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上靖《明妃曲》的叙事策略探析

时间:2019-10-17

　　摘要：20世纪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小说《明妃曲》是在中国史传文学、民间传说及一些文人创作的王昭君故事的基础上改写而成的。作品从当代意识出发, 颠覆了文学传统及史实中王昭君的形象, 赋予其时代意义, 从而塑造出一个追求爱情、追求个人幸福的新女性形象。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 从承文本性探讨《明妃曲》的叙事策略及其由此而形成的独特艺术魅力。

　　关键词：井上靖; 《明妃曲》; 承文本性;

　　当代日本作家井上靖的短篇小说《明妃曲》以当代人的眼光解释了中国历史上着名的昭君出塞的故事, 塑造了一个爱情至上的昭君形象。本文试图运用叙事学理论, 从承文本性对井上靖《明妃曲》的叙事策略进行分析与阐述, 进而探讨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承文本性 (hypertextuality) 是热奈特1982年出版的在《隐迹稿本》一书中重点论述的一个概念。热奈特首先提出跨文本性这一概念。热奈特认为跨文本性是“所有使一文本与其它文本产生明显或潜在关系的因素, ”[1]69并指出跨文本性的五种主要类型, 即文本间性 (intertextuality) , 其内涵与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类似, 指两个或若干个文本之间的互现关系、副文本性 (paratextuality) , 即正文与标题及序言等副文本的关系、元文本性 (metatextuality) , 指一部文本与它所评论的其它文本之间的关系、承文本性 (hypertextuality) 、广义文本性 (architextuality或译为原文本性) , 文本与其所述的文体之间的关系。热奈特对文本间性、元文本性和承文本性等类型的区分,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之前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概念范围含混不清的问题, 使这一理论具有了较强的实用性, 使它不再满足于只是代表解构主义观念和关注文本意义及边界的不确定性的指称, 而是成为一个明确的、可识别的实用性文学批评概念。

　　热奈特认为承文本性是“表示任何联结文本B (承文本) 与先前的另一文本A (蓝本) 的非评论性攀附关系, 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嫁接而成。B文本作为A文本的派生文本, 可以是对A文本的描述或改造, 而不必谈论它或者引用它。”[1]69后来, 热奈特对承文本作了更深层次的阐释, 他把“任何通过简单改造或间接改造而从先前某部文本中诞生的派生文本叫做承文本。”[1]77井上靖的《明妃曲》是对中国史书《汉书·匈奴传》、《西京杂记》及马致远《汉宫秋》的重写与再度创作, 是由上述文本派生出来的承文本。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 在文化与文学上两国关系十分密切, 有关王昭君的故事在日本广为流传。深受中国古代文化影响的井上靖对王昭君的相关故事是十分熟悉的。在发表小说《明妃曲》的同时, 井上靖发表了随笔《王昭君》。在随笔中, 作者详细介绍了中日两国关于王昭君题材的创作发展历程, 并对中国典籍如《汉书·匈奴传》、《西京杂记》及马致远《汉宫秋》等作品中王昭君的故事进行概述, 指出它们在情节和思想方面的差异。由此可见井上靖虽然是一个日本作家, 但是他对对王昭君的故事是十分了解并有一定程度的研究的。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小说《明妃曲》中, 作者采取了学术探讨的方式来展开王昭君的故事。

　　依据作家在改造原文本时所采取的方式的差异, 承文本与原文本之间的关系可以分为“间接”改造与“直接”改造两种不同的类型。“间接”改造是指承文本对原文本在故事结构、语言风格及艺术手法等方面的改造, 热奈特指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与《奥德赛》的关系就是一种“间接”改造的关系。而“直接”改造则是承文本的作者对原文本的情节结构、人物关系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加以改造。井上靖的《明妃曲》即“直接”改造这一类型。井上靖从自己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对王昭君故事进行了解构与重建。

　　首先, 《明妃曲》对《汉书·匈奴传》、《西京杂记》及《汉宫秋》等作品进行分析与评价, 并在分析的过程中对这些经典作品加以解构, 认为作为史实, “有关王昭君的部分只有《汉书》上隔三调四地有那么三、四行记述”, 而《西京杂记》和《汉宫秋》是“虚构的东西”、“全都是谎言”, “一点意思也没有, 无聊得很”质疑了这些作品的真实性, 进而抛出了一个“真正的王昭君”的文本。这个闹不清是小说还是随笔的元朝作品也叫《汉宫秋》, 据田津冈龙英所说, 是在“大陆的某个皇宫的书库里发现的”, 而发现者和发现的地方目前不能公开, 从而增加了作品的神秘感与真实性。[2]163

　　其次, 就情节结构而言, 《明妃曲》是在《汉书·匈奴传》、《西京杂记》及《汉宫秋》等作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昭君故事的源头《汉书》关于王昭君的记载极为简单, 只有短短的几行文字。当时匈奴因分裂而势弱, 呼韩邪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墙字昭君赐单于”, 王昭君到匈奴后为呼韩邪生下右日逐王伊屠智牙师, 在呼韩邪死后, 依匈奴风俗又嫁给呼韩邪的儿子复株累单于。作为一部虚构的文学作品, 《西京杂记》在《汉书》王昭君事迹的基础上增添了画师毛延寿的情节, 使王昭君的命运带上了一丝悲剧色彩。马致远的《汉宫秋》并不拘泥于史实, 改动比较大:首先, 剧本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改为匈强汉弱, 昭君出塞是在胁迫下进行的, 从而突出了王昭君的爱国精神;第二, 画工毛延寿的身份改为中大夫, 因向昭君索贿未成而将其画像献给匈奴, 并唆使匈奴索亲, 成为被谴责的主要对象;第三, 王昭君未入匈奴便投河自杀, 表现其对祖国之情深。

　　上述三部作品的基本情节, 井上靖在随笔《王昭君》均有叙述。作为一个承文本, 尽管田津冈龙英一再强调《汉宫秋》等作品的虚构性, 但从情节结构、人物关系来看, 《明妃曲》是对这三部作品直接改造, 其中与《汉宫秋》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对于《汉宫秋》所表现的民族情怀与爱国思想, 《明妃曲》突出的是王昭君个人价值的实现, 对个人幸福的追求。首先, 在《明妃曲》中, 王昭君虽然也是被选入宫, 但她作为一个农家女, 是带着一种对“一般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荣华富贵在等待着自己”这样一种梦想来到深宫的, 作品一开始就突出了她对个人幸福的追求。而作为一个出身于底层的民间女子, 在当时能够凭借自身的美色而成为皇帝的宠妃, 也是她实现自身价值的主要或者说是唯一的途径。其次, 《明妃曲》突出了王昭君的情感生活, 表现了她对爱情的追求与向往。被选入宫的王昭君前十年都没有得到汉元帝的宠幸, 是因为她没有向汉元帝身边的近臣毛延寿行贿, 就这点而言, 《明妃曲》与《汉宫秋》是一致的。但是不肯行贿的原因却不一样。在《汉宫秋》中, 是因为王家“家道贫穷”, 而在《明妃曲》中, 主要是因为王昭君“她既不愿尝受象其他女人那样的悲惨命运, 对元帝这个人也毫不动心。”[2]169可见《明妃曲》突出的是王昭君的情感追求。在接下来的情节发展中, 进一步表现了这一点:在一次接待匈奴使者时, 居于深宫而内心孤独的王昭君与呼韩邪单于的长子一见钟情, 遇到了一个知心的人, 激起了生命的火花。尽管翌年王昭君得到了元帝的宠爱, 但“昭君知道, 自己是在恨元帝, 爱着匈奴的年轻人”。尽管《明妃曲》也有王昭君在黑河投水自尽这一情节, 究其原因, 并不是因为王昭君的不舍汉家, 而是因为她知道了和亲的对象并不是她钟情的那个匈奴王子, 而是他那七十岁父亲的老单于, 所以她的投河实质上是殉情, 是因为自己憧憬的幸福生活的破灭。得救醒来后, 昭君“看到了睡梦中也忘不掉的那个小伙子”匈奴王子劝慰她:“你就嫁给我父亲吧, 他已经年老了, 快不久于人世了。他老人家一年之内就会死的, 他死后, 我将会成为单于, 我要娶你当后妃。”“要是父亲还能活几年, 我就把他杀死。他知道我是爱你的。倘若他总不让手的话, 几支箭头就将射穿他的胸膛。为了太阳, 月亮和你, 我什么事都干得出来。”[2]174这一情节揭示了王昭君故事的主题是爱情, 为了爱情, 可以不考虑个人的生死, 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利益、也可以不考虑最基本的伦理道理观念。对经典作品的改造或者模仿, 既与作者的兴趣爱好有关, 也反映出一定时代文化的精神内涵。井上靖在作品中对昭君故事情节的改造及王昭君形象的塑造, 与战后日本社会个人主义价值观的盛行是分不开的。

　　井上靖虽然将《明妃曲》的背景置于战前日本某大学附近的小酒店, 但是它与井上靖的其它作品一样, 在文本深处表达出了作者对历史的执着与热情。作为昭君系列故事的一个承文本, 作者以其独具特色的叙事技巧, 在对昭君故事的颠覆与改写中, 使昭君这一人物烙上了时代的印记, 成为一个追求个人爱情与幸福, 富于现代意识的女性形象, 从而赋予了作品新的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热拉尔·热奈特.热奈特论文集[M].史忠义, 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2]井上靖.永泰公主的项链[M].赖育芳, 译.北京:作家出版社,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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