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及其对文学的影响

时间:2019-10-17

　　摘    要：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列奥·洛文塔尔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开始以受众为中心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在洛文塔尔文学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分析了18世纪英国受众在数量和阶级构成方面的变化, 以及这些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18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不仅促成了文学消费市场化和大众化, 提升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地位, 还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标准和方向。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受众分析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为文学发展趋势研究提供了更丰富全面的资料和新的研究思路。

　　关键词：　受众; 洛文塔尔; 文学发展; 文学社会学;

　　Abstract：　Leo Loventhal, one of the Frankfurt school scholars, has begun an audience-centered research in literary sociology in the 1930 s.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Loventhal's study of literary sociolog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the quantity and class composition of the British audiences in the 18 th century, and the impact of these changes on the evolution of literature.The changes in the 18 th century British audiences contribute to the marketiz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literary consumption, enhance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status of literature and influence the writers' literary creations as well. The research on the audiences in a specific socio-historical context applies the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to provide more comprehensive evidences and suggests new research ideas for the trends of literature evolution.

　　Keyword：　audience; Loventhal; evolution of literature; literary sociology;

　　一、引言

　　自进入21世纪的数字媒介时代以来, 文学发展开始陷入“内忧外患”的窘境:在外, 文学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受到新兴的视觉文化、娱乐大众化和文化消费商品化的强烈冲击;在内, 以消遣娱乐为主要目的的通俗文学作品通过网络、手机等传播方式成为受众最广、最有社会关注度的文类, 而艺术文学的创作和接受则进入了低迷时期。如何“解决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娱乐化倾向问题, 促进文学良性发展”是近年来文学研究领域所关注的一个要点。文学的发展研究不能忽略“社会”这个关键因素。作为文学与社会学的跨学科研究[1], 文学社会学主要考察某个特定社会中文学的生产和分配, 涉及的方面包括书籍的出版流通方式, 作者和受众的社会构成、文化水平及其品味的社会决定因素等。[2]文学社会学不仅为文学发展研究提供了丰富可靠的资料, 也启发了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列奥·洛文塔尔 (Leo Lowenthal) 在文学社会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在他的专着《文学、通俗文化和社会》 (Literature, Popular Culture, and Society) 中, 洛文塔尔探讨了作为艺术和商品的文学、作家的社会角色以及受众价值观三者之间的关系。[3]国内外的一些学者认为洛文塔尔有关受众阅读反应和接受行为的研究首开了读者接受研究范式的先例。[4]但洛文塔尔所关注的“受众”不是接受理论中生成文本意义的想象中的“读者”, 而是社会历史中真实的“听众、观众和读者”。在漫长的历史中, 文学受众的构成和认知随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 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同时代作家的创作和文学在社会文化结构中的地位。笔者在洛文塔尔的文学社会学研究基础上, 以18世纪英国为例, 分析受众变化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18世纪是英国文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在这一时期, 报刊、杂志和小说开始流行, 娱乐性通俗文学的泛滥引起作家和批评者的焦虑[3]92;但也是在这一时期, “文学”概念具有了更清晰的特征, 文学史第一次成为文学研究领域内一个特点鲜明且重要的形式。[5]对于这一关键文学时期的受众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受众变化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 也为当下有关文学娱乐化问题的探讨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二、18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

　　关于英国现代社会早期受众的记录是比较少的, 目前有关受众的研究资料主要来自社会学和历史学相关文献、书籍发展史研究、阅读史研究、个人传记、私人日记和信件等。在全民教育还未普及的年代, 是否具有读写能力是文学受众研究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在18世纪的前几十年, 英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发展……识字的人比上个世纪增加了许多;妇女们尤其渴望成为读者, 具有读写能力正在成为商人和店主这类职业的先决条件。”[4]5218世纪英国受众的变化主要体现在数量增加和阶层拓展两个方面。

　　(一) 受众数量的增加

　　在中世纪的欧洲, 控制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的数量是精英阶层维护自身统治的手段之一。[6]84拉丁语是知识和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具有读写能力的人基本集中在贵族、富有的商人、神职人员和学者阶层, 人数数量从社会整体来看只占很少的一部分。从书籍的出版情况可以看出阅读是少数社会精英才能享有的特权:“15世纪出版的的书籍中四分之三都是拉丁文……这表明大部分的书籍购买者仍然属于那部分有机会在学校和大学学过拉丁语的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医生、律师、神职人员、教师, 以及那些来自富裕家庭有机会受过类似教育的人。”[7]

　　早在14世纪乔叟就已经用《坎特伯里故事集》 (The Canterbury Tales) 证明了英国本土语言———英语的语言价值和艺术价值, 但英语在英国普通大众中的传播和推广则是受益于16世纪开始的宗教改革。相比于天主教对圣人崇拜的推崇和对奢华的教堂装饰的痴迷, 新教是一种“书籍文化”, 强调阅读新教改革者的作品和圣经。[6]78为了让更多的民众能够读懂圣经, 英国开始致力于读写教育的普及。尽管还未形成一个完备的教育体系, 到了18世纪, 除了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和北部的一些新兴工业城镇外, 老式文法学校、英语学校、为穷人开办的慈善学校和各类非捐赠的学校已经遍及全国。[8]38推广读写教育的效果非常显着, 能够阅读圣经的人的数量增长也意味着文学潜在受众数量的增长。据保守估计, 18世纪初已经印制了超过500 000本圣经;除了圣经, 接受面最广的是班杨的《天路历程》 (The Pilgrim's Progress) , 不计入盗版、简写和重写的版本, 在1678和1792之间出现了160多个版本。[9]262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促进具有读写能力的人数量增加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 文盲还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但在城镇, 具有读写能力开始成为职业需求和生活需求。城镇的中间阶层———贸易商、制造商、店主、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基本具有读写能力, 或者至少有读的能力。伦敦的大部分商店用文字的店名代替了原来的图案招牌, “这无疑表明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文字交流可以被比例足够大的人们所理解”。[8]38在一些像克劳利钢铁厂 (Crowley Iron Works) 这样的大型企业中, 工人的行为规则、工作程序和合同都是文字印刷版。[9]265

　　从16世纪开始, 为了更好地参与宗教、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 普通民众对读写能力开始有了需求;但直到18世纪, 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的数量才开始有了明显增长, 文学受众的数量也随之增加。16世纪的头十年, 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大约是400种左右, 17世纪的30年代出版了大约6 000种书, 18世纪初出版的书籍种类已经达到了大约21 000种, 18世纪末则超过了56 000种。[10]

　　(二) 受众阶层的拓展

　　18世纪英国文学受众变化的另一个特征是受众阶层的下向拓展。由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 文学受众数量的增加不是在原有精英阶层基础上的人数增加, 而是来源于普通民众。精英阶层的读写掌握率一直是百分之百, 变化明显的是住在城镇或者乡村的中产阶层, 包括手艺人、店主和富裕农民。据统计, 中产阶层的读写掌握率18世纪在75%至85%之间, 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值。[6]109“富裕的农民、店主和商人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这个中间阶层的变化很可能是十八世纪阅读公众增长的主要原因……他们进入了以前以少数财富和地位并重的商人为主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轨道。”[8]41这些新兴中产阶层通过购买和阅读书籍来从社会文化角度提升和巩固他们的社会地位。

　　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工人、学徒和家庭佣人也成为了文学受众的组成部分。相比于新兴的中产阶层, 出身贫穷的民众为职业需要而学习读写的动机小、学习阻碍也更多, 但确实有一部分人在个人兴趣或者志向的鼓舞下, 通过学校学习、自学等途径掌握了读写技能, 成为积极的读者。农场工人斯蒂芬·达克 (Stephen Duck)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他不仅是文学读者还是作者, 他创作的田园诗歌《脱粒工的劳动》 (The Thresher's Labour) 是18世纪工人阶级诗作中的名篇。达克的母亲认为学习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没什么用, 在他14岁的时候让他退了学;他的大部分自我教育是在一位朋友的帮助下进行的, 这位在伦敦工作过的朋友给达克带来一个小型图书馆, 其中有米尔顿 (John Milton) 的诗集、塞涅卡 (Lucius Annaeus Seneca) 的哲学着作和一本英文字典。[9]260同样来自相对贫困人群的另外两个人数众多的群体———学徒和家庭佣人———比体力劳动工人拥有更多的阅读时间和机会。他们的工作不像体力劳动工人那么辛苦, 有闲暇的时间, 富裕的主人家里也通常会有书籍。着名的书商詹姆斯·拉金顿 (James Lackington) 是鞋匠的儿子。在当学徒期间, 出于“对知识的渴望”, 他不仅向女主人学习读写, 还每周付三个半便士让主人最小的儿子教他拼读一个小时。[9]259

　　对这些来自更低社会阶层的受众而言, 更多的时候是购买力而不是读写能力限制了他们的阅读机会。很多佣人和体力劳动者可能已经拥有适用的阅读技巧, 但他们的收入却负担不起阅读新书的费用。18世纪书籍消费市场化的发展和文学传播媒介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

　　三、受众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

　　洛文塔尔认为英国在18世纪已经形成文学的大众消费, “如果‘大众’媒介这术语用来表示为实体性存在的为购买大众所生产的大量的可销售文化产品的话, 18世纪是英国历史上可以有意义地使用这一术语的第一个时期”。[3]52实际上, 这个时期的“大众”数量还远未达到我们现代社会中的大众所具有的规模, 但文学确实已经开始具有“大众”影响力。受众数量的增长给书籍消费带来更广阔的市场, 促进了印刷业和出版业的发展;而传播媒介的繁荣又进一步扩大了文学受众的范围, 进而提升文学在社会生活领域和社会文化结构内的地位, 同时也影响了作者的创作标准。

　　(一) 文学消费大众化

　　书籍是以文字为载体的文学作品的理想传播方式, 文学的发展与出版业和书籍贸易的发展紧密相关。在现代印刷技术刚开始传播的15、16世纪, 文学在出版书籍中所占的比重不大。书籍出版商的关注点是“西方文明的古老基石”, 大量出版的书籍多与宗教或专业知识相关, 包括:拉丁文圣经、宗教典籍、法律典籍和传自阿拉伯医学着作等。[11]除了一些享有盛誉的中世纪经典作家, 如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 德国的艾森巴赫和本国的乔叟、莎士比亚等, 当代作家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出版的数量很少, 流传到后世的有声望的作品并不多。

　　进入18世纪后, 英国出版业和书籍贸易发展开始繁荣起来。除了技术、政治环境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外, 受众数量增加即潜在消费者的增加是英国出版业和书籍贸易发展的直接刺激因素。英国在18世纪经历了两次阅读高潮, 第一次在30年代到40年代阅读材料的激增, 第二次是在最后20年读者数量的增加。[4]56传播媒介在传统书籍的基础上发展了新类型:报纸、期刊和杂志。萌芽于17世纪的报纸、杂志和期刊, 在18世纪正式发展起来。第一个伦敦日报《每日新闻》 (The Daily Courant) 于1702年开始出版;第一家地方性的周报《诺威奇邮报》 (Norwich Post) 于1701年开始出版。[12]236由约瑟夫·艾迪生 (Joseph Addison) 和理查德·斯蒂尔 (Richard Steele) 合办的《观察者》 (The Spectator) 采用时事加高质量评论的方式, 被认为是业内的经典。爱德华·凯恩 (Edward Cave) 创办的《绅士杂志》 (The Gentleman's Magazine) 载有每月新闻的摘要 (包括议会辩论的官方版本, 逐字报道是非法的) 、新书书目和简介, 以及一些人们普遍感兴趣的文章。[12]237《绅士杂志》很受读者欢迎, 是英国期刊史上最成功的杂志之一。报纸和各类期刊杂志的流行带动了以伦敦为中心辐射到各级城镇、乡村的印刷品销售网络的形成。在印刷技术发明之前, 在英国的各级城镇已经可以购买到书籍, 但“有组织且合理有效的地方级贸易的发展则是在十八世纪才出现的”。[12]238伦敦是书籍出版和贸易活动的中心, 伦敦书商在伦敦和地方的出版媒体上为他们的新书打广告;地方报纸的印刷商根据这些广告向伦敦的出版商下订单订购书籍, 再通过地方报纸销售的渠道或者书店将书籍卖给需要的客户;通过这样的销售网络, 即便是住在比较偏远地区的人们, 只需要等待一些时间就能买到伦敦的流行书籍。对于18世纪普通英国人的收入而言, 书籍的价格还是偏高的。为了吸引更多的购买者, 出版商推出了价格不同的各种书籍版本。“为士绅和富商的图书馆准备的精美的对开本价格为一个或几个几尼 (几尼是英国旧时的货币单位, 合1.05英镑) , 而内容相同的12开本只需要1到3先令不等 (1先令合0.05英镑) 。”[8]41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迅速发展的流通图书馆对公众阅读的进一步普及功不可没。大多数的流通图书馆里有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 公众通过付费的方式借阅图书、杂志和报纸。流通图书馆吸引了各个阶层的读者, 借阅各类读物的顾客不仅有来自较低社会阶层的工人、女佣, 也有来自中上阶层的绅士、夫人和富裕家庭的年轻人。流通图书馆促成了18世纪小说阅读公众最显着的增长。[8]43文学消费开始步入大众化的进程。

　　(二) 文学社会影响力的扩大

　　在18世纪的英国, 人们有了新的文学读物种类, 书籍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容易获得, 由奢侈品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开始有机会体会到原来只有贵族、富人、学者们才能享受的阅读乐趣。受众面的拓展使文学在原来所具有的个人化的消遣、审美或是哲思的功能基础上增加了社会化的文化和和政治功能。

　　文学消费和文学阅读开始成为英国社会的主流文化活动。购买书籍和期刊等阅读材料的花费低于去剧院看戏、欣赏歌剧或者购买绘画作品等同时期别的类型的社会文化活动。普通剧院的票价是1到4先令, 一场意大利歌剧的标准价格是10先令6便士 (1先令合12便士) , 国王剧院一季度的系列音乐会的票价是4几尼;而最便宜的书籍售价只需要2便士。[13]而且, 实际读者的数量远超过书籍购买者的的人数。亲戚、友人之间可以互相借阅藏书, 流通图书馆、读书俱乐部等机构也提供了大量的阅读机会。“文学社团和阅读组织遍及整个伦敦, 各郡也竞相仿效。市内和郊区咖啡馆日益成为社交活动中心, 人们聚在一起阅读或者听别人大声朗诵报纸和杂志上的内容, 讨论他们所读到的、听到的故事。”[3]56文学接受在公众中的流行程度从理查森 (Samuel Richardson) 的小说《帕米拉》 (Pamela) 引发的媒介事件中可见一斑。据报道, 当普雷斯顿镇 (Preston) 的人们在该小说的公共朗读活动中听到帕米拉最终嫁给了原先引诱她的B先生时, 爆发出欢呼, 教堂甚至还为此敲响了钟声。[14]351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中分析了18世纪英国怎样通过报纸、期刊和书籍等文学传播方式建立起社会公共领域。[15]广泛的社会公众影响力吸引政治介入文学领域。不少地位突出的作家的作品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批判色彩, 比如迪福 (Daniel Defoe) 的期刊文章、斯威夫特 (Jonathan Swift) 的《格列佛游记》 (Gulliver's Travels) 和蒲柏 (Alexander Pope) 的《愚人记》 (The Dunciad) 。小说的流行, 报纸和期刊的推广, 以及在咖啡馆、图书馆、剧院等公共场所关于文学的讨论活动推动了公共舆论的发展。文学公共性的建立促进了英国在18世纪末建立起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14]353公众对社会时弊、政府执政、党争和爱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体现了文学的社会化功能, 提升了文学的社会价值。

　　(三) 文学创作的调整

　　在文学领域内部, 受众的变化直接影响了作家们的创作。早期的文学受众是一个比较同质的精英群体, 作家们了解这些贵族、乡绅和学者的品味和爱好。在17世纪和18世纪早期, 增加的受众主要来自富裕商人和有产者构成的上层中产阶级, 他们倾向于认同贵族的审美和需求, 作家们无需调整就能适应这类新兴受众的需求;到了18世纪中期, 增加的受众中不仅有商人和地主, 还包括店主、职员、学徒和农民, 这些新兴受众大多没有接受过扎实的古典教育, 他们的文学爱好和阅读兴趣与原有的精英受众并不一致。[3]97文学消费的市场化意味着受众已经成为作家的衣食父母, 作家要通过满足更广泛的公众而不是一两个贵族或者赞助人的文学需求来维持生计。

　　洛文塔尔分析了18世纪的一些知名作家和批评家, 如蒲柏、菲尔丁 (Henry Fielding) 和约翰逊 (Samuel Johnson) 等人关于新兴的受众和文学评判标准的讨论, 认为他们尽管未能找到一个被作者和受众都认可的普遍标准, 但“任何有关文学标准的讨论都必须考虑到受众的接受经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这体现了作家对受众的依赖。[3]103没有接受过系统教育、缺乏古典文学审美经验、也没有太多闲暇时间的新兴受众群体期待更简单易读的文学作品;相比于审美和哲思体验, 他们更注重接受对象的知识、信息传播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

　　受众兴趣和品味的改变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有利可图的文学市场吸引了各种水平参差不齐的人加入写作的队伍, “那些想挣点外块的家庭主妇和簿记员现在也开始写小说了, 就像先前的乡村牧师涉足植物学和考古学一样”。[4]70读者众多的流行读物未必都是高质量的优秀作品。一些出版商为了经济效益专门出版一些粗制滥造、跟风写作的通俗小说。密涅瓦出版社 (Minerva Press) 专门为流通图书馆的市场出版哥特式风格的小说;这些出版物与“文学佳作”毫不沾边, 是没什么底线的低俗读物。[12]24518世纪的作家和批评家们曾担心这些低俗作品的泛滥会拉跨“文学的标准”。[3]92但事实证明这些低质量的作品很快被历史湮没, 整体受众品味和文学标准并未被这些作品拉低。受众变化对文学更重要的影响在于为文学创作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了文学进一步发展的机遇。作家们开始尝试新的写作内容和写作技巧。18世纪兴起的文学新形式———报纸、期刊和小说———与新兴受众群体的品味和兴趣直接相关:这些文学新形式迎合的是一种快速、不用太经心、无需深刻思考的阅读习惯。如何让作品在普通大众的接受需求和传统审美所追求的艺术性、深刻性之间取得平衡是成为优秀作家的关键。像迪福、菲尔丁和斯特恩 (Laurence Sterne) 等被奉为18世纪经典作家们既受同时代读者欢迎, 又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们的成功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同时满足了普通大众和精英受众的品味需求, 不仅注重体现还温和地讽刺了那一时代流行的价值观。他们以不引起精英受众反感的方式突破了传统品味的界限, 开创了新文类。[16]

　　四、结语

　　18世纪英国受众数量的增加和构成阶层的平民化拓展促进了文学消费的市场化和大众化, 提升了文学的社会文化地位, 还影响了作家的创作标准和方向, 使英国文学的发展跨进了一个新时期。由18世纪英国受众变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可以看出:除了外部的社会历史环境条件外, 文学的整体发展趋势是作家和受众互相作用的结果, 文学受众的主体构成、教育程度、社会身份和阅读目的等等都是影响作者创作的关键因素。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受众是探讨目前文学发展中所面临的娱乐化问题和进行文学发展趋势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分析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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