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科学年论文写作创新意识培养谫论

时间:2019-10-17

　　学年论文是“各类高等院校在校学生在大学二年级开始练习撰写的考查学习成绩和科研能力的论文（有的三年级才练习撰写）。它是学生通过一段时间的基础课学习之后，在老师指导下，运用自己掌握的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独立地进行科学研究，分析和解决学术问题，了解学术论文写作的步骤和方法，培养和锻炼学术研究能力的一种尝试”.[1]论文写成之后，一般不进行论文答辩，由论文指导教师负责审核，并写出评语、评定成绩。学年论文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尽管在广度、深度、难度等方面都只是论文的雏形，但它毕竟属于论文范畴，因而，它同样具备学术论文的一般特点（即必须具备科学性、学术性、创造性和规范性等），其作用也不容忽视。其中，训练创造性思维和培养创新精神，是我们要求高年级大学生撰写学年论文的根本目的。
　　
　　创新是学术的灵魂，是学术研究的内在要求和发展动力。时代的发展呼唤学术创新，经济力量的提升需要文化与学术的同步繁荣，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将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学术创新成为我国学术界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所谓“创”就是打破常规，“新”就是在打破常规的基础上造出新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东西。不创新，科学就难以发展。1998年6月1日，江泽民在接见中科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大会的部分院士与外籍院士时的讲话中指出：“迎接未来科学技术的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勇于创新。我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各项事业的进步，都要靠不断创新，而创新就要靠人才，特别要靠年轻的英才不断涌现出来。”[2]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创新精神，这个民族就要衰亡。人类的历史就是创新的历史。没有创新，人类文明就不会前进。一个社会，迸发的新思想越多，包容的新学术越多，开掘的新知识越多，则其除旧布新就越快，创新能力涌现就越快，社会进步就越快。创新是学术研究的终极目标，是学术的生命，只有不断地探索追求，才会有新的发现，才会有新的研究成果。科学研究是对新知识的探求，如果科学研究只有继承，没有创新之处，那就毫无价值。学术论文的本质在于承载和传播科学领域内最新的学术信息。
　　
　　创新是科学发展、文明进步的动力。当代大学生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是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必须培养其理性的思辨精神，使之具备良好的判断能力和批判精神，鼓励其在学习和继承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勇于突破成规，勇于对现有知识质疑，敢于独辟蹊径，不断发现和创新科学知识，推动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我们认为创新，就是指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具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新的成果。学年论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要有问题意识，要敢于提出问题
　　
　　学术创新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敢于提出新问题。爱因斯坦说：“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3]马克思指出：对一个时代来说“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4]着名科学家李政道也认为：“做学问先要学‘怎么问',如果在学校只学’如何答‘,都不是做学问。”
　　
　　有些学生可能会认为别人已经研究过的题目（或课题）没有必要再研究了，再研究也不能出新成果。甚至有人不无偏激地认为，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来，没有产生过像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样的大家，没有什么可值得研究的。这种看法，可以说相当片面。这六十年来，的确没有产生像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这样的大家，但却产生了他们那个时代没有也不可能有的文学作品（像《白鹿原》《废都》《古船》《活着》《长恨歌》等等），塑造了他们那个时代不可能出现的人物典型。如果我们真正地深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就会发现可研究的课题是相当丰富的。如新时期的文学与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文学相比较，无论是在题材、主题的多样性，还是人物塑造方面，以及表现手法的多样化，作家艺术风格的建树方面，文学观念方面，都有突出的变化和发展，完全可以选择其中之一进行研究，完全可以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其实有不少研究的新成果，往往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例如，着名文学理论家、作家、诗人冯至在杜甫研究上就很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据有关资料介绍，杜甫研究在中国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有人作过统计，集注近400种，考证、笺释、辑评有200多种，年谱有50多种，关于杜甫诗的诗话可谓“车载斗量”,许多研究杜甫的专着和论文也颇有创见，但从整体上去研究杜甫和把握杜甫的工作，却一直没有人去做。没人去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二是要为杜甫写一部反映他一生的传记，史料不足；三是已有不少人研究，也有不少人写出了一些颇有创见的文章，再创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冯至却迎难而上，从1947年开始到1951年，他用了四年的时间从整体上去研究杜甫。他就是在前人研究杜甫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见解，终于撰写出《杜甫传》。这本传记是杜甫研究史上的第一部，它在杜甫研究领域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部传记既是一本严谨的科学着作，也是一部动人的文学作品，它问世之后，不仅受到许多学者的、读者的好评，而且还受到了毛泽东的好评。冯至如果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他就不可能写出《杜甫传》。郑振铎用十多年的时间撰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钱钟书撰写的《谈艺录》《管锥编》等着作，都蕴含着学术大师在学术研究中敢于创新的精神。
　　
　　从以上这些例子可以看出，在别人研究过的基础上，仍然可以再搞研究，仍然可以出新的研究成果，当然，这需要研究者必须要有问题意识，要能够敏锐地大胆地挖掘、发现有价值的研究话题（或课题）。
　　
　　2.要勇于开展学术争鸣
　　
　　在开展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产生学术争鸣是不可避免的。“在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中，由于时代条件、指导思想、思维方式的差异，也由于考量视角、探求途径的不同，人们对同一范畴、同一问题的解读与诠释就可能有所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观点。即便是同一时代、同一思维方式与同一指导思想的研究者，也常常由于其生活背景、知识结构、学说旨趣的差异，在研究同一事物时得出不尽一致甚至迥然相异的结论。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否妥当、正确，常常要经过很长时期社会实践的反复检验或学术探讨的大量印证，才能够比较清晰地凸显出来。即便是某种权威学说或经典理论在其形成后虽然要占据学术主流，并将在一定的时期内产生重要的示范效应，但它们既不应该也不可能长期一成不变，必将随着新的社会实践的牵引或学术研究的深化而有所修正与发展。因此，在人文社会科学的演进轨道中，人们尊重学术权威，但却不会承认其拥有神圣至尊的垄断地位；人们尊重主流学派的学术观点或理论模式，但却不会将之奉为完美无缺的绝对真理。也正因为如此，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必然要产生互有差异乃至对立的各种学派及其观点，也必然由此而展开诸多的观点交锋乃至激烈的学理论战。”[5]这种学术争鸣所促成的思想解放，能大大地拓展研究视野，提升学术境界，激发创新精神。在讨论、争鸣时，要抱着友好的态度，对一些确实立论有问题的学术观点，指出其学术观点的问题所在，并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友好地进行商榷，以此共同推进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因此，在学术争鸣中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也是一种创新的表现。
　　
　　例如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的王福湘教授撰写的论文《几部经典文本的修改与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6],对《红旗谱》《青春之歌》《创业史》《山乡巨变》的修改版和初版作了细致的比较与分析，从版本学角度论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某些规律，呼吁出版界和学术界要重视当代文学的特殊版本问题；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在争鸣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这四部小说一直背称之为五六十年代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变革题材的优秀长篇小说，对这四部长篇小说的原版本和修改本一直也存在着不同的评价，有认为原版本不如修改本的，也有人认为修改本不如原版本，但都缺乏版本之间的具体的比较研究。而王福湘教授的这篇论文，则通过具体深入的比较研究，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不论是思想还是艺术，这些修改本都比初版本逊色，修改并不成功，或者简直就是失败。”尤其是该论文还提出了“为什么修改本总不如初版本”的原因所在--“当代文学的某些特质和规律”,这是很有见地的，立论也是站得住脚的。这对重新认识这四部作品的修改本是很有意义的，这也是一种创新性。
　　
　　又如，广东惠州学院的李靖国教授的论文《鲁迅<狂人日记>重探》[7]也是在学术争鸣中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在学术界，众多的学者专家都认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最突出的成就，在于鲁迅塑造了一位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封建斗士--“狂人”的形象。而李靖国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和多角度的深入分析，则提出了“’狂人‘这个形象的反封建，并不具备彻底性与不妥协性”的新见解。我们认为，在评析《狂人日记》的论文可谓汗牛充栋的今天，李靖国却能解读出这篇作品的新意，提出新的见解，这对于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狂人”这个形象是很有启迪意义的。
　　
　　北京师大教授王富仁先生所撰写的论文《〈废都〉漫议》[8],也是在学术争鸣中提出自己对《废都》这部颇有争议的作品的认知和评价的。
　　
　　3.要敢于质疑权威论断，提出新见解
　　
　　古人云：“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怀疑是知识的钥匙。只有敢于怀疑，才能减少盲从。杰出人才都是在不断质疑、不断思考、不断挑战权威过程中成长起来的。
　　
　　在中国当代文学评论中，曾出现过极为特殊的现象，即文学评论由于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也往往和政治、政策对号，褒贬依据“风向”,定论全靠“气候”,对一些作家作品没有作正确的、公允的评价，随意歪曲事实，无限上纲地进行批评。（五十年代对胡风等人的批评即是如此粗暴）。对这种不正确的批评定论，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做出新的评价。
　　
　　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的批评定论，就得推翻，就得再认识再评价。《洼地上的“战役”》是一篇反映抗美援朝战斗生活的小说。它通过一个朝鲜姑娘和一个志愿军战士之间所发生的淳朴的爱情故事，赞美了中朝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但在50年代，有的名作家名批评家却把这部作品批评为“散布消极、动摇、阴暗、感伤的情绪，散布和平幻想和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具有“反动性”和“反革命本质”.这种批评定论，不仅使作品遭到了批判，而且也使作家遭到了迫害。1980年中央有关部门对“胡风反革命集团”重新定论落实政策之后，野艾在《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意》中，对《洼地上的“战役”》做出了新的评价：“这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描写朝鲜姑娘金圣姬和志愿军战士王应洪之间真实、朴素而又微妙的爱情的作品，在我所在的部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作品严格地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毫不回避现实生活中完全可能出现和存在的矛盾、冲突，使描写的人物在尖锐的思想、感情交锋与纠葛中经受考验，从而在生活聚焦的焦点中闪跃出照人的光彩。”“为战地爱情和革命理想主义谱写了一曲壮丽的凯歌。”[9]这种敢于推翻名作家名批评家的定论，敢于提出新的见解，敢于重新做出公允的评价的精神，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有的学术论文，虽然没有提出新的学说，但敢于匡正谬误，指出偏颇，也是具有一定的创新价值的。例如王福湘的《谣言惑众几时休--评王晓明〈鲁迅传〉的一条注释》[10],为了驳倒一个谣言，作者搜集了大量资料，经过分析辨别，归纳整理，写成此文。王福湘写这篇辟谣文章，其目的就是“不忍看到一本严肃的而且堪称优秀的学术着作竟使用谣言作材料，更不能容忍这种手段拙劣的品质恶劣的谣言因此而继续传播贻误青年”.这种不迷信新老权威，对“权威”的话语敢于质疑和反驳，不也很有价值吗？着名学者王晓明时任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文化研究系主任、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原任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常务理事、《文艺理论研究》副主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兼职教授。他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权威，但王福湘并没有完全迷信权威，而是结合自己的缜密思考，大胆地提出自己的质疑，亮出自己的见解。
　　
　　另外，中南财经政政法大学教授古远清先生所写的《请再多下一点“水磨功夫”--〈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论卷史料匡谬》[11]一文，也是敢于质疑权威，大胆提出自己见解的好文章。（注：《中华文学通史》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张炯等人领衔主编）
　　
　　4.要有填补空白的开拓精神
　　
　　填补空白的新发现，往往是指把已经存在的尚未被人们认识的东西认识出来。这种新发现、新认识，往往会使所研究的科学领域得到进一步发展。例如，国内外公认的学界泰斗、着名语言学教育家、国际知名的印度学专家和东亚最杰出的梵文学者季羡林先生，以自己所掌握的多种古代语言（如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为工具，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先后发表《浮屠与佛》、《论梵文td的音译》。“这两篇论文在中国佛教史研究领域中别开生面，用比较语言研究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汉译佛经最初并不是直接译自梵文，而是转译自西域古代语言。”[12]这种新发现、新理论，无疑填补了空白，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宝贵财富，也将促进该领域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着名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先生在民俗和民间文学研究方面独有建树，是我国提倡用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的观点来研究民间文学的首批学者之一，是我国第一次正式打出民俗学大旗的学者之一，他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研究院研修期间所撰写的重要论文《民间文艺学底建设》[13]一文，首次提出了建立独立的民间文艺学的问题。对建设中国自己的民间文艺学学科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这篇论文所提出的开创性见解，无疑也具有这种开拓精神。
　　
　　当然，这种开辟新领域的探索性研究，极具创造性和创新性，但难度比较大，它往往需要研究者具备一定的学术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眼光，具有较宽广的学术视界。要实现这种“人无我有”的学术创新，重在学术积累，重在培养学术眼光，重在学术研究的戒骄和戒躁。
　　
　　结语
　　
　　学术论文要有创新性，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学术创新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和持久的探索，需要全身心投入到学术创造活动中，才能达到崭新的、更高的学术境界；同时，也不能把创新看得过于简单，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标新立异，追求时髦。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黄枬森先生早在1986年就曾指出：“在有些人看来，新的就是好的，中国没有的就是好的。古人没有讲过的就是好的。他们把过去的传统的公认的东西一概斥之为过时、陈腐，认为伟大科学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全盘否定过去的东西。这种思潮借思想解放之风到处泛滥，在文学、艺术、美学、伦理学、历史观、世界观等领域尤为强劲。”[14]这种追求新奇的不正之风，会把科学研究引入歧途。所以，我们在强调“锐意创新”的同时，不要为创新而创新，故意标新立异。

　　参考文献：

　　[1]陈仕持等编著.文史哲类学生专业论文导写[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0：149.
　　[2]转引自北京教育[J].1999，（1）.
　　[3][美]A·爱因斯坦，L·英费尔德.物理学的进化[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2：66.
　　[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5]孟广林.学术争鸣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N].光明日报，2005-6-28（8）.
　　[6]王福湘.几部经典文本的修改与当代文学的版本问题[J].海南师院学报，1998，（2）.
　　[7]李靖国.鲁迅<狂人日记>重探[J].文学评论，2002（4）.
　　[8]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上卷）[A].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1-20.
　　[9]野艾.对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的问候--向路翎致意[J].读书，1981，（2）.
　　[10]王福湘.谣言惑众几时休--评王晓明〈鲁迅传〉的一条注释[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1）.
　　[11]古远清.请再多下一点“水磨功夫”--〈中华文学通史〉当代文论卷史料匡谬[J].文汇读书周报，1999-6-12（3）.
　　[12]黄宝生.季羡林[A].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编.学术大师治学录[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3]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底建设[J].艺风，1936，（1）.
　　[14]黄枬森.创造性是博士论文的灵魂[J].代写与研究生教育，19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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