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风骤雨》——周立波文学语言本土化尝试

时间:2019-10-17

　　摘    要：　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作为反映中国农民土地改革运动的小说，在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其语言贴近农民日常生活，融入大量东北方言语，有本土化的特点。但与作者早期创作中语言特点大相径庭。本文通过探究周立波《暴风骤雨》中语言言说方式分析周立波创作的“语言革命”的因由及对中国文学语言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　周立波; 《暴风骤雨》; 语言革命; 本土化;

　　中国的新文学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文学传统的影响，但要想将这些来自西方的影响融汇入中国本土的文学体制，就要对文学作品进行本土化的调整和改造。文学语言是第一要素，且语言的本土化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特性有关。1只有具备本土特点的文学语言才更能被中国大众认可。《暴风骤雨》即是周立波文学语言本土化的一次尝试。

　　一、《暴风骤雨》言说方式的文本阐释

　　《暴风骤雨》是周立波亲身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后创作的带有亲历性体验色彩的作品，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体现出的精神向度较之前期有较大变化。可从情感、理性、审美三方面对《暴风骤雨》的文本进行阐释。

　　（一）从抒写自我情感到抒写乡土情怀的感性建构

　　语言是情感的表达。文学语言必然在感性的层面有所建构。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的亲身经历成为事实材料被编写入语言，和周立波的个性化言说一同构造一个贴近农民生活的语境。此语境在情感维度上与走近农民生活的时代潮流相呼应。作品的语言在情感上指向两个重要方向。一个方向是落叶归根，作者在语言中寄寓了浓郁的乡土情怀。另一个方向是改革后的重生。周立波将农村土地改革中发生的牺牲看作农民革除旧有权力秩序，重建新的理想家园的契机。这种重建建立在浓郁的乡土情怀的基础上，是东北农民民族文化精神的毁灭与重构。文学语言的情感倾诉对象是更广泛的农民群众。

　　但在《第一夜》等早期创作中，周立波常抒写革命战士在监狱中孤独，寂寞的氛围。语言中流露出的正是周立波本人作为知识分子忧伤哀愁的个人情怀。文学语言的情感维度与作者的个性化心理息息相关。革命战士愁苦困境与周立波深陷囹圄时的个性心理同构，构建的是适于知识分子欣赏的文学语境，这是对自我情感的抒写。从自我到群众，周立波的感性建构呈现出对象扩张化的特点。

　　（二）对欧化语法的摒弃与对语言理性维度的呈现

　　王力在《中国语法理论》中将欧化分为词汇、语法、风格三个层面。2在20世30年代有大量译着西方文学理论和作品经历的周立波，其文学语言在语法上必然带有欧化的特点。但在《暴风骤雨》中，周立波尽可能的避免使用欧化语法，反而是在语言的理性维度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语言的理性维度中，其工具职能，逻辑职能以及民族特性表现得较为明显。3周立波认识到社会文化规则的重要作用，因此在语言层面对社会文化规则进行了理性的探索。将《暴风骤雨》的语言置于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其意义代表作者对历史语境缺失与空白的填补。如周立波在描写韩老六被批斗的场面时，与一般土改小说宣扬翻身复仇等理念不同。作者虽理解群众愤怒的感情需要宣泄，但还是主张群众保持理性克制。可见作者在社会文化规则和意识形态规范下寻找到了可言说的空隙，土改绝不只是农民对地主的复仇，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理性清算。通过亲历土改的体验带给他的旁观的立场，作者构建了知识分子的理性话语。体现出对社会文化规则的高度重视，呈现出语言理性的维度。
 

　　而在周立波早期创作中，其语言理性的呈现往往停留在对欧化语法规则的运用上。《暴风骤雨》中他虽摒弃了这种欧化的语言语法，但这种摒弃不是根除，况且欧化语言也无法彻底与文学语言分离。周立波只是将外露的欧化语言隐藏，目的是为了最大程度消解文学语言与群众语言的隔膜。可见周立波语言革命在理性层面上是从对语法规则的简单服从转移到对社会文化规则的关注上，这样的转向表现出周立波语言革命对理性表述的更深层次思考。

　　（三）文学性从彰显到积淀的审美建构

　　在对文学语言审美建构的层面，周立波语言革命前后也有很大的区别。《暴风骤雨》语言整体呈现出质朴的审美特征，主要原因在于周立波选用了能够被人民群众接受的日常语言作为语言材料，将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口语和东北方言语融入文学作品。小说质朴的语言呈现出自然流畅之美，使文本更便于呈现小说化的特点。周立波曾说：“在运动中，通过种种方式，我在半年里，了解了平常几年都不能了解的透彻的情况，学到了很多东西，包括东北农民生动的语汇。”4可见周立波有意识的将东北方言融入文学语言中以丰富文学作品语言的多样性与生命力。

　　而在周立波早期创作中，语言的审美特征倾向于华丽，带有明显的诗意化特点，语言的个人风格十分突出，体现出周立波语言中浓厚的西方审美趣味。这与他后期压抑语言中的个性化审美属性，导向语言的社会历史文化价值有所区别。周立波早期创作中语言的文学性很强，这种文学性在《暴风骤雨》虽隐没了，但他对语言的审美建构没有消失，而是积淀在语言中，以口语方言等更易被群众接受的形式隐晦的书写出来。作者在《暴风骤雨》中也没有放弃对审美的语言的追求，只是审美取向较之前期有了较大的改变。这样的审美建构方便周立波进行语言的本土化转型。

　　二、周立波“语言革命”的原因思考

　　周立波的语言革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其语言革命的原因可以从社会时代、历史语境的变迁，文学语言自身发展规律的演变和作者语言本土化意识的觉醒三个方面进行探究。

　　周立波语言革命产生的因由和社会时代历史语境不无关系。周立波受1942年毛泽东《讲话》影响，亲历了土地改革，转而关注农民语言，其语言风格有根本性变化。周立波早期创作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文学宣传救亡任务需语言有冲击力和感染力，文学语言需要有战斗性。到了《暴风骤雨》时，文学是为了宣传土地改革，激励农民革命。历史语境改变了，文学语言为了和时代环境紧密相连必须做出变革。周立波就是抓住了这一点，积极改变自己的语言创作风格。

　　文学语言不仅受到意识形态制约，还有其独立的历史发展过程。索绪尔指出语言交际的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两种。5《暴风骤雨》将东北方言语推广向全国，使方言语和共同语交融，为文学语言汲取方言语的力量做出尝试，赋予文学语言全新的表述形式。此为语言积极的交际作用。但周立波从1948年完成《暴风骤雨》下卷初稿到1977年再版重印，却经历反复的修改。这是由于《暴风骤雨》的读者群由原来的东北农民群众扩大为全国人民，为消弭读者对方言的阅读障碍，文学语言必须做出让步，此为文学语言消极交际作用。从早期的欧化到《暴风骤雨》的方言化，再到版本修改后对方言的删改，可见周立波在文学语言中融入方言语汇再到去方言语汇的动态尝试。这样的尝试自发地迎合了文学语言自身发展规律。可以说方言产生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又吸纳方言，是文学语言自动更新的过程。

　　从作者个人的角度看，周立波的语言革命是自觉性的。周立波看到自己早期创作中欧化语言的局限，主动从中国丰富的方言语言资源寻求创新和突破，他认识到方言的丰富语汇能给作品带来全新的生命力，因此在写作中格外重视方言的运用。但周立波的语言不是全盘采用方言，也不是对欧化语言的全然否定，而是以更凝练的方式呈现语言的本土化色彩。其语言风格的转型是一个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过程，是作者文学素养的提升，语言功底的积淀达成的质变。作家有意识的在文学语言层面打破共同语和方言语之间的壁垒，克服语言忠实于地域界限的乡土根性，为文学的传播做出贡献。他的语言革命是文学语言本土化的一次实践，且推动了文学语言向大众化，口语化的转变。

　　中国新文学语言渡过了一味欧化的时期后，开始反思并建构本民族应有的文学语言。周立波的语言革命就是在中国文学语言整体建构中的一次尝试。这次尝试不是偶然，他和同时代的作家一样在文艺大众化的浪潮中敏锐捕捉到了文学语言本土化的关键。可见，文学语言和时代是同生共长，互动关联的，中国文学语言本土化的发展是有必要也是有前景的。周立波的语言革命为中国语言本土化的发展带来了有意义有价值的尝试，是中国当代文学探索文学语言本土化的基石，对把握文学语言和时代历史关系也有着重要意义。

　　注释

　　11.贺仲明.文学本土化的深层探索者——论周立波的文学成就及文学史意义[J].文学评论，2008 (3) .189.
　　22 .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57.256.
　　33 .高万云.文学语言的哲学思考[J].天津社会科学，2002. (5) .118.
　　44 .周立波：《深入生活，繁荣创作》，见于《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第70页.
　　5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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