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区《韩诗》遗说的保存与传播

时间:2019-10-17

　　摘    要：　由西汉学者韩婴开创的《韩诗》学派是汉代官方《诗》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但多数着作已亡佚, 仅有部分佚文借助中土古籍的征引而得以保留。清人对这部分材料, 已作了较为完善的辑录。但是, 日本有不少以汉文撰写的古文献也曾载录了部分《韩诗》佚文, 其中多有未见于中土者, 据此可对清人辑本进行订补。同时, 结合相关文献与史料记载, 可对《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做出分析。可见保留在日本古籍中的《韩诗》遗说具有文献学和传播学的双重价值, 值得介绍与研究。

　　关键词：　《韩诗》; 辑佚; 传播; 《诗经》文献学;

　　Abstract：　Han Shih was an important academic genre which taught Book of Songs in Han Dynasty.However, most of its works have been lost. Scholars from Qing Dynasty have collected its scattered lost texts from ancient books. Meanwhile, some Japanese classics have also recorded some lost texts of Han Shih unnoticed by Chinese scholars, which could supplement former collected editions. It is possible to analyze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lost texts of Han Shih in Japan via the related documents and historical materials. Obviously, these texts are valuable in both philology and dissemination study.

　　Keyword：　Han Shih; dissemination; supplement; collation of Book of Songs;

　　一、引言

　　后汉史家班固 (32-92) 在《汉书·艺文志》中对汉代《诗经》学的兴起作了言约义赅的介绍:“汉兴, 鲁申公为《诗》训故, 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1] (P2915) 此即汉代立于官学的《鲁诗》《齐诗》《韩诗》。但“《齐诗》魏代已亡, 《鲁诗》亡于西晋”;[2] (P918) 《韩诗》则“亡于政和、建炎间”, [3] (P135) 亦即两宋之交。《韩诗》学派着述众多, 释经体系完备, [4] (P50-57) 可惜除了《韩诗外传》传至今日, 余者皆已亡佚, 成为《韩诗》佚着, 其佚文即为《韩诗》遗说。清代学者曾爬梳载籍, 对《韩诗》佚着进行辑录, 而以清季王先谦 (1842-1918) 《诗三家义集疏》为总结性着作。但由于清儒无缘获睹日本文献, 故对其载录的《韩诗》遗说所知较少, 这为清辑《韩诗》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缺憾。

　　近年学界在日本《诗经》学研究中多有进展。通史方面, 有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和张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诗经学史》;文献学与传播学方面, 有王晓平《日本诗经文献学研究》和张永平《日本诗经传播史》。这些研究为我们深入探讨日本《诗经》学提供了扎实的基础。[5]但上述论着多以日本《毛诗》学为中心, 涉及《韩诗》处百不一见。而事实上, 《韩诗》着作在日本有着连绵不绝的流传:《韩诗外传》很早便传入日本, 藤原佐世 (847-898) 撰于公元891年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已对其进行着录。[6] (P42) 《韩诗》诸佚着也在奈良、平安及镰仓时代的若干古籍中有所保留, 其保存与传播过程均较为复杂, 无法“一言以蔽之”, 故撰此文, 聊充竹头木屑之用。

　　二、《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保存

　　由新美宽 (1905-1945) 初编、铃木隆一增补而成的《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曾对日本文献所载《韩诗》佚着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辑录, [7] (P11-22) 其中多有中土辑本所未见者, 弥足珍贵。本节结合相关资料, 对其中9种稀见典籍进行简述, 并校录其所载《韩诗》遗说20则, 凡清人辑本未收录者, 均加下划线, 以便为此后重辑《韩诗》遗说提供参考。对于须另加说明的佚文, 则以按语的形式进行考订。

　　(一) 《天地瑞祥志》

　　《天地瑞祥志》由新罗人萨守真撰于公元666年。书原二十卷, 现仅存卷一、七、十二、十四、十六至二十。该书保留了许多与天文相关的先唐文献, 共载《韩诗》遗说一则。

　　【佚文1】《韩诗》曰:“少麹多迷曰醴。”[8] (P380) (卷十六“醴泉”条)

　　按:“迷”字误, 应作“米”。《汉书·楚元王传》记元王“常为穆生设醴”, 颜师古 (581-645) 注:“醴, 甘酒也。少麹多米, 一宿而熟, 不齐之。”[9] (P1923-1924) “麹”乃用于发酵的酒麹, “米”乃糯米, 二者均为制酒之必需品。另, 此注系萨守真节引, 其全貌见下辑【佚文11】。

　　(二) 《秘府略》

　　《秘府略》为滋野贞主 (785-852) 奉敕所编的大型类书, 撰于淳和天皇天长八年 (831) 。原书本一千卷, 今仅存平安时代中期写本二卷 (卷八六四、八六八) , 然征引典籍已超过二百种, 故山田孝雄 (1873-1958) 赞其为“本邦空前的大着”。[10] (P199-205) 该书卷八六四引《韩诗》遗说两则, 内容完全相同, 兹合并着录。

　　【佚文2、3】《韩诗》曰:“《黍离》, 百邦作也。彼黍离离, 彼稷之苗。”薛君注曰:“诗人求己兄不得, 忧不识物。视彼黍, 乃以为稷也。”[11] (P3、5) (卷八六四“黍”字条、“稷”字条)

　　按:“百邦”当作“伯封”。曹植 (192-232) 《令禽恶鸟论》:“昔尹吉甫信用后妻之谗, 而杀孝子伯奇, 其弟伯封求而不得, 作《黍离》之诗。”[12] (P453-454) 此即伯封作《黍离》之原始。《太平御览》卷四六九引《韩诗》曰:“《黍离》, 伯封作也。”[13] (P2155) 则不误。

　　(三) 《令集解》

　　《令集解》是惟宗直本于公元860年左右为《养老令》所撰写的注解, 本五十卷, 现存约三十五卷。该书征引典籍一百二十余种, 包括日本律令着作《令释》《迹记》。这两部书征引了五则《韩诗》遗说, 皆不见于清人辑本。

　　【佚文4、5】《韩诗》:“至于海邦。”邦, 界也。又曰:“匡邦厥福。”邦, 大也。[14] (P37) (卷二《职员令》引《迹记》)

　　按:此条材料分涉二诗:“邦, 界也”释《鲁颂·閟宫》, “邦, 大也”释《商颂·殷武》, 故本文视为两则《韩诗》遗说。

　　【佚文6、7】《韩诗》:“聪, 明也。察也。”[14] (P394) (卷十五《学令》引《令释》)

　　按:此条材料分涉二诗:“聪, 明也”当系《王风·兔爰》之遗说, “ (聪, ) 察也”当系《小雅·祈父》之遗说。此二训亦见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十四“聪睿”条。[15] (P1986)

　　【佚文8】《韩诗》:“迹, 理也。”[14] (P415) (卷十六《选叙令》引《令释》)

　　(四) 《三教旨归注》

　　《三教旨归》三卷, 通过比较儒、道、佛三教, 以彰显佛教的优越性, 旧题日僧空海 (774-835, 即遍照金刚) 撰。[16] (P26) 但据河内昭圆考证, 《三教旨归》当是“成书于十世纪中叶的伪撰之作, 撰者未明”。[17] (P137) 注者觉明, 生卒年不详, 活动于平安末期 (1192年前后) 。对于觉明注的相关情况, 山本秀人有详细考证, [18] (P22-50) 可参看。觉明注凡引《韩诗》遗说一则, 清人辑本已收录。

　　【佚文9】《韩诗》云:鸤鸮, 鸋鴂, 鸟名。鸤鸮所以爱怜养其子者, 谓坚固其寓;病之者, 谓不知托于大树茂林巢, 反敷苇苕。风至, 苕折巢覆, 有子则死, 有卵则破, 是其病也。[19] (第4册, P45) (卷中)

　　按:《文选·檄吴将校》李善注亦引此条, 然“鸤鸮”作“鸱鸮”。[20] (P832) 此系《豳风·鸱鸮》之遗说, 故应以作“鸱鸮”者为是。

　　(五) 《年中行事抄》

　　《年中行事抄》着重介绍朝廷每月的活动、仪式, 乃一部岁时之书, 着者不详。刘晓峰据书中曾有日本建保二年 (1214) 宣旨之文, 定“其成书当在1214年后”, [21] (P164) 大致可从。该书凡引《韩诗》遗说两则, 其中一则见于清人辑本。

　　【佚文10】《韩诗》曰:郑国之俗, 三月上巳, 之溱、洧两水之上, 招魂续魄, 秉兰草祓除不祥。[22] (P284) (卷三)

　　按:该遗说实为《韩诗章句》之文, 见隋杜台卿《玉烛宝典》卷三。[23] (P146) 日藏萧吉《五行大义》卷三亦载此文, 然字句略有不同, 足资校勘异文之用:“《韩诗》云:溱、洧有二水, 三月上巳, 郑国常于此水上, 招魂续魄。”[24] (P115)

　　【佚文11】《韩诗》:“且以酌醴。”天子饮酒曰酌醴也, 甜而不济, 少麹多米。[22] (P307) (卷六)

　　按:新美宽将此条来源误注为《年中行事秘抄》, [7] (P20) “秘”字衍。

　　(六)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四卷, 日僧信瑞撰。卷首有作者撰于四条天皇嘉祯二年 (1236) 的自序, 可知书撰成于此年。此书为信瑞解读净土宗三部核心元典 (《大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阿弥陀经》) 所载名词、难字、佛典的音义之书, 征引古籍近三百种, 是辑佚古书的重要源流。该书共引《韩诗》遗说一则, 未见于清人辑本。

　　【佚文12】《韩诗》: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25] (P260) (卷二)

　　按:新美宽误将此条佚文之出处标为《净土三部经音义》。[7] (P16) 《净土三部经音义》乃日僧珠光所撰, 笔者曾遍查该书, 并未发现《韩诗》遗说。

　　(七) 《尘袋》 (佚文1则)

　　《尘袋》十一卷, 着者不详。成书于文永末年至弘安四年 (1274-1281) , 是一部用问答体结撰而成的片假名类书, 广引和汉故事与词语训诂, 介绍与生活相关的各类知识, 凡621条。此书共载《韩诗》遗说一则, 已被清人辑本收录。

　　【佚文13】《韩诗》曰:“沉者曰苹, 浮者曰藻。”[26] (P194) (卷三“苹藻”条)

　　(八) 《年中行事秘抄》 (佚文2则)

　　《年中行事秘抄》着者不详, 其性质与《年中行事抄》相同, 通过征引中国书籍及日本古记, 来说明仪式的意义、起源、先例故事等。书后附藤原长光所作尾记, 有“永仁之比, 被书始之处”之语, [27] (P534) 可知此书成于伏见天皇永仁年间 (1293-1299) 。

　　【佚文14】《韩诗》云:“溱与洧, 方洹洹兮。士与女, 方秉简兮。”注云:“今三月桃花水下, 所以招魂续魄, 祓除岁秽。”[27] (P481) (卷三)

　　按:原文于“祓除岁秽”后尚有“昔秦昭王以三月上巳置酒, 是河曲有金人奉水心剑”二句, 新美宽一并录入, 视之为《韩诗》之文。按此实为梁人吴均 (469-520) 《续齐谐记》之语:“秦昭王三月上巳, 置酒河曲, 见金人自河而出, 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 乃因此处立为曲水。”[28] (P1007) 新美氏不查, 遂误《续齐谐记》为《韩诗》。

　　【佚文15】《韩诗章句》云:“溱与洧, 方涣涣兮。”谓三月桃花水下之时, 郑国俗:三月上巳日, 此两水上, 招魂续魄, 祓除不祥。[27] (P481) (卷三)

　　(九) 《和汉年号字抄》 (佚文5则)

　　《和汉年号字抄》三卷, 菅原为长 (1158-1246) 撰。此书将和汉年号中所用的174字按意义分为13类, 每类中均附载中日古籍中与这些年号相关的训诂材料, 共征引五则《韩诗》遗说, 皆不见于清人辑本。此书“传本为前田育徳会尊经阁文库所藏的文明十一年 (1479) 写本, 其转写本为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所藏”, [29] (P41) 因该写本极为难见, 故笔者尚无缘寓目。对于其所载《韩诗》遗说, 暂从新美宽《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转引:

　　【佚文16】《韩诗》:鸿, 大虾也。[7] (P12)

　　【佚文17】《韩诗》:眼之间曰清也。[7] (P13)

　　【佚文18】《韩诗》:“他人是保。”保, 有也。[7] (P14)

　　【佚文19】《韩诗》:“椒聊之实, 繁广盈升。”一手曰升。[7] (P14)

　　【佚文20】《韩诗》:绍, 取也。[7] (P18)

　　以上9种日本古籍提供了20条《韩诗》遗说, 通过比对清儒辑本, 可发现全文失收者12条, 部分内容失收者1条。换言之, 日本文献所载录的《韩诗》遗说, 有13条内容可对清人辑本进行订补, 有效者近70%, 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在这种文献互补现象的背后, 实际隐藏着文化交流的重要信息。新西兰学者费希尔 (S.R.Fischer) 曾将汉语视为“东亚的‘拉丁语’, 对所有的文化产生了启迪”, [30] (P93) 日本学者身处以汉语为中心的语境之中, 自然也接受了“启迪”。但我们绝对不能将这种“启迪”理解为单向的施惠、受惠关系, 恰恰相反, 这种“启迪”是双向的, 互动的。日本文献迻写《韩诗》遗说之初, 固然深受中国学术之“启迪”, 但在《韩诗》多数着作亡佚已久的今天, 日本文献所载《韩诗》又成功地反哺了中国学界, 给我们以重要的“启迪”。

　　三、《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

　　如上所述, 日本古籍所载《韩诗》佚文多数为中土所未有, 可对清人辑本进行有效的补遗。现在我们要追问的是, 这批佚文的来源是什么?很显然, 这已牵涉到了《韩诗》佚着在日本的传播情况。在这一问题上, 载录《韩诗》遗说的中土书籍毫无疑问扮演着根源性的角色。当其传入日本后, 逐渐引起部分学者的注意及征引, 这些学者编纂的着作便与中土书籍共同展现为文本族谱。在这一族谱中, 中土书籍是首要文本源, 上论九书则因转录首要文本源而成为次级文本源。

　　(一) 日籍所载《韩诗》遗说的首要文本源:中国类书、字书、注书、佚书

　　粤若稽古, 最早对该族谱的首要文本源进行探讨的是扶桑访古的先驱罗振玉 (1866-1940) 。罗氏在内藤湖南 (1866-1934) 的介绍之下, 得知《秘府略》残卷之遗踪, 遂影入《吉古庵丛书》, 并在跋文中就《秘府略》的文本源进行了推测:“殆依据《修文御览》等诸书为之, 在《太平御览》之前, 故卷中征引佚书甚多。”[31] (P7237) 很明显, 罗氏将《秘府略》的文本源指向了中土北齐古类书《修文殿御览》。这一看法正确与否, 是另外一个问题, 此处无法详细展开。但罗氏的推测为我们思考该文本族谱的源头问题提供了极大的启发。因为这些内容提示我们, 尽管《秘府略》“征引佚书甚多”, 但实系转引自前代类书, 而非径据日藏汉籍编成。据此, 尽管有众多佚书出现在《秘府略》中, 我们却无法认定这批佚书均曾传入日本, 《韩诗》佚着当然也不例外。而实际上, 上述判断恰好反映出中国类书是日本文献抄录《韩诗》遗说的首要文本源之一。

　　类书之外, 还应考虑在内的文本源是字书。如顾野王《玉篇》所载丰富的《韩诗》遗说在国内各本中刊落殆尽, 但在日本得到了部分保留, 进而成为《韩诗》在日传播的文本源。平安时代后期《香字抄》引《玉篇》:“《韩诗》:‘馥芬孝祀。’馥, 香貌也。”[32] (P13) 便是日本文献利用原本《玉篇》之证。与字书性质相近的音义书也值得注意, 尤其是载录了丰富《韩诗》遗说的陆德明《毛诗音义》, 在平安时代前期即引起相当的重视, 日本金泽文库藏唐写本《毛诗·唐风》残卷引此书已达223处之多, [33] (P106) 其对日本学界之影响毋庸置疑。就《韩诗》遗说而言, 无论上揭《尘袋》所载《韩诗》, 还是日僧源顺 (911-983) 《倭名类聚抄》卷一“渚”字条引《韩诗》, [34] (P32) 均出自《毛诗音义》卷上。这些案例, 展现了该书在《韩诗》传播方面的意义。

　　此外, 中国古注书也是不可忽视的《韩诗》文本源。例如《文选》在日本不仅流传着通行的李善注与五臣注, 还有杂抄众多古注的《文选集注》, 周勋初先生已汇编为《唐钞文选集注汇存》, [35]嘉惠学林。在这样一种崇古情境下, 日本学者对于古注是极为重视的。觉明《三教旨归注》曾多次征引《文选》李善注, 证明他对该书相当熟悉。其引《韩诗》之遗说即见于李善注, [20] (P832) 故颇疑此系转引而来。再如上文介绍的《净土三部经音义集》, 亦曾广引《史记》三家注及《文选》李善注。从上述接受情况来看, 注书在日本古籍流布中所起到的作用的确不容恝置。

　　另外, 不少中土已佚而在日本却流传有绪的中国古佚书也在传播《韩诗》佚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人林述斋 (1768-1841) 《佚存丛书》与黎庶昌 (1837-1896) 《古逸丛书》曾在清季的中国文献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 其中所收书籍大多为仅存于日本的中国佚书。诸如杜台卿《玉烛宝典》、萧吉《五行大义》、慧琳《一切经音义》等, 在日本均有传播与接受, 故其所载《韩诗》遗说亦往往先被彼邦学人发现利用。新美宽常从此类佚书中搜集材料, 便是最鲜明的证据。

　　综上, 日本文献所载《韩诗》遗说的首要文本源主要为中国类书、字书 (音义书) 、注书和佚书, 这四者所载《韩诗》遗说成为日本文献转抄的对象, 为我们今天仍能睹其残痕断影提供了保障。但上揭《香字抄》据原本《玉篇》引《韩诗》之文不见今本《玉篇》的例子, 可以证实这四类首要文本源中有部分着述并未全部流传至今 (部分亡佚者如原本《玉篇》, 全部亡佚者如《修文殿御览》) 。这可以解释何以本文辑录了多条仅见一书的《韩诗》遗说 (如《令集解》《和汉年号字抄》) 。寻根究底, 系因其首要文本源已湮灭于历史长河, 为我们续加探赜蒙上了难以揭去的面纱, 今天的读者只能凭借次要文本源呈现的断壁颓垣来拟想源头富丽堂皇的规模。但在此时, 文本族谱内部各要素已悄然发生了新变:首要文本源的截断, 使次要文本源因载录了独一无二的《韩诗》遗说而身价倍增, 递补为我们今天重辑《韩诗》的新的首要文本源。

　　(二)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接受者与传播者:天皇、公卿贵族、大学寮教官、大学生徒、僧侣

　　载录《韩诗》遗说的中土书籍东传后, 其直接读者便是日本的第一批接受者。同时, 当这些接受者对《韩诗》遗说加以转抄, 形成次级文本源之后, 这些接受者便因其着作而成为《韩诗》遗说在日本的首批传播者。很明显, 在《韩诗》遗说初为日人所知之时, 接受者与传播者系同一群体。就目前掌握的材料而言, 这一群体大致包括天皇、公卿贵族、大学寮教官、大学生徒及僧侣。

　　天皇与公卿贵族是身处皇权中心的阶层。目前虽无材料能够显示该阶层对《韩诗》的偏爱, 但他们制定与执行的一系列文化措施, 在客观上往往能为《韩诗》在日传播创造良好的环境。如淳和天皇 (786-840) 敕令滋野贞主编纂千卷《秘府略》, 便饱含着对中土典籍的崇尚。《韩诗》遗说作为儒家今文经学, 亦得厕身其中。《秘府略》今仅存两卷, 便有征引《韩诗》遗说之例, 则散佚数百卷中载录《韩诗》其他佚文者当不在少数, 惜乎完璧不传, 现已无从对其具体情形进行钩稽了。当然, 佚籍流布素为文献学关注的问题。就传播学而言, 其更应关注的是此时滋野贞主“东宫学士”的身份。毫无疑问, 这亦是围绕在皇权周围的显职。就《秘府略》的编纂而言, 滋野贞主既是皇家意志的承受者, 又是其执行人, 所以可将《秘府略》视为天皇与公卿贵族合作的产物。该书虽非针对《韩诗》发起, 但由于涵摄面广, 包罗万象, 故《韩诗》遗说亦得以分一杯羹, 在类书编纂中占据一席。类似的情况还有上文提及的同样载录了《韩诗》遗说的《倭名类聚抄》。此书系源顺应醍醐天皇 (885-930) 公主勤子内亲王之命而编, 与《秘府略》同为皇权作用于书籍编纂的范例。这种借助皇权渠道而得以载录传播的情形, 在日本汉籍接受史中较为常见。如萧吉的《五行大义》, 便因村上天皇 (926-967) 第七子具平亲王 (964-1009) 所撰《弘决外典钞》的载录而引起了日本知识界的重视。[36] (P10-23) 《弘决外典钞》所引汉籍繁复, 并非专为《五行大义》而设, 但这部出自皇家成员之手的着作仍为其摘录的汉籍带来了重要影响。此处再次彰显了汉籍的传布情况确与皇权阶层的能动性有所关联。

　　大学寮教官与大学生徒则牵涉了皇权统摄下的中央官学阶层。大学寮教官中的明经博士授课以“先读经文, 通熟, 然后讲义”为序, 次第井然, 不容躐等。所谓“先读经文, 谓读经音也”, [14] (P399) “读经音”即“音读” (くんどく) , 是明经博士传授《毛诗》的首要环节。而陆德明《毛诗音义》则是专对《毛诗》进行释音的着作, 故广泛流行于日本, 成为明经博士使用的音读教材。此时, 明经博士为使大学生徒熟稔《毛诗》音读, 便须将《毛诗音义》详细深入地介绍开来。而在这种授受过程中, 该书所载200余条《韩诗》异文遗说也自然而然地进入大学生徒的视野, 为他们提供了《毛传》之外的汉儒《诗》训。同时, 当大学生徒学有所成之后, 又可能成为大学寮教官, 从而完成了接受者向传播者的身份转变。官学阶层作为知识人集团, 正是在学优则授的语境中, 将经典学术较为稳定地传播下去, 一如杜牧 (803-852) 《注孙子序》的妙喻, 犹“丸之走盘, 横斜圆直, 计于临时, 不可尽知, 其必可知者, 是知丸不能出于盘也”。[37] (P152)

　　在皇权与官学阶层之外, 僧侣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第一部分介绍的《三教旨归注》与《净土三部经音义集》均出自禅僧之手, 即生动反映了该阶层在《韩诗》遗说的接受与传播环节所起的作用。但《韩诗》遗说输入禅房, 是有深刻历史渊源的。此二书均撰成于社会动荡的镰仓时代 (1192-1333) , 中茎谦 (1776-1866) 《寺子屋》谓其时“小儿识字, 不离佛门;学问之求, 亦在山林;求医、问卜、寻书、购画, 凡此种种, 均入禅林。故曰:诸艺皆成出家之业也”。[38] (P62-63) 有关此类现象的根源, 严耕望 (1916-1996) 先生在分析我国唐代士子读书山林之风时已予以指出:“盖政治社会安定, 公立学校发达, 士子群趋学官, 故私家教授衰替, 更无隐遁山林之必要。……其后学官日衰, 而士子读书山林者却日见众多。”[39] (P234) 在社会原因之外, 寺庙的丰富藏书也为僧侣撰述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在战乱频仍之时, 觉明、信瑞等禅僧仍能征引部分《韩诗》遗说, 足证其身后具备较为充沛的文本资源。

　　(三)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媒介:日藏汉籍、类书、字抄、律令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接受与传播, 不仅需要接受者与传播者的介入, 还需要依靠传播媒介, 才能实现完整的传播链。中土典籍作为《韩诗》遗说在日传播的首要文本源, 其详细情况已见上文, 此处不再赘述。在这一部分, 我们更加关注的是次级文本源, 亦即通过转抄首要文本源而形成的各类着述。择要而论, 可分为类书、字抄与律令三种。

　　类书起源于中国, 传入日本后逐渐引起了知识界的重视, 进而兴起了编纂类书的风潮。由于日本类书取资于中国类书, 故后者载录的《韩诗》遗说常在前者编纂过程中得到迻录。这可以载录《韩诗》遗说的两部日本类书———《秘府略》《幼学指南抄》为证。前者的中土文本源已见上文, 兹不喋陈;后者则以唐代类书《初学记》为准, [40] (P1-20) 其卷三引录的两则《韩诗·溱洧》之遗说即转引自《初学记》卷四[41] (P68-69) ———此书也直接为《和汉朗咏集私注》所引用的《韩诗》遗说提供了文本源。[42] (P89-207) 这些例子, 均可证实日本类书确从中国类书中迻录了大量内容。当这一工作完成后, 这批日本类书便成为《韩诗》遗说的传播媒介之一, 继续以其博雅的内容在日本知识界发生效力。

　　字抄是日本特有的编纂体例, 是从类书编纂中发展出的新体例。其所别于类书者, 在于类书涵摄的门类较为广泛, 而字抄针对的往往是某一具体门类, 如《谷类抄》抄撮的均是与五谷相关的文献, 《大般若经字抄》则是以《大般若经》为中心的字抄。换言之, 类书涉及领域较为广博, 而字抄则较为专精, 但二者摘抄古籍所采用的“以类相从”的编纂方法则完全相同。字抄之所以能够成为《韩诗》遗说的传播媒介, 主要因为《韩诗》有部分遗说恰在字抄所关注的门类之内, 所以能够成为字抄撷取的对象。如《香字抄》专抄与香相关的文献资料, 而《韩诗》训释《小雅·楚茨》“馥芬孝祀”时恰有“馥, 香貌也”之文, 故得以抄入《香字抄》中。但很明显, 字抄的专精限制了它对其他门类相关资料的关注, 故对于《韩诗》遗说的收录远不及类书丰富。

　　《令集解》的多种古注 (如《令释》《迹记》) 都征引过《韩诗》遗说, 可见律令类书籍也是《韩诗》遗说的传播媒介之一。在这一类媒介中, 尚有其他撰述可作例证。如惟宗允亮所撰法律要典《政事要略》 (1002) 与《令集解》性质相近, 故日本学界有探讨二者关系的成果。王晓平曾对《政事要略》所引《韩诗》遗说进行了整理, [43] (P275-276) 可参看。

　　西嶋定生 (1919-1988) 曾将文化意义上的“东亚世界”的构成析分为四个方面:汉字、儒教、律令制和佛教。[44] (P88-92) 很显然, 《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传播过程, 也始终伴随着以上四要素的相互作用, 这一个案再次为西嶋的观察提供了切实的依据。

　　四、结语

　　以上对《韩诗》遗说在日本的保存与传播进行了力所能及的考论, 既辑录了中土所未见的部分《韩诗》遗说, 也梳理了这些文本在日本知识界的传播情况。不过正如宫崎市定 (1901-1995) 所指出的, “考证学应该只算是‘微分’ (Differential) , 而非‘积分’ (Integral) ”, [45] (P38) 本文的考证当然也存在这层局限。这除了笔者的浅见寡识之外, 还包含另一必须予以指出的实情:作为匿迹良久的诗学流派, 《韩诗》尽管在遗说保存方面远胜《鲁诗》《齐诗》, 但在日本《诗经》学的发展历程中, 却只能———也始终———扮演着边缘性的角色。《韩诗》的这一历史地位, 为我们作“积分”层面的探讨制造了困境。虽然如此, 这些日籍所载《韩诗》遗说的发现, 无疑会为我国的《韩诗》研究提供新的材料, 注入新的活力, 使我们有幸领略清辑本之外的海阔天空。宋儒张栻 (1133-1180) 曾有诗云:“便觉眼前生意满, 东风吹水绿差差。”[46] (P528-529) 日籍中的《韩诗》为后续研究带来的正是这样一种万象更新的境界。

　　注释

　　1 (清) 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 (唐) 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73.
　　3 (清) 永2) 等.四库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 1965.政和 (1111-1117) 为北宋末期徽宗年号, 建炎 (1127-1130) 为南宋初期高宗年号, 四库馆臣以《韩诗》着作“亡于政和、建炎间”, 即指其着作亡佚于两宋之交。
　　4王承略.四家《诗》在汉代不同的学术地位和历史命运[J].儒家典籍与思想研究 (第3辑)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此文第五节对《韩诗》学派的学者、着述及释经体系作了相当细致的梳理, 足供参稽。
　　5参看王晓平.日本诗经学史[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9;张文朝.日本における诗经学史[M].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12;王晓平.日本诗经文献学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12;张永平.日本诗经传播史[D].山东大学博士代写论文, 2014.
　　6[日]矢岛玄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集证と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 1984.
　　7[日]新美宽编, 铃木隆一补.本邦残存典籍による辑佚资料集成[M].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68.此书堪称辑录日本文献所载《韩诗》遗说的渊薮, 但仍偶有遗漏。如菅原是善《东宫切韵》“昌”字条曾引《韩诗》云:“美貌。”见[日]上田正.切韵逸文の研究[M].东京:汲古书院, 1984, 页125。该条遗说即为新美宽所漏辑。但总体而言, 新美氏对于日本古籍所载《韩诗》遗说的搜集已基本臻于至善。
　　8[新罗]萨守真.天地瑞祥志[M].影印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1932年写本.载薄树人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第四卷.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5.
　　9 (汉) 班固撰, (唐) 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10[日]山田孝雄.典籍说稿[M].东京:西东书房, 1934.
　　11[日]滋野贞主.秘府略[C]//.[日]塙保己一.续群书类从 (第30辑下) .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 1933.
　　12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 2016.
　　13 (宋) 李昉等.太平御览[M].重印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 北京:中华书局, 1960.
　　14[日]三浦周行, 泷川政次郎.令集解释义[M].东京:国书刊行会, 1982.
　　15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6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书目解题 (第1册) [M].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 1943.
　　17[日]河内昭圆.《三教旨归》伪撰说の提示[J].大谷大学研究年报 (第45号) , 1994.
　　18[日]山本秀人.高野山金刚三昧院藏《三教旨归注抄》について——觉明注の成立に及ぶ[J].高知大国文 (第38号) , 2007.
　　19[日]觉明.三教旨归注[M].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宽永十一年钞本, 1634.
　　20 (南朝梁) 萧统选, (唐) 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21刘晓峰.端午节与水神信仰[J].民俗研究, 2007 (1) .
　　22[日]佚名.年中行事抄[C]//.[日]塙保己一.续群书类从 (第10辑上) .东京:续群书类从完成会, 1926.
　　23 (隋) 杜台卿.玉烛宝典[C]//.丛书集成初编 (第1338册) .北京:中华书局, 1985.
　　24[日]中村璋八.五行大义校注[M].东京:汲古书院, 1998.
　　25[日]信瑞.净土三部经音义集[C]//.续净土宗全书 (第17册) .东京:宗书保存会, 1928.
　　26[日]佚名.尘袋[M].东京:日本古典全集刊行会, 1934.
　　27[日]佚名.年中行事秘抄[C]//.新校群书类从 (第4辑上) .东京:内外书籍株式会社, 1931.
　　28 (南朝梁) 吴均.续齐谐记[C]//.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29[日]池田正寿.杜延业群书新定字样再考[J].北海道大学文学研究科纪要 (第154号) , 2018.
　　30[新西兰]费希尔 (S.R.Fischer) 着, 李瑞林等译.阅读的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9.
　　31罗振玉.秘府略跋[C]//.吉古庵丛书.台北:文华出版公司, 1968.
　　32[日]佚名.香字抄[M].大阪:杏雨书屋, 2007.
　　33[日]石冢晴通, 小助川贞次, 会谷佳光编.毛诗;礼记正义卷第五残卷[C]//.东洋文库善本丛书 (第5册) .东京:勉诚出版, 2015.
　　34[日]狩谷棭斋.笺注倭名类聚抄[M].大阪:全国书房, 1943.
　　35周勋初编.唐钞文选集注汇存[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36[日]中村璋八.我が国に於ける五行大义の受容について[J].驹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 (第28号) , 1970.
　　37 (唐) 杜牧.樊川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38转引自张永平.日本诗经传播史[D].山东大学博士论文, 2014.
　　39严耕望.唐人习业山林寺院之风尚[C]//.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北京:中华书局, 2006.
　　40[日]片山晴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幼学指南抄》について[J].驹泽短期大学研究纪要 (第19号) , 1991.
　　41 (唐) 徐坚.初学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62.
　　42[日]杤尾武.和汉朗咏集私注引用汉籍考[J].成城国文学论集 (第14号) , 1982.
　　43王晓平.日本诗经学文献考释[M].北京:中华书局, 2012.
　　44[日]西嶋定生.东亚世界的形成[C]//.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 (第2卷) .北京:中华书局, 1993.
　　45[日]宫崎市定.《论语》研究史[C]//.童岭编.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上海:中西书局, 2017.
　　46 (宋) 张栻.立春日禊亭偶成[C]//.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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