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诗学关系的兴起与发展

时间:2019-10-17

　　摘要：国际诗学关系研究是比较诗学的第一领域。比较诗学需置于历史研究的基础上， 它不是不同国别诗学的相互比较。基于“理论旅行”思想的诗学关系的历史研究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实的实证研究， 也要充分运用其他理论资源， 考察国际诗学关系史所包含的各种理论问题， 做到历史考察与理论讨论相互结合。同时， 影响和接受研究需从单一视域扩展到多重视域， 使得研究对象多样性的“来世生命”更丰满；对多种文化的影响和接受研究进行再比较、再综合， 也可以加深对“理论旅行”内在机制的认识。
　　
　　关键词：比较诗学； 国际诗学关系； 理论旅行； 诗学翻译；
　　

　　The First Field of Comparative Poetics: 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

　　
　　Abstract:The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 is the first field of comparative poetics. Comparative poetics should be based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t is not merely a comparison among different countries.With the adoption of traveling theor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poetical relations can not only be confined to the empirical study of facts, but also make full use of other theoretical resources to study assorted theoretical issues included in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 which enables to reach a combinatio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discussion. Finally, this paper expands influence study and reception study from a single perspective to multiple perspectives, further enriching afterlife of objects studied on the one hand, re-contrasting and re-synthesizing the influence study and reception study on the ground of various cultures, as well as getting a deeper insight into interior mechanism of travelling theory on the other hand.
　　
　　Keyword:comparative poetics;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 traveling theory; translation of poetics;
　　
　　国际诗学关系研究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 1是比较诗学的第一领域， 也是其基础领域。
 

　　
　　一、国际诗学关系的兴起
　　
　　比较诗学是比较文学属下的一个学科， 关于比较文学的所有规定都适用于比较诗学。如果说比较文学是用汇通的视域研究文学的学科， 那么， 比较诗学就是用汇通的视域研究诗学的学科。比较文学有什么样的领域和类型， 比较诗学也有什么样的领域和类型。在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本“比较文学”概论性质的着作里， 比较诗学被列在平行研究之下， 与主题学、题材史、类型学和文体学并举为平行研究的五个领域[1].汉语学界大都遵循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里对比较诗学的认识， 将丰富多彩的比较诗学研究限制在平行研究之内， 严重地束缚了比较诗学的健康发展。只要保持一种开放性的比较视域， 我们就会发现比较诗学研究其实大有可为， 在推动文学研究方面它始终走在前沿。
　　
　　我们参照法国学派对比较文学的界定， 将比较诗学的第一领域确定为“国际诗学关系研究”.借用法国学派的定义， 国际诗学关系研究是对国别诗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客观事实的研究， 严格地说是一种历史研究， 也可以称为“国际诗学关系史”.法国学者在厘定比较文学的性质时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 我们也需要首先阐明比较诗学不是诗学比较 （comparative poetics is not the comparison of poetics） .
　　
　　1951年伽列在基亚的《比较文学》一书的初版序言中明确提出：“比较文学不是文学比较。问题并不在于将高乃依与拉辛、伏尔泰与卢梭等人的旧辞藻之间的平行现象简单地搬到外国文学的领域中去。我们不大喜欢不厌其烦地探讨丁尼生与缪塞、狄更斯与都德等等之间有什么相似与相异之处。”[2]二十六年后， 基亚在再版时的前言中又重申：“比较文学并非比较。比较文学实际只是一种被误称了的科学方法， 正确的定义应该是国际文学关系史。”[3]1法国学者的这个界定尽管有些狭隘， 却给比较文学勾画了一个最为坚实的领域， 也是比较文学取得成果最丰富的一个领域。
　　
　　诗学属于文学领域的理论层面， 始终没有逸出法国学派的视野之外。基亚的《比较文学》第七章名为“国际上的各种大思潮---思想·学说·感情”, 下面分四节讨论了学说和文学思想、宗教和哲学思想、伦理观念和敏感性趋势以及保罗·阿扎尔的论着。[3]92-105这一章的许多内容可以说是比较诗学的早期形式。尽管其中一部分研究思潮、流派、风格的文字被归为梵·第根所谓的“总体文学”领域， 但是也有一些纯粹抽象的理论问题， 完全可视为后起的比较诗学了。比如， 文中提到的《尼采在法国》《伊拉斯谟与西班牙》以及保罗·阿扎尔的两部大论着《欧洲良心的恐慌》 （1935） 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 （1946） 等。
　　
　　基亚注意到了理论与文学之间复杂的关系， 他首先做了区分， 将理论归于理论领域， 将文学归于文学领域。但是探讨各民族之间思想上的和宗教上的交流， 很明显是哲学史和信仰史范畴的研究， 如康德和马丁路德在法国的影响只能由一个哲学家或宗教史学家予以严肃的研究。自然， 这些人应该是些德国通。同时也不要忽略这些被当做研究对象的学说在文学的某些解释， 但这些研究又不应该首先是或主要是属于比较文学范畴。[3]92
　　
　　然后， 基亚又将两者做了沟通：
　　
　　但是， 不可否认的是文学与宗教、哲学等观念又必不可分， 又属于比较学者的领域。但是在哲学、宗教和所谓文学之间的交流， 界线往往是不明确的。有些作家的表达才能和思想品质竟成为哲学和文学的共同猎取对象。法国文坛给我们提供了一连串的大思想家， 他们同时也是些大作家， 如：蒙田、帕斯卡尔、卢梭和其他许多人。每个信仰他们的人在想重新捕捉住他们全部的个性时， 都想把他们拉到自己一边来。对卢梭在英国影响的全面研究， 如果不从哲学和文学两方面同时下手， 那是不可想象的。这其间存在着一个共同领域， 即伟大思想和伟大文风交错的地方。在这个领域里， 哲学家和比较文学工作者所享有的权力是相等的。[3]92
　　
　　文学与思想的关系之所以密切， 是因为文学是伟大思想的天然媒介。2那些伟大的思想---能铸造人的精神， 改变人的心灵的思想， 几乎都要通过文学的媒介发挥影响。基亚以洛克思想在法国的传播、萨特对德国思想的吸收为例， 说明了观念与文学的相互依赖：如果没有我们那些富有天才的“哲学家”充当普及者， 那么洛克在18世纪的法国所享受的命运就会不同了。萨特的思想充满着德国存在主义的学说， 但还是要依靠他的小说和剧本， 他那无神论存在主义的成就才能在法国维持下来。所以， “既然文学能传播和激发最抽象的思维体系， 那么比较文学工作也可能、同时也应该为人类的思想史带来一种不可代替的贡献。”[3]93基亚在这里就明确提出了比较诗学的基础工作。比较学者不仅仅处理具体的文学现象， 还要承担起考察抽象思想在文学领域的运作情形， 考察各种思想跨越国界、跨越学科的流动情形。我们有正当的理由说：国际诗学关系研究是比较诗学的第一领域、基础领域， 正如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是比较文学的基础领域一样。
　　
　　比较文学为什么兴起？因为从单一的国别文学的视域出发研究文学现象远不够充分。歌德的《浮士德》来源于民间传说， 却不止于单一的传说， 只是其中的海伦悲剧一节就取材希腊神话并影射拜伦， 更不必说《浮士德》在世界其他国家的改写和翻译了， 仅局限于德国文学本身的视域是不可能充分理解浮士德的。文学从来就是互相影响相互联系的， 文本 （text） 就是互文 （intertext） , 是加引号和不加引号的引文编织而成。比较文学起步于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和相互影响， 最早出现影响研究是自然趋势， 影响研究取得的长足进展见证了比较文学的学术价值， 这一学科的坚实基础因影响研究而得以奠定。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 以法国学者维耶曼、梵·第根、基亚等为代表形成了以影响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比较文学的法国学派。梵·第根1931年出版的《比较文学论》是法国学派的奠基之作， 它全面阐述了影响研究引导下的比较文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视为比较文学入门的必读书。他确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目的以及文学交流的经过路线， 倡导“准确考据”的历史方法， 并具体勾画出了影响研究的路线图。
　　
　　在梵·第根看来， 比较文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要刻画出文学的“经过路线”, 刻画出文学的东西移到语言学的疆界之外， 并与其他语言接触的历史事实。而具体的研究途径， 他倡议使用两种不同的方法：一是考察“经过路线这对象本身”, 即发生影响的东西， 就是他所谓的“文学假借性”, 如文体、风格、题材 （主题、典型与传说） 、思想和情感等等。这是对影响的“是什么”的研究。二是考察“经过路线是如何发生的”, 这个路线可细分为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这是对影响的“如何”的研究。其实影响的“是什么”与“如何”两者是难以分开研究的， “是什么”在通过媒介的影响接受过程的考察中才得以明确， 而且还会发生种种变异， 这是后来的接受美学和理论旅行所着重研究的。
　　
　　梵·第根认为， 考察文学的事实联系必须沿着“放送者”“传递者”“接受者”三者形成的线索， 影响研究相对应地被区分为“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三大块内容。
　　
　　流传学---站在放送者的立场上， 对某个民族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及其反响进行研究 （如《尼采在法国》） .
　　
　　渊源学---从接受者的角度， 来研究本国文学作品中的新因素之外来源头 （如新时期中国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 .
　　
　　媒介学---对不同民族文学之间互相影响的途径、方法和手段进行研究 （文学旅行、报刊出版物、翻译活动等） .
　　
　　国际诗学关系史也要考察各种诗学体系或诗学元素的流通传播的整个过程：比较诗学的流传学可以是个体形态的， 如弗洛伊德在中国；也可以是集体形态的， 如心理分析在中国。比较诗学的渊源学可以是王国维“境界”中的佛教和叔本华印迹。比较诗学的媒介学可以是“美学” （aesthetics） 译名考 （通过日本学者中江兆民或者德国传教士花之安而来） 3.这个领域非常广阔， 通行的两种诗学体系的“比较”模式让人们忽视了诗学关系的学术和思想价值。梵·第根质疑所谓的“比较方法”的科学价值， 认为不注重关系的文学“比较”是不足取的：“那‘比较’是在于把那些从各国不同的文学中取得的类似的书籍、典型人物、场面、文章等并列起来， 从而证明它们的不同之处， 相似之处， 而除了得到一种好奇的兴味， 美学上的满足， 以及有时得到一种爱好上的批判以至于高下等级的分别之外， 是没有其他目标的。这样地实行‘比较', 养成鉴赏力和思索力是很有兴味而又很有用的， 但却一点也没有历史的含义；它并没有由它本身的力量使人们向文学史推进一步。”[4]而诗学的两两比较甚至得不到“美学上的满足”, 至多也只能得到“好奇的兴味”, 在这种结对子的“比较”中出现的诗学只是一种脱离了历史文化语境的僵死概念， 已然丧失了它们原先所具有的丰富意义。如用老子的“大音希声”与柏拉图的“美本身”比较， 以中国的“风骨”跟西方的“崇高”比较。它们所属的知识背景、概念谱系以及推演过程都是完全不同的， 两者之间的相似不过是研究者一时一地找到的表面相似。这种比较或许能够帮助考试的学生记住这些概念， 却找不出它们之间有何种联系， 不仅没有历史的关联， 而且也没有思想的联系， 它并非针对同一个问题的理论研究， 而是急于比较偶然显现的观点上的异同。这种比较的结果自然不能推进对问题的深入有效的解决。
　　
　　比较文学在我国兴起之初， 理论的影响与接受的问题就受到关注， 如王国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就前瞻性地讨论了理论术语的翻译问题以及理论旅行的路线图问题 （从西方经日本到中国） ;现代学者黄药眠和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第三编题为“中西诗学的影响研究”, 也是沿着这条路径讨论了西方思潮和诗学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想的影响， 表明国际诗学关系也是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内容[5].可惜， 更为流行的比较诗学是缺少根基的诗学比较。在否定比较诗学不是诗学比较后， 比较诗学便有了更广阔的视域。广泛而深入地研究各个国别诗学相互之间的事实关系， 辨析诗学交流的各种规律， 阐述诗学交流对本土诗学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世界诗学的作用， 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这正是传统的法国学派所倡导的影响研究， 也是比较文学最厚实的领域。而作为中国的比较学者则有责任首先整理和研究中外诗学之间的相互关系， 以促进世界各国诗学的相互理解， 为世界诗学的生长做出自己的贡献。
　　
　　二、“理论旅行”的深入
　　
　　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也存在很多问题， 表现在比较诗学领域里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历史旨趣大于理论旨趣。即使是诗学关系的研究， 也不能仅仅局限在事实的实证研究， 也要充分运用各种有效的理论资源， 考察国际诗学关系史所包含的各种理论问题， 做到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讨论相互结合。“理论旅行” （traveling theory） 的探究不仅要求史实考索， 也要求理论推进。理论的影响研究如果只把理论观念当作实体性的不变之物 （“是什么”） , 而不是考察理论在流传过程的变样和功用， 就会流于浅表。基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兴起的“接受理论” （receptional aesthetic） , 使比较学者能够得以深入具体地考察理论的接受。
　　
　　伽达默尔的“前理解结构”证明任何事物的接受包括观念的接受都不是一种被动的消费， 而是积极的生产， 文化传统、意识形态、诗学观念等在先的因素会使原有思想发生变形和重组。后来的“理论旅行”学说更明确地揭示了这一过程的实质。美国学者赛义德 （Edward Said） 在一篇同名论文中命名了“理论旅行”, 在今天的理论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认为：“就像人和批评流派一样， 观念和理论也在旅行， 从一人到另一人， 从一情境到另一情境， 从一时期到另一时期。文化和思想生活往往靠这种观念的流通来滋养和维系……”[6]2264这一理论指出， 观念和思想总是依附于一个具体的社会和历史语境， 而理论自身又始终受到意识形态乃至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压力和影响， 并且是原语境和译语境的双重压力和影响， 理论在翻译移置中， 在适应新的语境中必然会发生复杂的变化。5因此， 面对每一种具体的理论以及理论因素， 我们都必须回溯到它们产生的时代和地域， 从当时的具体语境出发去把握， 同时也必须从它们抵达的旅行地的具体语境中去考察。更进一步地说， 要同时采用“全球”和“本土”的双重视域：“本土”视域不仅指理论被“拿来”的放送地， 还包括被“输入”的目的地；“全球”视域则是从另一个角度考察理论流通过程中所卷入的不同民族和互文的语境。理论的这种流通牵涉到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互动， 而不仅仅是在某个单一的领域， 这个多重的理论领域才是理论的标志。“理论旅行”不仅仅指理论跨国家的旅行， 而且指理论跨学科的旅行。理论只有跨越学科的界限为其他学科广泛使用， 才称得上是理论， 如弗洛伊德的理论， 当它越出心理学领域而运用在文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时， 便被视为“理论”.
　　
　　赛义德提议的操作步骤比较全面地展示了“理论旅行”的具体环节：“首先， 有一个起源点， 或一个权且认定的起源点， 也就是一组初始环境或条件， 观念在其中诞生或进入话语 （discourse） .第二， 有一段横亘的距离， 一个穿越各种语境压力的通道， 观念沿着这个通道从之前的起点移向另一时空， 然后重新凸显出来。第三， 有一组条件， 不妨称之为接受条件或称之为接受或抵制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是它们面对着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 无论理论或观念显得多么异样， 有了这些条件， 它们才可能被引进和容忍。第四， 已被完全 （或部分） 容纳 （或吸收） 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用法和新位置而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变形。”[6]226-227
　　
　　当代学者刘禾的《跨语际实践》便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研究理论旅行的着作。[7]针对赛义德“理论旅行”的观点， 刘禾认为仅仅指出理论受语境的压力而在历史与空间的运动中发生变样是不够的， 有失笼统。刘禾结合“理论旅行”中跨语际产生的具体问题， 提出应该关注是什么样的理论在旅行， 理论去往哪儿旅行 （从西向东或从东向西） , 出于什么目的旅行 （文化的交流、帝国主义的扩张或更彻底的殖民化） , 最后使用什么样的工具旅行 （如翻译） 等问题。她进一步突破谈论中国现代性问题时所采取的东西二元对立的模式， 注意到了跨语际实践中的复杂性和能动性， 如“西方”“现代”等观念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取得的合法化地位并非源于西方文化单方面的强势力量， 也不是中国一方面的被动选择与对抗， 中国自我设计的能动性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禾对理论旅行的细化工作推动了比较诗学从表面往深度发展的步伐。
　　
　　三、“诗学翻译”的推进
　　
　　理论翻译 （诗学翻译实践和诗学翻译批评） 的跨文化研究是“理论旅行”最重要的环节， 也是有待深入开拓的领域。
　　
　　索绪尔的符号学让我们对符号的认识有了革命性的进步， 符号不再是表达确定意义的实体， 而是联想关系与句段关系无限扭结形成的差异结构， 其意义不是可以简单确定的一个点， 而是通过在各种语境中的反复使用而历史形成的一种过程， 它牵扯到更多的相关符号然后再迂回地确定自身的意义。因此， 每个符号都是一种复杂结构， 而非单义结构。符号在以修辞使用为主导的文学领域更体现出它的复杂性。所谓中国诗学的概念是含混的 （ambiguity） , 西方诗学的概念是精确的， 这种简单的对比掩盖了事实的复杂性；所谓以“精确定义”组成的西方诗学概念同样是含混的， 摆脱不了符号的本质规定。在翻译任何一个异域概念时都不可能做到意义的一一对应， 更要关注的是本雅明指出的两种语言的“相切”, 相切产生切点， 翻译产生的“切点”蕴含强烈的意义张力。在它里面， 源语 （source language） 文化和目的语 （target language） 文化所对应的概念不能得到忠实的传达， 只有相激荡的意义碰撞， 语义在这个转换过程中必然有所增添和减少， 翻译过来的每个概念都将其原有的复杂意义减损、抽象， 同时又添加了译语自身携带的复杂意义。这个转换过程不仅仅是语义的转换， 也是整个文化的转换， 如milky way源出希腊神话， 在英国乔叟、理查德·克拉肖等人的诗歌中多有使用， 然后在日常用语中广泛运用。其携带的意义和汉语里的“银河”差异甚大， 虽然意指对象是同一的， 但在意向方式上天差地远， 不能直接译为“银河”.同样， 比较诗学探讨的也不仅仅是诗学翻译是否忠实的问题， 而是考察诗学在翻译转换后对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分别补充和丰富。如王国维时代将西文的literature译为“文学”, 只提取了18世纪以来西方赋予literature的“美文学”的含义， 认为文学是一种想象的、情感的语言作品， 以此统摄中国的诗、词、文、曲和小说等等。这样的“文学”意义不存在于古代汉语里， 而西文的literature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构成的词语， 并不具有某一种意义。通过这次翻译， literature便增加了中国的诗、词、文、曲和小说等携带的意义， 我们也可以用tragedy （悲剧） 的概念来讨论中国的《红楼梦》了， 甚至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也因此有了变化。
　　
　　在探讨诗学概念翻译时， 要摒弃所谓普世诗学 （general poetics） 的信条， 时刻留意诗学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的适用性。比如，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如何在《〈红楼梦〉评论》中使用的呢？这既是一个从叔本华到王国维的理论旅行的历史事实， 更是一个关于“悲剧”“文学”“美学”等概念的理论问题， 涉及西方从古希腊以来的悲剧概念， 叔本华融合印度思想和康德崇高理论而形成的新的悲剧概念， 中国古代是否缺失“悲剧”, 以及将《红楼梦》纳入“悲剧”来考察所引发的问题， 又或者《红楼梦》式的“悲剧”能否修正或丰富西方的“悲剧”概念等等。这些问题最终可能没有一个终结性的答案， 因为并不存在一种本质主义的普世主义的悲剧概念， 而是一种多样文化形态的甚至是异质形态的悲剧概念。比较诗学所从事的工作是更加细心地探究各种悲剧概念的历史联系及其各种变样， 将“悲剧”始终作为一个未完成的理论问题， 而非一个完成态的具有共同文学规律的普世诗学概念。
　　
　　对理论的跨文化的事实关系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部分， 首先是关于一国理论对他国文学和理论的影响和接受研究， 如通常进行的理论旅行的研究。其次是诗学理论的翻译与翻译批评研究。王国维的《论新学语之输入》是诗学翻译研究的一个范例， 他从宏观的历史文化的角度论证了“新语”创立的复杂过程， 又从词语辨析的微观角度讨论了翻译在新语创立过程中的构成作用。他在开篇明确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显着现象， 就是“新语输入”.语言是思想的代表， 所以， 新思想的输入， 也就是新语言的输入。他指出中国学语经历了两次大的变革， 一是周秦语言到翻译佛典的时代， 极为不适应佛典的义理和思路， 于是有晋唐时代大量印度佛教术语的输入， 冲击了也丰富了我国的语言；而到了与西方文化接触的近代， 在翻译西方典籍时， 又极度地不适应西方的思想和分析的思维方式， 于是涌来了西方的新学语， 我国语言面临着新生的机遇。在考察过程中， 他进一步认识到， 日本作为译语输入的“驿骑”在现代中国的新语创立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桥梁作用， 在理论传播的路线图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种居间的中介位置会在接收端叠加放送端的影响， 激发更复杂的作用， 如放送端的思想经过中介的转译， 让接收端要多引入一种视域。日本学界对西方思想的汉译在中国学界引起更复杂的后果， 王国维在“好奇者滥用之， 泥古者唾弃之”之外， 立足第三种立场， 指出二者的迷失， 并追根溯源， 祥加辨析：
　　
　　西洋之新名， 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 如译Space （空间） 为“宇”、Time （时间） 为“宙”是已。夫谓Infinite Space （无限之空间） 、Infinite Time （无限之时间） 日宇日宙可矣， 至于一孔之隙， 一弹指之间， 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 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 不足以该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 Time, 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 （自概念上论） 也。以外类此者， 不可胜举。夫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 况在他人也哉！且日人之定名， 亦非苟焉而已， 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 数十年之改正， 以有今日者也。窃谓节取日人之译语， 有数便焉：因袭之易， 不如创造之难， 一也；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 无扦格之虞， 二也。[8]
　　
　　王国维在盲目的滥用 （崇洋） 和保守的唾弃 （排外） 之外， 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坚持语文上的创造意识， 认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在与西方新思想遭遇的过程中极度缺乏表现力， 必须新造词语。在新造词语的过程中， 除了自创之外， 也可借助已有的翻译， 选择性地使用日人汉译词语， 以弥补我国传统语言的表现不足， 以期推动母语的生长， 从而也是本土的思想文化的生长。这种思想与现代德国学者本雅明《译者的任务》里的思想很近似。本雅明也强调翻译的使命不以忠实性为唯一原则， 而应该以革新母语， 补充母语为主导原则：“翻译与两种语言的贫瘠等式相距如此之远， 以至于在所有文学形式中， 它负有监督原文语言的成熟过程与其自身语言分娩阵痛的特殊使命。”[9]
　　
　　在当代中西诗学关系领域里，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则是诗学翻译与评论的代表。乐黛云先生在中译本序里曾高度评价宇文所安对比较诗学所做的贡献：中国文论和西方文论都是十分成熟的体系。体系达于完备之后就会走向封闭， 封闭则避免不了老化僵死。交流是突破这一困境的唯一途径， 交流双方形成一个自我与他者的辩证关系， 通过与一个参照标准的对照， 以一种“陌生的”“非我的”目光重新审视自我， 这样， 就有可能跳出原有体系的自我限定， 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和因素， 从而自我丰富。宇文所安从西方视域出发对中国诗学的全篇翻译和逐字评论终于让人“找到了一条可以突破中西文论体系， 在互动中通过’双向阐发‘而产生新思想、新建构的门径”[10].总之， 诗学翻译在重新审视本土诗学， 甚至创造新的诗学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比较诗学在此大有可为。
　　
　　我们再以jouissance的翻译和接受为例。jouissance是拉康、罗兰·巴特和西克苏斯等法国思想家喜爱的词语， 在今天的心理分析、文学研究等领域流通甚广。在旅行到异域之后， 却又因其在法语中复杂而独特的意义难以用一个定名来传达， 英语学界如此， 中文学界亦然。6jouissance的基本意义是sexual pleasure （性快感或快乐） , 初接触的英美学者大都选择sexual pleasure或pleasure对译。可是， jouissance不是指一般的性快感， 而是指更强烈的性高潮， 法语里对应性快感的词语是plaisir, 于是更多的学者使用bliss （极乐、狂喜） 或者enjoyment （享受、享有） 等词对译。但是， 这样的理解既停留在性欲层面又限制在单一意义上。法语思想家们不满足于此， 在jouissance中听到了更深刻的意义：jouissance=j'ou6s sens （“我听到了意义”） , 并将jouissance的意义追溯到弗洛伊德的《超越快乐原则》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 那里：jouissance不但不同于快感 （plaisir） , 而是超越于其上。jouissance超越于快乐原则之上， 并不是指它超越于“快乐”之上， 而是由于它超越于“原则”之上， jouissance因此具有一种摧毁各种基础和分类并撼动各种意识形态的权力。法国女性主义看中的正是这种拥有颠覆男性中心的符号秩序的权力。罗兰·巴特在《文本的快感》 （Le Plasir du Texte） 中将jouissance和plasir并举， 认为作品观念对应的是平凡的快感， 而文本观念对应的则是打破一切秩序的jouissance.不同于作品给予人们的轻松愉悦的快感， jouissance首先给予人们的是痛苦， 既定秩序的颠覆必然引发痛苦， 驱使人们探寻新的意义联结， 这又与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背后的死亡冲动 （death drive） 联系起来， jouissance因此拥有一个丰富而深刻的意义链条， 在其他语言中很难找到一一对应的一个词语， 更多的英语译者直接采用了法语原文而不翻译。事实上， jouissance也是一个英语词汇， 其覆盖的意义在文艺复兴时期与法语一致， 它本身具有法律的所有权和性的双重含义， 后来失去了和性相关的基本意义， 并渐渐废弃不用。现在的“不翻译”等于重新激活了一个旧词， 并经受法国思想的冲击而具有了崭新的意义；而汉语的“快感”“极乐”“享受”等等都不能涵盖原文的丰富观念， 最好的策略也是“不翻译”, 加注释。如果一定要翻译， 我们可以重新解释“痛快”, 使其同时蕴含“痛苦”和“快感”两种含义， 可勉强对应， 但是， 即使这样还是遗失了与“意义”和“性别”的深刻关联。从这个个案中我们更加意识到诗学翻译所牵涉的不仅仅是语言符号， 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思想观念， 比较诗学关心的正是不同观念交汇的界面和区域。
　　
　　四、“接受研究”的多重视域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比较学者倡导“接受研究”的“比较研究”方法， 如法国学者谢弗勒在《比较文学》中指出：
　　
　　接受研究今后发展的几种可能性中， 人们提到了“比较接受”研究的可能性：即研究同一作品在 （至少） 两个不同地域受到欢迎的程度。的确这种对比不仅可以对照两种文学体系， 而且提供了对作品对比的阐释， 从而突出了对作品本身进行阅读的这或那种可能性。[11]
　　
　　谢弗勒提出的这种多重“接受研究”, 是对传统“接受研究”的单一视域的突破。研究一国理论在异域的流传是单一视域， 比如， 《尼采在法国》《尼采在中国》《尼采在日本》等等， 这类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拓展尼采思想在新的环境中的运用和变样， 用本雅明的话说就是尼采思想的来世生命；另一方面， 此类研究对理论的影响和接受过程的内在机理和意义有着深入的认识。但是， 单一视域的“接受研究”只能是片面的深刻， 得出的结论根基都很脆弱。在这类研究的基础上， 研究尼采在多个国度的影响和接受， 比较它们在不同国度里的变样， 如《尼采在欧洲》或《尼采在东方》等等， 这类研究则是多重视域的， 这种比较的影响和接受研究采样越多， 越具有真理性。一方面会让我们看到尼采思想更多样性的来世生命， 看到它可能的新的历史使用情景， 这样研究的对象就会变得真正的丰满起来。另一方面， 单一视域的影响和接受研究虽然涉及两种文化， 但是这个影响接受过程本身只是单一的一条路线， 在一种文化里理论旅行可能是一种面貌。在另一种文化里， “理论旅行”出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面貌， 要全面地认识其复杂机制和意义， 就需要将这些在不同文化中的影响和接受过程进行再比较， 再综合， 从中得出的结论必然具有更普遍的真理性。多重视域的影响和接受研究显然对比较学者的要求更高， 或许多语种多学科的学者合作才是比较诗学研究的不二之门。
　　
　　奥地利比较学者齐马在《比较文学导论》里的“比较性接受研究”一章深入研究了这个问题， 并以德国和美国的黑塞接受为例阐发了比较性接受研究要注意的三个维度：民族文化、群体特殊性和意识形态的成分。[12]这样揭示的黑塞形象无疑更为丰富， 这样的多重视域才是比较文学的题中之义。
　　
　　国际诗学关系研究从单一的影响研究到比较研究， 从理论旅行到翻译批评， 最后归结到多重视域的比较研究， 即便在这个注重事实关系的领域内， 比较诗学实践也是异常丰富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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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伽列。《比较文学》初版序言[Z]//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研究组。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6: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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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黄药眠， 童庆炳。中西比较诗学体系[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6]Edward Said.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7]刘禾。跨语际实践[M].宋伟杰， 等译。北京：三联书店， 2002.
　　[8]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M]//王国维文学美学论着集。周锡山， 编校。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7:113.
　　[9]本雅明。译者的任务[M]//陈永国。翻译与后现代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6.
　　[10]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M].王柏华， 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3.
　　[11]谢弗勒。比较文学[M].王炳东，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80.
　　[12]彼得·齐马。比较文学导论[M].范劲， 等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9:149.

　　注释

　　1 笔者将“国际诗学关系研究”英译定为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 出于两种考虑：一是国际比较文学界熟知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literary relations, 因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etical relations之名更容易进入国际诗学关系的研究领域；二是诗学关系研究不停留在历史研究层面， 而是深入到了理论层面， 关系研究更恰当一些。
　　2 亚里士多德《诗学》第六章论及悲剧构成的六要素， 其中第三项就是“思想”.
　　3 一般认为， 对应于西文Aesthetica, sthetik或Aesthetics的中文语汇“美学”于1883年由日本哲学家中江兆民 （1847-1901） 在翻译法国学者维论 （Véron, 1825-1889） 的着作L’ésthétique （《美学》） 时最先采用， 并于20世纪初传入中国， 其最早使用者是王国维等学者。但也有学者考证， 德国来华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于1875年就使用了“美学”一词， 其后还出现过“审美之理” （1866年） 、“艳丽之学” （1889年） 、“审美学” （1902年） 等诸多译名。参见黄兴涛。“美学”一词及西方美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近代中国新名词源流漫考。文史知识， 2000 （1） .
　　4 赛义德Traveling Theory一文最初发表于期刊Raritan Review （1982年） , 随后被编入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此文中译本见谢少波等译《赛义德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不过， 中译本此句译文有误， 见该书第138页。
　　5 赛义德以“理论旅行”命名， 意在强调美国当代流行的理论是从欧洲， 尤其是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引进”到美国的。
　　6 美国学者盖洛普曾讨论过该词在英语世界的接受和使用情况， 参见简。盖洛普。通过身体思考。杨莉馨， 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188-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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