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与纪尘小说之间相似性探析

时间:2019-10-17

　　摘要：杜拉斯的文学作品在中国广泛译介, 使得其对广西女作家纪尘的早期创作产生影响成为可能。纪尘早期创作中带有明显的“杜氏”烙印, 具体表现在:写作体裁上运用自传体小说的形式, 表现手法上采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 叙事风格上运用边缘化的女性身体叙事。这样的艺术探索与写作实践, 揭示出纪尘在创作初期对杜拉斯文本构建方式的认同, 也体现了她勇于突破传统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大胆实践现代小说的精神。

　　关键词：杜拉斯; 《情人》; 纪尘; 早期创作;

　　玛格丽特·杜拉斯 (MargueriteDuras, 1914—1996) , 法国当代着名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 一生着作等身。1984年, 杜拉斯凭其巅峰之作《情人》, 以70岁高龄摘取了法国龚古尔文学奖的桂冠。杜拉斯虽已故去20多年, 但她对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的影响仍然是当今女性文学领域的热门研究课题。

　　纪尘 (1975-) , 原名蒋月英, 广西瑶族人。纪尘自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 其中篇小说《九月》和长篇小说《美丽世界的孤儿》分别获全国首届“华夏作家网杯”一等奖和第三届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花山奖”, 纪尘也就此进入全国一线作家的行列。

　　一、杜拉斯《情人》对纪尘早期创作存在影响的可能性分析

　　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 杜拉斯的《情人》译介到中国, 在中国刮起了“杜拉斯旋风”, 使得她的主要作品在中国几乎都有了译介, 且有学者不同程度地对其作品进行研究。杜拉斯在中国产生的影响, 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说都是巨大的, 在某种意义上说, 杜拉斯在中国的影响就是《情人》的影响, “几乎就是一种情和爱的启蒙文本。她使8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坛沾染了她独具魅力的色彩, 特别是对当代的中国女性作家产生了莫大的影响”[1]。

　　纪尘是从医生半路出家进行文学创作的。2004年, 纪尘进入鲁迅文学院全国少数民族作家班学习。杜拉斯作为法国文学新小说的代表, 是女性写作的典范, 是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女性小说的转型密不可分的关键人物, 所以在作家班学习中, 杜拉斯不被提及的可能性极小。另外, 中国女作家处于“杜拉斯旋风”横扫中国女性文学领域的氛围中, 即使不直接接触, 也可能会由经发达的网络信息而间接地了解。再者, 女性心理、生活体验的相似性, 很可能促使女性作者与杜拉斯的创作在心理上有天然的契合性, 作为女性写作者, 会不自觉地对杜拉斯产生认同感而受其影响。正如徐坤所说, 我们不必让作者亲口承认读过哪些书才能判断他是否受过哪些影响, 考证其创作的文本是直接、可信的方法[2]2。

　　所以, 从纪尘的工作及生活环境、文学知识背景以及当下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方式来看, 基本上可以说, 杜拉斯对纪尘的早期创作是有可能产生影响的。同时, 我们也可以分析纪尘创作的文本, 考证其身上的杜拉斯“印记”。

　　二、杜拉斯《情人》对纪尘早期创作存在影响的实证分析

　　杜拉斯《情人》对纪尘小说早期创作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有迹可循的,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分析。

　　(一) 写作体裁上:运用自传体小说的形式

　　艺术家在创作中, 常常以自己的生活、情感经历为题材, 加以有目的的虚构和主观的想象来创作作品,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自传性书写”。杜拉斯可谓是自传体小说专家, 正如她的传记作者劳拉·阿德莱尔 (LaureAdler) 所说的, 杜拉斯想通过写作重建自己的生活, 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一部传记[3]4-。截取生活中的片段点滴加以虚构形成故事, 是杜拉斯的特长, 她有时甚至就以一瞬间的某种情绪来大做文章。她的《情人》就是典型的自传体小说, 在写作中, 她将自传体的真实性与小说的虚构性融为一体, 将记忆中的现实与联想中的虚构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将弥漫在白人小姑娘和情人之间的悲伤和绝望从“我”的笔端直接流出, 使读者产生共鸣。杜拉斯这种极具个人情感宣泄的自传体小说, 为后现代语境下的女性写作开启了一扇自我表达之门。杜拉斯的这种亦真亦假的写作方式无疑是成功的, 对纪尘小说的早期创作不无启发。

　　可以说, 纪尘由《情人》发现了自我表达领域的新入口, 在一段时期内, 较为突出地表现为对这种写作方式的偏爱。纪尘早期创作的《回声》《缺口》《美丽世界的孤儿》都是以“我”为叙述主体的女性成长小说, 在文本里讲述“我”的故事, 抒发“我”的情感, 袒露“我”的经验。纪尘小说所书写的来自女性身心不同层面的创伤性体验, 涉及肉体, 触碰灵魂, 深深地触动读者的心灵。由此可见, 纪尘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是有选择性的, 《回声》里的“我”作为叙述者, 和作者之间存在思维共性的瞬息;《美丽世界的孤儿》的读者也可以随“我”走进作者的思维;《缺口》里, 读者随着“我”的叙述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而无法自拔。纪尘应该是感知到了杜拉斯自传体小说写作的文学表现力及其现代小说形式的审美内涵。

　　此外, 考虑到纪尘成长生活的地域环境———广西贺州, 她创作初期选择女性自传体小说的书写方式, 可否理解为她作为一个生长于地理、经济和文化方面都处于边缘位置的女性作家, 渴望以一种相对于本土文化来说还较为新颖的方式来标榜自己独特性的尝试和表达?

　　(二) 表现手法上:采用碎片化的叙事结构

　　“任性乖张的传统叙事破坏者”, 这是杜拉斯其人其文给人的印象, “序幕———开端———发展———高潮———结局———尾声”的叙事情节模式总是被她有意无意地放弃, 故事的主线常常被人物的回忆、联想甚至写作时突发的感想所割裂, 故事情节平淡、朦胧, 乃至呈支离破碎状, 使小说看似凌乱而没有章法, 但如果读者能从整体结构上去把握, 会发现每一段落的场景因叙述者的心理感受而具有相通性, 它们相互交织, 宛如立体画中的色彩和线条, 必须把它们融合为一体, 读者才能穿透小说表面看似松散碎片的结构而窥到其深层。这改变了读者传统的阅读审美习惯, 也是杜拉斯小说表现手法的独特、迷人之处, 在《情人》里, 这种表现手法被运用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情人》从一个男人对“我”的赞美开始, 引发“我”对自己十五岁半岁月的追忆, 记忆中渐渐显现出当年的渡河场景, 从中走出一个内心处于焦灼状态、等待着激情到来的少女。事件的发生如果按照传统的写作手法以线性时间顺序展开的话, 接下来应对少女的形象进行详细刻画, 然后在渡河中迎来中国男人, 随后她与他的故事就此展开……然而, 杜拉斯却摒弃了合理的故事发展脉络, 她中断了刚刚展开的少女与情人即将相遇的场景, 开始叙述别人的故事、自己家里的事;好不容易“情人”之线再次被连接上, 她却又遵从自己的心灵意象, 讨论起“女人美不美”的问题以及母亲对她的期望……所有这些叙事的场景以结构零散的段落呈现, 看似与情人事件发生、发展的线性顺序不一致, 甚至割裂了关于“我”与情人这一故事情节的时间序列性发展, 但实际上却从各方面巧妙交代了故事发展的前因后果, 有效地说明了“情人事件”发生的背景及诱发的可能性因素, 最终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圆融整体。

　　纪尘的《回声》《缺口》《美丽世界的孤儿》等文本的叙述, 都具有绵延回复的特点, 它们都有非常明确的故事脉络, 但又不是完全按照时间、空间的顺序进行叙述, 而是按叙述者在叙述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忆呈跳跃性展开, 这一点颇具杜拉斯的叙述风格。以《缺口》为例, 故事从女孩“我”在手术台上切除乳腺肿块展开, 接下却跳转到对童年时期的压抑家庭氛围、不和谐的父母关系的陈述;由一双粉红色的高跟鞋勾起对生死相依的姐姐的追忆, 对童年各个时期成长经历的叙述;接下来场景又跳转回到叙述的当下———病房, 这时作者本应当把与医生的故事讲下去, 但却又穿插了父母离异事件、李老太的死、疯女人的故事;之后, “我”与医生的故事又接上并发展为恋人, 爱使失语了六年的“我”逐渐找回了语言;然后文字转向失语的原因———姐姐的死, 掺杂着讲述继父的猥琐下流促使“我”离开母亲投奔父亲, 同父异母的弟弟的排挤污蔑使“我”离家出走, 被吧台小姐蓝甜甜收留;这时场景又回到“我”与医生相爱的当下, 最后发现自己的恋人与闺蜜蓝甜甜的私情, “我”失去爱, 离开恋人……这些裹夹着“我”的想象和体验的各种事件的场景, 不断地打断“我”与医生从相识到相恋再到分手的经历的叙述, 可以说是杜拉斯式的“个人零碎记忆与现实场景的拼接”。

　　显然, 《缺口》在叙事方式上, 试图以记忆肢解、时间碎片、时序割裂来突破以往传统的叙事方式。《缺口》中故事的两条线形如《情人》, 一条是我和医生的爱恋, 一条是家庭, 但在纪尘的文本里, 这两条线是一前一后、孤立分开的两条线, 不像《情人》里的“家”之线与“情人”之线相交织又继续发展, 《缺口》中的两条线如同被切割成几段并打乱了时间顺序呈现给读者, 无法给读者一个既开放又闭合的叙事空间感, 由此不免看到纪尘在叙事技巧运用上的欠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 为了让故事在自己设置的时空框架中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或者说让读者阅读和理解她的小说成为一种可能, 作者打乱了时间, 又在整合这些时间碎片上下足了功夫, 她运用倒叙、预叙、省略、填补等手法, 尽可能让时空转换、自由链接, 这些不同于传统的叙述方式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

　　(三) 叙事风格上:运用边缘化的女性身体叙事

　　“身体叙事”理论是法国女性主义文论家埃莱娜·西苏 (HélèneCixous) 在《美杜莎的笑声》 ( (LeRire delaMéduse) 一文中提出的, 认为女性要凭借“身体”这一与生俱来的、却从来不曾为女性所掌控的“语言”, “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 “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用“血液”和“乳汁”写作, 而这个身体和这种女性经验是男性作家无法进入的领域, 从而强调女性的差异性与独特性。“身体叙事”理论倡导女性由欲望的客体和被动的承受者变为欲望的主体和主动者, 并以此来游戏现有的语言规则, 挑战男性权威, 解构等级森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二元对立构架[4]201。

　　杜拉斯在《情人》中, 细腻地描写了“我”的身体和“我”的触觉, 赤裸裸地展示身体部位, 刻画女性经验。“才十五岁半。体形纤弱修长, 几乎是瘦弱的, 胸部平得和小孩的前胸一样, 搽着浅红色脂粉, 涂着口红。”[5]25“我”在湄公河的渡船上接受中国男人的引诱, 使他成为情人, 并大胆而直率地表白少女隐秘的渴望, 十五岁半的“我”享受着情人的肉体, “抚摸那柔软的皮肤”, 有种“五彩缤纷的温馨”;对于情人带来的肉体的欢愉, 她直言不讳地说, 自己“渐渐被紧紧地吸住, 慢慢地被抓紧, 被引向极乐之境, 沉浸在快乐之中”[5]47-48, 并在欲望的威力的冲决下“要求他再来一次, 再来再来, 和我再来”[5]53。杜拉斯在率性地表达女性生命体验和女性感受的同时, 她还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女性身体的赞美和渴望:“万物之中上帝拿出来最美的东西, 就是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 “我真想嚼食吞吃”海伦·拉戈奈尔的“粉琢似的乳房”, 并直言“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5]90-91。就这样, 杜拉斯在书写女性身体的欲望和身体美妙的同时, 打破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审美观, 重构了女性形象———不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和理想的“欲望之女”。在这一点上, 杜拉斯的《情人》与“身体叙事”理论暗合, 她这种大胆的、直接描述自己身体欲望形态的创作实践, 在向我们打开了女性隐秘内心世界的同时, 也吸引或启蒙了许多作家的创作, 成为女作家们践行“身体叙事”理论的“蓝本”。

　　纪尘的《缺口》处处可见对《情人》的临摹。《缺口》以中国南方城市为背景, 女主人公是名叫羊呶云的女孩———“我”, 因父母离异而在父权缺席的空隙中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体, 经历了姐姐溺死而失语、追寻真爱又失去爱的过程。小说真切大胆地裸露女性自然生命力和身体欲求, 并明显带有杜拉斯的痕迹, 比如, 在镜子的魔力下“我发觉……我体形上那种令人讨厌的纤细柔弱, 那些命中注定的陋质竟然消隐无踪……让我在突然之间看到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就像大街上那些随时被各种目光接纳的美貌女人”[6]。这段镜像描写与杜拉斯如出一辙, 杜拉斯的《情人》也是在镜子前“我发现……形体上那种讨厌的纤弱柔细……命中注定的资质也退去不见了。突然之间, 我看我自己也换了一个人, 就像是看到了另一个女人”[5]15。再有, 纪尘对十三岁的羊呶云的身体形象是这样叙述的:“穿的仍是那件由母亲的长衫改成的蓝灰连衣裙, 多次的漂洗已让它磨损的近乎透明, 宽大的荷叶袖……被女孩用剪刀剪掉了, ……圆领挖成了开得很低的V字领还是那身娼妓般的装束, 瘦瘦的腰肢也还勒着一根细细的皮带。”[6]这一形象与杜拉斯笔下那个十五岁白人小姑娘的身体形象大致相同:“我身上穿的是真丝的群衫, 是一件旧衣衫, 磨损得几乎快透明了。那本来是我母亲穿过的衣衫, ……这件衣衫不带袖子, 开领很低。我觉得我穿起来很相宜, 很好。我在腰上扎起一条皮带。”[5]13“……打扮得像个小娼妇似的。”[5]30

　　根据拉康的镜像理论, “我”的形象更多源于一种“自我理想”, 即“某人希望自己成为的那种人”。纪尘用与杜拉斯几近同样的装束描写, 改变了“我”的体貌, 树立了与传统道德规范下理想化的纯洁女孩形象格格不入的“小娼妇”形象, 表现了女作家欲以“我”的离经叛道突显女性意识的勇气和自信。

　　接下来的书写更是惊人的相似:

　　自十五岁以后, 每当我走在大街或是人多的地方, 便总会有人盯着我看。当然多半是些男人。男人在街上看我, 那么就让他们看好了。我不会去探究那些目光的含义, 只不妨按自己的理解, 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6]

　　近三年来, 白种男人在马路上也总是看我, ……的确, 别人总是盯着我看。我么, 我知道那不是什么美不美的问题, 是另一回事……比如说, 是个性的问题。我想怎么表现就怎么表现……[5]21

　　纪尘模仿杜拉斯, 其笔下的女孩通过镜像确立了自我, 在“被看”中“看”到了自己与男性的差异, 萌发了女性意识, 而男性在这个关系中却成了某种“镜相”和“映照物”, 那些成年男性的“目光”, 只是促使“我”出现某种“认同”和“觉醒”的条件与诱因。于是, 纪尘笔下的女孩也如同杜拉斯笔下的白人小女孩一样, 面对男性, 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 与为自己乳房开刀的医生成为情人, 享受着他的肌肤、身体, “我这样要求卓飞:再来、再来”[6];面对同性躯体的美好, 她也袒露欲望:“这是一具成熟的女性身体, 美得华丽庄严。她的身体在宽大的衣服下根本不受约束……半裸在外的乳房形态奇异极了, 精致、浑圆, 仿佛是为了要流淌向掌心而生长。皮肤……细腻得就像某种花萼的表层, 让人在不在意、不明白间已无力自持。”[6]纪尘这段对同性身体的赞美和欲望的表露, 与杜拉斯对海伦·拉戈奈尔的赞美和欲望如出一辙:“这身体庄严华美, 在衣衫下不受约束……胸前双乳外部浑圆, 这种流向手掌的外形奇异极了……她的皮肤就柔腴得如同某类果实的表皮那样……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感到衰竭无力。我因为欲望燃烧无力自持。”[5]88

　　杜拉斯从对身体的感性认知出发, 以女性的欲望、想象、身体及其感觉等为写作的对象和修辞的方法。纪尘效仿杜拉斯, 从女性之躯出发去寻找私人话语, 直率地表达身体的自然属性和本体欲求, 其笔下对女性身体和欲望的描写, 不仅是对传统身体伦理的极大蔑视与反抗, 也可以理解成在杜拉斯的“启示”下, 纪尘作为女性作家, 尝试用女性独特的体验和经验去重构叙事本身, 以彰显作家的女性意识。

　　三、结语

　　从上文对杜拉斯与纪尘小说之间相似的写作体裁、叙事风格与表现手法的分析中, 可以得出杜拉斯与纪尘的创作存在着影响与被影响的渊源关系。一方面, 《情人》的自传体小说书写方式, 使纪尘找到了自我表达的入口, 以此切入女性内心世界, 进行观照和审视;另一方面, 在杜拉斯式的叙事风格启示下, 纪尘摒弃传统的叙述方式, 让过去的回忆、现在的感想、未来的联想相互交错, 以打破完整的线性时间观, 以跨时空的碎片式叙事结构增强了文学的表现力。再者, 杜拉斯从身体出发的欲望写作, 对纪尘理解“身体写作”理论的美学特征和地位不无启发, 女性之躯、之欲直抵纪尘的笔端, 并以此否定男性话语所设定的女性形象模式, 向男性权威提出挑战。这样的艺术探索与写作实践, 揭示出纪尘在创作初期对杜拉斯的文本构建方式给自己文本创作造成影响的认同, 也体现了她勇于突破传统小说的形式与内容、大胆尝试现代小说的各种可能, 是她作为女作家文化身份、主体性、历史问题和反话语的文学实践, 是为“文学桂军女性创作以凌厉的创作姿态及文学书写进入了全国文坛视野”[7]144所做的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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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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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玛格丽特·杜拉斯.情人[M].王道乾,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6]纪尘.缺口[J].大家, 2004 (3) :116-159.
　　[7]潘琦.潘琦文集[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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