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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17
摘要:华裔美国作家包柏漪在其长篇小说《春月》中成功地展示了多维度的中国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空间的延伸、扩张构成全篇的主要脉络, 小说具有中国史诗性叙事的风格。根据小说中设置的显性的和隐性的时间“密码”, 可以推断出《春月》整部小说的叙事时间框架。同时, 小说勾画了一幅幅各具风光的中国空间地图。作者将中国的形象具象化到城市, 这些城市印象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想象成分。家族与民族两条主线在小说里交替穿插, 家族叙事建构在民族的历史叙事之上。时空因素的合理运用使整部小说显得条理清晰, 结构严谨。
关键词:时间; 空间; 中国;
长篇小说《春月》是华裔美国作家包柏漪女士的代表作之一, 小说描写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初苏州张姓家族和北京吴姓家族五代人悲欢离合的故事。包柏漪在《春月》跋中提到小说《春月》是以她的家族故事为原型, 她以此作为小说的基点, 将之与民族的历史结合, 在广阔的中国历史时空下表现家族的动荡与变迁以及人物思想的矛盾与发展。因此小说就出现了民族和家族的两条叙事主线, 两者汇聚成宏伟的历史洪流, 形成小说史诗性的叙事风格。包柏漪很注重中国的历史脉络, 善于捕捉重大的历史事件, 通过小说给读者上了一堂中国历史课。
一、时间密码
小说中表现出明显的时间刻度, 既有显性的, 也有隐性的。显性时间是指小说中明确交代的时间刻度;隐性时间是指小说中含糊的、需要推断而得出的时间刻度, 它们共同支撑起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框架。根据作者在小说中设置的这些时间“密码”, 可推断出《春月》整部小说所叙述的时间与事件。
小说在开篇中提到“她七岁那年夏天第一次缠脚, 到现在都两年多了”, 由此可知春月10岁了。开篇结束时指出“这件事出在苏州, 时在大清光绪壬辰年五月, 一八九二年”, 可推断出春月出生于1883年。“族长”中张秉毅收到告知父亲去世的电报, 要在做“七七”之前赶回苏州, 他回忆“辞别父亲已经七个年头”, 可知张秉毅于1885年离家。“从他到耶鲁大学以后, 六年来这只箱子始终躺在床下……他奉命游历欧洲一年”, 从中可推断出1885年张秉毅游历欧洲, 1886—1892年张秉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
《春月》的时间表如下:
1885年:中法战争, 张秉毅离家, 游历欧洲一年。
1886—1892年:张秉毅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
1892年:春月10岁, 张老太爷去世, 享年约72岁 (秉崇的“母亲十六岁嫁给一个年纪三倍于自己的男人, 四十岁不到就守了寡”) , 张秉毅37岁, 张秉粹34岁。
1892—1895年:居丧期。
1895年:张秉毅教春月读书识字, 甲午中日战争。
1896年:苏州成为通商口岸, 秉毅加入“强学会”。
1898年:春月16岁, 秉毅为其挑选夫婿, 春月出嫁北京, 吴允愉24岁, 离美返国, 在“维新社”任翻译之职, 戊戌变法。
1900年:允愉死于义和团运动, 年仅26岁 (1911年, 春月“现在已经比分手时的允愉大三岁了”) , 春月生下女儿明玉。
1905年:正严 (春月公公) 去世, 科举考试废除。
1908年:秉粹 (春月父亲) 去世。
1910年:张老太太95岁寿诞, 春月带着女儿回到苏州娘家。
1911年:广州起义 (“七十二位烈士埋骨在黄花岗下”) , 秉崇40岁, 定志20岁, 秉毅、秉崇诈死, 秉毅、春月抵达上海, 化名杨先生、杨太太, 明玉入读上海的教会学校, 秉崇前往菲律宾, 张老太太去世。
1912年 (壬子年)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春月启程回北京吴家, 生下秉毅的儿子。
1913年:孤儿长风离开苏州家中。
1914年:秉毅任“新中国印书馆”馆长, 秉崇与之合作。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讨袁失败。
1915年:胖妈过世。
1916年:举国抗议袁世凯与日本帝国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条约。
1917年:伟景赴哈佛大学就读, 长风在上海, 春月35岁, 婆婆爱莲病逝。春月与秉毅的儿子过继给爱莲当儿子, 取名为吴允坚, 春月和允坚前往上海, 秉毅62岁, 明玉教会学校毕业, 长风送吴家三口回苏州。
1918年:长风、春月、明玉、允坚前往上海。
1919年:明玉参加“五四”学生运动, 明景转学到麻省理工学院。
1920年:明玉与定志结婚, 离开上海, 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
1921年:明玉与定志的儿子新运出世。
1927年:秉毅被暴乱的流弹射中去世, 秉崇辞去国民党军务, 张氏家族举家逃亡香港, 金娴留守苏州家中。
1972年:允坚60岁, 去美国25年后回国, 春月90岁, 张家五代人齐聚祖坟前。
《春月》虽然没有明确指出这些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 但小说中隐含相当丰富的时间词, 向读者暗示了一幅小说的“时间地图”, 解开这个地图之谜的就是这些时间“密码”, 这些密码包括农历、天干地支、四季更替、节日更迭等, 犹如一粒粒珍珠散落于小说各处, 长的有几年、几十年, 短到几天、几个时辰, 连串起一部长达80年跨度的小说历史脉络。小说把时间因素安排得如此细密、精确、严谨, 可见作者谋篇布局的苦心孤诣及其处理长篇小说叙事的艺术功力, 不愧是一篇花费六年时间的智慧巨作。
家族与民族两条主线在小说里交替穿插, 而且家族叙事建构在民族的历史叙事之上。卢卡奇[1]在《小说理论》中指出:近代以后希腊史诗所代表的历史的整体性已经分崩离析, 小说作为史诗的一种替代形式, 透过讲故事即叙事以美学的方式重建这种整体性。《春月》这种类似“编年史”的形式特征似乎赋予了小说历史表述的真实性, 但是由于作者不在场, 仅依靠史料文献的表述与来自父辈、亲朋好友的道听途说所形成的民族历史叙事被引人入胜的家族叙事、人物情节所淹没, 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民族叙事方面的脆弱性与想象性, 尤为体现在作者对中国革命的简单化理解上, 民族的历史叙事仿佛成了描述小说家族的调剂品。中国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在《春月》里只剩下允愉口中刽子手砍头的惊恐画面, 在小说中只是推动允愉与春月感情戏剧性发展的历史背景;出身翰林之家的书生允愉只是为了不袖手旁观、为了堂堂正正做人而无谓地牺牲, 而且死得不明不白;尼姑通过占卜就可以使一个位高权重的满官上吊自杀, 而秉崇、定志这些革命党人拼尽全力暗杀却都不成功, 更为讽刺的是他们去暗杀时满官已经死了都不知道……包柏漪在小说中借秉毅之口将当时那个中国的问题归结为:
“顺从!毛病就在于此。弄到最后, 我们总是顺从———顺从传统, 顺从外国人, 顺从家族, 顺从权势, 顺从责任。顺从一切事, 一切人;活人, 死人———唯独不顺从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梦想, 我们的热情!”
王德威[2]认为那些“将时空范围放置于过去一时代、并描写与该时代相应合之举止仪节与道德规范的叙事性小说”也属于历史小说的范畴。我们之所以说包柏漪的小说具有中国的史诗性叙事风格, 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小说为我们成功地展示了多维度的中国时间与空间, 时间与空间的延伸、扩张构成全篇的主要脉络, 使小说表现得灵动自如、多彩多姿。
二、空间地图
小说不仅设置了丰富的“时间密码”, 还勾画了一幅幅各具风光的中国空间地图。《春月》的扉页画着一张详尽的张家宅院图, 具有典型的苏州园林风格,
“出门走上‘睿心院’的游廊。这个院很小, 没有能藏人的地方。……小姑娘一溜烟出了‘扇门’, 穿过三叔公住的‘静篁院’, 经过老太爷的侄辈们住的几进院子, 到了‘往返桥’和‘懿德院’。……她快步朝柏园走去。柏园座落在这所大宅第的前后院之间。”小说开篇作者通过叙述春月寻找丫环梅花的过程引领读者逛了一遍这座“大观园”。
张家宅院还只是小说人物活动的一个小范围的空间, 作者还将小说空间扩延至苏州、北京、上海, 在不同的城市空间跳跃、游离, 增强了小说的层次感与立体感, 而且在作者的笔下, 这几个城市呈现出各有特色的风景。
秉毅从美国回来, 第一站到达的就是上海, “黄浦江仍和他登程去国时一样……一样的轮船、汽船、拖船、舢板、帆船, 许多船身上画着大圆眼睛, 为了辟水怪。船只穿梭往来, 汽笛声、哨声、螺号声一片嘈杂。舢板的船头上, 赤脚的女人们蹲在炉旁;孩子们在用吊桶汲水……前面不远已是上海, 城市的轮廓不象中国而更象伦敦。码头边旗杆林立”, 乘着摇橹船溯苏州河而上, 上海的喧嚷嘈杂芜乱渐渐退去, “这条弯弯曲曲的河流两岸的景物就象一幅无尽的画卷, 徐徐展开, 依然如故。戴着眼罩的水牛转动着水车;渔人撑着竹筏, 筏上栓的黑色鱼鹰在黄色的河水中捕鱼, 装进主人的鱼篓。泊在岸边的水上人家, 船头上晾着褪色的蓝衣裤, 夏日的微风吹动竿子上的衣衫, 也一阵阵时强时弱地向旅人刮来孩子们的喊声和熟悉的煎鱼香味。在田里, 农人们在挥锄, 他们劳作的节奏比水中摇橹船的轻摆更加古老。凡是河水绕巨石回流的地方, 就有女人们蹲着闲谈, 在石上捣衣, 给宰好的鸡挦毛。江南的水田极目无边, 深绿浅翠, 时有白鹅点缀其间”, 不同于上海的乱、闹、杂, 静、美、闲是苏州的风景特点, 好一幅田园风光图。
“透过轿帘的一条缝, 春月第一次瞥见了京城的面貌。一里接着一里的灰墙, 偶尔见到个把小贩, 灰土完了还是灰土。……但这时狭窄的胡同转入了一个大市场前的宽街。一排排的彩色绸缎在夕阳下熠熠生辉。叫卖的, 讨饭的;卖货的和买货的在要价还价。……数不清的店铺高高地堆着皮货:紫貂、白貂、水獭、灰鼠、银狐、羔皮。一头骆驼!不, 三头。”春月嫁到北京吴家一年多都不知道大门外面是什么样子, 这是春月前去贝勒府参加晚宴时坐在轿子里看到的北京城, 粗犷、热闹, 典型的北方街市。
作者将中国的形象具象化到城市, 而且每个城市又不尽相同, 显示各自的地域特征, 描写这么多个中国城市, 这在以往的华裔美国文学中并不多见。当然, 这些城市印象带有作者强烈的主观色彩与想象成分, 作者1973年访华到过这些城市, 因此在《春月》中上海、苏州、北京的形象或多或少有一点70年代的印记。除此之外, 中国各城市不同的方言特色也给作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山东话“生硬沉浊”、湖南话“刚硬”、苏州“吴侬软语”……各个地方的方言特色也影响了作者的地域印象判断。尤其是提到广东、广东人, 可以明显感受到她对广东人的排斥与偏见:“‘那难听的广东话’‘那种震耳烦心的声音’‘吃大蒜的广东佬’‘宁可听苏州人吵架, 也不听广东人谈情话’。”但是作者又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理解广东人, “也许正是广东方言的铿锵嘈杂造成了他们好动不好静的性格, 而这种好动的性格驱使他们漂洋过海, 接受变革, 成为真正的革命家。”
三、“他者”视野下的中国时空叙事
启之[3]在《大洋彼岸的回应———读〈春月〉》一文开篇就有感而发:“每个初读《春月》的人大概都会像我一样惊异:这是八岁即离开中国、十六岁才学汉字、三十五岁才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的人写的书吗?她怎么对中国的百年历史、风俗礼仪如此熟悉?从清末女人的发式到‘文革’中红卫兵抄家。作者不像是在中国生活了八年, 倒像是生活了八十年。”然而这只是阅读《春月》的表面现象, 中国元素如草蛇灰线似地贯穿整部小说, 散发出浓郁的中国气息, 古典的、传统的、现代的、革命的……包柏漪不讳言自己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 但正如启之所说, 只在中国生活了八年的包柏漪能写出这样的作品不得不令人惊叹, 当然可见包柏漪用功之深, 英若诚[4]对此评价非常高, 他说, 在尼克松访华后美国出现的“中国热”浪潮中, 出现了许多描写有关中国的作品, 但大都粗制滥造、内容荒诞, “而《春月》这部小说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着作。作者创作态度严谨, 做了大量的搜集资料和细致的研究工作, 是付出了心血的。”从《春月》整部小说的谋篇布局来看, 作为一个华裔美国作家, 包柏漪是煞费苦心的。包柏漪是以研究的态度来写作的, 这对她来说是相当不易的, 但从小说中还是可以发现包柏漪在挖掘民族历史叙事深度方面的捉襟见肘以及观察中国文化时不经意显现的“他者”眼光。
从时间密码的刻度到空间地图的铺陈, 在《春月》中, 大量中国文化符号散落在小说的各个角落, 俯拾即是。正是这些细微的中国元素营造了小说浓厚的中国韵味, 对于西方读者来说, 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 而作者所叙述的封建大家族故事则为这些文化的展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由此, 也可看出作者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考究程度。作者将西方元素加于小说中的人物身上, 使中西两种文化在小说中共存:秉毅从美国留学归来即迅速地完成了角色的变换, 重新成为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他努力尝试在家族管理方面融入西方的方式:允愉让春月学英文;春月与秉毅共同阅读《奥立弗·特威斯特》以及林纾翻译的《双城记》;明玉入读以基督教文化教育为主的教会学校;长风买来一台钢琴, 和明玉合奏《坎普顿赛马曲》和《浅褐头发的珍妮》;长风在上海福楼拜路四十二号的两层红砖小洋楼充满了西式风格, 房里的每一件物品都是仿英国白金汉宫里的原件做的……包柏漪认为中西文化是可以交流的, 是相通的、共融的, 她也一直声称中国是她永远的根, 从小说中点点滴滴的中国元素可见包柏漪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喜爱, 但是小说中过多涉及中国革命、战争也给美国读者造成了关于中国的“刻板印象”, 作者把中国定格在古老的达官贵人世家的深宅大院里, 定格在动乱的战争年代, 而且在不自觉中, 包柏漪还是站在西方“他者”的立场评判中国, 在小说的卷首《星期六评论》指出:“这是迄今为止使西方理解东方的最卓越的小说之一。”
与许多华裔作家相同的是, 包柏漪的小说也明显表现出视角越界的叙事特色, 双重的文化资源是他们共有的优势, 自由地游离于两个世界之间使华裔文学作品呈现出开放的特点。包柏漪的创作与其经历息息相关, 作品的独特性源于其特殊的人生经历、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柏漪在其中扮演着东西方话语集结与转换的叙事角色, 为不同文化的交流搭起沟通的彩虹桥。虽然由于作者的不在场导致对中国经验的缺失, 民族的历史叙事带有一定的脆弱性与想象性。包柏漪借助“他者”视野下的中国时空叙事, 赋予小说中国史诗性的风格, 奏响《春月》这部具有中国韵味的西方交响乐。
参考文献
[1]刘登翰.双重经验的跨域书写——20世纪美华文学史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7.
[2]王德威.想象中国的方法[M].北京:三联出版社, 1998.
[3]启之.大洋彼岸的回应——读《春月》[J].读书, 1989 (6) :73-78.
[4]方连.英若诚谈《春月》的再创作[J].世界博览, 1986 (3) :41-43.
注释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均引自美国作家包柏漪的小说《春月》 (吴世良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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