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机制建设研究

时间:2019-10-17

　　摘 要：论文在引入世界儿童文学关于价值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的背景下， 指出儿童文学的文化实践特质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判断的难度， 提出“儿童文学是什么”这样的事实认知研究应该转向基于现实的、可靠的社会语境的“价值认知”研究。在对百年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梳理的基础上， 论文就当前我国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路径进行了基本的论证。
　　
　　关键词：儿童文学批评； 价值体系； 价值认知； 价值观念； 评价标准；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儿童文学批评”的价值评价属性， 研究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价值关系的建立， 以及对这一关系起关键影响作用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以及伴随的批评理论方法等， 它是一整套和价值评价行为相关的理论范畴和意义系统。这一研究提出的背景主要基于当前我国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事业繁荣发展与理论批评滞后、评价标准模糊之间的失衡， 是文学实践发展推动学科观念进步、解决时代课题的一个具体体现。
　　
　　一、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与生俱来， 可以说， 儿童文学的产生就是价值判断的结果。人类社会对“儿童”特性给予价值肯定， 认为其足够特别而需要他们自己的文学， 因此这类文学自自觉发生起， 便因其特殊价值而自足存在。儿童文学是人类对于“儿童主体性”价值选择的结果。儿童文学虽以满足儿童的精神需求这一根本目标而自在， 但由于儿童是正在成长中的“社会人”这一基本事实， 儿童文学便与社会议题紧密关联， 其文化实践与意识形态属性不言自明， 价值评判也便必不可少。受哲学、美学、社会思潮影响， 价值判断研究属儿童文学领域的难点问题。正如儿童文学学者John Stephens （1995） 指出的， 在价值判断问题的研究上， 当代理论似乎对儿童文学研究无所作为， 我们除去对价值与品质做冒险判断外别无选择， 因为儿童文学是如此彻底地被各种社会立场、意识形态所卷裹， 同时也或隐或显地密切联系着儿童的文化适应与社会同化， 批评者和评论者不能不负社会责任地逃避判断， 我们能做的， 是对于我们的判断基石持开放和自省的态度。[1]（P.255-265）联系当前我国具体社会语境看， 儿童文学已经历黄金十年的发展， 并正在进入第二个黄金十年的事实， 使得多元社会力量介入、干预儿童文学价值评判会更加凸显。立场、利益、目标的多样化既能有力丰富、活跃儿童文学生态系统， 解放其审美生产力， 同时也会极大扩容价值选择， 刺激多元价值观念的形成， 加大价值判断的难度与争议性。充分的文学实践迫切地吁求理论研究的观念转型， 有关“儿童文学是什么”这样的事实认知研究会更加转向基于现实的、可靠的社会语境的“价值认知”.也就是儿童文学学者Peter Hunt （1991） 指出的， 过去二、三十年来理论批评界转向， 认为“品质”或“价值”不再被作为文本的一个本质属性， 而是被接受语境所决定。[2]John Stephens （1995） 承接他的观点具体解释， 实际上“品质”就依赖于在特别的历史时刻中的社会文化价值观、理想抱负、意识形态、读者意愿、日常生活观念、社会群体被授权的对图书的判断等这些更复杂的内涵的结合。[1]（P.255-265）Peter Hunt对西方儿童文学学术界的走向考察， 现在看来正吻合我国现阶段儿童文学学术界面临的转型趋势。因为稳定的、静态的儿童文学观念体系已经被打破， 我们前所未有地被置于现时代的儿童文学生产、发行、消费、接受的特定的文学场域中， 被置于其中勾连有更多复杂权力关系的社会关系网中。因此， 抽象的、想象视阈中的儿童文学观念对此无力应对。“价值认知”更强调对实践文学活动场域的关注， 它以价值思维为导向， 重视网状权力结构中各类价值生成的复杂机制， 透视儿童文学活动中多重价值关系建立的时代性与社会性特征。它以更为开放、系统、前瞻的儿童文学价值意识， 去对发展中的、可以被儿童致以价值确认、典型的“占位”文本作出学理性的价值分析， 给予其更为客观的价值判断。“价值认知”追求多元整体的价值视点考察路径， 对儿童文学活动中的价值主体作多向度多层次内涵分析， 以更全面深刻理解儿童文学作为独特文类的审美价值和应用价值。“价值认知”重点自然是对儿童文学文本具有的共性的价值属性或价值要素作理论发现与概括， 此是回答“儿童文学何以有价值”或“儿童文学何以对儿童发生价值”的根本思想素材。在廓清儿童文学多重价值功能的基础上， “价值认知”的重任可能更在于明晰价值体系中的“核心”部分， 即那些构造为“儿童文学之于儿童终极影响力的部分”, 也即儿童“价值观”的建构。“价值认知”研究理路直指儿童文学的文化实践属性， 关注其在落实目标读者社会化进程中价值实现的合理性、有效性。“价值认知”的最终目标是建构起科学实用的儿童文学评价标准， 这一标准属于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中的“硬核”部分。这一标准显示在文学范畴内， 使儿童文学更呈现其纯粹的经典的文类特质， 但其精神使命是使儿童走上健康的社会化道路， 它与使儿童社会化的价值标准具有同一性。
　　
　　二、西方儿童文学批评价值问题的研究一直与成人文学领域关联紧密， 受各类哲学美学思潮影响深刻， 其中儿童文学的文化实践特质属于被重点关注的对象， 例如有关青少年主体性形成 （Mc Callum, Robyn.Ideologies of Identity in Adolescent Fiction.New York:Garland Publishing, 1999） 、文本意识形态与读者主体性 （Stephens, John.Language and Ideology in Children's Fiction.London and New York:Longman, 1992） 、隐藏的成人与影子文本 （Nodelman, Perry.The Hidden Adult:Defining Children's Literatur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P, 2008） 等方面的研究， 究其实质均深度关联于儿童文学的价值意义与社会价值标准。近年来， 儿童文学学者Roberta Trites （2014） 利用认知语言学、认知文学理论等方法研究青少年文学中“成长”的文学概念化问题， 指出青少年文学所关注的主要是成长的叙述及其隐喻， 而与此相伴随的文学批评也就主要关注于各种成长的隐喻 （Roberta Trites.Literary conceptualizations of Growth:Metaphors and cognition in adolescent literature.Amsterdam:John Benjamins B.V.2014） .主体性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加强了这二者的联合， 1960年代以来英语儿童文学的成长叙事模型偏好---第一人称叙事以及单一故事主人公所主导的叙事焦点均深刻凸显出对社会价值进行评判的主人公， 显示出小说 （尤其是给青少年的小说） 和批评都推崇年轻人在发展自律性、崇尚自我价值以及自己的身份时对于成人权威的对抗。西方儿童文学批评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及所内含演绎的价值标准， 是我们建设中国本土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时必须了解掌握的学术趋势。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萌生于近现代以来的社会变革与思想启蒙运动， 从诞生起便属于社会文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是西方现代儿童观、儿童科学研究普遍影响的直接产物。中国“儿童文学”是“儿童问题”觉醒时表现最敏锐、最活跃的部分， 它直抵对于儿童天性的发现与尊重， 直抵从健全童年走向良好人性发展， 进而革新国民性、民族性格的光明道路， 因此被“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与推动者们全力引荐与建设。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发生时的价值起点很高， “从社会史方面说， 儿童文学的发现已被认作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一个因素与标志”[3]（P.13）。儿童文学是“现代性”的一个症候， 也是结果。学者Mary Ann Farquhar研究中国儿童文学的着述被纳入“现代中国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足见西方社会看取现代中国的独特价值视角选择。Mary Ann Farquhar在《中国儿童文学：从鲁迅到毛泽东》的引言开篇即指出：“从20世纪早期开始， 现代中国儿童文学就被置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来重塑中国。围绕童年、教育、语言的观念引发了深刻的争论。而争论的核心就是儿童文学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4]（P.1）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价值判断基座。
　　
　　作为一种积极的价值选择， 儿童文学在“五四”时期被先进的文化人士致以非常丰富的价值内涵解读， 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郑振铎、叶圣陶等一批学人， 围绕“父与子”的关系、“儿童本位”、“儿童世界”等关键词， 联系其时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及文化追求， 与儿童文学及其内含的深刻的童年精神生态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价值关系。这种关系的意义由“儿童问题”上升至“中国问题”, 在民族国家想象维度释放其巨大的思想解放力。但其具体落实支点却在“童年”与“文学”各自的价值发现及其内在的精神生命关联上。“新文化”思想启蒙使“文学”与“人”建立起了新的关系， 作为“人之初”的儿童， 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文学， 这种新的文学形态专为儿童所创作， 与新的儿童互为一个整体。“文学”与“儿童”以自觉的思想观念创立起了“生动”的关系， 这种关系是日常性的， 是儿童愿意并能够接受的。它改变了儿童的生活方式及其内容， 其接受效果又直接关乎社会“让儿童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宏大命题， 因此现代儿童文学的发生其意义是划时代的， 因为它在日常性中找到了“儿童”与中国现代化关联的有效通道。
　　
　　在20世纪早期， 中国儿童文学即已建构起多元价值观念形态。[5]“现代儿童文学”的观念是从西方引进的， 但具体落地、建设与发展却是本土化的， 属于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社会语境、政治形势、教育基础等综合因素影响使然， 儿童文学一直紧随社会发展进程， 探索调整着自己的价值方向。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为其赋予了更高的社会价值地位， 张天翼、严文井等在革命与文学之间对儿童文学展开美学实践， 从现实出发， 有力地回答了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如何”方面的问题。
　　
　　当代儿童文学在五、六十年代曾经一度在教育论的观念上走向极端， 呈现出儿童文学在主体性的探求问题上的曲折与艰难。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实现了向“儿童”与向“文学”的双重价值回归， 围绕这两大价值支点， 儿童文学重启价值内涵建设， 尤其在儿童主体性的认识上有重大突破。刘健屏写于1982年的《我要我的雕刻刀》被文学史视为标志性作品， 因为作品正如题目所灌注的强烈情感指向一样， 出现了敢于向成人权威挑战、敢于对社会价值进行评判的儿童主人公。此后， 范锡林的《一个与众不同的学生》、庄之明的《新星女队一号》、李建树的《蓝军越过防线》、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等都延伸了新儿童形象的理念认同， 共同汇聚出儿童主体性解放的时代气象。在童话领域， “热闹派”童话主打“游戏精神”, 以对儿童生命能量、生命展现形式的极大尊重， 迅速打破儿童文学界沉闷已久的道学气， 带来了久违的活跃的属于儿童文学特有的文类审美特质， 代表作家郑渊洁随之也成为知名度极高的儿童文学作家。新时期儿童主体性问题属于当代文学主体性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对社会进步、时代发展之于“人”的主体性建设的价值呼唤的积极应答。与创作呼应， 80年代儿童文学理论在观念上也很有创新突破， 有两个观点一直以来影响深远。班马于1984年提出“儿童反儿童化”, 曹文轩于1984年提出“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 （1） , 这两个观点有力呼应， 正好互补指向儿童文学中的“成人”与“儿童”两大主体， 明确了各自的价值目标。我们把两个观点联系起来作整体看， 更有建设意义， 正好说明儿童文学中多重价值主体性共在的复杂情形。
　　
　　新时期以来儿童文学四十年的发展历程， 也就是不断革新价值观念、迎接多重价值关系挑战、逐步丰富价值追求的过程。1990年代以后的儿童文学， 开始面临市场经济与多媒体电子语境的大环境变化， 儿童文学突然被置于前所未有的另一个开放的空间格局中。特别是新世纪以后， 商品化形态直接刺激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生产、传播、销售， 快速对接到现实中的数亿计儿童， 各类阅读指导与阅读推广活动也应运而生。伴随教育观念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推进， 以及社会经济发展与家庭收入的提高， 儿童文学在更广泛层面上被作为丰富的教育素材使用。原创儿童文学生产力被极大解放， 童书出版成为国内出版链条中最活跃的板块， 这一现象一直在持续推进。
　　
　　充分的儿童文学实践带来了价值评判的难度。孙建江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即提出了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区别 （2） , 指出了分类指导发展的思路。进入新世纪以来， 朱自强用“中国儿童文学正处于史无前例的‘分化期’” （3） 这一判断来把握这一时代。在面对消费文化对儿童文学的巨大冲击时， 方卫平提出儿童文学在顺应消费文化的同时， 要致力于通过培养儿童读者的文化批判意识来推动当代童年文化与未来社会文化的积极建构[6].
　　
　　在多元共生的儿童文学黄金发展时期， 对儿童文学的经典品质或其终极价值使命的坚守， 一直是一些儿童文学学者力主倡导的。曹文轩在1984年提出的“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的基础上， 于1997年在《草房子》的后记中， 提出了“追随永恒”的儿童文学美学价值思想， 之后将其发展为儿童文学“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7]（P.207-232）。从“人类”与“人性基础”层面立论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 显然其艺术使命意识更强， 文化意义更为深远， 深刻映现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宽广的人文胸怀与深邃高远的价值追求。此一价值立足点契合我们国家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所倡导与推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理念， 在以童年为起步走向“民心相通”的大道上， 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性无与伦比。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 有力地证明其所坚守的价值观念获得了国际认同。此一观念是我们建构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时着重要纳入的思想资源。
　　
　　三、“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主要以20世纪初以来中国儿童文学的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为考察对象， 分析和阐发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儿童文学批评中的不同“价值评价”问题， 在学术史梳理的基础上， 基于中国当代社会价值转型和价值重塑对人的特殊性要求， 研究中国儿童文学批评活动的价值评价属性， 批评主体与批评客体价值关系的建立， 以及对这一关系起关键影响作用的儿童文学价值观念、价值标准以及伴随的批评理论方法等。这一体系建构的学术创新主要在引入世界儿童文学价值问题研究的学术视野， 积极呼应当下我国儿童文学批评价值标准模糊、价值评价混乱的现状， 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目标， 追求“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理论建设的主体性与原创性， 开拓出儿童文学新的研究空间。
　　
　　具体方法路径将立足中国儿童文学历时与共时的文学语境， 以体现继承性与民族性为首要出发点， 以价值思维为导向清理与概括学科既有发展成就中有关“价值评价”内容的学术思想， 为坐实“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本土精神向度提供充分的学理支撑。成果将突破既有研究中对价值标准的界定或过于宏观、或囿于“经典论”而缺失具体内涵的局限， 从人类儿童文学的共性与民族个性出发， 力图从学理上解析清楚“儿童文学究竟对谁有用、有什么用、用处有多大”等一系列涉及价值判断和评价的根本性问题， 进而提出作为“硬核”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的儿童文学“评价标准”.
　　
　　具体方法路径从论证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 尤其是评价标准建立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紧迫性起步，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建构主体内容重点是解决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的基本架构及其理论内涵。当前文论界界定的文学批评的价值体系是“包括评价标准在内的价值观念或意识， 价值选择或取向等一系列范畴及相关的机制”[8]（P.60）。而“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要展开的是， 儿童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类， 其在满足一般文学批评共性的基础上， 其个别性与特殊性在价值体系建造的根源、基础， 价值体系构成要素上的具体表现。因此， 具体研究将依照建构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及其理论内涵进行。包括五个拟定要解决的问题， 五个问题及其内在逻辑关系为：其一， 儿童文学艺术价值形成及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这是逻辑起点；其二，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研究， 这是理论基石；其三，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之内的批评理论研究， 这是批评方法论资源；其四， 儿童文学批评“评价标准”研究， 这是价值体系的“硬核”;其五， 基于儿童批评价值体系理论的批评实践研究。前四个以逻辑递进的关系建构为“价值体系”的主体内容；第五个是对建成的价值体系的批评实践验证研究。
　　
　　（一） 儿童文学艺术价值形成及价值实现机制研究。
　　
　　儿童文学批评的对象是作品的价值属性、特征以及围绕潜在的多维价值可能性所相关的价值活动现象。因此， 从根源上说清楚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形成及实现机制， 才能对应作价值分析， 并从学理上辨清“为何存在价值高低优劣”这样的价值判断命题。儿童文学的产生基于“儿童的发现”, 基于对“童年期”之于“人”的个体生命和“人类”的集体生命的“根性”的价值意义的领悟。“儿童的发现”是人类自我认识的一种推进， 至今为止也不到四百年， 人类对“儿童”所知其实还非常有限。儿童文学的艺术价值形成于人类对“童年”价值的自觉确认， 离开人类有关“童年”的价值态度， 便无所谓儿童文学的存在。“儿童的发现”内含着一个基础的结论---儿童与成人是不同的， 他们是“特别”的一个群体。但具体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特别”, 这就是“发现儿童”之旅， 它一直在进行而没有终结。“儿童文学”是一种艺术形态， 但却是“发现儿童”思想形态中非常重要的组成。它开辟了一种亲近儿童的特别通道， 它探求论证的就是文学思维方式之于“发现儿童”的唯一性价值， 同时包括解放儿童的特殊价值。儿童文学艺术价值形成及实现机制主要研究“儿童”与“文学”的价值关系建立， 以及其双向互动的复杂关联。
　　
　　随着社会物质生活的变化， 以及因此而起的社会心理、社会文化结构的不断变化， 儿童文学艺术价值形成及实现机制均会演绎变化。我们应该特别立足时代与现实语境， 聚焦儿童文学价值构成的“合理性”, 研究多元价值的历史发展及其社会实践特征。还要去深挖与细剖各种显性的“艺术价值”所以“成立”的依据所在， 甄别各类“价值”的“真实性”与“虚假性”, 澄清“虚假价值”的危害， 并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
　　
　　（二）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研究。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是人们世界观中之于“儿童文学”形成的一种范式性的东西， 具有相对稳定性， 它支配人们对“儿童文学”这一价值关系对象作出价值选择与取向。也就是说， 评价主体能够作出“儿童文学有价值”或“有什么样的价值”这样的认识判断， 前提基于其所持有的价值观念。具体来看，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其内涵又不仅止于人们对“儿童文学”的观念， 还特别显着体现在对“儿童”的观念， 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儿童观”上。“儿童观”是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基础构成。也就是我们已经达成的共识， 儿童文学的问题究其根本首先不是文学的问题， 而是儿童的问题。
　　
　　人类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就是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发展过程。或者说， 儿童文学价值观念变革是推动儿童文学变革的第一生产力。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主体构成有其复杂性， 表现为“儿童”与“成人”两大向度及其伴随的差异的文化内涵。而就“成人”内部， 也有参与的多重主体力量， 如作家、出版人、发行人、销售员、阅读推广员、图书馆员、书评人、学者、教师、父母等家庭成员等， 也即多重社会组织机构会作为主体力量影响到儿童文学价值观念的形成。今天来看， 价值观念主体构成已愈来愈趋于复杂化， 愈来愈呈现为“众声喧哗”.
　　
　　因此， 我们将立足于历时与共时的文学语境， 澄清价值观念形态的历史发展及现实格局， 透视与厘清不同观念的“价值主体”, 界定主体的身份特征， 科学合理地解释各种“身份”的必然性及其意义， 既要确立更为宽容的多元价值主体共存的构成体系， 又要确立基本的规则与边界、关于主体的站位及对其的价值规约等。
　　
　　（三）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之内的批评理论研究。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就是支持批评的价值理论， 它立足价值学角度对批评展开研究， 与从一般文学原理角度对批评的研究有区别， 但也有联系。价值哲学是运用于此研究的最直接的理论资源， 但文艺美学、文学社会学以及儿童文学自身的多元理论方法论资源均与此密切相关。由于没有现成的儿童文学价值学理论， 因此我们所建构的价值体系本身就内含价值体系视野内的批评理论研究。研究将关注我国儿童文学自现代发生以来， 批评界聚焦、引介、自我建设、使用的理论方法有哪些？在不同历史时期这些理论的发展变化情况是怎样的？这些理论方法中内含的价值思维、价值评价有怎样的表现形态？然后考察既有批评理论中哪些部分可以直接纳入目前的价值体系？或者说在什么层面上可以具体使用， 或辩证使用？哪些部分又是可以作转换建设， 要指明其路径。
　　
　　在对待儿童文学理论方法论的问题上， 我们一定要持开放自省的态度， 要提倡两种借鉴：一是对世界范围内儿童文学理论研究、方法论趋势的掌握， 理解其精髓而建设性学习汲取经验；二是对儿童文学之外成人文学理论研究发展的借鉴， 儿童文学一定不能缩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固步自封。
　　
　　（四） 儿童文学批评“评价标准”研究。
　　
　　评价标准是整个价值体系中的“硬核”, 这个硬核的凝炼与获得不是完全新生的， 它基于“历史的”与“时代的”意义要素的统一。国外儿童文学批评者和书评人在评价中隐含的评价标准有一定共识， 表现在儿童文学的审美价值与实用价值两大方面， 可以概括为“有品质的快乐， 故事的呈现、讲述、聚焦， 意义的多层， 角色、自我、社会， 母语， 圆满的结尾”[1]（P.255-265）等若干方面， 其中一些观念具有儿童文学的共性特征， 可以为我们借鉴。20世纪初期魏寿镛、周侯予、朱鼎元、周邦道、张圣瑜、王人路等研究者均对优秀儿童文学的选择标准从形式、内容、审美要素等各方面展开过研究。百年来我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沉积着大量的有关评价标准的观点， 本研究将在充分梳理中外既往儿童文学理论与批评资源中丰富的“标准”言说的基础上， 立足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 建立起以主导价值观引导的儿童文学评价标准， 并在实践性批评中不断获得验证与修正。
　　
　　（五） 基于儿童批评价值体系理论的批评实践研究。
　　
　　批评实践是对价值体系理论的检验， 主要考察将具有普遍性、稳定性特质的价值体系应用于具有个别性、活跃性特质的批评实践中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验证反思其适用性与被接受的信度与效度。
　　
　　综上， 基于从问题意识到方法路径的呈现， 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研究切实面向我国儿童文学事业发展过程中价值评价滞后的实际问题， 去建构具有自身特质的、科学实用的、真正坐实的儿童文学批评价值体系。自然， 价值体系的基本架构及其理论内涵、儿童文学批评评价标准的提出、用于价值评价的儿童文学批评理论的整合等均是未来探讨的重点议题。
　　
　　参考文献：
　　
　　[1]John Stephens.“Children's Literature, Value, and Ideology”.Australian Library Review.12, 3, 1995.
　　[2]Hunt, Peter.Criticism, Theory and Children's Literature.Oxford:Basil Blackwell, 1991.
　　[3]王泉根。现代中国儿童文学主潮[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0.
　　[4]Farquhar, Mary Ann.Children's Literature in China:from Lu Xun to Mao Zedong.New York:M.E.Sharpe, 1999.
　　[5]李利芳。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价值观念[J].江汉论坛， 2017 （2） .
　　[6]方卫平， 赵霞。论消费文化背景下的儿童文学创作与出版[J].南方文坛， 2011 （4） .
　　[7]曹文轩。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关于文学的意义[A]//曹文轩论儿童文学[M].北京：海豚出版社， 2014.
　　[8]毛崇杰。颠覆与重建--后批评中的价值体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注释：
　　
　　1 班马：《视角研究--中高年级儿童文学的审美特点》， 曹文轩：《儿童文学家必须有强烈的民族意识》， 1984年6月“全国儿童文学理论座谈会”论文。收入陈子君编选：《儿童文学探讨》， 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1991年12月第1版， 第396-417页， 第335-374页。
　　2 1997年8月4-9日， 孙建江应邀出席在韩国汉城召开的“世界儿童文学大会”, 在会上他发表了题为“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的大会主题演讲。
　　3 2006年， 朱自强基于对新世纪儿童文学发展走向的深入思考， 提出了“分化”一词来试图厘清一些儿童文学重要动向的“内在关联”, 后来他成文系统表达了“分化期”的具体表现， 特别提出了要建立通俗儿童文学理论的问题， 实际是建立不同评价标准的问题， 见朱自强：《论“分化期”的中国儿童文学及其学科发展》， 《南方文坛》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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