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洛德尔》揭示英国父权文化的性别身份建

时间:2019-10-17

　　摘 要： 《洛德尔》（ Lodore） 是19 世纪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女作家玛丽·雪莱的作品。在小说中，男性角色亨利·菲兹亨利的性别主体身份是以父性谱系为建构基础，而女性角色康奈莉亚·塞德尔则以母女传承的女性谱系为建构基础。不同的谱系传承在父权文化场域内形成了主体建构的博弈。博弈之后，康奈莉亚与女儿伊赛尔的母女关系被割裂，二者建构了不同的女性性别身份。小说最终以康奈莉亚对父权文化下女性客体身份的认同为结局。通过《洛德尔》动态的性别建构叙述，玛丽·雪莱揭示了 19 世纪英国父权文化的性别身份建构机制。
　　
　　关键词： 谱系； 身份； 父权文化； 主体； 女性； 男性。
　　
　　作为文学史上科幻小说的开山之作，《弗兰肯斯坦》的光芒遮蔽玛丽·雪莱其他的文学作品。除了《弗兰肯斯坦》之外，玛丽·雪莱还创作了多部小说，如《末世一人》、《玛西尔达》、《洛德尔》等。小说《洛德尔》发表于 1835 年，但长期以来一直为国内外的评论界与读者忽视。国外学者主要结合玛丽的传记与时代特征进行文本解读，丽萨·福尔格（ Lisa Vargo） （ 1999） 指出该小说经常被认为是迎合 19 世纪英国父权社会文化特征的“时代的产物”.目前国内尚无学者对该小说进行过研究。
　　
　　与《弗兰肯斯坦》单纯的男性叙述不同，《洛德尔》采用全知的叙述方式，以第二代洛德尔男爵亨利·菲兹亨利为中心的家庭成员在父权文化场域内的性别建构经验为叙述内容。从主体身份建构的角度来看，玛丽·雪莱通过对父权文化场域内不同性别角色的主体身份建构的博弈经验进行书写，梳理了人物间的谱系传承关系，对 19 世纪英国社会父权文化的性别建构机制进行了深度叙述。
　　
　　一、谱系传承和个体性别身份的建构与博弈。
　　
　　在父权文化中，父权制家庭是父权文化主体权力实施的重要场域，而家庭场域的权力主体总是被设定为男性，通常为父亲。由此，父亲成了父权文化主体权力的象征性符号，成为了“法（ the Law） ”的代表（ Kristeva,1986） ,而场域的其他个体都被降格为主体权力指向的客体。通过这种机制，父权社会维持着稳定的权力结构。为了保障父权谱系的延续，主体权力的传承也总是规定必须在男性个体间进行，即以父子关系为基础的父性（ 男性） 谱系的传承模式。当然，并非所有生理上为男性的个体都被允许参与父性谱系传承。男性个体只有接受符合父性谱系传承要求的教育，建构相应的主体身份，才能继承父权文化的主体权力，才能进行父权文化场域的具体权力实践，从而保障父性谱系有序稳固地传承与续写。
　　
　　在《洛德尔》的开篇，通过叙述洛德尔男爵家族父性谱系的历史，玛丽·雪莱对亨利的主体身份进行原初建构。亨利的主体建构始于母亲的死亡与父亲对个体的规训。亨利母亲在其出生伊始死去。除了死亡，文本并没有其他指涉亨利母亲的叙述，其母亲表现为建构的缺席。在论及母子关系时，弗洛伊德（ Freud,1997: 152） 认为“男孩幼儿时期最初的欲望指向的是母亲”.而在父权文化场域中，母亲是父亲的主体权力所指向的客体，不可能成为男孩的欲望指向。因此，在父权文化的男性成长经验里，男性的主体身份是不可能以与作为客体原型的母亲的关系为建构基础的，而是只能建构在母子分离的基础之上。
　　
　　“对男孩和男人而言，分离与个人化是和性别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为与母亲的分离是男性气质发展的根本”（ Gilligan,1982: 8） .小说中，母亲的死亡为亨利的主体身份建构提供了必要的分离。为了保障父性谱系的传承，亨利的父亲没有为其寻找母亲的替代，而是承担起保障谱系传承的责任，按照父权文化对亨利进行主体建构的规训。
　　
　　作为父权权力的合法继承人，亨利的个体形象从一开始就是父权文化理想男性的刻板形象建构。
　　
　　“一般人认为男性具有工具性特质，坚强、独立、大胆、冒险、理性”（ 方刚、罗蔚，2009: 15） .首先，在话语层面上，玛丽·雪莱采用大量描写男性气质的词汇来建构亨利的个体特征： “慷慨、骄傲与勇敢”、“高大优雅的身姿”等（ Shelley,2010: 7） .其次，从个体经验来说，接受父权文化的正统男性教育是亨利男性气质建构的重要方面。在 19 世纪的英国，伊顿公学与牛津大学这类学府是父权文化对男性实施主体建构教育的重要场域。小说对亨利成长的叙述就集中于他在伊顿与牛津接受教育的个体经验。最后，亨利在场域内的实践所展现的也都极符合父权文化所规训的男性气质。在求学期间，他勇于与霸权人物进行斗争，庇护柔弱的德尔涵姆（ Derham） ; 在求学结束后，又勇敢地独自去欧洲大陆游历，锻炼自我。小说甚至对他与波兰贵妇的风流韵事进行了叙述。对异域文化的女性的征服，进一步又增强了亨利身上英国传统父权文化所推崇的男性气质。
　　
　　在父亲去世之后，亨利获得了象征父权权力的贵族头衔，取代了父亲在父权权力结构中“法”的地位，成为了家庭场域的权力主体。这一阶段的亨利虽然合法继承了父权权力，但作为主体，其身份建构依然缺乏实质内容。“每个主体的世界都是一个唯我论的世界，即以自我为中心建立的自我与他人或小它的关系世界”（ 福原泰平，2002: 90） .在父权场域内，男性作为主体总是指向一定的客体，即女性与孩子。虽然亨利的姐姐伊丽莎白以他为个体生活的中心，然而，作为孩子，他们都曾是父亲主体权力指向的客体。原初身份上的等同使得伊丽莎白不能成为亨利主体身份构建所需要的客体。作为权力主体，亨利需要建立以个体为主体的父权家庭场域权力结构，获得符合规训需求的客体，以实施主体权力和保障父性谱系的传承。因此，客体的缺乏使亨利的主体建构没有实质意义的发生，场域的权力结构无法运作，进而造成权力主体的虚无与对客体的欲望。缺乏的虚无与对客体的欲望作用于男性主体，使主体产生了倦怠： “他变得严肃、几近忧郁、甚至愤愤不平”（ Shelley,2010: 44） .
　　
　　治愈倦怠的唯一方法就是获得有效客体，进而在父权场域内构建完整的主体身份与权力结构。在父权文化中，这种有效客体通常为具有符合父权文化的理想女性气质的女性个体，她们被规训为要“有着天使般的美丽和纯洁，内敛、顺从并且无私”（ Moi,2002: 57） .亨利在威尔士乡间偶遇康奈莉亚·塞德尔（ Cornelia Santerre） .康奈莉亚的形象在他眼里具备了理想女性气质： “美丽”,“光芒四射、温柔、有天使般的面孔”（ Shelley,2010: 48） .
　　
　　虽然康奈莉亚形象上符合父权文化的理想女性，但实质上她并没有接受过父权对女性的规训教育。
　　
　　由于失去了作为权力主体的父亲，康奈莉亚从小就与母亲被边缘化为父性谱系传承之外的女性个体存在。她与母亲相依为命，卑微但独立地生活于父权文化不屑于侵扰的乡村。她的成长呈现的是对以母性为纽带的边缘化女性谱系经验的书写。而正是基于母女相依的女性谱系传承关系，她的身上被建构出不依赖于父权而独立存在的个体主体身份，这也是玛丽·雪莱对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主体身份建构的探索性书写。因此，在亨利企图通过婚姻将其纳入父权文化场域时，作为边缘化的女性谱系传承的独立个体，康奈莉亚以拒绝的形式进行抗争，与父权谱系的男性主体进行博弈。她用激烈的言辞谴责亨利的权力实施企图，拒绝接受父权文化对女性服从的规训，拒绝沦为男性主体权力指向的客体，拒绝放弃个体独立以及与母亲的女性谱系的相依关系。作为女性谱系传承的组成部分，康奈利亚的母亲也因此被亨利定义为女巫，是“唤起不祥幽灵的巫师”（ Shelley,2010: 54） .实质上，桑德尔母女的抗争不过是出于对女性谱系受父权的破坏的恐惧，是为了保障女性个体独立的主体身份以及女性谱系的延续。
　　
　　基于不同谱系的传承关系，亨利对男性主体身份建构的执着与康奈莉亚对独立的女性个体主体身份的扞卫，最终导致了场域内父权权力结构建构的无法实现。不同性别的个体间对性别身份建构的博弈撕裂了父权家庭场域，而亨利也因长期受到压制而出现了焦虑。主体身份建构的失败最终导致亨利逃离了破裂的父权家庭场域，放逐自我于远离英国的北美殖民地伊利诺伊，寻求在荒野中重构其主体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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