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社会背景下审美泛化问题探析

时间:2019-09-27

　　摘要：审美主义话语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美学的重要理论形态， 其最关键的特征是对感性直观、个体价值和美学本性的强调与推崇。在当下消费社会的时代， 审美已然泛化。所谓审美泛化论， 指的是消费社会的莅临， 彻底改变了审美自律的形态， 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中， 审美泛化终成事实。审美泛化的进一步拓展， 以文化研究为标识的对学科界限的冲越， 最终导致审美消解的危机。

　　关键词：审美主义； 消费社会； 日常生活审美化； 审美危机；

　　作者简介： 李东若 （1986-） , 男， 陕西蓝田人，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在读硕士， 研究方向：文艺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A Review on the Research of Consumer Society's Aesthetic Generalization

　　Abstract:Aesthetic discourse is an important theory in the field of aesthetic circle since the new period.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 of aesthetic discourse is its emphasis on perceptual visual, individual value and aesthetic nature. In the current era of consumer society, aesthetic has been generalized. The theory of aesthetic generalization refers to the fact that the arrival of consumerist society completely changes the form of aesthetic self-discipline, leads to the aesthetic generalization and fuses with the masses closely. The development of aesthetic generalization and the trans-boundary of aesthetics will eventually lead to the crisis of aesthetic digestion.

　　Keyword:aestheticism; consumer society; 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the crisis of aesthetic digestion;

　　审美主义话语是新时期以来美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形态， 其最关键的特征是对感性直观、个体价值和审美本性的强调和推崇。在当下这个时代， “审美”似乎成为了一种愈来愈时髦的话语了。人们去剧院看场话剧， 自诩是“接受审美的熏陶”;去购物中心买件时装， 可以美其名曰拥有“审美的视角”;就连大街上的美发店， 亦以“审美造型”的广告语招徕有“审美”需求的顾客；甚至于探讨经济问题也可能与所谓“审美”关涉了起来1.显而易见， 审美泛化了。

　　一、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

　　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影响是极为深刻而长远的， 恰如汪晖先生的敏锐评断：“中国政府对社会主义的坚持并未妨碍下述结论：中国社会的各种行为，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行为甚至政府行为， 都深刻地受制于资本和市场的活动。”[1]我们接下来对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进一步探讨， 正是要基于对当代中国资本或市场活动的考察进一步展开。中国业已跻身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并据说， 这个古老的焕发新生命的东方大国还将一鼓作气地于不远的未来取得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显赫位置。随着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 我们也将在不经意间被裹挟于波德里亚所谓的消费社会。我们不再简单地以物质的丰盈为满足， 我们崇尚的乃是消费的自由选择。人们讶异地发现， 无限量的资讯将我们席卷， 我们再也无暇独处或深思， 但相比于以往， 我们却更其孤独和无力。在此态势下， 审美已经被从知识精英的象牙塔猛拽下来， 从而重新回归人间大地。与此同时， 审美已乔装打扮， 消费社会的市民大众行将面对一场非比寻常的险峻挑战。

　　在波德里亚看来， 消费社会的“物品在其客观功能领域以及其外延领域之中是占有不可替代地位的， 然而在内涵领域里， 它便只有符号价值， 就变成可以多多少少被随心所欲地替换的了……无论是在符号逻辑里还是在象征逻辑里， 物品都彻底地与某种明确的需求或功能失去了联系”[2]66.在消费社会， 商品已不仅仅以其使用价值进入交换市场， 商品更重要的交换价值体现在其作为“符号价值 （物符） ”上。由此， 商品的符号价值备受重视， 而其使用价值则相应地被淡化了。譬如说， A手机与B手机的功能实际上相差无几， 但是A手机作为国际知名品牌， 使用A手机者并不全然关注手机的功能， 而是享有对此品牌手机使用所体现出的身份荣耀感， 也就是说， 这一手机的商品使用者所意欲占用的是该商品的符号价值。这种对符号的消费， 被波德里亚称之为是文化消费。在消费社会， 人们把文化当作时髦来追捧， 人们对时尚的标签趋之若鹜。波德里亚深刻指出， 消费社会的最重要基础就是所谓大众媒介的兴起。换句话说， 大众媒介以其巨大的革命性的力量， 重塑了人类社会的质地。媒介让资讯无处不达。无论是帝国大厦里的白领一族， 抑或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 无论是中国南方苗寨里的绣织妇人， 抑或中国沿海城市里的摩登女郎， 无论他们身处何地， 无论他们身份何如， 只需一台电视， 或一部智能手机， 这些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人群将被密切地链接起来， 他们之间的距离感就此被消解。

　　消费社会的中国式台本同样充斥着魔幻现实主义的喧嚣与诡谲。各类传播媒介的甚嚣尘上， 自从电影电视诞生以来，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的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的迅猛到来， 严重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的沟通平台和交流渠道。人们热衷于时下风靡一时的好莱坞大片， 迷恋于茶米油盐、家长里短的韩剧， 却无心也再没有精力去赏阅鲁迅的小说或者博尔赫斯的诗歌--毫无疑问， 赏析后者， 需要更多的精力投入和更为丰厚的前期知识储备， 这对津津乐道于浅生活的现代传媒大众来讲， 无疑是有苛责和不切实际之嫌疑。

　　大众传媒的强势介入， 以其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不可扭转地改变了人类社区的生存与交流生态。依据康德对审美客体纯粹形式的推重， 可以想见美之于视觉上所激起的审美快感。由之， 一旦图像化时代到来， 将为审美的泛滥奠定坚实的基础。专注于消费文化研究的金惠敏强调说， 电子媒介“对于‘社会美学’的形成厥功至伟”, 因为电子媒介“将消费社会的‘物符’化发展为图像化， 而且通过图像化而接合了大众文化的视觉性传统， 把‘物符’提升到社会无意识即一个更加深入人心的新阶段”[3].电子媒介的勃兴， 恰巧为图像化时代的到来抢占了有利的先机。

　　上文已然提及， 消费社会乃是以对物品符号价值消费为主导的社会， 亦即一个符号社会。此符号社会暗含着社会的美学化， 波德里亚将之称为所谓的美学社会。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我们没有审美， 问题的关键正在于审美的泛滥和无节制：审美成为了时尚， 进而审美无处不在。审美成为了戏谑与恶搞， “审美”已“无以审美”.刘小枫指出：“艺术 （尤其是精美艺术） 向来是时代精神的一个面相， 此岸的感性高涨与诗艺的关联， 首先基于现代市民生活的价值取向。”[4]306审美开始投合市民大众的口味。一旦投合， 其危机亦行将显现。

　　二、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阐述

　　随着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日益被纳入消费社会的庞大体系， 审美泛化的趋势已无可规避， 并终于在新世纪之初， 中国学界开始了所谓“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探讨。与诸多新鲜名词一样，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亦是来自于西学话语的描述。英国当代文学研究者迈克·费瑟斯通于1988年4月在新奥尔良做了一次题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演讲。针对消费社会或曰后现代社会之审美泛化现象， 费瑟斯通将这种“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亦即日常生活审美化） ”区分为三个维度来加以考察：其一， 指出现于上世纪一战期间和20年代的达达主义、历史先锋派及超现实主义运动等艺术类别的亚文化。此类艺术活动试图消解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 一方面， 它们直接挑战艺术作品的灵气和神圣光环， 将艺术拉入日常生活的生态；另一方面， 它们试图让艺术出现在任何场所。其二， 体现在将生活转化为艺术的谋划。这主要呈现在消费大众的消费方式、对新品味与新感觉的追求， 以及对标新立异的生活方式的建构等方面。其三， 指充斥于当代社会日常生活之经纬的迅捷的符号与影像之流。这主要指的就是波德里亚所谓的物品“价值符号”的横流和随大众传媒时代所相伴而生的大众审美的图像化转向2.在同时代另一位研究后现代社会美学的德国思想家沃尔夫冈·韦尔施那里， 对于当代美学问题也有一番别开生面的见解。韦尔施认为后现代语境下的美学一方面危机深重， 但另一方面又前程无限。韦尔施意欲“重构美学”, 超越传统上让美学与艺术结盟的狭隘特征进而重申美学的哲学本质。与费瑟斯通或波德里亚的出发点相一致， 韦尔施亦认为消费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审美化”的过程， 对于这一“审美化”现实的理解， 韦尔施则认为具体呈现为“浅表审美化”与“深层审美化”两个层面：前者体现于现实的审美装饰、作为新的文化基体的享乐主义、作为经济策略的审美化诸方面， 后者体现于生产过程 （新材料技术） 的变化、通过传媒建构现实诸方面3.“浅表审美化”旨在通过文化产业和娱乐业法则的广泛运用， 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充满活力；“深层审美化”则深入于内在结构核心， 超越了物质审美化的浅层表面， 并将深刻地影响到现实的存在方式和人们的理解方式。

　　据叶世祥的追溯性查考， 费瑟斯通题为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的演讲后来据说是被周宪于2001年最先引入中国， 并一度将之译为“日常生活的‘美学化’”, 后来才进一步译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4.周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一文的副标题为“文化‘视觉转向 （亦即我们上文所说的’图像转向‘） ’的一种解读”, 由之可以体认到周宪基于消费社会之文化转型态势中的学理论述初衷。周宪说， 在这个通常被称为“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的文化中， “似乎一切特权和区分都被消解了， 高雅与通俗、艺术与生活、艺术品与商品、审美与消费， 传统的边界断裂了”.在对韦尔施 （周宪译作“威尔什”） 、詹姆逊 （周宪译作“杰姆逊”） 和费瑟斯通的日常审美化理论作了引介和梳理后， 周宪对日常生活审美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表达了热切的思考。首先，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势下， 审美的“救赎”功能因之与日常生活相苟合而趋于“麻痹化”, 那么其审美潜能的有效实现势必将成为待解之题。再者， 日常生活审美化亦必然将导致大众对形象的“餍足、冷淡和反感”, 那么， 这将“激发人们逃避形象的‘城市孤岛’、回归大自然的冲动”[5].可以看到， 周宪的论说依然是基于审美的关怀和思虑。周宪基于日常生活审美化迅猛态势下当代美学发展的敏锐思考， 彰显了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初入中国之际， 敏感的知识者对社会现实的热切关注， 同时， 也呼唤着下一步更为广泛而深入的相关探讨。

　　活跃于当代文化学术界的陶东风、金元浦和王德胜三位学者被指称为是“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三驾马车’”[6]96, 此三位学者的相关论述大致可以呈现当代学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理论探讨的概貌。一方面， 陶东风注意到了审美泛化的现实状况， “今天我们所说的审美化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出现的， 是与商品化、物化同时出现的， 在本质上不同于中国古代士大夫或西方前工业时代贵族的审美化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 陶东风对处于审美泛化的当代社会的中国文艺学学科之建设问题亦做了较为深入的思考--陶东风指出：“就文艺学的学科而言， 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所导致的一个重要现象， 是审美活动已经超出所谓纯艺术/文学的范围、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中， 艺术活动的场所也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 深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空间。”陶东风认为所谓文学艺术的外延和内涵应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概念， 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 相应的文学与艺术的内容是会有变化的， 文艺学美学的学科对象也应该不断调整和丰富， 因之， 陶东风呼吁要将日常生活审美化纳入文艺学美学的研究范畴：“我们应该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存在的诸多问题保持警惕， 但是却大可不必把它排斥在美学的大门之外。”[7]并不急于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做价值上的臧否， 陶东风认为首先要将之纳入研究范畴， 这才是进一步进行合法言说的前提。

　　金元浦《别了， 蛋糕上的酥皮--寻找当下审美性、文学性变革的答案》一文着重就日常生活审美化问题展开讨论。金元浦认为， 新世纪以来， 随着中国进入消费社会， 审美性、文学性已不再是区别文学与非文学、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或唯一的特征。在消费社会， 日常生活审美化已是中国社会的不争事实， 并且， 文学性亦开始向非文学扩张：一方面， 当代世界消费社会的基本形态对今天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 当代社会的媒介革命也促使了审美方式的巨大变革。金元浦的判断是：“我国文化艺术场域发生了整体转型， 它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文学’和‘艺术’了。它在越界、在扩容、在转型， 经过‘学科大联合’的交叉、突破， 重新选择和确定自己的对象与边界。”[8]显而易见， 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契机， 金元浦表现得颇为乐观和洒脱。

　　在王德胜和李雷看来， 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概念诚然是来自于西学， 但这种现象在中国 （尤其是在类似于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的大城市） 已然是不争的事实。“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表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越来越多的艺术元素、时尚、设计与文化影像融入商品生产与包装， 还进一步被整合进购物中心、休闲娱乐场所等城市场所；二是中国许多大城市的城市建筑的建设和布局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审美色彩， 如北京的“798”艺术区， 深圳的大芬村等；三是在中国大城市中大量的所谓“新型文化媒介人 （费瑟斯通） ”“美学人 （韦尔施） ”“新型知识分子 （布迪厄） ”的涌现。中国文化语境中所探讨的日常生活审美化， 亦非对西方话语的简单移植， 而是与中国当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现实有着内在的契合关系。对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迅猛扩散， 王德胜和李雷的态度似乎显得更为积极而满怀期待：“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原因， ‘日常生活审美化’在‘日常生活’与‘感性解放’方面带来的深刻冲击， 不止是一种撼动传统理论根基、树立‘新的美学原则’的重构话语， 更无异于有关生活观念与人生意义的思想革新， 并且这一革新将随着审美泛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步凸显其显示影响力。”[9]既然美学本来就是关乎感性之学， 而日常生活又是以人的感性身体经验为本真材料， 因此日常生活与原初意义上的美学天然地就存在许多共通之处， 因此“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自然是美学发展的根本方向， 亦能更好地完成美学之解放人类心灵的重大使命。

　　通过上述观点的简要梳理和剖析， 可以判断得到， 无论言说者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价值判断如何， 无论是否定、肯定或者欢迎， 承认“日常生活审美化”这一客观事实则亦是言说者立论的基本前提， 因为即使是态度的否定亦是基于对这一现象的正视。现实图景如此喧嚣， 人们的内心如此躁动不安。在这样的一个娱乐至上的拟像世界， “随着娱乐和娱乐业的分界线变得越来越难划分， 文化话语的性质也改变了。我们的神父和总统， 我们的医生和律师， 我们的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 大家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 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10].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和生活压力的持续增强， 人们被迫习惯于快节奏的生活：快餐、快车道、闪电恋情等。一个“快”字势必对人们之前欣赏艺术的习惯加以扭曲和改造。因此， “艺术、艺术活动已不再是个人行为， 而是成为整个‘公共领域’的精神消费的重要环节。正因为如此， 今天的艺术必定趋向于大众文化要求”[11].电影、电视大行其道， 嬉皮士的音乐和爵士乐更能招徕青年人的光顾。人们无暇去进行深度思考， 人们更难以忍受即使是短时间的孤独。人们不停歇地刷朋友圈， 人们想要了解别人在做些什么， 人们也急于让别人了解自己在做什么， 于是各种“晒幸福”层出不穷。另一方面， 我们的深度交流愈加贫乏--朋友圈里朋友无数， 我们找不到可以深夜聊聊天的知心人。刘小枫指出：“审美主义中断了人与上帝的纯粹精神的关系， 精神与生命的关系， 逻各斯与理性的关系， 走向此世的一元此岸感。”[4]309这实际上道出了审美的入世态势。在这个大众狂欢的消费社会的时代， 审美乃不再高高悬上、不食人间烟火， 审美已走入市井百姓人家。审美被祛魅了。审美的祛魅，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亦是对康德美学的反叛。康德美学传统所倡导的那种无功利的静观， 那种审美客体自为的形式美， 那种略显神秘的审美主客体的心灵相契， 那种关乎审美的心神感应的迷梦在后现代主义 （如波德里亚之流） 这里被彻底粉碎了。随之而来的是以世俗化、人间化的姿态莅临尘世的审美的幽灵。颇为戏谑化的现实图景是， 人们无暇去阅读古典戏剧《牡丹亭》， 人们却可以花费不菲的人民币去剧场享受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古典章回体小说《西游记》的原着文本或许已少有人通读， 但《西游记》的神魔故事却被反复搬上银屏5.到了消费社会， 当一切以消费符号为崇尚之际， 人们已经难以理解并认同古典式那种人之个性情怀之信徒般的审美方式， 人们甚至对其不屑一顾。祛魅后的审美正行进在这个大众狂欢的消费社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 人们为了显示其高雅趣味， 一切消费的形式皆可以尽量与美相沾染。去吃一顿西餐， 刀叉的使用或披萨的烘焙， 都可以被称作“美”的；甚至于， 街边的美发店， 也冠之以“审美造型”的名号。祛魅后莅临人间大地的审美， 被裹挟入了消费社会的娱乐文化逻辑。人们表面上是进行审美观照， 然而这种审美观照毫无哲学的韵味， 而只是简单的、粗暴的；实际上， 消费社会的娱乐化的审美观照， 乃是一种戏谑式的娱乐。人们无聊透顶， 因此要将时间打发掉。美学社会的实质， 某种程度上来讲， 就是媚俗。波德里亚指出：“媚俗的激增， 是由工业备份、平民化导致的， 在物品层次上， 是由借自一切记录的截然不同的符号和”现成“符号的不断无序增加造成的；它在消费社会社会学现实中的基础， 便是‘大众文化'.”[2]114文化工业时代的文化逻辑， 以及消费大众的日常伦理， 两者狼狈为奸， 造成了消费社会普遍性的、无可规避的文化媚俗。这一种媚俗不啻是对本来严肃的人生面相之娱乐化的嘲弄， 亦将波及对个体自身的肆意蹂躏。波德里亚在其着作《消费社会》中更为我们深刻剖析了消费大众是何以将其“身体”作为消费品悍然进行消费的不忍卒视的场景。消费社会的审美， 乃是媚俗或欺骗式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最根本的特质之一即在于审美的泛化， 这正是我们所要言说的问题关键。不同于审美救赎论者的精英主义立场，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提倡者费瑟斯通立论的出发点， 就是要放弃这种对大众文化批判的精英主义立场。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言说者， 是要拥抱大众、融入大众， 并迎合大众。与此同时， 我们看到， 日常审美生活化中国阐述者的阙如亦是明显的。首先，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中国文化语境的结合， 诚然是基于消费社会兴起的必然趋势；但在这一热潮中， 言说者为了体制内或体制外的诸多原因 （譬如为了投合大众， 或为了晋升职称等） , 其意识形态亦是模糊的、暧昧不明的。其二， 在消费社会的语境中， 审美已被裹挟于技术的操纵中， 情感被功利所利用， 精神愉悦被感官享受所替代。其三， 亦是最重要的，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国表征最重要的还只是呈现于外在的物质层面， 这也导致了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国表征的肤浅性特性。前已引入的韦尔施对于日常审美化的“浅表审美化”和“深层审美化”的区分， 显然在中国的语境中是被割裂的或片面有效的。人们的追逐于时髦， 人们的醉心于物欲， 显然只是表征了韦尔施之嗤之以鼻的“浅表审美化”的一面；而“深层审美化”的最终达致， 显然还其途甚远。我们表面上的审美化， 难以掩饰内心的空虚和无力。因此说， “’日常生活审美化‘, 毕竟只是一种’薄‘的审美， 这种审美， 是’丰富‘的物质生活通过心理折射， 才成为精神世界的某种点缀， 因此它无法也不可能取代文学的功能和地位”[12].综上所述， 确实值得我们在应对审美泛化的时代洪流之际认真且务实地思考并清理。媚俗不是审美的初衷， 媚俗亦不该是审美的归宿。感性的狂欢之后， 应该还需要呼唤理性的回归， 这正是当代美学学者的使命和担当， “当代社会需要各种各样的东西， 需要经济的发展， 但是更需要精神的财富， 需要对艺术价值的重新体认， 美学就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 以及“品位是生活的充实， 是生活的艺术化”, 生活的审美化不该是趋之若鹜的符号至上主义， 生活的审美化应当是追求有思考有品位的生活审美化[13]55-56.

　　三、文化研究与审美危机

　　按照陆扬的观点， “日常生活审美化”是“作为当代中国文艺学和美学’文化研究转向‘的一个范型”的[6]86, 亦即是说“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的更大背景或语境是在于“文化研究”的。不同于日常生活审美化依然是在美学或审美范畴内探讨问题--尽管这一美学或审美范畴的边界日益扩散并模糊--文化研究的谋划则是要完全跨越这一畛域。日常生活审美化体现的是审美的泛化， 文化研究体现的则是审美的消解--审美真正遇到了危机。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起源于英国的伯明翰学派。自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 伯明翰学派在阶级研究、亚文化研究、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和大众传媒研究等诸多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可以说独树一帜， 具有跨学科的鲜明特征。总体而言， 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精英文化研究， 而是当代大众文化研究。他们总是将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与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背景联系起来进行探讨。“学科归属上的’无家可归‘状态在文化研究的早期就已定下基调。”[14]要之， 意识形态、阶级、种族和性别是文化研究趋之若鹜的课题， 亦是其个中法宝。

　　在新的时代变局下， 文化研究的进入中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而这一倡导者之核心力量又恰恰来自于前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中流砥柱--这并非是学术路向转变的简单巧合， 亦正寓示了在大的时代变局下部分学者“穷则思变”的努力与野心。如前所述， 日常生活审美化促使“日常生活”不断“审美化”, 最终势必导致审美泛化。假设审美问题研究， 依然固执地拘泥于审美自律等审美内部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 那么， 将无可避免地导致这一学术探讨渐次远离公共领域。那么， 以审美主义话语研究的重要基地文艺学为例， 其出路或许正在于“正视审美泛化的事实， 紧密关注日常生活审美化中出现的文化/艺术活动方式， 及时地调整、拓宽自己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呼吁重新建立新的文学-社会研究范式， 弥补单纯的内部研究的不足”[15].也就是说， 面对审美泛化的不争事实， 单纯的内部研究已然不能满足流变中的审美主义话语之生成的需要， 审美主义话语亟须更进一步扩张其视野和阃域。在此形势下， 文化研究成为了诸多审美化论者穷则求变的不二法门。于是乎， “文化研究成为当下历史语境中一个新的生长点， 文化研究一方面主张将研究对象拓展到文学作品的范围之外， 另一方面又并不排斥对文学作品的关注， 它倡导以新的研究旨趣来重新思考经典的文学作品， 比如对其内在的文学性的形成， 对其内部交织着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等问题进行观照”[16].

　　为了更清晰地呈现审美主义话语言说者在审美泛化中的进一步冲越， 我们在此依旧是以前述倡导日常生活审美化“三驾马车”的陶东风、金元浦和王德胜三位学者为标的进一步展开讨论。在文化研究的热潮席卷而来之际， 亦有学者依然坚持专注于审美主义话语的内部研究。王德胜对于所谓“审美化文化”时代的莅临， 表现了极大的热情， 他热心迎纳“审美化文化”并热切赞扬“审美化文化”.王德胜说：“’审美化文化‘建构将带来人的全面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造就出经济社会中新的人文前景--不但是对人类物质生产与满足活动的一种积极回应， 更是对人的生存整体性的积极肯定。”[17]王德胜还针对诸如审美文化批评的核心、策略， 以及美学中的“感性”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入且颇富见地的论说[18].不同于王德胜念兹在兹对审美主义话语思辨性的探寻， 学界的主流则似乎要跨域“审美化”的边界而冲越至更远。陶东风的专着《文化研究与政治批评的重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4年） , 具体而微地呈现了作者参照西方文化研究理论， 通过文学文本阐释中国政治的尝试。当此， 文学之审美价值显然已让位于更为重要的政治建构的雄心。由陶东风参与主编的《大众文化研究--从审美批判到价值观视野》一书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 , 据其副标题“从审美批判到价值观视野”就能想见主持者从审美的内部研究转换至外部研究的精心构制。该书已大胆地将诸如所谓的“怨恨电影”“都市生活剧”“电视娱乐节目”等纳入其研究范畴， 而其针对“禁播《水浒》提案”事件的关注， 则呈现出了书写者“政治世界批评”的热情。另外， 金元浦则揭橥了世纪之交文学由“语言论转向”达致“文化转向”的必然性， 并据此呼吁应该达成文艺学传统边界的超越， 以期“对文化的转向做出新的更为合理的阐释”.尽管金元浦依然强调文学学科的转向并非丧失自我， 甚而沦为诸如人类学、社会学或政治学等学科的附庸， 但是他还是强调了文学学科界域“变革、拓展和深入”的必然性[19].或许正是基于上述判断， 金元浦接下来将许多精力投注于诸如“互联网思维”“三大设计之都”“大动漫”“数字岗物联网”等文化产业和创意经济之类热潮课题的研究了。显而易见， 此类热潮课题的研究令这位先前敏感而谨严的优秀学者亦流连忘返、甘于琢磨6.

　　高建平《美学的当代转型》一书对“转型”中的当代美学问题有着诸多深刻的洞见。高建平在该着作中言及“美学与文化研究”, 以致“城市、生态与市场”.高先生认为“艺术与生活并没有截然的界限， 同样艺术与非艺术、高雅艺术与通俗艺术之间也没有这样的界限”, 因此， 他呼吁：“当代美学的任务， 不再是像从18世纪开始的美学那样， 寻求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 而是通过这种连续性的寻找， 看到艺术的出路， 也看到美学与社会改造， 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关系。”[13]53李建盛一贯认为， 所谓文艺学乃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学问， 尤其在当前时代语境下， 已不能拘泥于只关注文学自身的问题， 他说：“包括审美和艺术在内的复杂美学问题既不简单地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 更不简单地是一个自然科学的问题， 而是属于人文科学的问题， 美学的学科属性应该是人文科学， 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20]作为专攻文艺美学专业的学者， 李建盛另有专着《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出版， 该书以“以公共艺术为核心范畴， 以世界着名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为基本范例， 以公共艺术的多样性与城市文化的多向性为基本内容， 阐述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的内在逻辑与结构关系”, 可以呈现出书写者研究旨趣的转变之证7.更为瞩目地是， 在李建盛的主持下，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于2010年最终改名为“文化研究所”, 亦可据此视作时代旨趣趋向转变的一例缩影[21].遵此思路， 如是之文化研究景观已蔚然成风， 其势不可抵挡。

　　陆扬的专着《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一书以文化研究的西学东渐和本土化努力为线索， 对新世纪以来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论争， 以及有关的文化研究的西方理论资源做了梳理。作者提倡在日常生活的常态中发掘艺术的潜质， 而不是一味为现代都市美轮美奂的消费主义论证合理性。作为一名积累深厚的优秀学者， 陆扬当然已清醒地捕捉到了审美泛化下的时代潮流之变动， 他意识到“美学边界从来不是机械刻板的， 而理当是动态的， 甚至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 那么“文化研究涉及的大众文化市场机制问题和文化产业的政策制定问题， 以及日常生活审美化所面临的形形色色消费文化的新的阐释需要， 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进入美学研究的领域”[6]120-121.在认清现实的同时， 陆扬坚持以批判性的视角介入对审美泛化下美学研究的审视：经济全球化促使美学进行着深刻变革， 在此情形下， “艺术家君权神授的贵族身份风光不再， 他们的成败得失将更多取决于左右着市场经济潮流的平民大众的趣味”[6]121.陆扬最后以颇具意味之笔触警诫他的读者：“我们当然希望推陈出新， 不断创新， 只是但愿不要撇开传统， 奢谈创新， 使之终而成为镜花水月一类的东西。”[6]132

　　毋庸讳言， 消费社会美学问题的基本态势已然浮现：审美主义话语的范畴愈加广泛， 而审美主义话语的自律性疆域却日益模糊。审美自律经由审美泛化， 已日趋于审美消解。同样是因应于审美泛化的时代变局， 如果说“日常生活审美化”还亦步亦趋于“审美”之统摄下而偶有逾越， 那么“文化研究”则是立意要打破一切既有之约束了；如果说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探讨还内在于文艺学、美学之畛域， 那么“文化研究”则倡导彻底打破学科体制的疆域。随之而来的问题是， 我们念兹在兹的“审美”何去了？在文化研究中， 已然难以寻得我们借以委身于其中的感性主体、情感体验的话语形态了。当跨学科建构成为至上的法宝， 当他律性诉求成为不二的法门， 审美的空间却被压缩到了极限之小。审美遇到了危机， 我们汲汲以求的温情的世界行将就此失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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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金惠敏。消费他者：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文化图景[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4:144.
　　[4] 刘小枫。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M].上海：三联书店， 1998.
　　[5] 周宪。日常生活的“美学化”:文化“视觉转向”的一种解读[J].哲学研究， 2001 （10） :25.
　　[6] 陆扬。日常生活审美化批判[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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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王德胜， 李雷。“日常生活审美化”在中国[J].文艺理论研究， 2012 （1） :15.
　　[10]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章艳，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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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盖生。价值焦虑：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热点反思[M].上海：三联书店， 2008:189.
　　[13] 高建平。美学的当代转型：文化、城市、艺术[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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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陶东风。当代中国文艺思潮与文化热点[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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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李建盛。后现代转向中的美学[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4:455-456.
　　[21]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本所概况[EB/OL] （2011-2-15） [2016-3-20].http://www.bass.gov.cn.scnu.vpn358.com/info/cn/yjs/bsgk/?deptid=18.

　　注释

　　1冯高创。《从现代性看普遍经济思想的审美主义特质》， 《北方经贸》2016年第1期。
　　2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刘精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0年， 第95-100页。
　　3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 陆扬， 张岩冰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2年， 第4-10页。
　　4叶世祥。《当代中国审美主义话语的四个层面》， 《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4期， 第106页。费瑟斯通着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的中文译者刘精明先生则将the Aestheticization of Everyday Life翻译为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
　　5《青春版〈牡丹亭〉成功的启示》， 《光明日报》2013年1月19日第9版：白先勇执导的青春版《牡丹亭》自上映以来的8年间， 在全国巡演超过200场。又：影视版《西游记》连续多年登上国内春节档影院， 分别是2013年周星驰执导《西游降魔篇》， 2014年郑保瑞执导《西游记之大闹天宫》， 2015年田晓鹏执导动画版《大圣归来》， 2016年郑保瑞执导《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 以及2017年徐克执导《西游伏妖篇》。
　　6金元浦。《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金元浦集》，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15年。
　　7李建盛。《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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