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兴起和演变与模范文化的

时间:2019-10-17

        论文题目：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兴起和演变与模范文化的关系

　　摘要：长期以来, 人们常从战争语境、文艺政策等因素去探寻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兴起, 而忽略了模范文化对其的影响。其实, 从模范文化出发我们能更好地理解延安文学英雄叙事的兴起与演变。模范文化是对共产党组织群众运动时, 创造并树立模范行为的文化概括。《讲话》要求文学为政治服务, 使文学“滑入”到群众运动之中, 从而促使了文学与模范文化的结合。二者的结合不仅引起了劳动英雄叙事的兴盛, 也为新英雄传奇叙事模式的发展打开了局面。

　　关键词：模范文化; 英雄叙事; 延安文学;

　　主题叙事作为延安文学中极具特色且十分重要的主题叙事, 其形成原因历来都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长久以来, 研究者们多从民族战争的影响、文学工农兵方向的规约、外国文学的“诱导”等因素进行研究, 忽略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群众运动运作机制的考察, 而这恰恰是解读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关键节点。树模范、立典型是共产党发动群众运动中的重要环节, 在党内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滥觞至少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江西苏区。而“自‘文艺座谈会’以后, 艺术创作活动上一个显着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政策的开始结合”。文艺与政策的并轨, 使文艺受政策的影响显着增强。这影响不仅包含具体的政策内容的限制, 更囊括了政策的具体运作方式———群众运动。模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渐渐显露。如果说衍生于群众运动之上的“突击文化”是延安文学生成语境的一种文化概括, 那么模范文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从模范文化的角度切入延安文学的英雄叙事, 不仅为我们梳理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演变轨迹提供了可能, 而且对我们认知延安文学的生成语境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模范文化:延安文学的一种生成语境

　　就研究现状而言, 不少研究者在阐释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生成语境时, 常常将民族战争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等因素作为主要的依据, 而这样的解释似乎也在官方的评论以及作者们的自述中得到了印证。例如, 艾青赞美劳动英雄的长诗《吴满有》, 就被《解放日报》称为“本身是朝着文艺的新方向发展的东西”。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靖边县新城区五乡民办合作社主任》, 被毛泽东称誉为“写工农兵的开始”, 是作者“走上新的文学道路”的体现。柯蓝在回忆自己创作《洋铁桶的故事》时, 也曾表示“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是我在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山的讲话》发表之后, 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导下、培养下, 初入陕北农村, 学习写作通俗文学作品的时候”。《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西戎同样有类似的阐述, 自称他们的小说创作是“学习了毛主席刚刚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创作实践”。然而, 值得我们思考和追问的是, 难道《讲话》中规定的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以及对工农兵的歌颂, 就等于文学创作中工农兵形象的英雄化吗?延安文学中的工农兵以英雄、模范形象出现的必然性到底在哪里?如果仅是民族战争的影响, 延安英雄叙事为何要等到1943年才突然大规模地涌现, 使得延安一夜之间仿佛来到了“英雄的时代”?

　　事实上, 树模范、造英雄并非延安文学的“专利”, 也并非始于文学, 而是共产党工作中的一项“传统”。早在江西苏区, 这样的事实就大量存在。据不完全统计, 1933年《红色中华》上登载的模范人物与事迹就有:《光荣的例子一个又一个》 (1933.3.18) 、《春耕中的模范队》 (1933.3.30) 、《可敬佩的模范战士》《经济动员的模范》《春耕运动的模范》 (1933.4.11) 、《石城模范营又打胜仗》《借谷模范》《经济动员中的模范》 (1933.5.8) 、《红军家属的模范》《黄柏区有不少模范》 (1933.5.14) 、《模范医生节省热忱》《真所谓模范连》 (1933.5.17) 、《退回谷票的模范》 (1933.5.20) 、《消灭荒田的模范乡》 (1933.6.11) 、《万泰也是一个好模范》《扩大工人师的女模范》 (1933.7.11) 、《慰劳红军的模范领导者》 (1933.9.15) 、《一个模范的消费合作社》《模范县的模范战士》 (1933.11.14) 、《无产阶级的英勇模范》 (1933.12.2) , 等等。而1934年3月24日登载的《生产战线上的女英雄》, 也可以看做是早期劳动英雄报道的雏形。从横向上看, 共产党树立模范的范围几乎涵盖了生活、工作中的方方面面;从纵向上看, 共产党对于模范人物、事迹的报道是贯穿始终的, 在其机关报《红色中华》《新中华报》《解放日报》上, 类似的报道在数量上虽有波动, 却始终如一、从未中断。

　　那么, 共产党为何如此醉心于模范的树立和报道?其实, 这与共产党的活动方式———群众运动有密切联系。群众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各项社会工作的主要形式, 也是其群众路线的日常体现。在江西苏区、延安以及其他抗日根据地, 都举行过各种各样的群众运动, 如“扩红运动”“征集粮食运动”“春耕运动”“秋收运动”“卫生突击运动”“冬学运动”“拥政爱民运动”“扫盲运动”“大生产运动”“新英雄主义运动”“整风运动”等, 不一而足, 囊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可以说, 几乎所有需要广大群众参加的事件, 都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的。各种群众运动通常都带有突击性质, 即为了在短时间内完成某种任务而展开。这与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军事化、民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焦虑心态以及潜在突围心理等因素密切相连。因而, 这种群众运动被学者们形象地称之为“突击运动”, 而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文化则被称之为“突击文化”。然而, 要使以“突击”为特征的群众运动真正发挥其“突击”的作用, 短时间内完成分配的各种任务, 关键就在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提高群众的工作效率。对此, 共产党有一套成熟的运作体系。

　　一般而言, 一个完整的群众运动包括:政治动员、革命竞赛、树立模范、经验推广几个部分。政治动员是群众运动的第一步, 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群众明白某次运动的目的和内容, 初步调动大家的工作热忱。如《红色中华》上发布的社论《为迅速展开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 就是一则典型的群众运动政治动员文章。社论首先强调了政治动员的重要性, “在突击运动中, 发动广大群众, 进行深入的政治上的宣传鼓动工作, 是最重要的动员方法”;接着指出了此次突击运动的原因与目的, “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 为解决粮食而斗争, 是保证红军给养, 改善群众生活, 争取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的主要保证。”在结尾处, 文章继而发出呼吁:“我们要以极大的力量, 迅速完成收集粮食突击运动, 为保证红军给养, 切实执行二苏大会与党中央的共荣战斗任务而斗争”。通过政治动员中的详尽解释, 群众对即将开展的群众运动有了初步的了解, 为后续的具体工作奠定了心理基础。

　　政治动员结束后就是革命竞赛。所谓革命竞赛, 指的是为了提高效率, 群众之间相互比赛, 以求快速地完成工作任务。然而, 竞赛却并非只是为了营造一种相互追赶的紧张氛围, 提高群众的工作效率, 另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树立模范。譬如在《发扬革命竞赛》中, 组织者就反复强调:“我们应该在竞赛过程中创造模范”;“各区要发动创造模范乡工会的竞赛运动, 各乡要为创造模范工会小组而斗争”。模范之所以要在竞赛中确立, 是因为模范的作用是为群众提供学习的榜样, 只有在竞赛中树立的模范, 才具有公信力, 才能激发群众向其学习的热情, 而“有些工会……事先就指定了谁是模范工会小组模范乡工会, 这根本不合于竞赛运动的要求”。为此, 革命竞赛通常都要制定详尽的竞赛公约。在边区机器厂、印刷厂、延安工人合作社的革命竞赛中就规定:“第一, 条件不要太多, 口号不要提得太高, 条件太多了口号太高了, 事实上很难办到。最好是在一定期限内 (一个月最好) , 规定几个具体条件进行竞赛。第二, 条件要由参加竞赛者提出来, 至少也要经过大家讨论和决定。”竞赛条件制定的民主性, 竞赛条件、口号的可实现性, 竞赛时间的明确性, 固然有着保证竞赛顺利进行的考虑, 但其中所流露出的公平性意味同样不可忽视。

　　最后是经验推广, 而经验推广的重任往往也由模范人物或者组织来承担。他 (它) 们需要将自己成功的经验分享出来, 供群众借鉴, 最终推动整个集体进步。如在《为迅速开展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中, 就曾指出“首先集中力量于几个县区, 然后再将这些县区的经验, 去指示和推动其他县区。”又如, 当马丕恩、马杏儿成为劳动英雄之后, 官方首先就“希望各县府将马丕恩、马杏儿父女生产事迹普遍宣传以资效法, 并应特别号召妇女学习马杏儿之模范”。完成以上四步, 一次群众运动的流程就基本结束, 但这并不意味着群众运动的终结。一个群众运动往往会将上述流程重复几次, 直到完成“突击”任务。在小说《纺车的力量》中, 主人公沈平就曾多次参加纺线竞赛, 而他参加的所有竞赛其实都服务于同一个群众运动———“大生产运动”。

　　模范是群众运动运转的轴心, 没有他们革命竞赛将失去大部分意义, 经验推广也将难以进行。然而, 模范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 当再一次重复群众运动的运作流程时, 模范的潜能才真正得以全部展现。因为在新一轮的群众运动流程中, 模范人物或事件的作用将突破经验推广的限制, 而更多地负载政治动员的功能。以《开展吴满有运动》的政治动员为例, 文章中吴满有生活的今昔对比, 无疑是引人注意的:“吴满有过去曾经是个难民, 他到延安来的时候, 卖过女儿, 帮人受苦, 啃树皮, 吃糠秕。到了今天, 他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并成为人人所敬爱的劳动英雄”。”显然, 文章所要强调的不再是吴满有的劳动技巧与耕种经验, 而在于他的致富成果。吴满有生活状况与政治地位的转变, 正好说明了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必要性与正确性, 这当然也是提高群众学习热情的极好材料。所以, 在整个大生产运动中, “《解放日报》突出、集中、持续报道吴满有达15个月之久。”

　　模范对于群众运动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 “有了劳动英雄, 才有生产竞赛, 才有模范者的影响;有了劳动英雄的鼓励, 才能给群众以刺激”。可以说, 模范人物/组织效用的好坏,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群众运动的成功与否。所以, 我们才会看到共产党在选择模范时小心翼翼的态度。“自从春耕运动开始以来, 我们就在农村中访问这样一个对象, 好介绍出来, 让大家学习, 向他看齐, 一两个月以来, 我们走过了不少农村, 各个主要城市的县上、区上、乡上, 我们也都调查过, 好的例子很多, 可总难找到一个, 能叫每一个人心里都折服的劳动英雄。”莫艾对“英雄难觅”的感慨, 很大程度上凸显的正是模范的重要性。

　　文化是指“ (一切) 在历史的进展中为生活而创造出的设计 (design) , 包括外显的和内显的;理性的 (rational) 、外理性的 (irrational) 和无理性的 (nonrational) , 在任何特定的时间内, 这些设计都作为人类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如果说生发于以“突击”为特征的群众运动之上的文化可以概括为“突击文化”, 那么以模范人物/组织为基础的文化则可以称之为“模范文化”。因为, 模范行为与群众运动相生相伴, 并在群众运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它和群众运动一样, 也影响到了边区群众和边区作家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他们生命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于在他们心里渐渐萌生了一种模范意识, 他们不仅希望边区在军事、政治上成为全国的模范, 文化上也希望能成为全国抗战的模范。所以, 对于延安文学而言, 模范文化也就不仅是对群众运动特征的学理性概括, 也是延安文学生成的历史语境。

　　二、模范文化与文学的并轨

　　模范文化虽然在1942年前的各革命根据地的日常生活中就已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但它毕竟属于群众运动的一部分, 对文学的影响有限。事实上, 群众运动中的模范文化与文学创作中的英雄书写并不同步, 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延安, 文学中的英雄书写并不被特别提倡。原因大致有两方面。其一, 这是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延安的作家几乎都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 而“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第一是德漠克拉西, 第二是科学精神, 这两种思想潮流……在中国却成了个人自由无限伸张的工具。对于一切的传统都重打倒, 对于任何的英雄, 都不佩服。他们相信的, 崇拜的只有自己”。其二, 这与共产党的历史观念有关。共产党所秉承的“马列主义历史观认为是人民创造历史, 英雄对于历史的发展作用不应放大;而从文学的表现来看, ‘英雄的’书写又很容易堕落为‘个人英雄主义’的颂歌, 因此‘英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抗战文学中都处于不禁止也不提倡的位置。”英雄叙事在延安的尴尬境遇直到《讲话》发表以后才有所改变。

　　首先, 延安严酷的经济形势, 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和《讲话》的发表。长期以来, 研究者们都习惯从思想层面去探索左右《讲话》内容的原因, 无论是“革命战线说”“整风运动说”还是“平息争论说”, 它们的逻辑基点都是停止争论, 统一思想, 而忽略了对文艺座谈会召开时延安具体环境的考察。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对《讲话》认知的“盲区”。其实,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时, 困扰延安的除去文艺界的思想问题外, 最大、最急迫的问题是经济问题。延安经济基础本来就薄弱, 随着军队和其它脱产人员的不断增加, 原本贫弱的经济形式已然难以支撑。加之, “皖南事变”以后, 国民政府不仅停止了八路军军费的拨付, 而且对边区实行了全面的经济封锁, 这直接促使边区的经济形势陷入了崩溃的边缘。要知道, 在“皖南事变”以前, 国民政府每月的拨款、海外华侨和后方进步人士的捐款是边区的经济支柱, 据统计从1937到1940年的四年里, 以国民政府拨款为主的外援占延安财政总收入的82.42%。外援的突然中断直接导致了边区人民负担的猛然加重, 以救国公粮为例, 边区1937年到1943年间, 政府征收救国公粮的数量占粮食总收获量比例逐年上升。1937年为1.27%、1938年为1.32%、1939年为2.98%, 1940年为6.38%, 发生“皖南事变”的1941年直接暴涨到了13.85%, 1942与1943年也高达11.14%与10.61%。几年之内, 边区群众救国公粮的负担竟增加了十多倍。加上后续增收的“甘草税”“羊子税”“耕牛税”“棉麻税”“盐税”等其他费用, 在1941年到1943年间边区群众的负担其实早已超过了15%—20%的负担饱和点。沉重的负担一方面激发了政府与群众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公粮增加与新收公草、羊子税及运公盐的影响, 使农民生产情绪降低”。这对于急需摆脱经济困境, 发展生产的延安来说, 无异于雪上加霜。

　　面对严酷的经济危机以及由经济危机引发的政治危机, 1942前后几年经济工作成为了边区一切工作的中心, 大生产运动应运而生。诚如毛泽东在谢觉哉信中所说, “就现时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 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工作的中心, 有了穿吃住用, 什么都活跃了, 都好办了”。所以, 1941年当萧军询问毛泽东有无文艺政策时, 得到了“哪有什么文艺政策, 现在忙着打仗, 种小米, 还顾不上哪!”的回答。然而, 在那个号称“不让一个人站在生产运动之外”的时期, 延安文艺界却并未发挥自己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或帮助边区缓和政府与群众间的矛盾, 或提高人民的生产情绪。文人们仍旧躲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 或不计成本地“演大系”、脱离群众地“关门提高”, 或坚持宣称“还是杂文的时代”, 鼓吹暴露边区的黑暗。而且, 延安文人们所暴露的社会问题, 有许多就是由经济困境所引发的, 这让毛泽东、王震等政治领袖难以忍受, 斥责到“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例如, 关于王实味写的《野百合花》, 虽然人们对其所揭露的问题有不同的看法, 但在毛泽东看来, 《野百合花》所揭露的就是经济困境所引发的社会问题, 不然我们很难理解他所说的, “《野百合花》, 是王实味写的, 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 也很难理解毛泽东为何“要从物质上来答复, 要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王实味。延安文人们这些严重脱离实际的行为, 对于期望“他们为军队、为政府、为群众服务”的毛泽东来说, 无疑是十分失望的。可以说, 也正是以延安的经济困境为契机, 才在一定程度上让以毛泽东为首的延安当局得以彻底看清延安文艺现状与共产党对文艺需求间的分歧。因此, 如何解决文艺创作与政治需求间的问题, 譬如如何发挥文艺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的问题, 成为毛泽东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其次, 《讲话》中规定的文艺为政治服务, 导致了文学与群众运动的对接, 从而促使了文学与模范文化的融合。英雄叙事在延安文学中逐渐被提倡。《讲话》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提出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要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其在文艺批评上也相应确立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评价标准。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讲话》中所说的政治, 并非空泛、抽象的概念, 而是各项具体的政策。对此, 敏锐的周扬就曾有过准确的概述, 他说“自‘文艺座谈会’以后, 艺术创作活动上一个显着特点是它与当前各种革命政策的开始结合”, 而这样的观点在塞克那里也得到了印证, 他也曾指出, “要想使我们的艺术活动真正成为无产阶级的斗争武器, 那么不管哪位作家或者哪个作品, 不论他写什么, 他必须紧密地结合于当前的政治任务”。文艺服务政治的具体化, 至少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 文艺的“服务”性质,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文艺的从属地位。其实, 这在《讲话》中已有清晰的表述。《讲话》一开始就指出, 其所探讨的内容是“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 而目的则是“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更好的协助”。可见, 《讲话》出台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确立文艺在整个革命工作中的地位以及文艺如何为革命服务的问题, 而非我们通常认为的只是为了平息文艺界的争论。文艺在革命工作中的“协助”性质, 则表明了其从属的地位。

　　所以, 文艺整风后, 为了使延安文学更好地服务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大生产运动, 文艺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青年俱乐部举行了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的座谈会。会议上, 延安作家们对自己在大生产运动中的无所作为的情况, 纷纷提出了自我批评。范文澜说:“‘只知道吃救国公粮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化人, 对于自己应负的责任, 实在太惭愧了’。”艾青也表示, “自己没能和工农结合, 在边区大生产面前无能为力而感到羞愧”。文艺界的行动与作家们的反思, 表达的正是希望结束文艺与政治的分离的状态, 让文艺服务于具体政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元, 整风后他表现劳动英雄的新作《向吴满有看齐》在延安备受推崇,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 这张歌颂劳动英雄的木刻“有了新的内容”, “增加了鲜明的政治斗争的意义。”文艺整风后, 延安作家们急切寻求转变的心态, 在诗歌《我是一块制好的砖》中有着极熨帖的刻画:“我是一块制好的砖, /等待工匠们拿去, /勿论是放在高楼的尖顶, /或是茅屋的根基, /我本身就是为了建筑的。”作家们为了革命甘愿放下身段, 从事一切工作的心态, 与前期要求“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相比, 转变不可谓不大!

　　第二, 文艺的从属地位, 让其在为具体政策服务时, 常常滑入到了群众运动之中。文艺的从属性使其不得不依附于具体的政策去发挥它的宣传、鼓动作用, 而最终成为群众运动的一部分。也就是说, 延安文学与政策的结合、与宣传的并轨,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让其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从而发挥文艺对具体革命工作的协助作用。《群众需要精神粮食》中所描述的情况, 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上述情形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着进一步发展今年的生产运动, 把毛主席的‘组织起来’的号召和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上创造模范乡和模范村的口号很好地实现”, “我们需要根据党和政府的政策, 做更多的文化上的普及工作, 使工农士兵群众对于当前的政策与任务, 获得更深刻更具体的认识, 使他们的热忱和信心更加提高。”文化普及工作无论是为响应组织起来的号召, 还是为创造模范乡、村, 亦或是提高群众的热忱, 其实都是为了生产服务, 是“今年生产运动”的一部分, 即文学成了群众运动的一部分。同时, 为了扩大宣传、鼓动的效果, 模范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日渐凸显, 模范文化与文学创作也走上了“合作”之路。所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最后一天, 朱德在谈到作家创作与边区实际工作的关系时, 称赞对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担救国公粮 (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农业税的总数) 。”朱德的称赞已经预示着, 延安文学英雄叙事的禁锢之门的开启, 作为模范化身的各种英雄形象在文学中即将崭露头角。

　　大生产运动与延安文学中劳动英雄叙事的密切联系, 使一些论者将《讲话》后延安文学的表征与促使延安文学转变的内驱力相混淆, 提出“‘英雄’正式合法进入延安抗战文学是大生产运动提供的契机”。实际上, 通过上述可知, 大生产运动的急迫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延安文学与政治的结合, 并让劳动英雄成为延安英雄叙事的最初表现对象, 但真正让英雄叙事在延安取得合法地位的是《讲话》。《讲话》在让文学为政策服务的同时, 也让文学并入了政策运作方式———群众运动之中, 从而促成了模范文化与文学的“相遇”。这才为延安文学的英雄叙事, 提供了制度上的合法性。

　　三、从劳动英雄到新英雄传奇

　　与《讲话》同时出现的还有新英雄主义的概念。如果说前者为延安的英雄叙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那么后者就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新英雄主义又被称为革命英雄主义、群众的英雄主义, 它是与传统的个人英雄主义相对的概念。“新英雄主义与旧英雄主义的区别, 本质的就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在集体主义者看来, 一切个人的智慧和能力都是有限制的, 只有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作者”, 因此, 真正的新英雄“不但一切为着群众, 并且一切经过群众, 他们自身也永远是群众的一员, 永远与群众在一起生活, 一起斗争。”在新英雄主义的内涵中, 人们明显可以感受到其与左翼作家倡导的以集体主义为特征的无产阶级英雄观间的理论渊源。新英雄主义概念的引入, 完成了英雄从“个人”到“集体”蜕变, 也为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提供了理论支撑。延安极力塑造的劳动英雄也因其模范性, 成功跻身于新英雄的范畴之中。十里店的劳动英雄王正气, “他的成绩, 得到了人们如此之高的赞赏和尊敬, 主要是由于他在推动合作社工作方面, 提出了新方法;在发展互助方面, 他不仅能够使自己而且还使全村所有的同乡都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整个边区树立了样板。正因为如此 (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 他才称得上是一个劳动英雄。”

　　随着1942年文艺座谈会后《讲话》的发表和新英雄主义理论的构建, 尤其是在1943年文化界欢迎劳动英雄的座谈会上提出要将“笔杆与锄头、锤子结合起来”以后, 延安文艺界突然爆发了大规模的劳动英雄叙事热潮。如艾青的叙事长诗《吴满有》、育涵的报告文学《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秧歌《张治国》、谭虎的小说《“四斤半”》、杨朔的小说《模范班》、古元的木刻《向吴满有看齐》、电影《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当然, 更多的还是特写, 特写因其快速性和实效性, 赢得了延安官方的青睐。《解放日报》从1943年3月16日起, 就陆续发表颂扬边区劳模的特写作品, 1944年《解放日报》第四版更是增设了《英雄和模范》专栏, 专门报道生产、生活中的英雄故事和特写, 如荒煤的《模范党员申长林》、师田手的《李位和其他五个劳动英雄》、田方的《劳动人民的旗帜———记警区模范党员劳动英雄刘玉厚》等, 其数量几乎是难以计数的。可以说, 延安文艺界的各种艺术形式, 都被用来表现劳动英雄们不凡的劳动事迹。而且, 这样的叙事主题, 也得到延安官方的赞许, 艾青的长诗《吴满有》和丁玲的报告文学《田保霖》都被赞誉为文艺的新方向, 便是很好的证明。

　　然而, 无论是诗歌、小说、秧歌还是特写, 劳动英雄被塑造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服务于当时的政策———大生产运动, 是模范文化与文学结合的产物, “是用他们生动活泼的榜样, 来教育广大群众, 提高他们的生产热忱”。翻身是劳动英雄叙事中常见的主题之一。该叙事主题为了突出模范的作用, 常常遵循着相同的叙事模式, 即赵超构所说的:“‘穷人出生, 大革命翻了身, 生产, 工作, 成为英雄’”。秧歌《一朵红花》《刘二起家》《钟万财起家》、诗歌《吴满有》都是这种“贫困———劳动———翻身”叙事模式的典型。也正是在这种简单叙事模式中, 劳动的重要性得到了极大的增强, 模范的吸引力也得到了充分释放。劳动就能翻身 (经济和政治层面) , 这种廉价的翻身方式对于穷苦百姓的诱惑可想而知。吴满有等翻身劳动英雄的魅力也在于此。同时, 真人真事的文学加工, 也是劳动英雄叙事的常用策略。真人真事的创作形式固然离不开创作对象的限制 (因为他们大都是业已成名的英雄模范, 创作只是对他们事迹的“加工”) , 但更离不开对宣传效果的考量, 诚如周扬所言:“本地的人物事件, 大家熟悉, 感到亲切, 因而也易于收到教育的效果。”显然, 周扬所说的“教育效果”, 指的就是文章的感召力和鼓动性。

　　然而有趣的是, 虽然《讲话》规定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新英雄的理论建构也为英雄叙事扫清了理论上的障碍, 但从现实的创作情况来看, 较之于“工农”英雄, 军人英雄却少之又少。其实, 早在1943年初期, 周扬在论及春节秧歌内容时就发现了这一现象。春节秧歌“写生产的最多, 也最受群众欢迎”, “劳动的主题取得了它在新艺术中应有的地位”, 但“我们的秧歌反映八路军太少了, 太不够了”, 八路军的“英雄事迹比文艺作品中所已反映的, 要百倍丰富, 千百倍伟大”。1944年, 朱德则再一次表示了对文艺此等现状的不满, 八路军与新四军中“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事迹和手创这些事迹的英雄们被冷淡过去了, 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这不能说不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原因何在?其实,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文艺与政策的结合, 或者说将文艺纳入到了群众运作之中。要知道, 此时延安的政策是大生产运动, 文艺理所当然地要为生产服务, 譬如延安“秧歌运动的开始, 是为了宣传生产, 表扬劳动英雄”。实际上, 此时的延安并非没有书写军人英雄的, 如《模范班》《张治国》书写的都是军人英雄, 只是在大生产运动中, 军人通常以劳动英雄而非战斗英雄的形象出现, 而像《换头记》《怀义湾》这类纯粹表现军人英勇抗战的作品又实在太少。

　　为了改变这一尴尬的现状, 朱德在1944年7月7日发表的文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中, 不仅批判了认为“英雄、英雄主义都是旧的名词, 旧的事物, 是出风头, 争名利, 个人突出等个人主义的产物;而我八路军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是集体主义者, 不应去提倡什么英雄主义”的错误观念, 更是重申了新英雄主义的内涵, 并指出“新英雄主义运动是我们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很好的很重要的方法”。以朱德为代表的延安当局的努力不能说没有效果, 该文发表以后, 纯粹表现军人英雄的新英雄传奇逐渐增多。以《解放日报》第四版上登载的新英雄传奇为例, 粗略统计从1943年到1946年间, 在《解放日报》上登载的新英雄传奇共18部, 分别为:《小六儿的故事———晋察冀童话》《小英雄———晋察冀童话》《在一个小胡同里———晋察冀童话》《遛马的孩子———晋察冀童话》《地道》 (周而复) 、《李勇大摆地雷阵———阜平英雄传之一》《阎荣堂九死一生》 (邵子南) 、《小英雄》 (李果粹、小丁) 、《八侠》 (王普) 、《“仙人脱衣”》 (武天桢、许柱) 、《枪》 (荆宇) 、《芦花荡———白洋淀记事之二》 (孙犁) 、《老阴阳怒打“虫郎爷”———新编“古今奇观”之一段》 (李季) 、《解丑娃》 (罗夫) 、《老子英雄儿好汉》 (苗康) 、《吕梁英雄传》 (马烽、西戎) 。其中在1944年7月7日后发表的就有16部, 只有张帆的《焦大海》和江横的《山头英雄们》在此之前发表。 (4)

　　另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为何表现军人英雄形象时会走上“传奇”的道路, 而不是与劳动英雄一样以报告文学、特写为主?当然, 军人英雄叙事走上传奇的道路原因是多元而复杂的, 但最主要还是《讲话》后作者们出于对群众接受习惯和审美心理的考虑, 而自觉地学习民间文化、传统文化的结果, 诚如马烽所言:“读惯了《三国》、《水浒》的中国读者, 特别是工农大众, 怎么会喜欢这种作品 (指五四以来的新文学, 笔者注) 呢?”同时, 又由于当时的作者们没有真正的战争生活体验, 因此也很难用到纪实性较强、速度快的报告文学和特写, “和前方的各抗日根据地比较起来, 陕甘宁边区所处的是相对的和平的环境”。然而, 延安文学从劳动英雄到新英雄传奇叙事的转变, 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早期新英雄传奇中的军人英雄形象身上也时常带有劳动英雄的印记。譬如, 《洋铁桶的故事》中的民兵英雄王铁牛, “我们队长姓王, 在九华山种庄稼, 气力比牛还大, 春上开荒一天就开了三亩, 三四个人刨不动的大梢, 他只要两镢头就刨掉了”。王铁牛身上的这种特性,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四斤半”》中的军人劳动英雄“四斤半”和《模范班》中的军人生产模范张治国。

　　虽然新英雄传奇与劳动英雄叙事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 但它与后者一样, 都与模范文化密切相关。其实, 这在朱德提倡书写军人英雄时, 就已经露出了端倪。朱德指出, “在过去, 我们的连队工作中不是也时常号召大家要起模范作用吗?为什么效率不大呢?为什么同一个人, 这件事情上模范而那件事情上就不模范, 昨天模范而今天又不模范呢?重要的就在于我们没有把新英雄主义运动当作一种推进工作、培养干部和教育群众的重要办法, 没有郑重的有系统的去进行这个工作。”显然, 朱德揭露过去模范工作中模范作用不明显、模范人物不稳定的缺点, 目的是要通过新英雄运动树立新的军人模范, 让人们向模范看齐, “使人人积极而愉快地为革命战争贡献出更大的力量”。英雄们身上背负的被“看齐”意识, 在新英雄传奇的创作中有着明显的体现。马烽、西戎创作《吕梁英雄传》“完全是为了报纸需要, 为了配合一定的政治任务。”联想到1942年《解放日报》的改版以及同年发表的社论《致读者》 (1942.4.1) 、《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 (1942.7.18) 、《党与党报》 (1942.9.22) 等文章中对发表于报刊作品的要求, 《吕梁英雄传》中英雄们的模范性就不言而喻了。而“被当作实践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成功之作, 它所确定的方向对嗣后的英雄叙事具有规范作用, 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英雄叙事的文化品格”的《新儿女英雄传》, 文中英雄们的“模范”的意味同样浓烈。“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郭沫若的两句反问, 便是很好的说明。

　　可见, 延安文学中英雄叙事的兴起和演变与模范文化有着重要的联系。文学与政策的并轨, 让文学与模范文化在群众运动中“相遇”,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43年劳动英雄叙事在延安的井喷, 也在相当程度上诱发了后期新英雄传奇的写作。文学与群众运动、模范文化的结合, 虽然常常让作品陷入“头疼医头, 脚疼医脚”的尴尬境遇, “互助组吵架了, 就单纯来解决吵架的问题;天不下雨了, 就写担水点种的好处”, 作品的粗疏、浅薄通常也难以避免。然而,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 正是各种英雄模范的蜂起, 增强了文学创作对革命实际的推动作用, 也让工农兵大众在文学中的面貌焕然一新。

　　注释

　　(1) (1) 本文探讨的英雄叙事包括了劳动英雄叙事和新英雄传奇。
　　(2) (2) 参阅吴道毅:《新英雄传奇历史生成论》,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年第1期;戴莉《新英雄传奇的发生学考察---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
　　(3) (3) 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同志, 你走错了路〉序言》,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
　　(4) (4) “突击文化”是周维东对延安文学生产语境的一种概括, 指延安各种群众运动的突击性质所展现出的文化特征。参阅《“突击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 《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1) (1) 其雨:《从〈吴满有〉说到大众的诗歌》∥刘增杰等编写:《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年, 第135页。
　　(2) (2)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年, 第520页。
　　(3) (3) 柯蓝:《重版后记》∥《洋铁桶的故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第89页。
　　(4) (4) 高捷、杨占平等:《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44页。
　　(1) (1) 参阅《“突击文化”的历史内涵及其延安文学研究的意义》, 《南开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年第3期。
　　(2) (2) 《为迅速展开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 《红色中华》1934年2月6日。
　　(3) (3) 《发扬革命竞赛》, 《新中华报》1938年6月25日。
　　(4) (4) 《为迅速展开收集粮食的突击运动而斗争》, 《红色中华》1934年2月6日。
　　(5) (5) 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7辑》, 北京:档案出版社, 1988年, 第70页。
　　(1) (1) 《开展吴满有运动》, 《解放日报》1943年1月11日。
　　(2) (2) 齐志文:《记者莫艾》,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0年, 第199页。
　　(3) (3) 赵超构:《延安一月》,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年, 第208页。
　　(4) (4) 莫艾:《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 《解放日报》1942年4月30日。
　　(5) (5) [美]R·M·基辛着:《文化·社会·个人》, 甘华鸣等译,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年, 第31页。
　　(6) (6) 参阅《边区文协代表大会的成就》 (社论) , 《新中华报》1940年1月17日。
　　(1) (1) 陈铨:《论英雄崇拜》, 《战国策》1940年5月15日。
　　(2) (2) 戴莉:《新英雄传奇的发生学考察---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6期。
　　(3) (3) 参阅刘忠:《“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原因考辨》, 《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9期。
　　(4) (4) 参阅周海燕的《记忆的政治》,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3年, 第75-77页。
　　(5) (5) 数据来源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13页。
　　(6) (6) 数据来源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陕西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六编·财政》,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1年, 第57、60页。
　　(7) (7) 毛泽东:《财政问题与经济问题》, 《毛泽东选集》第5卷, 东北书店, 1948年, 第758页。
　　(8) (8) 毛泽东:《关于总结财政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370页。
　　(9) (9) 王德芬:《我和萧军风雨五十年》,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4年, 第104页。
　　(10) (10) 星光、张扬:《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 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 1988年, 第345页。
　　(1) (1) 艾青:《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艾青全集》第五卷, 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年, 第605页。
　　(2) (2)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子》,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年, 第213页。
　　(3) (3)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毛泽东选集》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619页。
　　(4) (4) 塞克:《在青年剧院学习总结会上的讲演》, 《解放日报》1942年6月30日。
　　(5) (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6) (6) 《延安文化界招待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 《解放日报》1943年2月7日。
　　(7) (7) 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年, 第418页。
　　(8) (8) 陆定一:《文化下乡---读〈向吴满有看齐〉有感》, 《解放日报》1943年2月10日。
　　(1) (1) 朱衡彬:《我是一块制好的砖》, 《解放日报》1942年12月12日。
　　(2) (2) 《群众需要精神粮食》, 《解放日报》1944年1月20日。
　　(3) (3) 莫艾:《吴满有在大生产运动中》∥田方、午人、方蒙编:《延安记者》, 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年, 第476页。
　　(4) (4) 戴莉:《新英雄传奇的发生学考察---以〈解放日报·文艺〉第四版为中心》, 《延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5年第6期。
　　(5) (5) 王子野:《谈新英雄主义》,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9日。
　　(1) (1) [加]伊莎白·柯鲁克、 (英) 大卫·柯鲁克着:《十里店·1, 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 龚厚军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 第89页。
　　(2) (2) 《延安文化界招待吴满有赵占魁黄立德》, 《解放日报》1943年2月7日。
　　(3) (3) 参阅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 (1937年1月-1948年3月) ,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 第433页。
　　(4) (4) 《生产大竞赛》, 《解放日报》1943年3月3日。
　　(5) (5) 赵超构:《延安一月》,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2年, 第211页。
　　(6) (6) 周扬:《谈文艺问题》∥《周扬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 第502页。
　　(7) (7) 周扬:《表现新的群众时代---看了春节秧歌以后》, 《解放日报》1944年3月21日。
　　(1) (1) (3) 朱德:《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
　　(2) (2) 张庚:《谈秧歌运动的概况》, 《群众》1946年6月30日。
　　(4) (4) 参阅钟敬之、金紫光主编:《延安文艺丛书·文艺史料卷》,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年。
　　(5) (5) 高捷、杨占平等:《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78页。
　　(6) (6) 《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给我们指出了什么?》, 《解放日报》1943年12月26日。
　　(7) (7) 柯蓝:《洋铁桶的故事》,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3年, 第20-21页。
　　(1) (1) (2) 《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 《解放日报》1944年7月7日。
　　(3) (3) 高捷、杨占平等:《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57页。
　　(4) (4) 李宗刚:《论“十七年”文学英雄叙事的发展脉络》, 《济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2期。
　　(5) (5) 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 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年, 第1页。
　　(6) (6) 高捷、杨占平等:《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5年, 第59页。模范文化与延安文学中的英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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