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茨杰拉德作品《余殃》中的叙事情节突转

时间:2019-10-17

　　摘要：现基于叙事学和老子哲学等相关理论, 以菲茨杰拉德遗作《余殃》 (The I.O.U.) 为文本解析对象, 尝试从中外文学比较的视角切入, 剖析小说文本中的情节突转, 以此挖掘作品主题思想与老子哲学中相吻合的部分, 试图为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结合多添一簇火花。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余殃》 (The I.O.U.) ; 主题思想; 情节突转; 老子哲学;

　　一部作品如能被称之为经典, 着实是世代笔者的夙愿, 而其对于“经典性”的探求也仿若上演着“坦塔罗斯的磨难”般, 唯有天赋才可得。作品的思想既要凌空于时代之上, 使世人望其项背之际, 又要润物无声地揉入读者的思流中。菲茨杰拉德的作品便体现了圭臬性的存在。在仅有短暂20年的创作生涯中, 菲茨杰拉德笔耕不辍, 留下了4部不朽的长篇小说, 1部经典的中篇小说和近200篇精悍的短篇小说。他纵情参与了“爵士时代”的酒食征逐, 是这个时代的化身, 也是经济大萧条时代的自我牺牲品。他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 “爵士乐时代”的“桂冠诗人”, 以及优秀的“编年史家”[1]3。自2012年以来, 菲兹杰拉德的后人发现并整理了数篇他生前未曾发表的短篇小说, 其中来源于《纽约客》2017年3月20日期刊中的文学板块, 题目为《余殃》 (The I.O.U.) 的这篇小说写于1920年夏季, 美国享乐主义正大行其道, 讽刺了美国当时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出版业, 抨击了资产阶级追求物质财富、金钱至上的萎靡思想, 揭露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丑陋。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菲茨杰拉德广为人知的长篇小说研究角度颇多、成果理论颇丰, 但鲜有对其遗作进行研究。而这些故事的题材选择涉猎广泛, 有很大的研究潜力和空间。因此笔者选取其遗作《余殃》 (The I.O.U.) 为研究对象, 采取文本细读和中外比较的研究方法, 结合西方叙事学理论和中华传统经典文化中《老子》思想的精髓, 解读和剖析小说文本中的叙事情节突转, 从而阐释老子福祸观在小说文本中的体现, 对其升华小说主题思想的意义进行深入探究和诠释, 开拓一种审视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全新思路和方法。

　　一、人与命运的冲突, 福祸相依

　　菲茨杰拉德遗作《余殃》的“不老”, 使其啮合了“世界性”的齿轮。小说虽写于1920年, 行文却没有中产阶级的痕迹。例如文中主要的框架人物是从战场劫后余生的年轻侄子科斯格罗夫, 若将其替换代入成从叙利亚战争中归来的年轻人也是妥帖的, 由此可见菲茨杰拉德写作技巧的现代性。小说家在安排故事事件时, 应该在情节结构中设置一些使得主题发展、人物性格产生突转效果的事件。[2]42张爱玲在《论写作》中提到:“是个故事, 就得有点戏剧性。戏剧就是冲突, 就是磨难, 就是麻烦。”[3]195这篇文章执笔起承转合, 情节架构了两次亦“巧”亦“奇”的突转, 使读者领悟到无巧不成书的魅力之余却又不可言宣。此为叙事方法中的情节突转法, 最早运用于希腊悲剧,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专门提过这个结构技巧。亚氏说:“突转指行动按照我们所说的原则向相反的方向发生……指情势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从顺境到逆境或从逆境到顺境……是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而发生的。”[4]28因此突转往往发生于文章的高潮部分, 激化矛盾冲突, 是出乎文中人物和观众意料的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从而塑造出极大的戏剧张力, 令故事扣人心弦, 极具感染力。

　　龙协涛先生曾说:“文学阅读有初级阅读视野与高级阅读视野之分。初级阅读视野是一个理解性的诠释过程, 只涉及文本本身;高级阅读视野则要开掘作品的象征意义。”[5]101这篇小说中出现两次情节突转, 故事表面云谲波诡之际又柳暗花明, 实际上昭示了主题思想与老子的福祸观的契合, 即《老子》第五十八章所阐述的“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老子》一书, 区区五千余言, 论证了大量的辩证法思想, 可以发现大量的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以及自然现象中的许多矛盾概念的论述, 诸如, 福祸、刚柔、损益、有无、轻重、智愚等81处之多。老子发现任何事物都是相反相对的, “万物负阴而抱阳”, 正是这些矛盾体相互转化和运动从而推动了事物的发展。[6]329老子发现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 并且以自己的对立面为存在前提。《老子》第二章所述即是老子哲学中朴素辩证法观点的首次亮相,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 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 斯不善已。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形, 高下相倾, 音声相和, 前后相随, 恒也。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 生而弗有, 为而弗恃, 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 是以不去”[7]51-52。因此, 矛盾是具有普遍性的, 不应囿于事物的片面性, 而是要掌握事物的辩证规律, 知晓物极必反这一规律。矛盾对立状态不是静止不变的, 反而是相互转化的, 即《老子》第五十八章所述“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7]193, 一语提炼出人生得失的精髓。

　　《余殃》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视角, 由出版商负责人“我”展开内在式焦点叙述。“我”渴望富贵荣华, 只看重书的畅销度, 并不想浪费时间发掘写作人才。目前手头正负责推广一部通灵文学, 作者是从事灵异研究的哈登博士, 新书内容是他如何通过各种灵介与他在一战中牺牲的侄子科斯格罗夫·哈登进行交流。因为作品题材别出心裁, 前景十分可观, 首印就达到了五十万册。在新书发表后, “我”便踏上了去往俄亥俄州拜访哈登博士的火车, 满心欢喜地盘算着与哈登博士续约五年的书稿。于“我”和哈登博士而言, 是莫大的福祉, “我”能借此书大赚一笔, 体验一下肥马轻裘的生活;哈登博士也能声名大噪, 得到众多读者的爱戴。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在火车上竟然碰到了书里那个“去世”的侄子。真实情况是他在德国监狱里被关了三个月, 因为发烧情况严重在医院里躺了十个月, 以至于他一个月后才想起来自己的名字。这下“我”可慌了, 本以为新书会大卖, 坐等金银涌来, 如今这一道晴天霹雳, 如何同读者交代呢?改印成虚构作品吗?只怕是亡羊补牢。侄子的“死而复生”从旁观者角度看, 没有被纷争的炮火夺去年轻的生命, 实为好事一桩, 令人欣慰。可这仿若是五雷轰顶般的祸患降临到“我”和哈登博士的身上了, 之前所有的小算盘, 虚荣心都将变成泡沫。为了避免这个局面发生, “我”绞尽脑汁地想办法, 周旋于哈登博士, 侄子和侄子未婚妻之间。最后提议让侄子和未婚妻子去加州隐姓埋名地过上十年, 并且承诺每年给他们一万美金的生活费。至于十年后, 他们则可恢复自由身, “我”也永远不再出版这本书。虽是众口难调, 但这个提议可算是让大家都满意了。侄子和未婚妻将在阳光明媚的加州过上衣食无忧、郎情妾意的十年光景。“我”和哈登博士也能平稳地挺过这十年, 最起码不会分文无收、身败名裂, 着实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 这是福恩, 是众人的恩典啊。本以为这次“事故”就这么收尾了, 哪料到在我们激烈讨论的时候, 哈登博士家门口已经人头攒动, 差不多有100万人在外面等着要讨说法。“我”赶紧去门口拦住他们, 以便争取些时间让侄子藏起来。一开门眼前人山人海, 打头阵的是俄亥俄州当地各报社的记者们, 各行各业的民众们也声势浩大地紧跟其后, 高喊还原真相。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原来这些人都是侄子的朋友埃尔伯特·威尔金斯领来的, 他在路上认出了侄子, 领来记者, 跑来要债, 手里挥舞着当年侄子写下的3.8美金的打牌欠条, 事情彻底败露了。讽刺的是, 这个年轻人来讨债的情景, 正是哈登博士书里提过的场面啊。本以为好事多磨, 谁能料到纸是包不住火的, 这才是大祸, 莫不是应了那句“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二、张弛扬抑, 波澜生津

　　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吸睛之处在于其自然顺畅的语感, 荒诞无稽式的幽默和精致的细节描写。而其在短篇小说《余殃》中布局了两次情节突转, 着实为一大亮点。正如余杰曾说:“任何情节叙事不能一贯到底, 无擒放, 如此必然了无情趣似流水账, 需要讲究缓急相间、冷热调配、忙闲穿插、曲直有势才能致意。”[8]142情节突转, 是叙事过程中突然产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变化, 以“巧”取胜。这种变化打乱了读者的预判推理和定向思维, 使读者在跌宕的情节反差中领悟到小说的主旨思想。清代学者但明伦在评论《聊斋志异》的《葛巾》时说:“文忌直, 转则曲;文忌弱, 转则健;文忌腐, 转则新;文忌平, 转则峭;文忌散, 转则聚;文忌板, 转则活;文忌硬, 转则圆;文忌浅, 转则深;文忌涩, 转则畅……事则反复离奇, 文则纵横诡变。”[9]6若情节突转得既出人意料也言之在理, 则会使故事线更加清晰, 人物形象更加立体, 性格特征更加明朗, 为文章添色颇多。因此, 如何恰当处理“突转”与层层铺垫、步步烘托之间的关系, 便尤显重要。每编一折, 必须前顾数折、后顾数折。顾前者, 欲其照应, 顾后者, 便于埋伏。[10]48必须符合故事发展的内在逻辑, 否则“突转”就会变为“突兀”。读者在“突兀”的情节变化中产生的是荒谬怪诞之感, 而不是穿透灵魂的力量。情节突转的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小说内容展开过程中的“不经意”的伏笔上, 这种“不经意”的伏笔主要隐藏在生活逻辑、情感逻辑和情节逻辑之中。[11]33

　　The I.O.U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有四位, 分别是出版商负责人“我”, 畅销书作者哈登博士, 书中的关键人物哈登博士的侄子科斯格罗夫以及侄子的未婚妻塔利亚。文章开篇首段就是关于“我”的自述:“的确, 我巴不得腰缠万贯。我的妻子需要钱, 孩子们也需要钱。如果哪个人要将整个纽约市的钱都拱手奉上, 我也断不会拒绝。相比用尽一年的时间披榛采兰, 发掘出像塞缪尔·巴特勒、西奥多·德莱塞和詹姆斯·布兰奇·卡贝尔这样的文学巨匠, 我更愿意出版一本销量能达到50万的畅销书。”[12]81此处描写奠定了出版商这一人物爱财不爱才的性格基调, 实则是体现了享乐主义中人们不思进取的倾向, 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工作态度得过且过, 事业心不强, 责任心匮乏, 身为出版商却不发掘人才, 反而一心只关注收益, 讲求回报。文章推进到高潮部分, “我”兴高采烈地去俄亥俄州找哈登博士续约, 机缘巧合竟和“被死亡”的侄子在火车上遇到的, “我”的第一反应不是欣慰, 反而是忧心忡忡, 害怕侄子活着的事实将破坏新书的销售。人物内心色彩便即时刻画出来, “我的眼前立刻浮现出50万读者手里拿着《灵魂世界的贵族》排着长队, 浩浩荡荡的从第十四大道也就是我的出版社门口一直延伸到了鲍厄里大街, 嚷嚷着退还书款。我快速的思考着, 没准我可以把书名换掉, 然后从“非虚构类”改成“小说”。但是这都太晚了, 书已经卖掉30万册了。”[12]82适逢“突转”之际, 往往便是戏剧矛盾冲突发展至激化喷发的高潮, 而高潮恰恰总是人物性格得以最充分呈示、主题思想得以最集中展现的时机。[13]31哈登博士新书中的主人公侄子仍然活着, 这是第一次突转, 由福转祸, 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主人公“我”内心的焦灼和鼠目寸光、唯利是图的商贩性格, 正是这一人性弱点也推动了后文的情节发展。新书内容里哈登博士对侄子的描述普遍是很柔弱的、缺乏男子汉气概和阳刚之气, 终日游赏于花鸟丛林间。例如, “我闻了一朵玫瑰, 然后这朵玫瑰给了我圣洁和优雅的力量, 居然花了两段来叙述这个!然后我又去闻了雏菊。天哪!你让我以后怎么有脸去参加同学会。”[12]83这从侧面反映出了一战已经结束, 传统的清教徒道德已土崩瓦解, 享乐主义滥觞, 人们麻木不仁, 思想空虚萎靡, 虚假“歌舞升平”的生活状态。用菲茨杰拉德自己的话来说, “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 一个艺术的时代, 一个挥金如土的时代, 也是一个充满嘲讽的时代。”

　　文章第三段便介绍了哈登博士, 他的通灵能力不是在满口胡言, 而是一位货真价实的灵异学专家。通过举例描写, 自然地为文章最后的玄机暗埋了伏笔。“哈登博士并不是什么学术新星。其实他是一位知名的心理学家, 维也纳大学的博士, 牛津大学的法学博士, 并且身兼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客座教授。他写的书既不佶屈聱牙也不故弄玄虚, 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他的严肃认真。比如他在书里提到, 之前有一个叫威尔金斯的年轻人来找他说, 有一个故友欠他3.8美金, 想拜托哈登博士看看他究竟拿这钱干什么去了。听后, 哈登博士果断地拒绝了他这个荒诞的请求, 这可完完全全是大器小用啊!”[12]81本以为哈登博士是所谓的专家学者, 一身正气, 没想到他竟然是贪慕虚荣的。例如后文中, “他面前是一个空的牛皮纸信封, 他削瘦的手指正忙着剪贴那成摞的报纸……哈登先生猛地抬头, 一份《费城新闻》从他手里滑落下来。我没记错的话, 这份报纸将他称为‘圣约翰’转世”[12]84。伴随着第二次情节突转的到来, 侄子未婚妻塔利亚出场了, 她先是拿着新书愤怒地指摘哈登博士全书纯属一派胡言。在见到仍然活着的侄子后, 她是最替他开心的, 鲜明对比出了哈登博士的荒谬无知、对死亡的轻蔑、追名逐利的虚荣心, 以及“我”的慌乱, 内心焦虑钱财尽散的市井形象。经过了四天多的周旋、软硬兼施, 为了不让侄子把真相昭告天下, “我”无奈之下提议让侄子和未婚妻去加州隐姓埋名十年, 保证每年支付他们一万美金的生活费。此话一出, “塔利亚雀跃地拍起了手, 科斯格罗夫用余光瞄了她一眼, 然后我从他的眼睛里第一次看到了一丝兴趣”[12]86。哈登博士承诺十年后一定去世, “我”也不再出版此书, 侄子和妻子也能恢复真名。本以为这次“危机公关”处理得很妥善, 在利益的驱使下, 大家都各退一步, 新书也能正常销售, 由祸转福。再次出乎读者意料的第二次情节突转发生了, 哈登博士家门口聚集了一百万人, 俄亥俄当地报社全部出动采访事情真相, 而事情败露的重要线索人物就是侄子的朋友威尔金斯, 正是哈登博士书中提到的那个场面。原文是:

　　“一名个子高挑, 腿长像踩着高跷似的金发年轻人, 被人群众星捧月般地拥簇到了我面前, 他沿着门廊走上了台阶。

　　“你是谁?”我冲他喊。

　　“我是埃尔伯特·威尔金斯。”他气喘吁吁地说, “我是那家伙的朋友。”

　　他停下来, 胸口起伏着。这是他万众瞩目的时刻, 像是上帝的一个不朽的信使一样。

　　“他回来的那天我就认出他了。你们看———”我们全都被他吸引了注意力, “我有他打牌输给我的3.8美金的欠条!我要他还我的钱!”[12]87

　　最伟大的叙事作品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响应, 乃是因为它当中那种由人物塑造、行为动机、描写及议论所构筑的语言能够向我们传达其思想品性, 正是借助于这种品性, 虚构性事件才得以与感官世界或观念世界发生联系:它可以是艺术家在描绘我们赖以生存的现实世界时所展现出来的准确性与洞察力, 抑或是艺术家在虚构文学中、创造理想世界之际所彰显的美与理想主义。[14]251最后一幕将所有的线索、铺垫串联在一起, 如布瓦洛所言:“要纠结得难解难分, 把主题重重封裹, 然后再说明彰显, 将秘密突然揭破, 使一切顿改旧观, 一切都出人意料, 这样才能使观众热烈地惊奇叫好。”[15]298第二次突转之前是由来之不易、大家都妥协保密十年的小福转为终极祸难。着实为“祸兮, 福之所倚;福兮, 祸之所伏”。福祸转化之间戏剧性地体现了文中人物心态心境的变化, 终究逃不过爵士时代的大背景, 享乐主义风靡的影响, 人性里的阴暗世俗面被放大到人们都习以为常, 人人为利益所驱, 为利益所桎梏。

　　结语

　　菲茨杰拉德作品的吸睛之处在于其自然顺畅的语感, 荒诞无稽式的幽默和精致的细节描写。但在《余殃》的行文中, 他架构了两次翻天覆地的情节突转, 突破了以往固有的叙事技巧, 令人眼前一亮。纵观全文, 在纸醉金迷的时代背景下, 为国捐躯的侄子“死而复活”竟成为天大的祸事, 文中人物利欲熏心、妄图掩盖事实以保存个人名誉, 不料欲盖弥彰, 事情败露。这两次情节背后否泰的转化正契合了老子“福祸相依”的哲学思想, 其实也是东西方文化内在式的碰撞。古今中外闻名遐迩的文学作品都笔酣墨饱、炳炳烺烺、自成一格, 但其在创作理念、技巧、手法等方面, 常常有异曲同工之妙。面对东西方文化,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角度的汲取, 这也就塑造出千式百样的文本特征。20世纪初道家思想逐渐在西方文化中活络起来, 被视为西方文化危机中闪现的精神救赎。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恰好吻合20世纪初, 令人不禁感慨这着实为菲茨杰拉德的创作观和道家思想所碰撞出的灵感火花。聚焦于文章核心价值, 两者都道出了任何福荣背后都蕴藏着危机, 而逆境本身就是顺境起始的希望。太平盛世, 便居安思危;日暮途穷, 不如顺其自然。平衡患得患失, 便是“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这八字箴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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