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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前嵩山一带的本籍诗人群体探讨

时间:2019-10-17

  摘    要: 清代前期, 嵩山一带出现了一个极有成就的文人群体。其成员前后相继, 贯穿顺治至乾隆四世, 历时一百余年, 可考者达数十人。他们的创作在弘扬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学精神的同时, 又能跳出地域与传统的窠臼, 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呈现出中原文化博大恢弘的气象。

  关键词: 清代; 前期; 嵩山; 文人; 群体;

  Abstract: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group of scholars with great achievements appeared in Songshan.Successively throughout the reign of Emperor Shunzhi to Emperor Qianlong, lasting more than 100 years, there are dozens of members in the group.Their works not only carry forward the regional cultural tradition and literary spirit, but also break out of the regional and traditional pattern with certain inclusiveness and innovation, presenting the broad and broad atmosphere of central plains culture.

  Keyword: Qing Dynasty; Songshan; scholar; group;

  纵观清代文学史, “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1]60, 而清代文坛也基本是“以星罗棋布的地域文学集团为单位构成的”[1]84。地域社群因而成为清代“诗文研究的重要维度”[2]。在以地域性为主的文坛格局之下, 清代中州文坛亦出现了众多的地域性文人群体, 其中嵩山一带在清代前期百年之间, 涌现出由耿介首倡而傅、景、焦、高四大文学家族及张铸等彬彬称盛的大批文人。他们或联袂竞爽, 或后先相继, 尤以诗歌着称, 实为当时中州诗坛之劲旅。然长期以来, 清代中州文人群体为学界所瞩目者仅有商丘、孟津两地, 嵩山文人群体则一直不为世人所关注。有鉴于此, 本人不揣浅陋, 试为初步之探讨。

  一、耿介与清初嵩山文人群体的崛起

  有明一代, 嵩山一带几无文人着述, 至清代前期却人文蔚起。这一现象的出现, 耿介实有发轫之功。耿介 (1618—1688年) , 初名璧, 字介石, 号逸庵, 登封城关人, 顺治壬辰 (1652年) 进士, 选翰林院庶吉士, 先后任福州巡海道、江西湖东道、直隶大名府兵备副使等职。康熙三年 (1664年) 归里, 主持嵩阳书院。康熙二十五年 (1686年) 因汤斌推荐, 被封为少詹事, 入值上书房。次年以病辞职归里, 仍主嵩阳书院。一生着述甚富, 主要有《孝经易知》一卷、《嵩阳书院志》、《理学要旨》、《中州道学编》二卷、《敬恕堂存稿》、《弃余文草》二卷、《松风草阁诗》等。

  耿介为清代前期中州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以提倡理学为己任, 故论文也颇具理学家特点。曾云:“文所以载道也, 故体认乎理者, 可与言道矣;而沉潜乎道者, 可与论文矣。”又说:“理学发而为文章, 复以文章展而为经济, 体用兼修, 华实并茂, 文也, 而道在是矣。”[3]486这大体不出传统理学家的文道一元论及辅政翼教说。但是, 他又指出诗与理之不同:“唐人言诗, 宋人言理, 究之, 深于理者必工于诗, 而工于诗者未必深于理也。”又云:“诗必兼唐人风格, 宋人理致, 而后乃尽善。”[3]497这便在事实上承认了诗及诗所重点表现的情有着独特的价值。这是其与前代多数理学家不同之处。正因如此, 他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并不仅限于载道说理, 而是“或感物造端, 以写其忧思抑郁之情;或触景会心, 以寓其幽深绵邈之致”[3]486;“或笃悱恳恻, 写其胞民与物之怀;或痛切淋漓, 抒其拯溺亨屯之志”[3]500。而文学作品的风格也不限于理学家所称颂的淡定闲远、温醇尔雅, 而是兼取“笃悱恳侧”“痛切淋漓”]486及“雄杰奇伟”“奥衍宏深”[3]496。

  正因有如此通透的看法, 耿介的诗歌内容相当广泛, 纯粹的说理之诗甚少, 而咏怀、登临、赠别之诗甚多。他的这些诗歌往往能够表达出自己细腻而真切的感受。如写于顺治九年 (1652年) 入京应试前的留别之作《公车北上留别傅左启门人》末句有云:“明日有新月, 即成两地看。”[3]7相当真切地写出了分别时的独特感受, 在历来汗牛充栋的留别诗中, 堪称构思新颖之作。而馆试所作《雀鹰》虽系咏物, 然其中有云:“总是窥霄汉, 不堪谋稻粳。”[3]31借咏物巧妙地表达出对士风之看法, 不惟形象贴切, 精警有力, 而且颇见作者对所咏对象感受之独特。

清代以前嵩山一带的本籍诗人群体探讨

  就风格而言, 耿介之诗虽以“和平温雅”[4]的理学家传统诗风为主, 但也颇能突破这一局限。如《由南平至闽》:

  茶洋六月放舟还, 水竹千重咫尺间。龙抱石根翻急濑, 天凭溪力割青山。人烟几处闻新哭, 柳色经年忆旧攀。争似澄江垂钓叟, 一竿无语伴鸥闲。[3]43

  该诗固然表达了理学家对从容闲淡生活的向往, 亦有说理道性的成分, 然而却是在形成鲜明对比的两幅画面中展现的, 物象联翩而情蕴其间, 明快之中颇具含蓄之致。而颔联之笔力挺拔, 颈联之情感沉痛, 不仅使全诗的情感跌宕多变, 而且也与传统的濂洛诗风不同。

  更能显示出耿介诗歌艺术追求的, 是其选字炼句方面的成就。如“梵响度幽涧, 梨花入浅春” (《嵩岳寺》) [3]1, “雨气湿书声, 山蝉咽不鸣” (《郭元甫、焦锡三读书壶丘, 访之值雨》) [3]2, “晓莺啼树惊花发, 新燕窥帘傍客闲” (《长安早春》) [3]22, “青山半借明霞入, 紫燕新承细雨过” (《春日言怀》) [3]23等句皆造语新警, 能在平凡情景中描绘出非凡的意象。

  应当说, 在二程、邵雍以来的中州理学家中, 耿介是极具诗心, 也极有文采的一个。这与其人生经历有关。其《敬恕堂文集》自序云:“吾少经历贫贱, 出入乱离, 虽不肯重自委堕, 但所好占毕口耳, 帖括训诂, 无身心性命之功。及其滥竽承明, 所习亦不过磨切声韵, 纂组篇章, 非格致诚正之学。迨夫谪迁远宦……婴逢祸患, 忧危艰辛, 困心衡虑, 每有所触, 形而为言固不知, 其求一辞之几于道而不可得也。晚而获游容城先生之门, 开发以大道之要。”[3]卷首可见学道乃为其晚年事业, 而此前所作本无甚道学之气。另外, 这亦与其个性有关。其《仲春同张都谏立庵、王大行逸庵、萧观察含之华林寺精舍小集》可谓一幅自画像:

  我乃迂疏非好道, 相随亦过老僧家。林中清磬和泉响, 枝上残梅间杏花。迢递两峰看不远, 苍茫一径去还斜。高歌白眼忘形迹, 酒尽无钱可更赊。[3]47

  诗中所展现的无疑是一个诗酒放浪、自由洒脱、放达孤傲、受佛禅浸淫甚深、有着强烈个性色彩与审美情趣的形象。而这也正是一个诗人而非道学家的形象。姚尔申《弃余文草序》云:“读其文, 曲折经营, 物情洞悟, 而心气恬雅, 言归理道, 觉宇宙内触处皆天命流行, 是真格物穷理之余也。读其诗, 清越疏宕, 直发性灵, 一洗烟云月露之习, 是真体验日久, 性情抒见之余也。”[5]431杨淮以为:“逸庵先生诗, 以义理涵融其性情, 发而为风云月露, 所谓‘月到天心, 风来水面’, 此般清味, 逸庵知之矣。”[6]84这实际上仍然是从理学家的文道观来审视耿介的, 尚不能概括其全部。实际上, 如果我们整体上来看耿介的作品, 不难发现即使其晚年所作, 理学气息也表现得不是很浓厚。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看, 耿介可以看作是程、邵以来几百年间盛行于中州的理学诗转型之关键人物。

  耿介以名儒而长期主持嵩阳书院, 嵩山文人群体中的早期人物傅作霖、焦贲亨等皆从之游, 且受其奖掖。故耿介对清代嵩山人文之崛起, 功劳甚伟, 诚无愧为清代嵩山文人群体早期的领袖人物。

  二、傅氏家族诗人

  家族文学是构成清代地域文学特色的主要力量, “清代尤其清前中期地域文学的多元趋向, 皆可纳入到家族文学的系统之中”[7]366。而在清代前期嵩山文人群体中, 一个突出的现象便是傅氏、焦氏、景氏、高氏四大文人世家的联翩而起。其中傅氏家族首鸣于诗坛者为傅作霖。傅作霖 (生卒年不详) , 字叔甘, 登封人。顺治三年 (1646年) 进士, 选庶吉士, 后为编修。出为江南督粮道, 力清明季漕政之弊。作霖为耿介表兄, 耿介称二人长期“奇文共赏, 肝胆相披”[3]368。傅作霖乞归后, 更以着书自娱, 不问家人生产。诗多佚, 《中州诗钞》录其《卢岩行》一首:

  大瓮飞悬谁割半, 珠花倒泻结素幔。游风抽碎鲛绡丝, 滴入枯石蠹纹乱。久因烽火障幽岑, 物我重逢兴不禁。穿窟野魅踏鼍舞, 衔岚娇鸟赠好音。音歌宛转暑气清, 洒酒呼云讯山伻。英雄削迹知几许, 何事独传隐士名?此情无限欲何之, 妒欢狂雨来催诗。辟萝寻径苍烟晚, 今年明月系相思。[6]11

  卢岩壁削千仞, 瀑布飞流直下, 为嵩山名胜, 以唐玄宗时名士卢鸿隐居于此而得名。因烽火战乱而久违了的故乡名胜, 此刻在作者的心中所引起的已经不是简单的感慨自然风物之雄奇壮观, 而是在沧桑之后思考一个出处的问题:“英雄削迹知几许, 何事独传隐士名?”而最终这一问题并没能得以解决, 反而成为作者心中长久的思索。全诗以形象之笔, 动荡之势, 充分展现了天崩地裂时代文人人生选择的艰难与痛苦。

  傅作霖之侄傅而师 (1635—1661年) , 字余不, 又字左启。顺治八年 (1651年) 举人, 两试礼闱, 不第。傅而师“性爱博览, 自天文地志, 下逮星相医卜等书, 一涉直抉困奥”“着作等身”, 然仅有《枕烟亭集》传世。他为王鑨之婿, 与孟津王铎、王鑨兄弟“日相切劘, 诗古文辞俱卓卓臻绝顶”。其诗论以为:“尝谓文宗先秦, 次韩、欧。诗宗汉魏, 次李、杜。余纷纷节取之可也。”[8]366持论大抵与王铎相类, 仍为七子余风, 但论文于先秦之外并重韩、欧, 则又显见唐宋派之影响。其诗文多作于顺治十年 (1653年) 之后。邓之诚先生称之曰:“感事伤时, 随事吐露。虽词尚含蓄, 然怨而近于怒也。豫中人文, 商丘与洛阳相竞爽。侯宋 (按指侯方域、宋荦) 之作, 不事质言。若贵质言, 则而师为得风人之旨焉。”[9]894如《南征诗》语言极其质朴, 然意境阔大而不局促, 沉痛之中又有着愤激之音。

  傅而师子傅枅 (1659—1692年) , 字肯堂, 以明经任扶沟县儒学教谕。其人“工诗赋, 工书, 工古文辞, 与三唐两汉诸名家相揖让”[8]365, 所着有《西园诗草》, 今不存。

  三、焦氏诗人世家

  焦氏家族自明末学者焦子春起, 即为嵩山着名的文化世家。至清代, 人文更盛极一时。焦贲亨 (1625-1684年) , 字汝将, 号丘园, 登封人, 子焦春孙, 曾学于嵩阳书院, 清顺治五年 (1648年) 举人。焦贲亨官福建兴华府推官, 擢江西瑞州府同知, 告归。暇日“策杖亲探二室之胜, 后遍考载籍以证明之”[6]56, 性耽丘壑。耿介主持嵩阳书院, 推主坛坫, 文风为之丕变。着有《诗文》二卷, 已佚。另有《嵩山志》四卷。其《观卢岩瀑布放歌》一诗, 壮浪纵恣, 夭矫多变, 想象奇特。末句“玉女峰头月吐芒”[6]56, 以景语结语, 使前面之奔腾喧闹与此时的万籁俱寂形成鲜明对比, 给人以无穷回想。

  焦贲亨弟焦复亨 (生卒年不详) , 字阳长, 号箕颍外臣, 学于嵩阳书院。复亨读书勤奋, 工诗古文辞;明崇祯末年征隐士, 登封知县刘裎推荐其应召, 固辞不赴。入清, 遨游山水, 嗜好诗画, 以诗文自娱, 自署曰箕颍外臣, 年83岁卒。着有《关侯世家》《诗缶音》《洛阳秋》《缑籁》等, 今皆不存。另曾纂顺治《登封县志》七卷。焦复亨现存诗作不多, 大都表现野逸之趣。如《访僧少林不遇》《同友逭暑少林》, 前诗写访僧不遇之惆怅, 后诗写逭暑少林之逸致, 皆有格高气清之感。

  焦贲亨子焦钦宠 (生卒年不详) , 字锡三, 号樗林, 康熙间岁贡, 候选训导。其学问渊博, 工诗及古文辞, 所交皆海内名士, 与耿介以理学相质。早年学习于嵩阳书院, 晚年则讲学于此。着有《樗林文存》《樗林诗存》, 今皆不存。又曾纂康熙《登封县志》十卷。焦钦宠诗存世亦仅数首, 散见于《中州诗钞》《嵩山志》《密县志》等, 多写故乡景物, 借景抒情, 壮怀与幽情兼而有之。写壮怀者如《再登嵩岳绝顶》:

  身拟飞仙四望雄, 乾坤灏气丽天中。西连华岳三峰渺, 下瞰黄河一线通。想像金泥封汉帝, 追随石室访仙翁。谁知老我还能健, 搔首重来问碧空。[6]207

  写幽情者如《云庄》:

  买山曾有约, 卜筑远尘氛。溱洧篱根绕, 崆峒屋角分。竹摇萧寺月, 塔补石梁云。晓日开窗坐, 渔歌静里闻。[10]卷六

  焦钦宠诗有此二种不同的情调, 与其个性密切相联。其弟子高一麟《呈焦樗林业师》其三有云:“奚囊脱稿灿春葩, 当代文章此大家。骨侠胸中蟠海岳, 书成腕底走龙蛇。樽开白社三杯酒, 园种青门五色瓜。世事俗尘飞不尽, 何妨闭户煮明霞。”[11]卷六可见侠与隐正是焦钦宠身上的两种不同性格底色。

  总体来看, 焦钦宠之诗有着阔大之美。即使如《云庄》写隐幽情怀的作品, 亦多从大处着手, 气象非凡。焦钦宠亦有数篇文章传世, 多碑记之文, 大抵质朴自然, 文采不足。

  焦钦宠兄弟行中, 有少量诗歌存世者尚有焦钦若。焦钦若, 字惟臣, 号忝斋。其诗多七言歌行, 以节奏的起伏跌宕、夭矫多变为主要特色。如其《题一峰图》为题画诗, 同时题咏者尚有甚多, 然皆寻常之作。焦诗将石的命运与主人公乃至自己的命运融为一体, 从而表现出下层士人对命运不公的激烈抗争, 赋予该画以强烈的象征色彩。作者开篇先从对隐士艳羡的角度, 写其所居之地幽静脱俗。接下来以突兀之笔写石之奇, 极尽描写之能事。然后写主人拜石、流连于石的情感, 由此生发出奇石沉沦于凡间之不公, 发出了“物遇知己而即贵重”[12]卷一一的呼声。接着又写石与主人情感之交融, 彼此之间的相互欣赏与同情, 巧妙地写出了主人公之才德非凡却不遇于时的命运。最后作者以“天有罅兮更有折, 维主人之炼石兮盍使之持五色而补其缺”[12]卷一一句充分表达出渴望用世的心情。全诗借小小一石生发人生情理, 非抑郁痛苦甚者必不能发。适应作者情感的激烈变化, 全诗的节奏亦变幻莫测, 而句式亦随之变化。最后一句竟然以十七字出之, 一任抑郁之情喷泻而出。加之想象的奇特, 描写之精妙, 诚无愧于题画诗中难得之佳作。

  焦钦宠子焦如蘅 (生卒年不详) , 字远倩, 乾隆元年 (1736年) 举人, 纂有乾隆《登封县志》。焦如蘅幼承家学, 有文名, 惜惟有少量序记、碑文存世。

  四、高氏家族诗人

  在清前期嵩山文人群体的发展过程中, 高氏家族承前启后, 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而高一麟则是这一文学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

  高一麟 (1635?—1708年?) , 字玉书, 号钜庵。屡试不中, 出游山左、吴下、两浙、八闽, 归而设教于嵩颍之间。景日昣在其《矩庵诗质》序中称:“先生以穷而工于诗, 其诗触景兴怀, 酷追子美。子美之夔州飘蓬, 先生未尝有之。而子美之茅屋秋风, 先生已备有之也。盖先生因遇窘, 遂得肆力于词翰, 而浸淫乎六朝、唐、宋之间。”又说:“先生穷于遇而不穷于诗, 诗且缘遇而益工。是穷正天之所以玉成先生, 而先生于以不朽也。”[11]卷首所着有《矩庵诗质》十二卷。

  高一麟师从焦钦宠, 焦氏曾赠之以杜甫诗集。故他有着相当自觉的学杜意识, 主要表现在对杜甫忧国忧民思想的继承上。他的诗歌中有大量反映下层人民疾苦的诗作, 如《园丁苦》《损田行》皆为当时现实惨状的实录。此一类诗大都为古体, 采用通俗的口语, 有类于杜甫的“三吏”“三别”。然其间多以自己的口吻道出, 极为真切而感人。如《损田行》:

  秋风起寒露, 万宝各登场。同为收获者, 彼此判低昂。我有田百亩, 乃在水一方。河伯夺其半, 赉之赴汪洋。所余皆硗确, 入不敷官粮。里胥持牒至, 叫嚣若虎狼。声言国赋急, 此不比寻常。殷勤谢里胥, 何事过匆忙。纵少粟充庾, 尚有书盈箱。促童向市卖, 或可佐输将。以此下心意, 延入坐中堂。乞米为之炊, 赊酒为之尝。里胥醉饱去, 去去过邻厢。虽则终须臾, 终鲜肉医疮。岁岁常如此, 辜负秋风凉。仰天尤河伯, 无奈太不良。[12]卷二

  诗写天灾, 更写人祸。大灾之年, 人们更难以完成国赋, 胥吏便巧妙地以此为渔利之机, 借“国赋”之名义来威吓百姓, 渔肉乡里。虽然主人忍痛卖书换得里胥一醉, 暂且缓解了燃眉之急, 但里胥的咆哮声马上在邻居家响起。面对如此贪婪无度的里胥, 自己又能有多少可以补疮之肉呢?天还有丰歉之别, 而胥吏之贪酷则“岁岁常如此”, 如此则人祸之毒远甚于天灾。因此篇末对河伯的谴责, 实际上又何尝不是对官府之控诉。就艺术而言, 诗歌受到了范成大《催租行》《后催租行》的影响。全诗以简洁之笔写出了里胥的贪得无厌嘴脸, 尤其是其以国赋紧急、不比寻常的高调来掩饰自己的贪婪, 实比范成大《催租行》中自称“我亦来营醉归耳”的里正更为无耻。老农“纵少粟充庾, 尚有书盈箱”一句, 亦脱胎于范成大《后催租行》“室中更有第三女, 明年不怕催租苦”之语, 但以嗜书如命的读书人身份写来, 别有一种怆怀。

  高一麟对现实的关注还表现在他对妇女问题的关切, 而此亦为元白新乐府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高一麟有大量表现妇女生活状况的作品, 相当全面地描述了女性身上的种种痛苦。如《前促织行》中的女子忍受着丈夫久役不归的痛苦, 《后促织行》中的女子不仅要拼命地织布, 而且还要忍受小姑的责骂。《采桑女》则因家中将其视为劳力, 虽已经年长而不得出嫁, 被迫发出了“阿婆不嫁女, 红颜能长保”[11]卷二的忧虑与感慨。《织女词》中的老妇“经纬无虚日”却“尽卖输官粮”, 自己只能“短衣不盖膝”[11]卷二。应当说, 高一麟对女性命运的关注, 在清初诗人中是极其突出的。

  邓之诚先生评高一麟诗曰:“诗不能工, 然言之有物, 间亦有可观者。”[9]916言之有物正是其诗歌的价值所在。在艺术手法上, 高一麟有意识地学习古代优秀的乐府诗, 难免有模拟之痕迹, 但他在立意方面却时时注意超越前人。如《刈麦行》写农民一家上至八十岁老叟, 下至五岁幼儿均在田里抢收麦子, 末句忽云:“上官移牒征夏粮, 昨夜三更已到县。”[11]卷三这一写法颇有聂夷中《田家》“六月禾未秀, 官家已修仓”之妙, 但作者却通过移牒至县里的特殊时间“昨夜三更”来形象地展现出官府急如星火征收粮食的极度贪婪, 表现出一定的创新性。

  高一麟子高缙桓 (生卒年不详) , 字辑五, 号嵩麓, 康熙间拔贡。其缵承家学, 工吟咏, 所着《嵩麓诗》一卷附于《矩庵诗质》卷末, 颇有乃父之风。

  五、景氏家族诗人

  景氏家族堪称清前期嵩山文人群体的后劲, 其中最为着名的当属景日昣。景日昣 (1658一?) , 字冬旸, 号嵩崖, 登封人;幼家贫, 性至孝, 从汤斌、耿介游, 讲宋儒之学, 以文章知名;康熙三十年 (1691年) 进士, 历官至户部侍郎;雍正三年 (1725年) 致仕归里, 在嵩山南麓建别墅居住, 专事着述。焦钦若称之曰“博学精识, 而济以高才”, 称其所着“无不独出手眼”[13]卷首 (《嵩阳学凡跋》) 。其着作有《嵩崖易义》、《说嵩》三十二卷、《嵩崖尊生》十五卷、《嵩阳学凡》六卷、《学制书》三卷、《嵩台随笔》二卷、《嵩岳庙史》十卷、《嵩台蕞录》一卷、《会善寺志》、《龙潭寺志》及《嵩阳风雅》《嵩崖文集》《嵩崖新集》《嵩崖诗集》等, 另着有康熙《登封县志》十卷, 这些着作大都存世。其《嵩崖尊生》为着名医学着作。《说嵩》《嵩岳庙史》等广征博辑, 搜罗、保存嵩岳文献之功甚伟。

  景日昣诗歌多写故乡嵩岳景物。大抵嵩山“横看成岭侧成峰”, 观察角度不同, 便有着不同的风姿。故景日昣的咏嵩山之作风格亦极其多样。如《望岳》一诗, 极尽缥缈虚幻之妙:

  移榻得面山, 烟霞共昏旦。缥缈飞白云, 遥青望不断。似见谪仙人, 骑云度石岸。我欲往从之, 惜无凌风翰。吟成梁父词, 云影忽飞散。[14]卷二十八

  而《秋霁》则呈现出浪漫的想象与壮阔的气势:

  倒卷银河云气收, 晓来别是一天秋。林消宿露霞争出, 岳罥晴岚翠欲浮。雁字裁云挥落照, 蝉声啼叶噪平畴。谁家砧杵寒山下, 尽入双溪捣乱流。[6]203

  其他如“西窥华岳云中出, 北俯黄河脚下开”[6]203“影倒天心环日月, 形蟠地轴老乾坤”[6]203“恍见岩前飞海水, 忽从峡里驾天风”[6]204等诗句皆如此。故从总体来看, 其诗歌风格还是偏重于雄奇壮阔这一面。景日昣亦十分关注民生, 如《途中忧旱》一诗刻画旱象惨状历历在目:

  马倦嘶长道, 摇鞭入紫霞。远天疏断树, 落日尽荒沙。野鸟翻林影, 村童掘草芽。何当风雨至, 旅夜说农家。[6]203

  景日昣诗多于质朴之中见真情。如《贻内》一诗中有“新衣照旧裁”一句, 真非寻常人之所能道。其平淡而真挚的特点, 与其作为理学家的身份相一致。

  中州自北宋二程、邵雍等倡理学之诗于洛阳, 影响日隆, 后遂有“濂洛风雅”之称。至明代中晚期, 尤时熙、孟化鲤又倡阳明心学于洛阳, 一时之杰如王以悟、张信民、吕维祺等于理学之外皆以诗歌名世, 形成了中州理学诗歌的第二个高峰。可以说, 景日昣与耿介等嵩山一带理学诗人, 踵武程、邵、尤、孟, 形成了中州理学诗人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高潮。但他们的诗更重文学的特质, 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义理与辞章之双美。

  景日昣之侄景 (生卒年不详) , 字林峰, 号季次。早慧, 景日昣尝指曰:“此吾家千里驹也!”[6]407及长, 肆力于古文, 不习举业。着有《四书道学编》《嵩山志》《人物论》, 今皆不存。《中州诗钞》录其诗二首, 皆抒怀之作。《平生述怀》写自己隐逸之志曰:“自分身在烟霞里, 等闲不敢怨秋风。”[6]407而《嵩山长吟》则又云:“欲往从之破俗缘, 清钟敲断禅关路。”[6]407可见在仕与隐之间, 他其实也有着艰难的抉择。

  六、郜锦、张铸与王朋

  清代前期活跃于嵩山文坛的, 尚有郜锦、张铸与王朋三人。

  郜锦 (生卒年不详) , 字文江, 登封人, 诸生。《中州艺文录》载其生平云:“精经史, 贯穿百家, 为文下笔风发泉涌, 千言立就。性爱山水, 登封富于岩谷, 每探奇履险, 以寄幽兴, 所至忘倦。晚年爱濂、洛、关、闽之书, 尤工二王书法, 人得片楮, 咸珍宝之。”[5]431与耿介、景日昣等人多有唱和。着有《卧云轩文集》《卧云轩诗集》, 今皆不存。平湖陆奎勋《卧云轩诗集》序云其诗歌“言情既深”, 又云其令人“每起世外之想”[5]431。

  《中州诗钞》录有其诗七首, 皆写景及抒情之作, 无涉于理趣, 隐居与兼济之思均有之。诗风豪迈, 即便写隐居及幽情之思者亦有开阔之境界。如《嵩阳书院同耿逸庵太史秋望》:

  山色凝如黛, 寒溪水乱流。野樵缘怪石, 旭日入重楼。玉柱云初散, 金壶树已秋。几行天际雁, 飞过蓼花洲。[6]132

  张铸 (生卒年不详) , 字仲匋, 登封人, 乾隆时岁贡;从舅氏高一麟学, 经史子集, 罔不淹贯;游吴越间, 所交皆知名土。乾隆元年 (1736年) , 郡守张汉举博学鸿词, 张铸坚辞不赴, 官终修武县训导。张铸作《寄庵诗存》二卷, 今佚。其自《序》略云:“予身浮沉五六十年, 予足跋涉百千万里, 耳不能无所闻, 目不能无所见, 心不能无所思, 情不能无所寄, 以故于马上、于舟中、于山巅、于水涯、于旅邸、于闲居, 或应酬、或赠答、或唱和、或感触, 莫不有诗。而诗之脱稿也, 或残帖、或败楮、或寸简、或片幅, 有则疾书, 书则即弃。间有存者, 或风吹去, 或友携去, 存者什之二三, 而不存者什之八九。”[5]437童钰《序》称之曰:“凡生平可喜可愕, 幽愁快愉之事, 悉寓之于诗。”[5]437《晚晴簃诗汇》卷九十九所录其《和王南溟》《孤行》二诗, 皆于萧散之中流露出其孤寂的情怀。

  王朋 (生卒年不详) , 字锡我, 别号青庐子, 登封人, 乾隆时举人。《中州诗钞》载有其诗十七首, 多为对古代名作的模拟, 间亦有感人者。如《拟谢惠连捣衣》有云:“别来频岁月, 憔悴失昔颜。妾已怜今瘦, 况君行路难?缝裳寄万里, 焉知狭与宽?难凭昨夜梦, 轻剪破齐纨。”[6]491《古别离》云:“最怯燕赵路, 繁华胜辽西。”[6]491皆非深于情者所不能语。

  七、结语

  以上所论皆为嵩山一带之本籍诗人, 大体包括顺治至乾隆四朝, 绵延约百年之久, 成员达数十人。此处所举仅为其荦荦大者。若以文学群体的定义而言, 这一群体还应包括因仕宦、流寓而居嵩之诗人, 尤其是任教或求学于嵩阳书院的大批诗人。其间如王铎、汤斌、张沐、李来章、冉觐祖、窦克勤、叶封、张埙、王又旦、陆继萼等, 皆有诗坛盛名。然限于篇幅, 不作详述。

  由以上所论可以看出, 嵩山文人群体生活在一个相对集中的区域, 且成员之间多为亲朋、师友, 交往甚为密切, 而家族诗人更是构成这一群体的主体。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未提出明确的流派主张, 创作上也各具个性, 但却都有着对地域文学特征、文化观念的自觉与固守意识, 从而体现出地域性的深层特征。从创作主题来看, 在抒情言志之外, 他们创作了大量歌咏嵩山名胜之作, 以弘扬地方人文。中州为理学奥区, 向称“濂洛风雅”, 故耿介等嵩山诗人皆有着一定的理学色彩。再者, 傅而师、高一麟的关注民瘼之作, 不仅体现出了儒家情怀, 而且无论从内容还是从艺术来看, 二者都可视作对中州先贤杜甫、白居易现实诗风的继承与弘扬。

  清代文坛, 流派纷仍。以康乾时期而言, 即有神韵、肌理、性灵等, 皆曾经风靡一时。在如此喧闹的背景之下, 嵩山诗人群体通过对地域传统的固守, 不仅使自己的创作没有堕入明代以来文学界流派、门户之争的恶习, 而且也保持与延续了中原文化长期以来形成的个性特点。与同属于中州诗坛重镇的商丘诗人群体相比, 这一特点尤其明显。究其原因, 一则因嵩山居于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域, 商丘则处于其边缘。二则因二者文化类型之不同。商丘属于平原文化, 而嵩山则属于山地文化, 前者的流动性与后者的固守性有着明显的差异。当然, 处于天地之中的中原文化博大而包容, 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文学即展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而中原作家更有着从容开放的心态与海纳百川的气度, 能够不断跳出传统的藩篱与窠臼, 耿介、景日昣对传统理学诗歌的革新即是典型的例子。因受晚明以来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 此际嵩山文人群体中的理学家, 其诗作的抒情性及艺术性也大为加强, 呈现出与此前所谓的濂洛风雅不同的风貌。凡此皆使嵩山诗人群体在醉心、自足于地域传统的同时, 亦能一扫单调因袭之弊, 而有着异常的丰富与绚烂之美, 充分展现出中原文化博大恢弘的伟岸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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