡有文人学士, 道士和尚, 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 他们自称“信教”, 其实是“吃教”:

　　有宜于专吃的时代, 则指归应定于一尊, 有宜合吃的时代, 则诸教亦本非异致。

　　不过一碟是全鸭, 一碟是杂拌儿而已。刘勰亦然。[1] (P310-311)

　　此前的东晋, 情形已经大体是如此, 只是到南北朝以后佛教的成分更有所加重而已。

　　陶渊明的思想也正是一碟“杂拌儿”:除了儒家的正统思想之外, 道家思想在他头脑中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在诗文作品中引用《庄子》多达近五十次, 数量超过了《论语》。陶渊明极其重视个人自由, 反对各种拘束, 最后选定了归隐于故乡, 在家常生活中亲近自然、安顿心灵。这种路数显然近于道家而远离儒家。儒家总是强调把自己放在体制之内、人伦社会关系之内, 讲究认清自己的坐标, 尽到自己的责任;而道家则强调摆脱拘束, 坚持个人心灵自由, 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在这个意义上其实也可以说, 陶渊明是道家。所以先前曾经有一个着名的归纳, 说陶渊明“外儒而内道”[2] (P229) 。

　　陶诗中引用得比较多的还有《列子》, 将近二十次。陶渊明强调实际物质生活的意义, 鄙弃空名, 反对因果论, 相信天命论, 都与《列子》所宣扬者一致。《列子·力命》写道:“不知所以然而然, 命也。今昏昏昧昧, 纷纷若若, 随所为, 随所不为, 日去日来, 孰能知其故, 皆命也夫。”又曰:“死生自命也, 贫穷自时也。怨夭折者, 不知命者也;怨贫穷者, 不知时者也。当死不惧, 在穷不戚, 安命知时也。”陶渊明在诗里也多次写到“在穷不戚”这一层意思, 其根据在于相信天命;晚年在诗文中又一再讲起死是必然的正常的事情, 也归结为天命, 故无所用其惧怕或悲伤。这些也都与《列子》的思想一脉相承。

　　《列子》书中又大讲现时的享乐, 说死了就是完全结束了, 生前应当随心所欲, 随遇而安。这一层意思集中地见于《杨朱》篇。陶渊明一定是深入读过《列子》的, 在诗文中曾一再流露这样的思想和情绪, 生活中也奉行这一套, 只是因为比较穷, 其享受不过是经常喝点小酒而已。

　　陶渊明不肯加入庐山佛教外围组织莲社是人们熟知的, 他不能离开老婆孩子, 不能不喝酒, 不能去遵守那些自寻枯槁的宗教戒律;但他也并没有反对佛教, “人生似幻化, 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四) , 他的这两句诗很像是宣传佛教的教义;其《乞食》诗中又偶尔说起“冥报”这样的话头。看来陶渊明虽然不相信佛教, 但也不反对从这里吸收一些营养和话语。

　　所以可以说, 陶渊明也如后来的大理论家刘勰一样, 是“一碟杂拌儿”。唯其如此, 就不便说他是“外儒而内道”, 他其实是内外一致的, 儒家有一点, 道家有一点, 《列子》书的思想也有一点, 佛教的东西也有那么一点点。他都没有隐瞒, 而一一坦然道之。

　　各种思想都有一点, 那么还能够指出一种主导的东西吗?如果勉为其难, 也许可以说, 陶渊明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 在他心目中, 孔子以及汉儒乃是一些伟大和重要的标杆, 可惜由于自己生不逢辰, 无从完全追随其后, 只好逃离上层社会, 远离体制, 躲到乡下去, 喝点小酒, 自得其小小的安乐。

　　二

　　陶渊明的归隐并不像老派隐士那样退出社会, 不仅没有退出, 倒反而更有机会深入到中国社会的基层去, 接受了农民的某些思想元素, 形成了自己复古主义的社会理想。

　　中国古代的农民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所以也就不能有什么新的社会理想。既然不能向前看, 那就只好向后看, 总觉得淳朴的上古是最好的时代, 最好能够回到那时去。这自然做不到, 于是便希望出现一个实行古代办法的世外乐土。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正代表了这种美妙的理想。

　　桃花源里洋溢着一派古风。这里平和安详, 一团和气, 其中的人物虽然同那个无意中闯入的渔人生活在同一时代, 但由于他们一向“与世隔绝”, “不知有汉, 无论魏晋”, 所以其生活、思想、作风、礼俗、服饰都完全是古代化的, 他们仍在五六百年前的先秦, 风貌甚至近于上古。

　　《桃花源诗》更具体地说到此中人一些古老的作派, 他们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各尽所能, 和平安详, 自产自销, 没有租税。有一首据说是上古的歌谣《击壤歌》这样唱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此诗出自《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 大约是后人出于想象而编造出来的。中国古人一直相信, 在上古有过一段没有统治、没有苦难、道德高尚、廓然大公的幸福时代, 《礼记·礼运》谓之大同之世:“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的理想世界, 历来为中国古人所向往。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也正是这样一个具体而微的大同世界。

　　陶渊明在别的诗里也曾表达过他对上古理想世界的向往。当诗人在自家住宅被一把火烧光、准备暂度时艰的当口, 他想起了上古帝尧的时代的“东户”盛世:“仰想东户时, 余粮宿中田。鼓腹无所思, 朝起暮归眠。”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那时打下的粮食就堆在田边上听人自取,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在桃花源里, 也大有诸如此类的古风。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而没有力量改变这种苦难的人们, 很容易产生“桃花源”或“东户”一类的乌托邦。饱受租税之苦的人们幻想取消一切“王税”, 也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可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当中, “王税”总是会有的。政治作为管理众人之事, 必然需要一定的成本。国家要收税乃古今之通义。完全不收税太反常了, 也绝不是好事。例如在中古时代的坞堡里就无所谓“王税”;但那里决非乐土, 而只是特殊历史时期一方豪强建立的独立王国。《晋书·祖逖传》中提到的坞主张平、樊雅、董瞻、于武、谢浮等人, 都是占山为王的割据分子, 祖逖为了对付他们费了很大力气。还有一个割据势力的盟主苏峻, 其人“纠合得数千家, 结垒于本县” (《晋书》本传) , 成为了一批割据势力的领军人物, 后来更反对中央, 闹出很大的乱子。在正常的统治秩序稍稍恢复之后, 中央政权必然要取消这些地方割据性的土围子, 将其中的农奴解放出来变为国家的编户齐民。普通老百姓与其沦为丧失全部剩余劳动成果、依附于坞主的农奴, 不如成为向国家缴纳“王税”的农民。同无“王税”的割据状态比较起来, 与收税相联系的皇权乃是历史进步的因素。

　　中国老百姓并不怕成为纳税人, 就怕天下大乱, 没有了王法和秩序。但在复古主义的乌托邦里, 不考虑这些实际问题, 只是一门心思地幻想, 要多美妙有多美妙。

　　《桃花源诗》中的“俎豆犹古法, 衣裳无新制”二句更直截了当地表达了复古思想。诗中的“俎”和“豆”都是装祭品的容器, 这两个字加在一起指代祭祀。桃花源里的人是先前避乱者的后代, 他们的生存模式同外界基本一样, 无非特别古朴罢了:尊重传统, 讲究祭祀祖先———他们是最重视家族伦理的上古中国人。

　　“衣裳无新制”的意思是说, 因为同外界隔绝, 这里的衣着还保持着他们的祖先在先秦时代的旧式, 没有任何时下的新装2。论者或以为“衣裳无新制”表明外界虽然发生了晋、宋易代, 服装也发生变化了, 而这里却保持不变, 因此诗里这样写大有反对改朝换代的意味。这样来解读“衣裳无新制”恐怕是穿凿求深, 脱离了文本的实际。中国古代在改朝换代以后, 对于帝王和官员的制服、饰物会有一些具有政治意味的新规定, 但这并不涉及普通老百姓。

　　《桃花源记并诗》表明陶渊明具有强烈的复古思想, 而其底色大抵是儒家的。《礼记·礼运》正是儒家的经典, 讲究祭祖, 提倡简朴的古装, 也都合于儒家的传统。当然这里也吸收了老子关于小国寡民的美妙设想。

　　陶渊明神往于上古的小国寡民, 又设想其中的人物都过着隐士般的幸福生活, 这样的社会美梦与人生理想完全可以理解, 而且是很高尚的, 可毋庸讳言的是, 这只是一种空想。理想应着眼于未来, 应当是通过奋斗可以实现的。理想境界必须是开放而非凭险自蔽完全封闭的———封闭必然落后走向衰亡。当然我们不能拿这些现代思想要求于陶渊明, 他生活在一千六七百年前, 自然很难面向未来, 于是只好回望过去, 利用历史材料加上幻想构成他的“桃花源”。他不安于现状, 不满于现状, 多有高远之思, 在那时已经是一位先进的、有思想的高人了。

　　三

　　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同他的践行关系非常密切, 他无意于充当哲学家思想家, 只是将他的思考所得稍稍流露于诗文言谈之中。

　　同那些故作清高状的名士相反, 陶渊明一再强调世俗物质生活的重要, 因此生产劳动也就是意义重大、完全必要的。陶诗中涉及这一层意思的甚多, 例如:

　　民生在勤, 勤则不匮。宴安自逸, 岁暮奚冀?

　　儋石不储, 饥寒交至。顾尔俦列, 能不怀愧。

　　———《劝农》

　　人生归有道, 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 而以求自安!

　　开春理常业, 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 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 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 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 斗酒散襟颜。

　　遥遥沮溺心, 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 躬耕非所叹。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 (旱) 稻》

　　普通人自应好好种庄稼养活自己一家, 士人可以用出仕来“代耕”, 靠官俸过日子, 如果不当官了, 也就回家种地。此乃人生的正当安排。

　　陶渊明本人归隐以后参加了一部分农业劳动, 对于“躬耕”没有任何看不起的意思。“耕”与“读”是中国古代士人安身立命的两个基本点。陶渊明曾经多次出仕, 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事后, 他都说成是谋职养家, 即所谓“口腹自役” (《归去来兮辞·序》) , 而不唱什么治国平天下的高调。组诗《形影神》之第一首《形赠影》也大讲物质生活之重要。

　　享受普通人的物质生活, 在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饮酒》其三诗云:

　　道丧向千载, 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 但顾世间名。

　　所以贵我身, 岂不在一生?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

　　鼎鼎百年内, 持此欲何成!

　　人生苦短, 空名无用, 与其去追逐那些空洞无用的名声头衔, 还不如踏踏实实地来饮酒自娱。饮酒在陶渊明这里固然是一件具体的事情, 同时也可以看成是物质享受的一个代码。

　　强调现实享受更重于世间空名乃是晋代的流行思想, 张翰早就说过:“使我有身后名, 不如及时一杯酒!”毕卓说:“一手持蟹鳌, 一手持酒杯, 拍浮酒池中, 便足了一生。” (均见《世说新语·任诞》) 陶渊明也反复申述此意。在“道丧”的时代很容易使人产生这种想法, 世上既已无“道”, 这种背景之前的“名”还有什么价值?

　　而这也就是说, 如果天下有道, 人生态度还是应当以积极为是, 《饮酒》其三的潜台词如此。他又在《影答形》诗中写道:

　　存生不可言, 卫生每苦拙。诚愿游昆华, 邈然兹道绝。

　　与子相遇来, 未尝异悲悦。憩荫若暂乖, 止日终不别。

　　此同既难常, 黯尔俱时灭。身没名亦尽, 念之五情热。

　　立善有遗爱, 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 方此讵不劣!

　　在这里“形”代表人的物质存在, “影”则代表精神生活, 包括人的生前身后之名。“形”一味强调物质生活, “影”则讲究精神追求, 提倡“立善”:活着是个君子, 死后也有好的名声, 这是比好歹活着、借酒消愁更其重要的事情。

　　立善是儒家圣贤最为重视的事情, 分为两种类型:“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 (《孟子·尽心》) 。“兼济天下”是放大的善, 能够如此当然最好, 不得已而求其小善, 那就是守住个人独善的底线。小大由之, 都应力争“止于至善” (《礼记·大学》) 。

　　陶渊明青年时代的人生态度原是很积极的:“奉上天之成命, 师圣人之遗书, 发忠孝于君亲, 生信义于乡里”, 那时他也曾“病奇名之不立” (《感士不遇赋》) 。这种积极入世, 重视善以及由此而产生之“名”的态度完全是儒家式的;等到他涉世日深以后, 却很快就有些失望退缩之意了, 于是反复地仕而又隐, 隐而复出, 折腾了好几次[3] (P6-8) 。到义熙元年 (405) 陶渊明彻底归隐并下决心不再复出的时候, 他的思想算是成熟了, 其要点在于把儒、道两家的传统巧妙地结合起来, 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生道路:官绝对不能再当, 而仍然坚持儒家最为重视的个人品德修养。

　　儒家仕与不仕自有其标准。孔子说“邦有道则仕, 邦无道则卷而怀之” (《论语·卫灵公》) ;儒者退出官场以后并没有放弃“善”, 只是回避政治而“独善其身” (《孟子·尽心》) 。儒家到底以出仕兼济天下为主, 不能出仕的时候回到家里去加强修养, 并非往而不返, 在一般情况下只不过是等待时机以备东山再起。道家的避世隐逸与儒家的不仕很不同, 道家认为人世间一片污浊, 政坛尤为罪恶渊薮, 世事一无可为, 唯一的办法是躲到深山老林里去寻求个人心灵的自由。陶渊明兼取这两者加以改造, 他的归隐固然是表示与官场告别, 避开种种纠葛麻烦, 而同时也是或者说更重要的乃是满足自己热爱自然的本性。虽然此后并不打算东山再起, 他仍然绝不放弃在加强修养、磨练节操等方面的努力。他有两句诗说得好:

　　养真衡门下, 庶以善自名。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 夜行涂口》)

　　“真”是道家最看重的品质。顾炎武曰:“五经无‘真’字, 始见于老、庄之书。《老子》曰:‘其中有精, 其精甚真。’《庄子·渔父》:‘孔子愀然曰:敢问何谓真?客曰:真者, 精诚之至也。’《大宗师》曰:‘而已反其真, 而我犹为人猗。’《列子》曰:‘精神离形, 各归其真, 故谓之鬼。鬼, 归也, 归其真宅。’《说文》曰:‘真, 仙人变形登天也。’徐氏《系传》曰‘真者, 仙也, 化也, 从匕, 匕即化也……’以生为寄, 以死为归, 于是有‘真人’‘真君’‘真宰’之名。秦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谓真人, 不称朕;魏太武改元太平真君;而唐玄宗诏以四子之书谓之‘真经’, 皆本乎此也。后世相传, 乃遂与‘假’为对。” (《日知录》卷十八《破题用庄子》) 。陶渊明既讲道家之“真”, 又坚持儒家之“善”。“以善自名”正是“穷则独善其身”。在衡门下“养真”之时仍然“以善自名”, 这种态度可以说是非儒非道, 亦儒亦道。陶渊明的归隐是为了恢复和保持自己的“质性自然” (《归去来兮辞·序》) , 争取个性免遭束缚———这是道家式的;但他绝无道家派隐士往往会有的“任诞”作风, 始终过着非常踏实淳朴的生活。他既讲究儒家的修养, 独善其身, 而又能高蹈于流俗之外, 与世推移, 优游不迫。这样, 在后代士人的心目中, 陶渊明的人生哲学造就了一种新的理想的行为范式。

　　在《影答形》诗中“善”和“名”还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别的地方他又将“善”与“名”分开, 不再要“名”, 但不放弃“善”;而且不仅不要当世之名, 也不要后世之名,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中有句道:“吁嗟身后名, 于我若浮烟。”“世间名”固然没有意思, “身后名”也是空的, 大可统统捐弃不复道。只有“善”是必要的, 道德是要紧的。

　　陶渊明人生哲学的另一基本点是天命论, 一切听天由命。他的《神释》一诗写道:

　　大钧无私力, 万理自森着。人为三才中, 岂不以我故。

　　与君虽异物, 生而相依附。结托善恶同, 安得不相语!

　　三皇大圣人, 今复在何处?彭祖寿永年, 欲留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 贤愚无复数。日醉或能忘, 将非促龄具?

　　立善常所欣, 谁当为汝誉?甚念伤吾生, 正宜委运去。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委运”就是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命运去安排, 这也就是《形影神》诗前小序之所谓“自然”。“自然”同时也指完全按自己的本心去生活, 不受外界任何具体情况的干扰。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自称“质性自然, 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 违己交病”。为了过这种不“违己”的自由生活, 他宁可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矫励”就是外界对自己的约束干扰, 因为不合自己的本性, 要坚决予以排除。“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三) 这两句诗正是他自行其事、轻物质、重精神之人生哲学的简明提纲。

　　肯定了“质性自然”和“使愿无违”, 那么如何安顿传统的“兼济天下”, 或者他本人早先说过的“大济于苍生”呢?他没有正面回答, 但暗示说, 归隐只是“世与我而相违” (《归去来兮辞》) 时的做法, 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这就给“邦有道”时重新出山留下了广阔的余地。陶渊明晚年可能应刘宋王朝的征辟而复出, 其根据在此, 只是因健康原因未能形成事实而已。

　　即使在自己并不愿意的情况下, 如果万不得已, 也可以出仕, 服从命运的安排。“命”“运”“天命”“天运”这些词在陶渊明作品中多次出现。“天命”的运动即所谓“化迁”, “凭化迁”或曰“委运”则是指服从命运的安排。当陶渊明寄迹于刘裕部下时, 他在诗中说“聊且凭化迁, 终返班生庐” (《始作镇军参军, 经曲阿作》) , 既然命运作出了这样的安排, 那也形为物役而神气无变就是了。这与一味讲“自然”并且写信与山涛绝交的嵇康态度大不相同。当陶渊明归隐时他又说“聊乘化以归尽, 乐夫天命复奚疑” (《归去来兮辞》) , 可见他认为自己的归隐也是命中注定的, 合于自然之道, 并不是什么奇怪或特别的事情。尽管陶渊明对于世事并没有遗忘和冷淡, 但强大的天命论思想帮助他克服了种种内心的骚动, 而获得宁静与和平。

　　“委运”思想帮助陶渊明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危机和麻烦。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读书, 陶渊明也想过一些办法, 而终于叹一口气说“天运苟如此, 且进杯中物!” (《责子》) 这正是无可奈何而归之于命运。陶渊明归隐的三年后遭遇了一场火灾, 损失相当惨重, 而他在诗中写道:“……正夏长风急, 林室顿烧燔。一宅无遗宇, 舫舟荫门前。迢迢新秋夕, 亭亭月将圆。果菜始复生, 惊鸟尚未还。中宵伫遥念, 一盼周九天。总发抱孤介, 奄出四十年。形迹凭化往, 灵府长独闲。贞刚自有质, 玉石乃非坚”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 态度仍然旷达。他过去是“形迹凭化往”, 与世推移, 无怨无尤;现在面对夏天里的一把火, 仍然一如既往, 毫无怨天尤人叹老嗟贫之意, 仍然很淡定地保持其哲人式的宁静, 在月光下静思默想。

　　委运任化的天命论思想在死生问题上也有充分的表现。陶渊明身体一向不大好, 因为长期饮酒过度, 到五十岁左右就急剧衰老, 于是他就常常提到“死”。四十九岁时陶渊明作《止酒》诗, 说是戒酒可得长生;五十岁时他生了一次大病, 从此“气力渐衰损, 转觉日不如” (《杂诗十二首》其五) , 于是便想到了死, 《杂诗》十二首其七云:

　　弱质与颓龄, 玄鬓早已白。素标插人头, 前途渐就窄。

　　家为逆旅舍, 我当如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旧宅。

　　其时他还写了一份近乎预立遗嘱式的书信《与子俨等疏》, 其中直接引用了“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这句老话。十多年后, 当他确认死亡已经无可改变时, 心态很平静, “视死如归, 临凶若吉。药剂弗尝, 祷祀非恤。素幽告终, 怀和长毕。” (颜延之《陶征士诔》) 既已自知不起, 他便平和地委运任化。元嘉四年 (427) 九月, 陶渊明作《自祭文》, 说自己“识运知命, 畴能罔眷。余生斯化, 可以无恨。”他写的三首《挽歌诗》尤为旷达, 充分表达了他的乐天知命思想。

　　在天命论思想的笼罩下, 陶渊明长期坚持委运任化的人生哲学, 生死祸福, 泰然处之, 听其自然, 清净无为, 这正是实践了《神释》一诗中所宣示的主张———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言行一致, 确为高人。清朝人马璞说:“委运者, 渊明无可奈何之归宿处。虽古今之大圣有不能逾者焉, 况渊明乎。而渊明此心, 诚孔、孟后仅见之一人” (《陶诗本义》卷二) 。陶渊明有了这种根深蒂固、化为自己血肉的天命论思想, 便足以处变而不惊, 始终保持内心的平衡, 真能旷达, 而绝非低水平的“强自排遣貌为旷达者”。其践履形成了一种高尚的人格范型。

　　陶渊明生活在风云激荡的东晋后期至刘宋初年, 他本人也曾经与桓玄、刘裕等风云人物有过直接的联系, 但他很快抽身而出, 刚过四十岁就归隐于故乡。此后在作品中甚少正面涉及社会政治问题, 即使是改朝换代那样的巨变, 他的态度也相对平静。陶渊明反复咀嚼和体味人生, 颇多见道之言, 平淡而深沉, 看似题材单调却显得气象万千, 意味无穷, 故能千古传诵。

　　四

　　思想上很有独特见解的陶渊明, 在诗歌创作中也颇有创新, 主要表现为两条:革新了题材, 改换了笔墨。

　　题材的革新主要表现在陶渊明引进了田园生活, 为诗歌王国开辟了一片很大的领土;他又改造了赠答诗、咏史诗和玄言诗, 多方面地焕然一新。

　　在先前的民歌中, 民间的歌手也曾歌咏过农耕生活, 但远不充分, 大约在他们的心目中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没有必要多唱, 还不如多唱唱爱情。《诗经》中还有一首着名的农事诗《豳风·七月》, 汉乐府中竟举不出类似的名篇来。陶渊明却以一个隐士的身份大写田园的风光和生活, 也咏叹农村的凋敝和农民的辛苦, 给予人们很多审美的享受[4];从此以后田园就成了诗歌中的热门题材, 唐诗中即有孟浩然、储光羲等人的田园诗派。

　　陶渊明又改造了传统的赠答诗, 极大地扩展了这一古老题材的艺术容量。赠答诗古已有之, 建安以来更为繁荣, 佳作不少, 但后来颇有流于一味应酬, 或有作无聊之吹捧者, 可以用于社交, 等于请客送礼, 完全失去文学价值;或有为人代作之情形者 (例如贾谧赠陆机的诗是潘岳代作的) , 也使诗歌丧失个性, 成为一种秘书式的作业。陶渊明写了不少赠答诗, 他一般不去多写彼此关系的细节, 而以抒发自己的情愫和感慨为主, 成为抒情诗中的一大模式。赠答在他只是一枚钉子, 各种内容都可以挂在下面。例如他的《赠羊长史》《别殷晋安》等篇, 都是意味深长的名篇, 而绝非只是交游考的插图。赠答诗的写法在陶渊明手中获得极大的解放, 他的家世、生活、思想、感情、政见等等都生动地反映或流露在这里。[5]

　　咏史诗自东汉的班固以来, 形成了以韵语形式将历史故事和人物敷衍为诗歌的传统, 而自西晋左思以来, 又新辟了借咏史来咏怀的抒情诗写作新路径。陶渊明的厉害之处在于他左右开弓, 两手都很硬, 甚至在同一组诗中, 也兼用这样两种手法, 而仍能从容不迫得心应手。[6]

　　陶渊明又成功地实行了玄言诗的革新。在陶渊明生活的时代, 诗坛上最流行的是玄言诗, 笔者在一篇旧作中写道:“到东晋, 玄学在社会上士大夫阶层中广泛流行, 懂得一点玄理并拿来装点门面的人多了, 能够就玄学哲理进行一对一的辩论亦即所谓‘清谈’的人多了, 哲学思辨的平均水平则不免大为下降;此时绝大部分名士并不研究玄学而只是运用玄学, 或者简直是在享受玄学, 借玄言以自炫。而正在玄学水平并无提高更无突破的时候, 玄言诗却大为膨胀繁荣起来。参与某一运动之人数的增加, 历来会促使它平均水准的下降, 二三流的文人在这当中往往会起相当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玄言诗可以说乃是玄学得到普及以至变成一种时髦的产物。”[7]所以作品数量虽多, 水平大抵不高, 连出于兰亭集会上诸位名流之手的大作也不免是如此。晋朝的玄言诗后来大量地被时间所淘汰。

　　陶渊明也写过传统的玄言诗, 如《形影神》, 但已大有改造, 其中的思想不是从书本上抄来, 而是自己从生活中体会提炼出来的, 只是形式上还保持着传统的面貌。他的另外一些作品则取消全诗都作玄言的格局, 改为在常见的叙事抒情中有机地插入包含哲理的诗句, 例如《归园田居》其三全诗写自己去为豆苗锄草, 其中顺便说起“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为了自由, 可以付出各种代价。衣服弄脏更是小事一桩, 完全不足惜的。又《饮酒》其五全诗谈自家的住宅和日常生活, 开头便道———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第四句朴素而深刻, 一举形成警句, 后来更视为格言。高级的真理总是朴素的, 而且来自生活。相反, 装腔作势, 故作高深, 一定是没有多大意思, 只能用来忽悠外行。

　　陶渊明改造了当年流行的玄言诗, 结束了那种哲学讲义似的陈旧模式, 直接从生活中提炼哲理, 并且与诗中的叙事抒情融为一体, 多有理趣, 而无理障。陶渊明很少写通篇玄言的诗, 却把许多似乎家常平淡的诗篇写得充满哲理, 耐人寻味。这就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 为后人的诗歌创作开启了新的门径。

　　笔墨的改换主要表现在陶渊明一贯采用平淡自然、相对散文化的句子来写诗, 不少诗句近于所谓“农家语”, 似乎是信口道来。“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饮酒》其五) , 简直同现在的口语也差不了多少, 其他的一些诗篇, 他好像也没有费什么大劲, 不过缓缓道来, 丝毫没有苦吟的意思。这些其实都是炉火纯青的表现, 是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功夫到了家自然没有任何斧凿的痕迹, 而能达到“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 (苏轼《与苏辙书》) 的绝高水平。这种“豪华落尽见真淳” (元好问《论诗绝句》) 的境界, 很不容易达到。

　　陶渊明的诗非常讲究运用生动的细节, 而较少一般化的笔墨, 这样就大大加强了抒情诗的艺术表现力和可读性。陶渊明写诗, 几乎完全没有一般意义上的重大题材, 同天下大事大抵无甚相干, 所写的无非是自己的感触、情怀, 以及农村的生活和风物。他在非常家常的草根题材里挖掘出许多诗意, 情、景交融, 事、理皆至, 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写自家的那座“园田居”, “暧暧远人村, 依依墟里烟。”这样似乎并无深意的两句, 却写出了他归隐之初尚存老派隐士的遗风, 神往于离群索居, 远离俗人。这一层意思虽未明言而自在言外。到后来他又有所进步, 融入新的社区, 乐于在和邻居的友好相处中来享受生活, 则见于《移居二首》。

　　他写和风拂煦下的田野, 有道是:

　　平畴交远风, 良苗亦怀新。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

　　作物的幼苗在微风吹拂下卷舒自如, 诗人想象它们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这是多么美好的自然状态!诗人平静而喜悦的心情, 也一并表达了出来。优秀的细节总是平淡中见警策, 具有巨大的艺术表现力。

　　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其文体在乎诗、文之间, 行文非常之生动, 颇有神来之笔的细节, 例如其中写自己返回故园的情形道———

　　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

　　既自以心为形役, 奚惆怅而独悲。

　　悟已往之不谏, 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

　　舟遥遥以轻飏, 风飘飘而吹衣。

　　问征夫以前路, 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 载欣载奔。僮仆欢迎, 稚子候门。

　　三径就荒, 松菊犹存。携幼入室, 有酒盈樽。

　　引壶觞以自酌, 眄庭柯以怡颜。

　　倚南窗以寄傲, 审容膝之易安。

　　园日涉以成趣, 门虽设而常关……

　　陶渊明上了回家的路, 先坐船, 后走陆路。“风飘飘而吹衣”一句见出行船时风比较大, 又令人想起不久前按规矩必须“束带”去拜见督邮而他很不高兴一事。现在弃官而去, 正可以不必着正装, 无拘无束, 很是舒服。“载欣载奔”用的是《诗经》里常见的句式, 虽然很古老, 而这里恰好能写出自己急于到家的心情, 一路小跑, 很像一个小孩子。“稚子候门”一句亦复细微而生动, 爸爸要回来了, 小孩子希望能尽早见到, 所以要到门口来等, 但到底还小, 不敢远出, 候在门边上正合适。在农村生活过的人们对“稚子候门”一定很熟悉, 为人父者看到小家伙坐在门槛上等候自己, 总是很暖心的啊。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到了陶渊明笔下, 竟能一一充满诗意。细节写好了, 就根本用不着什么华丽的辞藻和奇妙的结构, 只须缓缓道来, 隐居生活的味道就出来了。

　　陶渊明在诗歌的艺术创新方面, 成就甚为深广, 总是充分地表现他的自我, 所以他能不蹈前人窠臼, 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最后不妨再谈一谈陶渊明的艺术形式上的新创造, 以结束此一课题。

　　陶渊明的杰作《桃花源记并诗》思想上表现为复古, 而艺术上却完全是创新。在此之前, 虽然也有过诗与文的配合, 但总是以某一边为主, 另一边为附属, 而并非像陶渊明这里似的诗文固然是配合得很好的一组, 而同时又各具相对的独立性。或者以诗为主, 前有短短的小序———这种办法源远流长;另一种模式则反过来, 以文为主, 其中夹有一点诗篇。例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 是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后半文末写到这位大人先生遇到一位“薪于阜者”, 问他是不是一直充当打柴人当到底, “薪者”回答说, 是不是“以是终”根本无须多虑, 因为“穷达讵可知耶?且圣人以道德为心, 不以富贵为志, 以无为用, 不以人物为事。尊显不加重, 贫贱不自轻, 失不自以为辱, 得不自以为荣。木根挺而枝远, 叶繁茂而华零。无穷之死, 犹一朝之生。身之多少, 又何足营?”此公讲究的是随遇而安, 以无为用, “藏器于身, 伏以俟时”;至于世俗的种种问题特别是一己的贵贱荣辱完全用不着去想它。“薪者”又唱了一首歌 (“日没不周方”) 以述己意, 然后大人先生也唱了一首歌来回敬他。这里虽然也出现了诗与文的配合, 但这些诗都只是文章的组成部分而非独立自足的篇章。

　　要之, 历来的传统是:要么是诗, 其前面可以有短文为序;要么是文, 其中可以夹有诗篇。像《桃花源记并诗》这样一文一诗成组推出的样式是未尝出现过的, 这是陶渊明的新创造。

　　鲁迅先生非常重视这一创造, 他深刻地指出:

　　陈鸿《长恨传》置于白居易的长歌之前, 元稹的《莺莺传》既录《会真诗》又举李公垂《莺莺歌》之名作结, 也令人不能不想到《桃花源记》。[8] (P323)

　　一文一诗, 配套成龙。互为补充, 互相生发, 这种新的文学样式, 不仅影响到唐人传奇与诗歌的配合, 其实也可以说是此后散句与唱词交相为用之变文和弹词的先驱。

　　参考文献：

　　[1] 鲁迅.准风月谈·吃教.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1981.
　　[2]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顾农.陶渊明怪圈[N].文汇报, 2018-7-13 (6-8) .
　　[4]顾农.陶渊明《归园田居》诗及其前后[J].中原文化研究, 2017 (6) .
　　[5]顾农.陶渊明赠答诗释证[J].宁夏师院学报, 2018 (2) .
　　[6] 顾农.陶渊明的思古幽情[N].中华读书报, 2018-5-30 (5) .
　　[7] 顾农.玄言诗初探[J].燕京学报, 新2004 (16) .
　　[8] 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1981.

　　注释：

　　1 逯钦立先生有专文论及此事, 见于《读陶管见·陶渊明少年时期江州一带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 载《汉魏六朝文学论集》, 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7~252页。
　　2 《桃花源记》里说“男女衣着, 悉如外人”, 指的是他们也同外界的世人一样穿着普通的衣裳, 并不怪异, 这里不牵涉式样问题。一诗一文并无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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