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融合西方思想文化精粹的袁昌英戏剧

时间:2019-09-27

　　摘 要：袁昌英是中国现代早期具有女性意识的学者型女作家，她创作的三幕剧《孔雀东南飞》借人们熟悉的古代乐府诗进行了个性化的改写。她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女性意识的角度出发，运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去创作并为我们分析了一个可怜的值得同情的焦母形象，并将之作为剧中的绝对主角。这样的改写，还原了焦母真实的人物形象，浸透着作者对女性的关怀。

　　关键词：袁昌英； 《孔雀东南飞》； 五四时期； 精神分析学说；

　　引言

　　袁昌英（1894-1973），字兰子、兰紫，出生于湖南醴陵农村的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她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女作家之一，也是著名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在中国现代女作家里，她的名气显然不如后来的萧红、丁玲、张爱玲等女作家，而在当下，对于她的研究，也是寥寥可数，甚至是不完整的。这样一位在二三十年代，以自己独特的戏剧创作风格登上文学舞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的女作家，显然不应该被忽视。

　　袁昌英的成名作《孔雀东南飞》沿用了我国古代乐府诗《孔雀东南飞》的故事，但是袁昌英并没有拘泥于原本故事里反抗封建礼教、讴歌忠贞不渝的爱情主题，而是大胆地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对原诗做了全新的解读，侧重表现了"母爱与夫妻之爱之间的矛盾。"[1]

　　这部融合了中西方思想文化精粹的戏剧作品，又因作者是女性的缘故，天然地能够体会到作品中女性人物的情感，甚至去挖掘女性人物的心理层面，找寻她们命运悲剧的真实原因，在作品中表现出了作者的女性意识，这在五四时期是极为可贵的。因此这部戏剧一发表，就受到了评论家的赞叹："戏剧运动萌芽于'五四'时代，当时曾有不少作家参加了写剧工作，然而在女子方面，从事写剧者，袁昌英女士却是第一人，她不只做了中国的女剧作家的开路先锋。而且，在当时她的作品几乎架于一般男剧作家之上，凡是读过她的《孔雀东南飞》（三幕悲剧）的读者们，我想必不以笔者的话语为夸张的。"[2]

　　一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诗歌的序言极好地为我们概括了这个缠绵悱恻的悲剧爱情故事："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刘兰芝和焦仲卿的故事也慢慢变成了男女之间至死不渝爱情的象征。

　　五四时期，社会环境动荡不安，现实生活黑暗不堪，各种复杂的人性问题、家庭问题、爱情婚姻问题等都暴露出来，亟待解决。肩负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们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对封建社会、大家庭中种种束缚人个性发展的陈腐观念，虚伪的道德、法律、宗教等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们迫切需要从文化、思想层面去唤醒人们独立的人格和反抗的精神。以启蒙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直接向传统文学宣战，通过文学工具的革新和文学内容的革新，去建立"活的文学，人的文学"[3],因此，五四时期宣扬妇女解放、婚姻恋爱自由、反抗封建压迫等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争先恐后地涌现。

　　《孔雀东南飞》的内容正符合了这一主题，因此在五四期间频频被作家们作为蓝本改编，借以宣传新的时代思想。"譬如《孔雀东南飞》的故事罢，是封建社会里为了婚姻不自由而牺牲的典型事例，在反封建战斗中，自然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以这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就有熊佛西《兰芝与仲卿》，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合编的《孔雀东南飞》和杨寅深的《磐石与蒲苇》。"[4]除开袁昌英的版本，其他作品基本沿袭了原诗的故事走向，着重渲染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歌颂此二人为追求爱情自由的勇气，并重点刻画焦母的丑恶形象，从而对以焦母为代表的封建大家庭的专制武断加以鞭笞，来响应五四时期启蒙大众的口号。而有学者认为，在这一系列改编作品中，袁昌英的三幕剧《孔雀东南飞》"可算其中最有价值、技巧也最圆熟的压轴之作。"[5]

　　袁昌英的"母亲是一位农村妇女，一生养了四个女儿，袁昌英是老大，三个妹妹步行夭亡，她成了家里唯一的女儿。在旧中国，'男尊女卑'是把杀人刀，不知害了多少善良的妇女，袁昌英的母亲便是在亲戚邻里的白眼和耻笑声中郁郁而死的。母亲的死刺伤了袁昌英的心，当时她虽然很小，那种重男轻女的重压，却深深感觉到了。她奋发自强，要为妇女争光的思想一天天形成。"[6]或许是因为幼年压抑的经历让袁昌英的女性意识有了萌发的倾向，也或许是两度留学的经历让她顺利接受了西方女性主义思想，袁昌英在创作《孔雀东南飞》时有意融入了她的女性意识。通过对袁昌英剧本人物塑造和情节设置的全面分析，我们试图找出袁昌英在文本中体现出的立足于争取女性自立自强的社会觉醒的女性意识，这也是她社会责任感的体现。

　　二

　　人物情节的设置是袁昌英剧本中改动最大最有特色的一部分。袁昌英的剧本里，焦母取代了焦仲卿、刘兰芝二人成为绝对的主角。原诗中，仲卿和兰芝的爱情才是主线，而焦母，不过是他们爱情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在其他改编作品中，焦母的形象也常常是被妖魔化为封建专制大家庭的代言人，是被人深恶痛绝的"大反派".袁昌英另辟蹊径，关注起了这个从来都无人问津的"面目可憎"之人的内心世界："我一向读《孔雀东南飞》就爱这首绝好的好诗……那夜梦中惊觉，不由得想到这首诗上面去，不由得问焦母遣退兰芝到底是什么理由。自然在中国做婆婆的自由就有绝对的权威处置儿媳，焦母之驱退兰芝不过是执行这威权罢了。然而这个答复不能满足我，我觉得人与人的关系总要有一种心理作用的背景，焦母之嫌兰芝自然有一种心理作用，由我个人的阅历及日常见闻所及，我猜度一般婆媳之不睦，多半是'吃醋'二字。"[7]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袁昌英在创作之初便已跳出了原本故事的窠臼，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看待这则流传千年的故事。而这个角度，便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

　　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分成了三个部分：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潜意识指的是"在个体内不被察觉地进行的心理活动"[8];而"任何有意识的事物都有一个潜意识的初级阶段，潜意识是真正的精神现实"[9]潜意识藏在人的内心深处，很难被发现；但特定情况下可以通过回忆变为意识内容。而无意识的本能，尤其是性本能，却是驱使着人的行动的所在。无意识是人的精神本质，人的许多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都被囊括在内。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弗洛伊德又将人格分为三部分：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是人类最为原始的、本能冲动的欲望，有着原始的冲动力量，这种力量被弗洛伊德称为里比多；自我和超我是有意识层的，不同的是，自我遵循现实原则，而超我是道德化的自我。弗洛伊德认为当本我与自我超我无法达到一个平衡状态时，人格也就不能正常发展。剧中的焦母，显而易见，是因为环境过度的压抑导致本我与自我超我失衡了，从而导致了焦虑与歇斯底里。下面我们具体分析。

　　很多人读原诗时都会认为，焦母将兰芝遣回家中，是婆媳不和，毕竟婆媳关系即使今日也是"世纪性难题".只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原诗中焦母控诉兰芝"此妇无礼节，举动自由专";袁昌英认为这样的理由显然解释不通焦母的怒气和她遣走兰芝的行为，所以她为其做了新的解读，认为："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爱爱一手把一个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一个毫不相干的别人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自然默然吞下去了。假使遇着年纪还轻，性情剧烈而不幸又是寡妇的，这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7]基于这样的认知，剧本中的焦母被设定为一个"三十六七的中年妇人","守了十几年的寡"[11],独立抚养一双儿女长大。弗洛伊德观察到："里比多失去自身正常的应用，便足以引起焦虑，其经过实以身体的历程为基础"[12].因此袁昌英认为，导致婆媳失和的主要原因便是焦母的心理畸变：在十几年的守寡过程中，她早已将儿子视为自己的命根。"自你爸爸去世，我又没别的事好做，我的全心全力都用在你身上，一天到晚就只顾着你的美。"[11]守寡十余年的焦母，活着的理由除了一双儿女也就是为丈夫守节，挣一座贞节牌坊了；在封建制度的压制下，她内心纵使还有欲望也无法得到合理的宣泄，如此，焦虑便开始产生，并且在后期的矛盾中不断加深。

　　因此她便如剧中姥姥所言："我们寡妇的心，丈夫死后，就全盘放在儿女身上，儿女就变为我们精神上的情人。"不难看出，这是典型的弗洛伊德提出的"俄狄浦斯情结"或者更通俗一点---"恋子情结"的体现。弗洛伊德提出："以这种吞食---毁灭方式把母亲和孩子联系起来，在母亲和孩子之间常常出现这种母恋。她们有时以爱的名义有时以义务的名义想把这个孩子、这个青年、这个男子据为己有。"[14]这种占有欲在平时自是影响不大，只是当仲卿有了相恋之人，有了想要成家的心思，他和焦母之间的矛盾便开始出现了。自二人婚后，焦母便郁郁不乐，成日以泪洗面；眼见着兰芝和仲卿婚后甜甜蜜蜜，焦母更是愤怒又焦躁。于是时不时对兰芝挑刺，甚至最终将兰芝赶出家门。故而，仲卿和兰芝二人分开的根本原因，是焦母认为兰芝抢走了儿子的爱：新婚夫妇的甜蜜，在焦母的眼里，都是兰芝对自己的挑衅，焦母无法忍受仲卿对兰芝一丝一毫的爱，因为在她看来，这些爱都只应该属于自己，儿子只能爱自己一个人。"心理方面的反抗也可使里比多失去常态的应用而引起焦虑"[12]而这种焦虑继而又让焦母丧失了理智发了狂地嫉恨兰芝，因此焦母对兰芝的嫉恨，无非是她的"恋子情结"在作乱。

　　不同于原诗以及其他改编的作品将故事的结局停留在仲卿和兰芝二人双双为爱赴难、二人合葬这一情节；袁昌英的剧本里，是以焦母痛失爱子后精神失常发了疯而落幕，再一次让人们的视线汇聚到焦母身上，为我们完整地演绎了一颗慈母的心是如何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最终演变到嫉妒与疯狂，乃至崩溃的全过程。在这个心理畸变的过程中，作者借姥姥之口倾诉了她们这些寡居的人注定要一生忍受孤寂与痛苦，不过是因为村口的贞节牌坊的存在。归根结底，作为仲卿、兰芝悲剧命运始作俑者的焦母也是个可怜的牺牲者，是牺牲于封建社会的贞洁制度之下，被压抑了一生欲望的可怜虫罢了。苏雪林在读完好友袁昌英的这部作品后，认为："婆媳同居的结果，那个做媳妇的固然痛苦，做婆婆的又何尝不痛苦，作者能看出焦母的隐痛，用极深刻极细腻的笔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写成悲剧主人公，使我们同情都集中于她身上，这就是作者的独到之见。"[7]立足于女性立场，关注女性悲剧命运，用西方的精神分析理论去解读人物心理，让袁昌英得以将她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女性意识融合到这部戏剧创作之中。

　　三

　　袁昌英的女性意识还体现在她关注的是封建社会所有女性的命运这一点上。可以看到，剧中除了男主角焦仲卿，其他均为女性角色。姥姥和焦母是剧中年纪最大的两位妇女，她们都守寡多年，有着几乎雷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只是一个早已妥协于守寡的命运，征服了自己的那颗心；一个却是在制度的重压下仍然想要抗争，不想宰割自己的那颗心。那么这个妥协的人真的就内心平静了吗？显然不是的："除了忍受以外，还有别法吗？我倒吞下去的眼泪倾出来，怕不难浸没村口那座牌坊哩！"[11]原来平静不过是表象，姥姥满肚子的苦水。那焦母的抗争是否成功了呢？从结局处仲卿与兰芝赴难，焦母发疯的情节来看，焦母显然也是失败了的。面对守寡的命运，无论是屈从，抑或是反抗，都以失败而告终。封建社会的贞洁制度，仿佛一座五指山，压在这些女性身上，让她们无法动弹，无处翻身。在袁昌英的剧本里，她通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还原了焦母的内心世界，让焦母这个总是被妖魔化了的人物终于从单薄的纸片人变成一个有血有肉，有着复杂的内心世界，有着强烈爱憎欲望的丰满的人物形象，让我们认识到恶婆婆不过是因不合理的社会环境造就的，从而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对于女性的全面残害。

　　兰芝和焦小妹年纪相近，剧本中对她们形象的刻画也值得一提。在原诗中，小姑并无甚存在感，在古往今来的民间文学的传统中，通常会有一个"恶小姑"的形象。但是袁昌英在剧本里，对此做了个性化的处理：或许是因为身为女性作家对女性的本能维护，或许是出自作家本人真切的女性经验，焦妹被处理成一个夹在仲卿和焦母之间为难的善良小姑娘，会时时刻刻对兰芝表示同情。这样一个天真烂漫的闺中少女，何尝不是未曾品尝做人媳妇痛苦的兰芝？

　　剧中对兰芝的书写，同样是有着作者的巧思。原诗中，着重渲染了兰芝的外貌："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丝履，头上玳瑁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这样的书写无疑是男性审美的，但袁昌英笔下的兰芝，有意脱离了对兰芝繁复美丽的外貌描写，出场时作者一句话带过她的长相："幕起时，淡妆素服，清气袭人的兰芝正坐在纺车面前纺纱。"[11]两度出国留学的袁昌英早早地接触到了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清醒地知道在两千年的封建男权社会里，女性并无社会地位，她们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自主的意识，更没有人的尊严，在男性主导的社会里，她们只有女性性别的特征；故而原诗着重渲染兰芝的美丽外貌。袁昌英是中国早期的女性意识作家之一，她希望妇女能解放自身，打破奴性意识，追求自立自强，因此在改编的剧本中，她有意让读者只关注兰芝这个人物本身，而非她具有吸引力的外貌。

　　袁昌英在剧本中刻画了这么许多女性人物，不同年龄，不同地位，不同的人生经历……乍看让人摸不着头脑，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正是基于这些人物的配合，我们才能在袁昌英的剧本中看到封建社会妇女生活之不易，以及她们的普遍遭遇和命运，畸形的社会形态导致妇女无法实现正当欲望而造成了她们的心理压抑，也是她们一生悲剧命运的开启。李扬评价袁昌英："那时，她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她造诣很深，特别是对中外一些名剧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她还喜欢把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对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等问题的见解，通过戏剧创作表现出来。"[19]中国俗语有云"恶有恶报",传统的观点总是认为一个人的悲剧命运不过是自己给自己酿的苦酒，但是袁昌英在作品中却认为这些女性的悲剧命运并不仅仅是她们个人的原因，而是封建社会对女性的全面戕害，体现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强烈关注和思考。

　　结语

　　作为中国现代早期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作家，袁昌英的作品里渗透着她的独特的见解，有着她独特的风格。两度西方留学的经历让她熟悉西方古典文学，并对西方近代文化理论有着深入研究，对西方的一些现代思潮掌握良好；从小的私塾教育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又让她有着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如此完整的教育经历让她成为一个学者型的作家，中西方文化在她这里有了一个完美的交融；而她的《孔雀东南飞》更是一部借中国古代题材，融入了西方各种新潮文化理论，比如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西方现代女性主义思想而创作出来的作品。作品中折射出来的女性意识在"五四"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是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的，她立足于引导女性自立自强的社会觉醒，体现出了她的人文关怀。这样一部作品，这样一位女作家，在当下，仍然是对我们中国的女性解放事业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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