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王源关于古文的创作思想与方法

时间:2019-10-17

　　摘要：清初是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又一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出现了以魏禧、汪琬、侯方域为代表的一大批古文理论与创作家， 他们不仅对秦汉以后历代散文理论做出了批评， 而且还开启了清代桐城派散文创作。王源是清初很有名气的古文家， 他通过对《左传》《孟子》等先秦散文的评点， 把《周易》中的天道与文道相结合， 并借鉴《孙子》中的观念， 提出了以局达意、奇正结合等一系列古文创作思想和方法；在思想上积极反对宋明理学， 对颜李学派所倡导的"实践""经世"等思想进行了补充和修正， 把清代"经世致用"思想推向了高潮， 成为颜李学派的重要代表。

　　关键词：经世致用； 文道； 文体； 奇变；

　　Abstract: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cient prose.During this period there appeared some famous writers, such as Wei Xi, Wang Wan, Hou Fangyu, and some ancient prose theories. Those writers not only criticized the prose theories from the Qin to the Han dynasty, but also esrtablished the TongC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Yuan was a well-known ancient writer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Through his comments on Zuo Zhuan, Mencius and other essays of the Pre-qin dynasty, he proposed a series of ideas and methods for the creation of ancient prose, such as expressing one's ideas through rules and combining the odd with the true, which ex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generations' writing.

　　Keyword:putting what is learned into practice; literary tenet; style; drastic changes;

　　明代中后期以来，在文坛上影响较大的有前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和竟陵派。其中前后七子对明代文坛贡献颇大，其对秦汉文的刻意模仿与剽窃最终形成了佶屈聱牙的弊端，遭到唐宋派和公安派的强烈反对。公安派虽提倡性灵，但过分追求个体的价值，忽视文人的社会责任，又产生了俚俗、浅率的流弊。后起的竟陵派更是走入"幽深孤僻"的歧途，离正统的文学功利论更远。明亡清兴的时代巨变促使当时的文人将更多的视线专注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过去的种种文学主张、文学观点再也不可能在新的社会背景中平稳延续。注重文学的时代意义、社会作用，强调诗文经世致用的目的和提倡批判现实的精神，便成为这一时期文学思潮的主流。在清初，文坛除了古文三大家之外，还存在着以实践、实用为目标的颜李学派。王源便是力主实践、实用文风的代表人物。王源 （1648-1710） ,字崑绳，号或菴，少任侠，有豪气，从小研习兵法，后从魏禧学古文，晚年与李塨游，并从学于颜元。在学术思想上，王源接受了清初魏禧易堂经世实学的影响，晚年又服膺颜李的实用学风，因而对宋儒理学多有批判。他身当明末清初实学风行之际，怀有经世济民的远大抱负，但作为遗民后代，家国不幸、仕途坎坷，使其终身偃蹇，所以潜心学问，著有《文章练要》《平书》《读易通言》等书，不仅在《左传》和文章学研究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其实用思想对清初乃至现在都有深刻的影响。

　　一、以天道统文道的文体观

　　自唐古文运动以来，"道"成为了文人创作的前提和基础，也成为了古代散文的理论基础。从此以后无论是明道还是载道，道都成为了古文复兴的基础和前提。但是对于"道"的理解，大多数思想家和古文家都停留在孔孟之道上。

　　宋代周敦颐提出了著名的纲领性观点"文所以载道也",[1]宋代理学家、文学家可说很少有不以道为论文之宗旨的。如王安石"治教政令，圣人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其书之策也，则道其然而已矣"[2],明唐宋派文人崇尚载道说，以八大家为法，而其精髓就在"道".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总序》："文特以道相盛衰，时非所论也。""孔子之所谓'其旨远',即不诡于道也；'其辞文',即道之灿然，若象纬者之曲而布也。斯固庖牺以来人文不易之统也，而岂世之云乎哉！"[3]王慎中《与林观颐》："古文者，非取其文词不类于时，其道乃古之道也。"[5]学古不在于古之时，而在于古之道。时可变，而古之道是不变的。归有光《雍里先生文集序》："夫道胜，则文不期少而自少；道不胜，则文不期多而自多。溢于文，非道之赘哉？"唐宋派文人的文道之辨，是唐宋以来对文以载道说的理性化和实用化。明末清初，学者们多倡经世致用，以振兴民族。顺应时代的要求，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等学者都对散文写作提出了一些要求，散文在清初大致上回到了讲求"载道"的唐宋古文传统上。

　　魏禧在《愚山堂诗文合叙》中表述文道关系时，将"道"视为圣人之道，倡导文人当学"圣贤之道",使诗文"原本道义".在《八大家文钞选序》中称"文章之根柢，在于学道而积理"[3].侯方域在《赠徐子》中也说，"君子忧夫道之不彰，不忧夫身之不遇"[4].我们可以看到从唐代"古文运动"开始，各家所明之道虽各有不同，却不离圣人之道的藩篱。可是王源却跳出了圣人之道的桎梏进一步扩大了道的含义，将文道从圣人之道延伸到了天道。

　　王源作古文也提倡道，《左传评·凡例》云："文以载道，固矣。然所载者，不必尽仁义道德之言，而后为道也。但其文有阴阳不测之神，皆道也，又何疑于左氏哉·俗儒之论概不取。"[5]这就是王源内心的"道".这与唐宋以后诸家所载的"孔孟圣贤之道"不同。此处王源所指的"道"乃是反应天地运行、社会变化的"大道".

　　在《左传评》中，王源说："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又曰：阴阳不测之谓神。盖五行八卦、日月寒暑、水火霜露，莫非二气相为倚伏，而宇宙万化，莫能外焉。此文之本也。"[6]王源于此处引用《易传》中关于道来说文道，已经将清初乃至唐宋古文家所载的文道观念涵盖且超越。他说："未有一色到底可以言章法者。噫！纯易耳，襍难也。物相襍，故曰文。"[8,8]而且他认为"必错综而后可以言文，未有印板整齐而谓之文章者".[8,8]将"阴阳之道"与文道相结合。在这种"道"统观念的照耀下，他在阅读先秦诸家散文时得到了与别人不同的体验与感悟。他说："古人盖有意在天之道生而已。生则不穷，穷则变，变则生生不已，而愈无穷。持此以读《左氏》，其庶乎？"[6]由此可以看到王源将《周易》中所说的阴阳之道引入了古文创作之中。在《复陆紫宸书》中说："本于天，见于阴阳律度名物，托始于奇偶，而创于典谟，其后凿险于《殷盘》《周诰》，发皇于《诗》《礼》，练于《春秋》，跌宕于《论》、《孟》，纵横变化于《考工》《左氏传》《公》《谷》《庄》《骚》《战国策》，韩非诸子，汉以后宕逸雄肆于贾谊、晁错、司马迁，约束于班固，而支分派别于唐宋韩、欧诸大家。"[8,8]

　　综上我们可以看到王源文章中所蕴含的古文之道乃是反映万物运行规律的阴阳之道。他说："古人盖有意在天之道生而已。生则不穷，穷则变，变则生生不已，而愈无穷。"他认为天道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文也不能墨守陈规，僵化不变，古文创作只有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的变化，反应不同时期社会世人的生活情状和世道变化，才能创作出像《左传》《庄子》那样经久不衰的文章。

　　此外王源与清初诸家的"文统"观念亦不相同。清初文坛诸家，在古文"文统"的问题上，多数继承了明嘉靖以来归有光、茅坤等人推重唐宋文章的思路，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说持批评态度。如黄宗羲认为李梦阳"文必秦汉"之说是"凭陵韩欧""窜居正统",钱谦益亦抨击"僦、剽、奴"的"近代伪古文",褒扬归有光"文从字顺"的文章。《清史稿·文苑传》所称"国初三家"中，侯方域早年喜爱六朝骈俪之文，入清后"大毁其向文，求所为韩、柳、苏、曾、王诸公以至于司马迁者，而肆力焉";魏禧"爱苏明允";汪琬文章，则"得力在欧、王之间".在这一片宗唐法宋的时代之声中，王源却呼吁要学习秦汉、"取法乎上".在《与友人论侯朝宗文书》中，他说："仆最爱朝宗文，有流水行云之致，而深不服其入门必由八家之说。语曰：'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吾诚能取法先秦西汉，何患不与八家并驱争先？若但取法八家，不过寄八家篱下。而谓含八家卽无门可入，则当日八家为文，更何自入邪？"[8,8]王源认为先秦诸家的散文才属于上乘之作，而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又是效法秦汉，其创作水平与质量当然次于前者，所以王源主张学习先秦诸家的古文创作理论和方法。甚至清初散文三大家侯方域、魏禧、汪琬也强调"道"在散文创作中的作用。

　　王源"天道"观念的提出与其自身所秉持的"经世致用"思想密不可分，作为遗民子弟的王源经历了国破家亡的巨变，深受宋儒理学空谈误人以及前后七子模仿先秦散文皮毛等的影响，王源转而学习魏禧、颜元等人的实学精神，将文道与揭示万物生存的天道相结合，以期达到以古见今的作用，体现出其与其他古文家不同的道统观念。

　　二、以实用为旨的创作思想

　　王源讲求"实行""实习"的六艺实学，主张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他认为文章要"以忠孝廉节为本，而以经济文章立门户",[7,7]所谓以经济为目的就是注重文章的实际功能，讲求实用。其在《梁质人文集序》中说；"予尝以谓，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胜穷，而禁暴乱，卫民社，兵之用也。"[8,8]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作文章的方法如同兵法一样，虽然有很多的技巧和原则，但是应该注意到其最基本的功用就是讲求实用。其次，对于不同功能的文章王源主张用不同的结构。在《孟子评》中他说："作文当因乎局，局不一故作法亦不一也。观文亦当因乎局，局不一故观法亦不一也。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道一而已，然则不一之中非有至一者存乎？"[9]在《左传评》中他说："古人之文，有文如此而意即如此者，有文如此而意却不如此者，有意如此，而文或如此，或不如此，参错互见者，总不可以一格论也。盖作者随局以为文，读者亦当随局以观意。意得而局得，意得而文得，意得而古人不传之秘无不得矣。然则心知其意非读书之首务哉？"[7,7]王源将此归结为藏锋，也就是把作者的意图藏于文章结构，而不是显露于字面，使文章幽明相间。用结构文章的结构来表现作者的思想和创作意图，这与古人作史之法非常相似，讲求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让作者在作文之前就想好其结构，达到"文章之妙，全在无字句处".所谓"文章之妙，在无字句处"是说作者在作文之时不可将作者的意图直接呈现出来，要暗藏于文字章法之内，让好学深思者去体会正如其所说。

　　要达到以局达意的境界，必须先立文章之意。他将文章的意经常说成主，所谓"主",乃作者立意所在，或为主要人物，或为关键事件，全篇得此而能贯穿。他认为盖分宾分主，乃谋篇布势第一要着，宾主判分，则章法显明；章法显明，则文之立意显豁。也就是说在写作之前先立意然后依据所立之意，在确定文章主旨之后再谋篇布局。不光写文章如此，评论和阅读文章亦如此。他说："欲辨奇正之分，先观作者之意，意即将也，兵无将，乌合之众耳，恶能正，恶能奇？文无意，杂乱之言耳，乌能正，乌能奇？""文意不明，则宾主莫辨，奇正难分，所谓奇正之变，主客之倒，只能是愈变愈乱，使人如坠云雾之中。"[7,7]他认为意是决定作者行文结构和技巧手法的核心要素，意如军队里的将领，如果军队只有士兵没有将领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文亦如此，只有在"意"的统领之下才能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在《孟子评·序》中他说："虽有强将劲兵用之者，亦必明于阵法，俾分合竒正，出没不测而济之。"[12]如果不安排文章结构，即使给文章立再好的意，也终究没有出彩之处。此处看似在谈论兵法，其实是在谈文法，如果作者对于文章的结构章法不熟悉就达不到恰当表现文意的效果。

　　王源不仅在古文理论中倡导"经世",晚年更是投身于颜李学派，对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程朱之学进行较为尖锐的批判。他说"程朱之学，源亦有所未尽服，其德行醇矣，学正矣，然高谈性命而不能有经天纬地之才……",程朱之学其思想虽然纯正，但是内容却往往高谈性命，非常空疏落不到实处。他于垂暮之年所作的《平书》十卷，乃是其在实学思想指导下所提出的平天下施政纲领。其在《平书·自序》中说："周以前所遵者，黄帝之制，损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后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秦坏先王之法，祸中于一时，后世因之，流祸于万世。法至元明，其弊以极，非尽弃其旧而别为规，不可以为治。予不揣固陋，妄为《平书》十篇。《平书》者，平天下之书。"[7,7]王源分析了秦以来封建社会沿袭下来的弊端，认为秦汉以来沿袭的这种制度已经不再适合当时社会的发展，遂从官制、刑罚、财政等十个方面提出了改革意见，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李塨为其撰《平书订》说："王子源目睹明亡之覆辙，心追三代之善政，博学广问，日稽夜营，著为《平书》，分门递次，纲举目张，脉络贯通，可谓成矣。"[7,7]对王源通过实地询问，考察封建社会积弊而著成的《平书》给予了中肯的评价。徐世昌在《颜李师承记》中对其实践精神也进行了褒奖，他说："表彰习斋，恕谷之力居多，然崑绳以耆儒硕德，声名籍盛……恕谷始志在大行，不得所藉，乃思传人，以待后之学者故所书多为阐明师说，崑绳始终以能行为事，故所为多为经世之言，而不屑屑仅寻章摘句。"[9]可是王源于此书作成之后不久便憾然离世实为可惜。

　　三、变化无常的创作之法

　　王源擅长兵法，《明史·兵书》就是出自他之手。他特别推崇《孙子》，并将其广泛运用到古文批评与写作中。他认为作文不能中规中矩，平平而毫无波澜。在《左传评》中他说："叙事之法，切不可前者前，中者中，后者后。……如灵蛇腾雾，首尾都无定处，然后方能活泼泼也";在《左传评·郑伯克段于鄢》后，他说"文章贵乎变化，变则生不变则死，生则常新，死则就腐".王源把变化看作是文章除立意之外文章的第二生命。明代以来士人多重八股，不仅导致文坛思想僵化，也使得古文创作毫无活力，作为明代遗民的王源深感国破家亡的痛楚，遂将其求新求变的思想寓于文章创作之中，"变化"是他对作文之法的基本要求。

　　对于文章的叙事技巧王源也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说："墨守章句，以训诂为能事，而陈言累幅者腐也，深则晦，浅则肤，详则繁，简则略者，拙也，斤斤规矩，惟恐失步而不能断乱，离竒变幻，百出板也，无惊人之语，无飞扬跋扈之势者，庸也，非一气贯注而机构有痕7者，疎也。"[12]作文如果墨守章句就会显得刻板，以别人的文章为模板来模仿就会乱了自己的行文思路，唯有张弛有度急缓有节，才能跳出呆板、腐乱的窠臼，形成自己的文章创作风格。王源主张以兵法为文法，在行文的过程中要广泛借鉴排兵布阵时所用的方法。他说"兵法无法",也就是说他认为作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也没有固定的章法，需要随事而变。他说："天下之事莫非参差次不齐之事，天下之理莫非参差不齐之理，茍能就其参差不齐以序其事，就参差不齐以明其理，则文章不可胜用矣。何得持印版以序事，据印板以为理邪？"追求文章不拘一格，打破陈式是王源以兵法为文法的核心。他在《左传评·滥杀卫侯之兄絷》篇后论"叙事之难",难就难在"变化",他认识到"宾主错综，变化生心，随局而迁，不可为典要".因而主张因事立局。当叙述对象发生改变时，章法也要随之变化。

　　在《孟子评·万章章句上》中谈复述之法时说："凡复述之妙以其层叠而不浇也，以其曲折而多姿也，以其缠绵而无尽也。公榖檀弓多用此笔，最古雅。而近代不能用者，以其方冗而不能练，靡而不能劲，繁而不能简而，又加之以复，尚足观哉，此法所以绝乡也。茍练矣、劲矣、简矣，然后进以复之法、杂之法、碎之法、乱之法始可与言古焉耳。"[12]对于复述的方法，当时的文人认为冗长繁杂就是复述，而忽略了"变".复述不是简单地重复，也需要简洁、凝练的语言。这打破了唐以来人们对于"复述"这个古文创作之法的陈式思维。

　　王源经常以奇正论文，他曾说"文章之妙，不外奇正",[8,8]"奇正者，兵家之说也。堂堂正正，四头八尾，触处为首，大将握奇于中，偏裨分统乎外，旌旗以方，金鼓以节，昼行夜止，不履险，不临危，敌而战，进无速奔，退无遽走，于是锐兵不能破，突兵不能冲，伏兵不可陷，追兵不可蹑，当我者破，触我者碎，而我无毫发间隙之可乘，是谓正兵；或掩旗息鼓以误之，或变易服色以乱之，或伏于草莽山林以陷之，或佯北以诱之，或从间道疾趋掩其不备而袭之，或击其西而声其东以乖之，或形诸此而出彼以罔之，或以骁骑直冲中坚以摧之，或诈降内间从中以溃之，或断其归路饷道以困之，不以常律，不由轨道，以战则克，以功则取，百战百胜者，奇兵也。"[8,8]"奇正无他，变化而已",奇正观点是他以兵法为文法的最好体现。他说："文章之妙，不外奇正。……奇正互变……文章之道亦然。……故看古人文字，必先辨乎奇正，奇正辨则章法明。"[8,8]奇正既是文章的呈现形态，也是作文章的方法。所谓奇，王源认为是作者有意而为之的，他说一篇好的文章有作者有意加工修饰的成分，也有客观描述的成分，体现作者主观创作的可以称为奇。他认为"奇正"的核心是"变".在《孟子评》中他说："有有意而变者，有自然而变者，有意而变者结构之神奇也。自然而变者情势之符合也。"[12]

　　王源虽然主张奇变，但是并不要求过分追求人工雕饰，而是主张"奇正结合".在《左传评·有星悖于大辰》篇后，他评价道："理精蔚为奇文，奇不在幻而在平，只如泛论人情物态，而天道遂莫能外，非天下之至奇乎？总之，理精而识透，辞炼而义该，方能有此。较他处所谓奇变者，又不同也。"[6]他将呆板的八股套路和过分追求个性的主观雕饰都予以了否定，而是选择将人工与造化相统一。在《孟子评》中他说："未有不变者以不变为奇，兵家所谓正为奇也。文至以正为奇，以奇为正而后变化不可胜穷矣。"只有将奇与正巧妙的结合才能写出好文章。[12]

　　王源的这种"因事立局""奇正结合"的文章创作之法，显然来自于《孙子》《周易》等思想。《孙子·势篇》云："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军争篇》云："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11]不难看出，《孙子》作者在论述其军事观点时，广泛运用了辩证思维。王源对此特别钦仰，他将这种思维方式运用到对《孟子》《左传》以及《庄子》等作品的章法考察中。在《文章练要》中，他提出了奇正、宾主、分合、断续、虚实、隐显、整散、缓急、出入、擒纵、抑扬、复述等一系列相对待的范畴。《孟子评序》："把玩之文而兼道，是故气欲其浩瀚，神欲其流行不滞，骨欲其峻，韵欲其远，色欲其鲜，情欲其绵邈，才欲其富有而日新，偹之矣而犹有法，宾也，主也，竒也，正也，虚也，实也，寔者虚之，虚者寔之，以宾为主，以主为宾，正寓于竒，竒藏于正，纷纭颠倒，断乱错综，镕铸而为局阵，又加之以变迁。"[12]王源这种辩证思维正是产生于他的实用思想之上的。科举制度到了明代异常僵化，严重影响了文人的思想，以至众多的遗民将明亡归结为八股取士制度，他们经过不断的反思，提出了"经世致用"主张。王源怀揣着对故国的热爱以及对颠沛流离的求生生活不断反思，将求新求变的思想也落实到了古文创作中。

　　四、余论

　　王源在《文章练要》中提出的文道关系、局意关系和奇正等文学理论都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范畴。他融合天道，兵法以及以局达意等观念对《左传》《孟子》《庄子》进行评点，从源头上论述了作文之法，也就是从经世致用的观念出发，以文与天道的关系来指导作文的方法，回到真正的先秦叙事传统。对当时"经生、文士误己以误天下久矣"[13]的现实进行批评。此外，王源的"经济""实习"思想对颜李学派的"经世致用"思想进行了补充，使其在今天依然闪耀着光辉。劳动修身、自立自强的精神在今天仍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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