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宝卷”与阿拉伯《一千零一夜》的思

时间:2019-10-17

　　摘    要：　中国河西地区的宝卷与诞生于阿拉伯地区的《一千零一夜》同属于民间文学, 且都具有非常浓厚的宗教色彩, 因此在内容展现上有诸多类同处, 其思想脉络也存在着交汇点。文章将从这样三个方面展开对二者的思想脉络研究: (1) 二者的产生、流传存在的异同; (2) 普通民众在其中倾注的情感与祈愿; (3) 两个文本对神的构建。通过两者的对照, 我们可以窥视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中, 对生活的美好性虽然有着相同的期盼, 但又因为具体的生活差异而向着不同的方向。同时也可以看到, 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对超自然的世界也有着不同的建构方式。最后, 民间文学艺术成为了宗教信仰发展的载体, 对宗教的传播及信仰的树立与稳固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而艺术也借宗教得以发展。

　　关键词：　河西宝卷; 一千零一夜; 民间文学;

　　在“丝绸之路”所跨越的地区与文明的版图上, 曾孕育出许许多多的文化珍宝, 直到今天仍旧熠熠生辉。中国河西地区的“宝卷”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便是两颗这样的明珠, 它们在相距万里的地区各自发光, 却又隐约间彼此呼应。这两颗明珠同样作为民间的艺术文学形式, 都承载着人们的信仰与诉求, 但也呈现出各自更为具体的形态。

　　一.文学的传播

　　不同于雅文学创作中文人对作品主题表达与写作技巧的自觉追求, 民间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往往出于一种非自觉的衍生。民间文学由集体创作而成, 因此承载了一个族群共同的历史与文化印记;且民间文学通常来讲并没有雅文学那样的稳定性, 其内容与思想的展现往往具有向不同角度进行发挥的柔韧性。这种柔韧性使得宗教可以轻易地借助民间艺术来展现并传播自己。

　　宝卷与《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在最初流传时, 受限于民众阅读文本的能力以及印刷技术的落后, 很大程度上都是依赖于口耳相传的。而宝卷的讲演形式脱身于佛教的布道仪式, 因此在口耳相传这一形式上更有其特殊性。

　　宝卷一开始是以佛教俗讲的形式慢慢向外传播的。僧人为了更好的度化世人, 选择用更通俗易懂的形式为众人讲解佛经与其中的因缘。信众听了之后, 又向其他人转述, 于是有了二次的向外传播。之后, 部分人认为细致地誊写宝卷与抄经一样, 都是积功德的事情, 识字的人开始直接抄写宝卷的内容, 并将抄本收藏好。此时的宝卷抄本在人们心中已经有用了类似于“法器”的地位, 是可以驱邪镇宅、保佑平安的。在宝卷流传的过程中, 其流传形式也从最初单一的口耳相传中又加入了后期的文本的传阅。到现在, 活态的宝卷演唱已经很难见到了, 宝卷的流传方式也正在回归单一化 (纯文本的流传) 。

　　《一千零一夜》虽然同样具有宗教性, 但与宝卷一开始就发源于某种宗教仪式不同, 它的宗教性是在后来才慢慢融入进来的。《一千零一夜》与宝卷相同, 都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地更新自己的故事内容。这部民间文学着作并非出自某一时期的某一人之手, 而是广大市井艺人与文人的收集和加工铸成的, 其中有些故事甚至与希腊的寓言故事有相当的渊源的。

　　《一千零一夜》在流传上与河西宝卷有很大的相似性。《一千零一夜》最开始也以活态的形式流传在普通的民众之间。因为在中世纪, 无论中国还是阿拉伯, 识字都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并非人人都可以通过阅读文本来获取想要的信息, 于是对故事的演绎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但是随着《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渐趋固定, 其文本也得呈现出成熟的形态。于是“讲故事”和“读故事”便可以共行。同样, 如今的“讲故事的人”也不再像以前一样为人们所依赖, 他们慢慢退居幕后, 以另外的形式继续“讲”故事, 曾经原本该坐在台子下或围在篝火旁听故事的人也开始选择以自行阅读的方式进行“聆听”。

　　二.文学中的寄托

　　河西宝卷相较于南方地区流传的宝卷, 具有更强的伦理色彩和劝善的意味, 且除宗教宝卷之外大多是讲述的是因缘故事, “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是深埋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体系中的。人们相信因果, 因此也畏惧因果。一切因果故事的诞生,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都是为了自我警示。

　　在“因果观”的影响下, 河西宝卷中第一个重要的情感寄托便是希望以“因果论”来维持家庭的和睦。宝卷中讲述的故事往往有关于后母欺凌孩童, 或是妯娌之间的彼此陷害, 再或者是夫妻感情不和睦, 等等一些。宝卷中的家庭故事往往伴随着因果报应, 作恶的人必受惩罚, 受到欺凌的往往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这正是人们想借助宝卷故事给予自己的心理安慰。除此之外, 人们也希望可以借助这种“报应不爽”的故事来劝告他人, 不要与亲人为恶, 否则定是天理不容的。

　　与上述因果论的出发点相同, 河西宝卷中包含的另一寄托就是希望“种善得善”。人们听人念卷, 或是自己誊抄宝卷的内容, 都是为了祈愿得到“佛”缘, 以此来保佑自己无灾无祸, 广结善缘。人们讲述“种善因, 得善果”的故事, 也是为了提醒自己, 只有自己广行善事, 才可能得到好报。

　　《一千零一夜》与河西宝卷中的寄托大不相同。《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既没有明确表现过对“种善得善”的祈愿, 也没有从吵吵闹闹的家庭生活中诞生出来的对家庭和睦的渴望。相较之下, 《一千零一夜》在宗教的影响下, 淡化了本身可能存在的因果论的内容, 其中的故事透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对权力腐败及社会黑暗的揭露, 还有对美好生活和财富的向往。

　　他们强调领袖的重要作用, 而在阿拔斯王朝时期, 帝国的中央政权更是将统治者推向一种绝对地位。普通民众无法掌控当权者权力运用的方向, 也没有对权力进行监督和约束的权利, 因此只能祈祷统治者是开明的。《一千零一夜》的开篇便讲的是国王山鲁亚尔如何滥用权利的事情。故事以类似于童话中“王子与公主从此过上了幸福的日子”一样的情节结尾, 这中间包含的正是百姓对像童话一般美好的生活的渴望。只不过童话般的生活往往无法获得, 所以故事永远都不会停止被讲述。

　　但是正因为生活不尽如人意, 所以人们总是在“盼望”。渔夫盼望自己不用总是饱尝辛苦却一无所获, 不用总是和生活交厄运, 于是有了《渔夫的故事》;穷小子盼望自己可以获得无上的财富, 如此便可以跨越阶级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 接着便有了《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老实人盼望可以少受强盗和恶贼的侵扰, 不要每个夜晚都担惊受怕, 就有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伊斯兰教不像道教、佛教与儒家思想一般控制情欲, 所以拥有七情六欲的人们也总在追寻美好的爱情。《戛梅禄太子和白都伦公主的故事》展现的正是对爱情的渴望。

　　三.下里巴人中的精神世界

　　民间宝卷的故事, 往往是天上某一神仙受惩或需要磨练, 因此降落人间, 失去法力成为凡人, 在世间经历苦难, 每当其遇到攸关性命的危难时, 又往往有其他神仙出手相救, 等到其修炼结束, 功德圆满, 便又可以回归神位。

　　有趣的是, 降落人间的神往往在神谱中地位不高, 譬如“金童”“玉女”“福禄寿神”等, 这些都不是神界的关键人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安排, 首先是出于宗教形象塑造的需要。宗教在发展与传教的过程中, 往往需要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求必应的形象, 金童和玉女的存在与转世传说便是为了满足这样的需求。其次, 之所以要让两个道童下凡, 是为了表明:尚未真正得道的人, 即便位列仙班也仍要继续修行。再次, 则是因为这样两个道童在神界中实在是无足轻重的, 因此可以随意调遣。神位的尊卑与命运的“安排”一下便有了分晓。还可以发现:在河西宝卷中, 出手助人的神往往是身份尊贵的上神, 诸如“菩萨”“太白金星”。这些神的“下凡”只是法力下的伪装, 并非真正变成凡人。他们在人间保持着神力, 当“下降神”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便出手相助。神将“神”贬入人间, 又在紧要关头体现人文关怀, 不可谓不是“怀柔”。神的等级尊卑与其被人拟出的经历和遭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是普通人对世俗身份等级的认可与敬畏。

　　在宝卷中, 关键的历史人物也可脱离凡胎成为保护神或具有通天的神力。包公是首当其冲的“神化”人物, 北宋儒将曹彬也是被“神化”的典型角色。包公与曹王一类的神仙形象, 是从民间信仰中脱胎的, 这说明民间信仰也反向影响着民间宗教的发展。

　　在《一千零一夜》之中, 安拉之下也有仙子和魔鬼。《一千零一夜》中有许多故事的情节都是由魔鬼挑头展开的, 其中最着名的莫过于《渔翁的故事》。这些魔鬼也不统一名为“魔鬼”, 它们中有些也有自己的名字, 譬如“易卜里斯”“吉尔吉里斯”, 这使得魔鬼的形象不像它的外形那样模糊, 而是有了一些人性化的色彩。在《努伦丁和白迪伦丁的故事》中, 魔鬼甚至与仙女一起恶作剧, 将两个不同地方的人带到了同一处。这样的桥段还可见于《戛梅禄太子与白都伦公主的故事》。神与鬼与人的世界似乎也不是我们通常想象中的天壤之隔, 互不相通。仙女与魔鬼都会贪恋凡人的容貌, 并与对方打赌到底是这个青年更好看, 还是那个少女更美丽。仙女与魔鬼之间也并非是完全的敌对双方, 因此才可以一起游戏人间。

　　但是《一千零一夜》中的宗教性并不是那么强烈。故事虽然总是提到真主安拉的名字, 以及《古兰经》这一经典, 却没有在其中灌输太多的宗教理念。对比河西宝卷, 我们可以发现, 宝卷虽不直接称赞诸神, 或是明确的说出要他人信奉“先天教”“一贯道”, 但却在每一个关键情节中渗透进了诸神的伟大性及宗教教义, 这是《一千零一夜》中没有的。

　　丝绸之路上的这两颗明珠, 虽产生于不同的地域文化, 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空, 但作为民间的文学艺术形式, 都同样展现了普通劳动人民的精神生活。通过两者的对照, 我们可以窥视到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 对生活的美好性虽然有着相同的期盼, 但又向着不同的方向。同时也可以看到, 不同地区、不同宗教信仰的人, 对超自然的世界也有着不同的建构方式。最后, 民间文学艺术成为了宗教信仰发展的载体, 对宗教的传播及信仰的树立与稳固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而艺术也借宗教得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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