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文学批评的核心理念和表现特征

时间:2019-10-17

        论文题目：解放区文学批评的核心理念和表现特征

　　摘要：选取解放区文学批评中典型的二十个关键概念, 运用雷蒙·威廉斯“历史语义学”方法, 探寻阐释它们的生成语境、语义内涵、历史演进、时代表征、历史作用与深远影响。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的演变发展对于转变与推动解放区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工农兵文学”的繁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更好地为政治服务、赢得战争胜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和宝贵价值, 对当前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关键词：解放区; 文学批评; 关键概念; 历史演变; 时代表征;

　　解放区文学批评中的关键概念富含时代特征, 凸显解放区文学批评的时代脉动, 在现代文学批评史上有着特殊的作用和地位, 非常值得后人进行系统分析研究。我们试图运用雷蒙·威廉斯“历史语义学”方法对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加以观照研究, 以期探寻出它们的历史源头、生成境况、演进嬗变、理论意指, 勾画出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的基本概貌和时代表征。

　　一、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的历史演变

　　我们通过对解放区文学批评的原始报刊论文、文章和批评论着等进行梳理、分析、统计发现, 解放区文学批评中有二十个概念使用频率高、创作导向强、时代印记鲜明,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解放区文学批评的关键概念:“文化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大众”、“人民大众”、“工农兵大众”、“大众化”、“改造”、“结合”、“服务”、“工农兵”、“工农兵形象”、“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方向”、“《穷人乐》方向”、“赵树理方向”、“真实”、“正面英雄人物”。下文对它们逐一展开分析阐释。

　　(一) “文化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

　　在解放区文学批评语境中, 作家由“文化人”经过“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演变成“文艺工作者”。

　　张闻天辩证地总结了“文化人”的特点:是“精神生产品的生产者”, “一部分人容易产生”“唯心的、超阶级的、反政治的观点”;“对某种理想与精神生活有强烈的要求, 能为之牺牲奋斗”, “一部分人容易流于空想、叫喊、感情冲动, 而不实际、不真切、不能坚持, 缺乏韧性”;“要求个人自由、思想自由、创作自由、反对各种各样的压迫与干涉”, “一部分人易于不愿过集体生活, 发展个人主义, 成为孤僻, 同群众隔膜, 看不到与看不起群众的力量”;“很强的个人自尊心与自傲心, 爱好与尊重自己的事业”, “一部分人夸大自己的地位与作用, 看不起别人”;“发表自己作品的强烈要求”, “一部分人容易流于好出风头, 当空头文学家, 而不愿埋头苦干, 切实工作”。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 中, 将解放区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放在一起考查分析。

　　1942年之前, 解放区文学批评界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的论述并不多, 代表性的有欧阳山与林昭。欧阳山否定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是“先天的孱儿”, “在文学成就上也是薄弱, 渺小, 几乎是不足道的”。林昭则肯定小资产阶级作家:他们“始终是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主力”, “曾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迹印”;他们“是具有相当丰富的革命潜力和创造精神的一群”, “是值得特别称道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革命运动中的主要力量”。

　　毛泽东的《讲话》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了定性和批评:把解放区的工农兵划为“无产阶级”, 而把知识分子、文艺家划为“小资产阶级”;虽然认为他们“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 “比较地接近于工农兵”, 但是批评了他们“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 “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 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其缺点都寄予满腔同情、甚至卖力鼓吹;“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王国”;认为他们不熟悉工农兵和干部, 并且具体例举与批评了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小资产阶级创作倾向代表的“人性论”、“人类之爱”、“暴露黑暗”、“还是杂文时代, 还要鲁迅笔法”等各种糊涂的文艺观念。毛泽东紧接着在中央学习组会上的报告里又说:整顿三风的“目的就是要把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加以破除, 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我们的总方针是争取文学家、艺术家中的大多数人和工农结合, 使得他们看中低级的东西, 看中普通的文艺工作者”。从《讲话》开始, 毛泽东就将“小资产阶级”问题与“知识分子”问题同构起来看待, 把小资产阶级的特性等同为知识分子的特性后, 意味着知识分子作为小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独立的阶级意识, 他们只能或者趋向于资产阶级, 或者趋同于无产阶级, 阶级立场的“不稳定”导致他们“软弱”、“幼稚”和“摇摆”, 必然使得他们成为批评的“靶子”与文学斗争的对象;他们的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 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扶正”与“纠偏”的对象。

　　在批判王实味的一系列文章中, 频繁出现变成了贬义的“小资产阶级”这个关键词。接着在《解放日报》上, 相继发表了作家们谈论自己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认识和进行自我思想改造的文章, 同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何其芳的创作进行了批评。从1942年6月至1946年8月, 解放区文学批评中出现一个突出现象:“小资产阶级”变成了评判作品的重要权衡标准和褒贬尺度, “凡是涉及写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 (以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 、凡是较多地渲染表现了情感富有抒情性的作品, 都可能与‘小资’有关。丁玲的《在医院中时》、何其芳描写自我心理感情的一些诗歌, 还有《丽萍的烦恼》、《意识以外》、《春夜》等作品, 都以‘小资’为主要理由, 受到了批评”。

　　毛泽东的《讲话》中, 出现“作家”七次、“文艺家”十五次, “文艺工作者”、“文学艺术工作者”23次。文艺界整风后的1943年3月10日, 在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 中宣部长凯丰作《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报告, 其中出现“作家”2次, “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同志”33次;中组部长陈云作《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报告, 其中出现“文艺家”2次, “作家”4次, “文艺工作者”、“文艺工作的同志”13次。由上述三篇重要历史文献的简单统计, 可以看出“作家”、“文艺家”已经被“文艺工作者”所替代。

　　(二) “政治立场”、“政治态度”

　　解放区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直接反映作家对党的忠诚程度, 因此毛泽东在对鲁迅艺术学院师生的演讲中, 开诚布公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对文学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对我们来说, 艺术上的政治独立性仍是必要的, 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是不能放弃的”。毛泽东还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共产党员还要站在党的立场, 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虽然“在抗战团结的大原则下, 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 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反共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作家的“政治立场”问题就是“为谁服务”的问题, “政治态度”就是对敌人要“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 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对朋友“是有联合, 有批评”;“对人民群众”, “人民的军队, 人民的政党, 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对人民的缺点“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 (8) 。

　　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和文学批评家积极响应毛泽东对文学“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要求。丁玲认识:“我们的文艺事业只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共产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的作家, “只有无产阶级的立场, 党的立场, 中央的立场”。周扬提出:解放区的艺术反映政治, “具体就是反映各种政策在人民大众中实行的过程与结果”。陈其五强调:如果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能够以“老老实实的态度去为工农兵服务, 走工农兵方向”, 那么部队中的文艺运动就“一定会走上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而且文艺工作者们“也会在这个伟大的群众性的文艺运动中, 把自己加以彻头彻尾的改造”。

　　正因为解放区领导阶层和各界人士都十分看重作家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所以在解放区文学批评文章中, 论及作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文章俯拾皆是:丁玲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与《关于政策与艺术》、黄药眠的《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等等。

　　(三) “大众”、“人民大众”、“工农兵大众”、“大众化”

　　从1930年代左翼“大众化”问题讨论到19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时期, “大众”、“大众化”一直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文学批评关键词。左翼作家在“大众化”问题讨论之中, 大多赋予“大众”的无产阶级指向;革命作家的主体意识从同情“大众”转变为崇拜“人民大众”, 文学语言要求通俗化, 文学形式追求利用旧形式。抗战全面爆发之后, 中国共产党承担了抗战的重要任务, 而“工农兵大众”是抗战的主体和主要力量。知识分子作家要支援抗战、服务抗战, 就应当通过宣传、鼓动大众, 调动全国人民共同参加抗战来实现。因此文学“大众化”的实现途径, 引向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 要求文学语言的通俗化与地方化, 文学形式的民族化与民间化。“大众化”就是倡导文学创作面向大众、反映大众的生产、生活和斗争,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将作品呈现出来。

　　1939年12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既严肃提出吸收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重要性, 又强调“应该好好的教育”知识分子, “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当时也有作家发表文学批评文章, 论及文学“大众化”, 然而他们所谈论的“大众化”, 并不是把自己化成“大众”。在毛泽东的《讲话》中, “人民大众”、“工农兵大众”出现了31次, “群众”、“人民群众”、“革命群众”、“工农兵群众”出现了94次之多。毛泽东对“人民大众”与“大众化”作了界定:“人民大众”就是“最广大的人民, 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 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小资产阶级”, “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自己的思想情绪应与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情绪打成一片”。毛泽东提倡“大众化”的根本目的是: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通过深入到解放区的“工农兵大众”的社会实践中去, 进行自身世界观、思想感情的转化和改造, 从而能够深入体会“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 实现为革命实际工作服务的目的。

　　在权威领袖与意识形态的积极推动下, “工农兵大众”与“大众化”的思想观念迅速占领了解放区的整个文坛, 发展成为解放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主潮。文学工作者们不仅“被派到实际工作去, 住到群众中间去, 脱胎换骨, ‘成为群众一分子’”, 而且创作出一批表现“工农兵大众”的“大众化”文学作品, 同时以“工农兵大众”、“大众化”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文章不断地见诸解放区各类报刊。

　　(四) “改造”、“结合”、“服务”

　　文学创作要服务于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政治需要, 文学工作者要与工农兵大众紧密结合, 广大知识分子要虚心接受全面改造, 成为解放区文学生态的基本命题。当文学要“为政治服务, 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确立后, “改造”、“结合”、“服务”就成为了规约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学创作的重要关键词。在延安解放区, 文学工作者们的“改造”、“结合”、“服务”过程, 是与延安整风和表现“工农兵大众”的“大众化”文学运动相伴相随的。

　　1942年2月1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时先说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 然后突然话锋一转说:“许多所谓知识分子, 其实是比较地最无知识的”, 因为“他们一不会耕田, 二不会做工, 三不会打仗, 四不会办事”, “对于这种人”, “说句不客气的话, 实在比屎还没有用”。虽然这段话当初主要是针对王明等教条主义者的, 但是也流露出毛泽东认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改造”必要性的真实心态。延安文艺界充满着各种自由主义的声音, 促使毛泽东下定决心解决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在他开创的整风语境中, “改造”实际上与“结合”、“革命化”、“无产阶级化”、“革命知识分子”等词汇, 属于可以相互指代的符号。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 他将“结合”具体化为“以工农的思想为思想, 以工农的习惯为习惯”, “要和工农兵做朋友, 像亲兄弟姐妹一样”, 要破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 “转变为无产阶级思想”。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觉得自己如果与工农兵相“结合”, 就会异化到与工农兵一致而失去了自我, 然而拒绝与工农兵相“结合”, 则无疑等于承认自己是“反革命”。虽然“改造”、“结合”、“服务”是脱胎换骨般的痛苦蜕变, 但是经过文艺界整风, 众多的文学工作者都按照要求, 完成了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实践的根本转型, 放弃了自己原先的创作风格, 积极投入到为工农兵“服务”的“大众化”、“工农兵文学”创作实践当中。丁玲创作一批讴歌解放区工农兵和解放区生活的报告文学, 写出许多揭露敌人罪恶的杂文和悼念革命烈士的散文, 在个人审美意识与时代政治需求发生冲突的时候, 她虔诚地“服务”时代政治的需要。何其芳开始创作一系列暴露、嘲讽国统区的政治腐败与社会问题的杂文, 真诚讴歌延安新生活与革命将领的报告文学, 放弃了先前创作所追求的审美精致与意境营造。艾青、罗烽、舒群、周立波等人, 都努力把创作的对象转移到解放区英勇抗战的“工农兵”身上。赵树理作为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 “结合”和“服务”落实得顺理成章、自然彻底。他追求“老百姓喜欢看, 政治上起作用”的写作目标, 针对群众爱听连贯的故事, 在小说中增强故事性, 选材内容都源于乡村老百姓的生活, 使用提炼过的乡间农民话语作为叙述语言, 在言说方式上侧重于可“听”性, 做到最大限度地“服务”“工农兵”。周扬揭示中央局关于“开展文艺创作”、“乡村文艺运动”和“部队文艺工作”三个决定的总精神就是要求:“文艺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文艺工作者与工农兵更好地结合, 进一步贯彻毛主席的文艺方针”。

　　(五) “工农兵”、“工农兵形象”、“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方向”、“《穷人乐》方向”、“赵树理方向”

　　毛泽东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宣布:“我们的文艺, 第一是为着工农兵”, “为工农兵服务”“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原则的问题”, “根本方向问题”。“工农兵”、“工农兵形象”成为延安文艺整风之后解放区文学创作的努力方向, 产生了“工农兵文学”和“工农兵方向”。“工农兵形象”成为文学表现的新主人, 广大文学工作者大力展示“工农兵”的革命斗争和翻身解放为中心的生活, 反映与表达“工农兵”的心声和诉求, 采取“工农兵”喜闻乐见的民族与民间艺术形式, 语言运用北方农民的通俗口语。

　　与“工农兵方向”一样, “《穷人乐》方向”、“赵树理方向”代表着解放区文艺创作的整体方向。1944年秋, 阜平县高街村剧团在八路军抗敌剧社专业文艺工作者的指导下, 经过反复修改、创作演出了反映高街村农民翻身过程的综合性戏剧《穷人乐》。它演遍了晋察冀解放区, 所到之处深受群众喜爱、引起强烈共鸣。1945年2月,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颁布《决定》指出:《穷人乐》的创作演出“是我们执行毛主席所指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新成就”, “实为我们发展群众文艺运动的新方向和新方法”。1947年7月至8月, 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召开文艺座谈会, 经过热烈讨论、一致认为:“赵树理的创作精神及其成果, 实应为边区文艺工作者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具体方向”。陈荒煤根据座谈会上的发言整理成文发表, 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的方向提出来, 作为我们的旗帜”, “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穷人乐》与赵树理创作所代表的文艺方向, 成了解放区文学工作与乡村群众文艺运动的旗帜和方向。

　　在当时发表的评论描写“工农兵”作品的文学批评文章中, “工农兵”、“工农兵形象”、“工农兵文学”、“工农兵方向”、“《穷人乐》方向”、“赵树理方向”成为文学批评话语中使用得最多的关键词。社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在四千三百多字里, “《穷人乐》的方向”、“《穷人乐》的道路”就出现了5次。陈其五的《开展部队文艺运动中的几个问题》在七千一百多字的篇幅中, “工农兵”一词就出现了80次。周扬的《谈文艺问题》虽然是谈论整个晋察冀解放区的文艺问题, 但是也5次谈到“《穷人乐》方向”, “工农兵”出现了19次。由此可见, 这些文学批评关键词, 占据着延安文艺整风后解放区文坛的重要位置, 在引领解放区文学朝着“工农兵方向”阔步前进的征途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历史作用。

　　(六) “真实”、“正面英雄人物”

　　“真实”一般而言就是客观地反映现实、描写生活, 解放区的现实生活就是英雄辈出的生活:“一个雇农, 如何成为了一个英雄的游击队长;一个小脚女人, 如何由不出房门变成一个乡长, 一个妇联会主任;一个二十岁的姑苏小姐, 现在在晋西北带领一团人的大队, 使日本皇军的军官们感到头疼”。因此解放区的文学工作者, 应该用文学作品全面、真实地反映战争年代的战争与翻身生活、正面英雄人物。

　　事实证明, 这样做是非常成功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 《兄妹开荒》等“新式的秧歌出场了”, “《血泪仇》和《保卫和平》等秦腔戏”, “新式的歌剧《白毛女》出现了”;小说“《李有才板话》、《吕梁英雄传》、《抗日英雄洋铁桶》、《李勇大摆地雷阵》等, 获得广大的读者”;新诗则有《王贵与李香香》等。一时间写真人真事、表现正面英雄人物, 成为解放区文学写作的潮流和风尚。

　　对于解放区真实地表现正面英雄人物的文学作品, 文学批评工作者不惜笔墨地大加赞赏:周扬总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 文艺创作上出现写真人真事的新现象, “是文艺工作者走向工农兵, 工农兵走向文艺的良好捷径, 群众创作相当大一部分是写真人真事的”。此外, 王平的《讽刺与歌颂》、默涵的《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陈其五的《开展部队文艺运动中的几个问题》、郭钦安的《看沁源绿茵剧团出演〈挖穷根〉〈李来成家庭〉剧后感》等文章, 也都论及“真实”或“英雄人物”。

　　二、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的时代表征

　　南帆深刻地指出:“每一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关键的概念, 它们隐含了这个时代最为重要的信息, 或者成为复杂的历史脉络的聚合之处。提到这个关键性的概念如同提纲挈领地掌握这个时代。因此, 阐释这些概念也就是从某一个方面阐释一个时代”。上文分析阐释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语义的不断演变与发展, 既构成了解放区文学批评的重要现象, 也记录和勾勒出解放区文学和文学批评复杂变迁的时代表征。将这些关键概念置于解放区特定而复杂的政治、文化语境加以审视考察, 可以发现它们具有如下五大时代特征。

　　(一) 鲜明的政治导向

　　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艾青曾经有过论述, 他既认同文艺服从政治是现实战争的客观需要, 又顾及文艺自身发展的基本规律, 反对将文艺蜕变为政治的附庸物和留声机。然而在战争语境中, 这种客观理性符合规律的声音是另类微弱、不合时宜的。毛泽东的《讲话》发表, 不仅使“文艺为政治服务”合法化, 而且为“工农兵文学”定下了创作目标和方向。在“文艺从属于政治”政策指导下的解放区文学批评, 毫无疑问地带着鲜明的政治导向。正是这种鲜明的政治性, 使得解放区文学批评的一系列关键词, 烙上了特定的战争环境和现实需要而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性。

　　(二) 强大的权威支撑

　　解放区文学得到共产党领导和主流意识形态的极大重视, 当时的延安不仅大量吸纳全国的知识分子和作家, 成立了30多个文艺团体, 而且给予了作家崇高的礼遇, 中共中央宣传部和西北局宣传部分别指导设立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边区政府文化工作委员会等文化机构, 制定文化政策、管理解放区文学, 主导解放区文学的发展方向, 凸显解放区文学批评包含着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鼓励下, 紧密联系工农兵群众的反映战争和翻身生活的各种文学作品不断涌现, 便于战时宣传需要、工农兵喜闻乐见的各类文学表达形式被开发出来并广泛传播、产生重大影响。权威支持的力量不仅使得上述文学创作如火如荼, 而且使得文学批评对这类文学创作给予了肯定。

　　(三) 突出的功利主义

　　解放区时期战时语境下“救亡”和“翻身”主题, 带来的是“服务政治、服务抗战”的功利性、宣传性, 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文学批评的日益高涨, 形成了解放区文学批评的一种独特历史景观。解放区文学和文学批评, 始终都被战时革命功利主义主导着。延安文艺整风之后, 突出的革命功利性也就日益成为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无可争辩的时代表征。

　　(四) 可赞的历史作用

　　以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为载体的文学批评, 引领与主导了解放区的文学创作方向。解放区文学创作在日寇肆虐、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在宣传共产党的战时政策、统一解放区的思想意识, 集中一切力量为战争服务等方面起到了可赞可颂的历史作用, “工农兵文学”对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都做出了重要的艺术贡献。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的引领扶正, 促成解放区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要贡献。

　　(五) 难抹的深远影响

　　解放区文学批评的关键概念凭借着强大的创作导向作用, 不仅在解放区时期发挥着创作指挥棒的作用, 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在解放区文学创作示范、批评关键概念牵引影响下的“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文学创作, 绝大部分臣服于文学为政策服务, 洋溢着政治宣传的亢奋情绪;在具体政策主导文学的同时, 文学批评也演变成充满政治斗争和阶级较量、火药味浓烈的阶级斗争工具。

　　从上文对解放区文学批评关键概念的历史演变与时代表征考察阐释, 可以看出解放区文学批评在转变与推动解放区文学与文学批评的发展, 促进解放区“工农兵文学”的繁荣, 使文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 统一解放区思想, 集中一切力量赢得战争胜利等方面都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和珍贵价值, 是一份值得认真研究和应当珍惜的宝贵文学批评遗产。对当前的文学批评也具有借鉴启示意义:文学批评既要重视文学向人民大众的普及, 又要强调文学对历史精品的创造, 既要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创作争奇斗艳的优秀作品, 又要摆脱简单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与为人的自然本能服务的不良状态;以作家、批评家个体人格的独立来反映时代精神的灵魂, 呈现文学的美学风貌与文化风采, 引领广大人民欣赏和创造文学的思想美和艺术美。

　　注释

　　(1) (1)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他的历史语义学重要着作《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中, 对很多词汇概念展开历史溯源, 开启了概念史的文化与社会学词汇研究。他将自己研究的“历史语义学”的特征概括为:“不仅强调词义的历史源头及演变, 而且强调历史的‘现在’风貌---现在的意义、暗示与关系”;“必须承认过去与现在的‘共联关系’ (community) , 但也须承认community”“并不是惟一用来说明过去与现在关系的词汇;同时也须承认的确有变异、断裂与冲突之现象”, “可以见到词义的延续、断裂, 及价值、信仰方面的激烈冲突等过程”。[英]雷蒙·威廉斯:《导言》//[英]雷蒙·威廉斯着:《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 刘建基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年, 第17页。
　　(1) (1) 洛甫:《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1940年1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大纲》, 《解放》第103期, 1940年4月10日。
　　(2) (2) 欧阳山:《抗战以来的中国小说》, 《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 1941年8月20日。
　　(3) (3) 林昭:《关于对中国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估计 (就商于欧阳山同志) 》, 《解放日报》1942年1月27日。
　　(4) (4)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5) (5)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1942年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26页。
　　(1) (1) 具体参见金灿然:《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 艺术家〉后》, 《解放日报》1942年5月26日;范文澜:《论王实味同志的思想意识》, 《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陈道:《“艺术家”的〈野百合花〉》, 《解放日报》1942年6月9日;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与王实味思想作斗争的座谈会上的发言》,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6日;张如心:《彻底粉碎王实味的托派理论及其反党活动---在中央研究院斗争会上的发言》, 《解放日报》1942年6月17日;罗迈:《论中央研究院的思想论战---从动员大会到座谈会》, 《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 《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
　　(2) (2) 丁玲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何其芳的《改造自己, 改造艺术》、周扬的《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鲁艺学风总结报告之理论部分:对鲁艺教育的一个检讨与自我批评》、立波的《思想, 生活和形式》和《后悔与前瞻》、舒群的《必须改造自己》、陈学昭的《一个个人主义者怎样认识了共产党》、刘白羽的《读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笔记》等。
　　(3) (3) 金灿然:《间隔---何诗与吴评》, 《解放日报》1942年7月2日;贾芝:《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由吴时韵同志的批评谈起》, 《解放日报》1942年7月18日。
　　(4) (4) 吴敏:《延安文人研究》, 香港:香港文汇出版社, 2010年, 第127页。
　　(5) (5) 凯丰:《关于文艺工作者下乡的问题 (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上的讲话, 1943年3月10日) 》, 《解放日报》1943年3月28日。
　　(6) (6) 陈云:《关于党的文艺工作者的两个倾向问题》, 《解放日报》1943年3月29日。
　　(7) (7) 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 (1938年4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121页。
　　(8) (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1) (1) 丁玲:《关于立场问题我见》, 《谷雨》第1卷第5期, 1942年6月15日。
　　(2) (2) 周扬:《关于政策与艺术》, 《解放日报》1945年6月2日。
　　(3) (3) 陈其五:《开展部队文艺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江淮文化》创刊号, 1946年7月。
　　(4) (4) 周扬:《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 《解放日报》1942年7月28日。
　　(5) (5) 黄药眠:《论文艺创作上的主观和客观》, 《文艺生活》1946年第9号, 1946年11月。
　　(6) (6) 默涵:《关于人民文艺的几个问题》, 《群众周刊》 (香港) 第19期, 1947年6月5日。
　　(7) (7) 1930年3月、1931年11月到1932年月上半年、1934年, “左联”内部发生了三次规模较大的“大众化”问题讨论。
　　(8) (8) 《中央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共产党人》第3期, 1939年12月25日。
　　(9) (9) 丁玲:《作家与大众》, 《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 1940年5月15日;默涵:《做一个“适当其时”的作家》, 《大众文艺》第1卷第3期, 1940年6月15日;梅行:《论部队的文艺工作》, 《大众文艺》第1卷第4期, 1940年7月15日等。
　　(10) (10)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1) (1) 立波:《后悔与前瞻》, 《解放日报》1943年4月3日。
　　(2) (2) 小说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 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等, 长诗有艾青的《吴满有》, 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 阮章竞的《漳河水》等, 报告文学有丁玲的《田保霖》, 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等, 新秧歌剧有王大化、李波、路由编剧的《兄妹开荒》, 马可编剧的《夫妻识字》, 新歌剧有贺敬之、丁毅执笔的《白毛女》, 阮章竞编剧的《赤叶河》等。
　　(3) (3) 严辰:《关于诗歌大众化》, 《解放日报》1942年11月1日;萧三:《可喜的转变》, 《解放日报》1943年4月11日;徐懋庸:《写作者要请工农兵作顾问》, 《华北文化》革新版第3卷第3期, 1944年1月10日;钱毅:《盐阜区的墙头诗运动》, 《江淮文化》创刊号, 1946年7月;林默涵:《略论文艺大众化》, 《大众文艺丛刊》第2辑, 1948年5月1日等。
　　(4) (4) 毛泽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 (二月一日在党校开学典礼的演说) 》, 《解放日报》1942年4月27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整顿党的作风》, 这段话被删去了。
　　(5) (5) 毛泽东:《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 (1942年5月28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二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年, 第430、428、426页。
　　(1) (1) (9) 周扬:《谈文艺问题---在边区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 《晋察冀日报》1947年4月26日。
　　(2) (2)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解放日报》1943年10月19日。
　　(3) (3)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阜平高街村剧团创作的〈穷人乐〉的决定》, 《晋察冀日报》1945年2月25日。
　　(4) (4) 董大中:《赵树理年谱》,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94年, 第295页。
　　(5) (5) 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 《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
　　(6) (6) 郭沫若:《走向人民文艺》, 《文艺生活》1946年第7期, 1946年6月8日;冯牧:《人民文艺的杰出成果---推荐〈李有才板话〉》, 《解放日报》1946年6月23日;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 《解放日报》1946年8月26日;贺敬之:《〈白毛女〉的创作与演出》, 《白毛女》, 张家口新华书店1946年;陈荒煤:《向赵树理方向迈进》, 《人民日报》1947年8月10日;周而复:《〈王贵与李香香〉后记》, 《王贵与李香香》香港海洋书屋1947年;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关于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报告》, 《人民文学》创刊号, 1949年10月等。
　　(7) (7) 社论:《沿着〈穷人乐〉的方向发展群众文艺运动》, 《晋察冀日报》1945年2月25日。
　　(8) (8) 陈其五:《开展部队文艺运动中的几个问题》, 《江淮文化》创刊号, 1946年7月。
　　(1) (1) 丁玲:《真》, 《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 1940年4月15日。
　　(2) (2) 陆定一:《读了一首诗》, 《解放日报》1946年9月22日。
　　(3) (3) 周扬:《谈文艺问题---在边区文艺座谈会上的发言》, 《晋察冀日报》1947年4月26日。
　　(4) (4) 王平:《讽刺与歌颂》, 《中原·文艺杂志·希望·文哨联合特刊》1946年第2期, 1946年1月20日。
　　(5) (5) 郭钦安:《看沁源绿茵剧团出演〈挖穷根〉〈李来成家庭〉剧后感》, 《太岳文化》1946年第4、5期合刊。
　　(6) (6) 南帆:《前言》//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年, 第1-2页。
　　(7) (7) 艾青:《我对于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 《解放日报》1942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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