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文学中的原生态意识与现代民族身份表达

时间:2019-10-17

摘要：原生态文化是贯穿文艺实践的古老血脉。从文学创作中的“原生态”概念辨析、原生态与现代民族身份表达、原生态与生态意识表达三个方面探讨新世纪以来云南民族文学中原生态文化元素的承继、发扬与现代化转型。

　　关键词：原生态; 民族文学; 转型;

　　云南是多民族边疆省份, 是各民族沿横断山脉南北迁徙的走廊, 也是众多民族繁衍生息之地, 民族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云南民族文学以其地域的特殊性与民族类属的多样性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坐标体系。原生态文化是贯穿文艺实践的古老血脉, 也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干元素, 因此, 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新世纪, 文学中原生态文化元素的承继、发扬与现代化转型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值得探讨。
　　
　　一、文学创作中的“原生态”概念辨析
　　
　　“原生态”是一个热门词, 最初与音乐、舞蹈、民俗相关, 后来泛化到整个文化与艺术中。何谓原生态文化?何谓原生态文学?厘清概念是探讨问题的基础。2003年8月杨丽萍的歌舞剧《云南映像》引起人们的关注, 2004年第六期《东西南北》中《杨丽萍:生活“原生态”》一文把杨丽萍的《云南映像》的精髓概括为“原生态”文化现象;2004年第一期《中华遗产》中《文化遗产的原生态》一文从少数民族的自然生态与风俗切入原生态文化, 自此, “原生态”一词以热点姿态进入各种文化现象中。在文学领域, 莫言在2005年一次演讲中提出“我要完全的中国原生态”[1];杨献平在《原生态散文13家》中提出“原生态散文”概念, 强调散文写作的现场感与真实感, “积极容身当下的生存和自我的生活, 最大限度地提供和发现原生态的人文精神和文学品质, 以个人的在场、个人与周遭现实 (物象) 的精密融合, 促成感官、身体和精神的‘我在’, 从而彰显一种崭新的散文写作主张——在这里, 为了书写方便, 我们可以称之为原生态或者现场写作”[2];徐兆寿根据大量文学作品提出原生态书写具有“强烈的反思特性”“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加入一些地方民俗、民歌等, 甚至大量运用方言, 使其文本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和诗意境界”[3]的特征。
　　这些概念界定都有模糊之处, 往往根据某一类特定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思潮进行归纳总结, 受时代、地域、作家作品等因素影响较大, 所给出的概念内容上各有侧重点, 并不能全面反映原生态文学概貌, 这也恰恰体现了文学的丰富性与流变性。目前, “原生态文学”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可以涵盖繁复驳杂各类创作现象的概念界定, 只能从关键词入手给出时代背景下的大致概念。“原生态文学”的关键词是“原生态”, 究其文化渊源, 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思工业文明哲学思潮中的文化生态意识, 这种生态文化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 是对人类早期艺术精神和人类多样化生活记忆的保存。从人类学角度而言, 原生态文化是指文化相对论者所提出的地方性知识, 是大工业文明之前存在的自然的生活方式、艺术形态和宗教信仰, 表现出充分的自足性、稳定性和长效性, 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结合对原生态文化历史的梳理, 对“原生态文学”的探讨不能局限于字面意义或者对某一特定时期文学思潮的理解, 严格来说, “原生态文学”在文学类型中并不是一个严密稳固的体系, 而是一个以“原生态”为关键词的开放式定义, 在两维坐标上拓展延伸, 一个维度指称对象, “原生态”范畴宽泛多元, 包括了原始性、原发性、原生性文化, 民间、民族原生文化以及未被现代文明或文明社会所发现开发的文化资源等等, 反映在文学中, 包括具有原生态文化特征的资源内容以及表达方式, 也包括原汁原味的“在场”写作方式;另一个维度指称我们对待对象所持有的态度, “原生态”概念的出现反映出人们在工业文明背景下对传统文化流失的警觉, 对“母文化”的尊重与反思, 反映在文学中, 表现为人们对传统文化、地方文化、民族文化的关注和认同, 具体表现为对现代文明的反思、对民族原生态文化的书写、对乡村原生态生活的诗意呈现和对原生态民族信仰的叩问与追寻等。
　　因此, 原生态文学没有固定的格式与形式, 值得探讨的是考量文学中的原生态元素的继承、呈现以及运用。文学中的原生态元素的呈现和运用不是把传统民间文学翻版或复古, 而是把原生态元素以充满活力的方式融入到文学的主题内容与表现形式中, 推动文学的多样性与健康发展, 是民族文学内部对传统民间文学的承继与现代化运用。
　　
　　二、原生态与现代民族身份表达
　　
　　文化以民族为载体, 并通过这一载体来实现民族的持续发展与不断完善, 民族在共同文化基础上形成较稳固的思维模式、价值理念、审美趣味、风俗人情等深层心理结构, 最终集合外化形成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身份显性表征。民族文化身份在传统文学中有鲜明体现, 如创世史诗构建的祖先系统提供了同一民族的认同依据。民族文学中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不会随着时间流逝, 在新世纪同样是民族文学的立足根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往往描摹民族日常生活、深层挖掘民族文化底蕴、弘扬民族意识和宗教意识、认同和传承民族文化、表达少数民族族群体验, 最终塑造并凸显民族的身份特征。“正是在民族这一层次上的社会才具有最鲜明的文化差异。我们感到自己所属的是某个民族, 我们试图仿效我们同胞的习俗和风度。而且, 我们非常方便地辨别出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 以及他们各自的言谈方式、风俗和服饰等等。”[4]
　　新世纪以来, 一些作品把民族身份简化为民族景观标签, 在作品里充斥遥远的大山、茅草的屋顶、优美的山歌、美丽的民族服饰、异彩纷呈的民俗节日等词汇意象, 认为这就是民族身份的原生态表现。但是这种风土气息并没有融入民族性格与生活体验, 缺乏对于民族心理结构与民族情感的深入描述, 导致民族身份这个严肃主题变成了载歌载舞表演式的“最炫民族风”。因此, 民族文学对民族身份的表现不能只限于原生态元素的浅表现象, 更应该深入表现原生态元素的内涵传承与现代化体现, 不是复古到原始状态, 而是如实表现现代民族身份的丰富性。
　　在民族文学中, 原生态文化是贯穿了民族生活的文化脉络之一, 也是文学生长的土壤与创作资源。新世纪民族文学中的对民族身份的认知是多层次的, 民族宗教信仰、祖先传说、民族情感等原生态元素积淀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构成了民族不可撼动的“根性”。如哈尼诗人哥布的灵感来自哈尼族生活世界的历史和传统, 他认为文化多样性的流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自己本民族的知识分子对传统的背弃, 他坚持双语写作, 坚持用各种民族原生态叙述来唤醒人们对本民族文化的关注, 希望“作品与哈尼族文化有一种自然的传承关系, 也希望成为哈尼族未来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哥布的叙事长诗《神圣的村庄》描述了哈尼族村落的历史, 同时面向世界, 反映哈尼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伟大变迁。“诗集开篇就设定了人物表, 分别标识为莫匹、咪谷、女巫、诗人及当家的男人女人等, 通过众人逐一的唱念, 蓝天、梯田、蘑菇房、寨神树、苦扎扎、十月年等哈尼族元素蜂拥而出, 一幅哈尼族农耕文化的场景就生动地在诗句中勾勒完整”[5], 哥布不仅只描写了这种原生态的农耕文化地域风情, 更多是在描绘风情的同时展示哈尼族的民族性格, 以莫匹 (祭司) 的姿态吟唱诗歌, 体现哈尼族对大自然朴素的原始崇拜。如《愿每一个家庭有不朽的幸福》章节:“人和神一起居住的村庄/老人的故里神圣而静谧/家家户户有着不息的火塘/铓和鼓是寨子繁荣的象征/总是在节日里热烈地敲响……”彰显出多元化时代人类在精神家园中的游历与回归。诗歌还大量追溯民族本源的历史经验与集体记忆, 咏叹哈尼族深沉优美的神话传说与图腾崇拜, 运用丰富的民间故事、原始宗教、谚语歌谣、风俗人情等原生态元素, 建构出诗学意义上的哈尼族生活史。
　　在民族文学中, 原生态还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表现手法。优秀的作品要把民族身份从概念形式还原为有血有肉有情有理的现实存在。新世纪民族身份具有多层次性及多种文化相互融合渗透的特征, 在这种多元生活习俗与文化格局中, 云南少数民族受到传统文化、域外文化、主流文化、时代文化的多结构多层次多因素的动态影响, 反映在文学作品中的文化身份元素也更为复杂多样。所谓原生态写作, 就是要如实地反映这种多样性。如云南由于特殊的地理生态和历史条件, 少数民族跨境而居, 边民互市联姻, 民族关系及中外国际关系交织在一起, 由此形成多样化、复杂化的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结构, 这种特殊的跨国文化在很多作品中有所体现, 景颇族作家沙红英的《鸽血红》表现了生活在跨国文化中的知识分子的迷惘与对民族文化之根的追索。云南经济状态发展不均衡, 有些民族在建国后才结束了前资本主义的几种社会经济形态一步跨入社会主义社会;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宗教有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天主教等, 还有一些民族群众信仰原始宗教, 这是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存在, 并且具有广泛性、包容性、群众性、民族性和国际性特点, 辐射于社会和人生的各个方面。佤族作家伊蒙红木的报告文学《最后的秘境》是作者深入佤山腹地亲自采访境内外佤族山寨而写成的作品, 副标题为“佤族山寨的生存报告”, 这本书对本民族文化进行梳理、展现与解读, 由29篇文章组成。《嘎多记忆》《芒库:从猎头火拼到泼水敬神礼佛》《永和:文明部落的几段野史》等描写嘎多部落、芒库部落、永和部落的社会文化习俗变迁。《魔苇——巴绕克人的守护神》《亚洲象在佤山的故事》等写佤族信仰原始宗教, 在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佛教、基督教等外来宗教, 但是, 佤族现在依然认为神鬼灵无处不在, 崇敬自然。《百岁抗英女英雄这样讲述南依河畔的往事》记录了抗英女英雄叶楠讲述的抗英故事。这部作品中充满着浓厚的原生态文化元素, 描绘了佤族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历史。更可贵的是, 伊蒙红木并没有拘囿于某种写作体例, 她时而追溯悠远的民间故事, 时而忠实记录一段宝贵的口述史, 时而面对一个文化现象深入思考、反复感悟, 她在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审视民族生存的需求, 用最生动、质朴的记录方式在全球化时代保留下了佤族山寨原生态的文化记忆。
　　总之, 云南民族文学对民族身份的原生态元素的敏锐捕捉与对民族身份的原生态化表达不是放弃对时代重大话题的参与, 也不是放弃对世界文学的展望与融合。这种对原生态文化元素的捕捉是对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弘扬, 是对民族形象、民族文化的如实塑造与深刻反思, 是扎根于时代与地域生活土壤的民族代言人的本土化表达。
　　
　　三、原生态与生态意识表达
　　
　　生态文学是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主流之一, 是以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 而不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的利益为价值判断之终极尺度的文学。繁杂多样的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背后深藏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致性认同, 它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面貌讲述着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生态主题, 这也是原生态文化中的重要母题。各民族创世史诗中, 大自然与人有着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脉关系。如佤族史诗《司岗里》记述了第一批人类是神用泥捏成的, 因生育密度惊人, 而且只会生不会死, 破坏了地球生态, 被天神消灭, 后来的人类与大自然和谐生活在一起才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景颇族史诗《目瑙斋瓦》从开天辟地唱起, 记载了景颇族人民从远古到现代的发展演变过程, 其中贯穿了天、地、人“三才”和谐统一的思维方式。无论是神话史诗还是当下文学, 这种生态意识在云南民族文学中一直有鲜明体现。
　　新世纪以来, 边疆民族文学对生态的书写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部分作品对生态问题的表达有失偏颇:第一种情况是把生态特色简化成标签, 或者把生态性表达等同于匪夷所思的“奇特民俗”表达。第二种情况是一些作品在创作中建立起“传统文化生态被现代社会破坏”的二元对式万能书写模式, 情节架构往往是“失乐园”模式, 即某个云南民族群落宁静质朴的生活受到现代城市文化与经济的强势冲击, 固有的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 山寨衰败, 生态恶化, 老人孤独地死去, 民族记忆被割裂, 年轻一代的民族情感走入迷惘。这的确是云南民族面临的普遍处境, 也是现实生活遭际在文学中的真实反映, 但这不是云南民族生活的唯一内容, 也不是云南少数民族人民的唯一状态。在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冲突中, 这种叙事固化使文学创作以边地悲歌的形式追溯民族历史曾经的灿烂与描摹当下的无奈, 却没有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结构等方面进行开掘, 未对云南民族生态文化为何会在现代进程中陷入被动弱势地位进行深入思考与叩问。于是, 深厚久远的生态文化传统变得抽象苍白, 鲜活生动的生态意识也由此缺乏主观能动性, 缺乏在现代文化浪潮中继续生长的自立自强的生命力。
　　实际上, 云南生态文学在丰厚多样的原生态文化资源的土壤里应该生长出具有更深刻生态意识与更宽广生态视野的文学作品。首先, 云南文学中蕴含着少数民族文化中生命不息、蓬勃坚韧、热爱自然的原生态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在开天辟地的神话史诗中发端, 对天地自然的奥秘进行不竭探索, 歌颂水源与生育,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流传至今, 在当下文学中也有深切体现。德昂族诗人艾傈木诺在《以我命名》中写到“艾傈木诺, 是我, 傈僳人和德昂人/牵手结出的一颗草籽, 矮小/暗黑, 狭窄, 目光短浅并且骄傲”, 呈现出对民族文化韧性的自豪与对民族身份的自觉确认, 《太阳雨》中“太阳雨/下/下来/大姑娘/哭哭笑笑/苦荞粑粑哄上轿//太阳雨/下/下来/七月的山坡地/荞麦开花/小媳妇要当家//太阳雨/下/下来/下来/烙块苦荞粑粑/抱个娃娃回娘家”则借用了原生态民谣体式, 洋溢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 人与自然构成一幅和谐画面。白族作家李达伟在长散文《大河》中描绘潞江坝生活中的另一种生命的自足与绵延, 人类在大地上自给自足, 诗意栖居:“在某些盛会, 我跟着浩浩荡荡的人群进入那些简陋的庙宇。这些人眼里瓜果蔬菜丰收, 碧水天蓝, 茂林修竹。有好些老人, 把大量的土地交给自己的子女, 独住, 果腹就行, 然后经常来到庙宇, 把更多时间放在了回归心灵故乡之上。”其次, 云南文学中敬畏自然、神化自然的原生态文化元素源远流长。在环境日益污染的今天, 云南是少有的绿色净土, 少数民族用传统文明方式与自然和睦相处, 以祭祀山神水神等方式表达对自然的敬畏和珍视。反映在文学中, 许多作品表现为对生态文明的诗意呈现与赞美:描述大自然的壮美与民族文化的灿烂, 书写狩猎、种植、建筑、渔业、医药等生态行为模式和道德范式, 树立自然伦理的尊严, 表达对过度技术化的反思, 对朴素的民族性进一步深层体认。如傈僳族诗人李贵明的诗集《我的滇西》中雪山、草原、云朵、河流、马匹、羊群、美酒、歌谣、月亮、卡瓦格博、神祇建构了一个独特的生态审美世界。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普的诗歌中蕴含着鲜明的生态审美意识, 对生态环境进行“生命化”“亲情化”“神圣化”书写, 《泸沽湖》中人类、神灵、气候风物和谐融为一体, 《女山》中“雪后/那些山脉/宛如刚出浴的女人/温柔地躺在/泸沽湖畔/月光下/她们妩媚而多情/高耸着乳房/仿佛天空/就是她们喂大的孩子”, 母性、神性与故乡的山脉融为一体, 传说、文化与现实水乳交融。
　　因此, 要写好生态文学, 作家必须有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情怀, 克服盲目趋同的写作模式。云南生态文学的优势在于它有强健有力的原生态文化背景为作家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空间, 以进一步反思人类文明的弊端, 摒除对生态问题浮光掠影式的观察与单向思维模式, 在区域特色民族文化背景下对生态文明进行更为理性的反思。
　　
　　四、结语
　　
　　新世纪以来, 云南民族文学获得新发展, 大量优秀作品与文学长河里流淌不息的原生态文化元素有密切关系。“民族性的旗帜还能飘多久, 不在于我们坚守的决心有多大, 而关键看我们适应变化的能力有多强。要充分了解每一个民族的文化根脉, 有的民族人口很少, 却能顽强生存下来, 在世界民族基因库中留下它的种子, 绝对有它自己不为人知的民族根性和文化密码。”[6]云南民族文学中的原生态文化元素既是宝贵的文学遗产, 也是文学现代化转型中的有活力的生长点, 是文学多样性的体现, 也是文学发展的生命力源泉。
　　
　　参考文献
　　
　　[1]刘悠扬.我要完全的中国原生态[N].深圳商报, 2005-11-20 (7) .
　　[2]杨献平.原生态散文13家[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340.
　　[3]徐兆寿.一种新的写作现象:原生态文化书写[J].文艺争鸣, 2012 (9) :108-113.
　　[4]菲利普·巴格比夏克.文化:历史的投影[M].李天纲, 陈江岚, 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27.
　　[5]师立新.白云间吟诵的哈尼族经卷:哥布诗集《神圣的村庄》印象[N].文艺报, 2015-12-04 (6) .
　　[6]纳张元.应全面理解民族性[N].文艺报, 2009-11-2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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