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

时间:2019-09-27

　　摘要：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生热爱音乐， 并在音乐美学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其音乐美学思想有生平阅历的特色、积极向上的一面， 但是， 其音乐美学思想也有转变、矛盾的一面， 在研究其音乐美学思想时要结合他的生平和诗作论着才能达到“知人论世”。

　　关键词：白居易； 音乐； 美学思想；

　　Abstract：Bai Juyi, a great poet of the Tang Dynasty, loved music all his life and had its own unique views on music aesthetics.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music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fe experience, but a positive side, the aesthetics of music has changed, contradiction, in the study of the aesthetic thought of music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his life and poetry works to achieve “zhirenlunshi”.

　　Keyword：Bai Juyi; music; aesthetic thought;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热爱音乐擅弹古琴， 精于欣赏并着有上百篇关于赏、咏、琴、歌、舞、乐的诗篇， 更有专门文章论述自己对音乐鉴赏、音乐改革等的见解，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其音乐美学思想。白居易的《策林·六十二·仪礼乐》、《六十三·沿革礼乐》、《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等专门的音乐论着， 对音乐美学的贡献无疑是出类拔萃的， 具有很高的音乐美学研究价值。
 

　　一、白居易积极向上的音乐美学观

　　（一） 音乐与政治互通的音乐美学思想

　　白居易认为音乐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中这样论道：

　　“乐者本于声， 声者发于情， 情者系于政。盖政和则情和， 情和则声和， 而安乐之音由是作焉。政失则情失， 情失则声失， 而哀谣之声由是作焉。斯所谓音声之道与政通矣。”

　　这里清楚地说明了“音声之道与政通”的观点。他认为唯有礼乐相济才能达到“和而无怨”、“别而不争”的政治境界。在《策林·六十二·仪礼乐》中这样写道：

　　“乐者， 致人和而不能别也。必得礼以济乐， 乐以济礼， 然后和而无怨， 别而不争。是以先王并建而用之， 故理天下如指诸掌耳。”

　　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中也论证了“政失则情失， 情失则声失”的关系：

　　“夫器者所以发声， 声之邪正， 不系于器之今古也。曲者所以名乐， 乐之哀乐， 不系于曲之今古也。何以考之？若君政骄而荒， 人心动而怨， 则虽舍今器用古器， 而哀淫之声不散矣；若君政善而美， 人心平而和， 则虽奏今曲， 废古曲， 而安乐之音不流矣。是故和平之代， 虽闻桑间濮上之音， 人情不淫也， 不伤也。乱亡之代， 虽闻《咸》、《濩》、《韶》、《武》之音， 人情不和也， 不乐也。故臣以为销郑卫之声， 复正始之音， 在乎善其政， 和其情， 不在乎改其器， 易其曲也。”

　　白居易亦在《膘国乐》中写下“感人在近不在远， 太平由实不由声”。由此可看出白居易认为太平世界的形成是由清明的政治决定的， 音乐只是一个辅助作用。

　　（二） 音乐具有教化作用， 使人情和睦。

　　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三·沿革礼乐》中写道：

　　“夫礼乐者， 非天降， 非地出也， 盖先王酌于人情， 张为通理者也。苟可以正人伦， 宁国家， 是得制礼之本意也；苟可以和人心， 厚风俗， 是得作乐之本情也。盖沿礼者， 沿其意， 不沿其名；善变乐者， 变其数， 不变其情。”

　　他的这些论述， 目的在于音乐具有教化功用， 能够使人情和睦。那什么样的音乐能够使人情和睦呢？

　　能够使人情和睦的音乐本身就是和谐的。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三·沿革礼乐》中写道：“乐者， 以易直子谅为心， 以中和孝友为德， 以律度铿锵为饰， 以缀兆舒疾为文， 饰与文可损益也， 心与德不可斯须失也。”

　　说明音乐的音律、技法、可以增减变化， 而音乐中所包含的善良、中正、和平、友爱等内容不可以删减。这就充分说明了只有和谐的音乐才能使人情和睦。

　　白居易在《策林·六十·救学者之失》更有具体的论述：“臣观太学生徒， 诵《诗》、《书》之文， 而不知《诗》、《书》之旨；太常工祝， 执礼、乐之器， 而不识礼、乐之情。遗其旨， 则作忠兴孝义不彰；失其情， 则合敬同爱之诚不着。”“学乐者以中和孝友为德， 不专于节奏之变， 缀兆之度也。”在白居易看来， 和谐的音乐能使人情和睦社会安定。

　　（三） 音乐是情感的产物

　　白居易说“乐者本于声， 声者发于情， 情者系于政。” （《策林·六十四·复乐古器古曲》） 表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他认为音乐来自于情感并提出了“感人心者， 莫先乎情” （《与元九书》） 的主张。“移愁来眼底， 送恨入弦中。” （《筝》） 此中的“愁”与“恨”就是白居易认为的“情感”。音乐的创作就要把情感浇灌其中。音乐的创作不仅如此， 音乐的表演更应如此。

　　“世传满子是人名， 临就刑时曲始成。一曲四词歌八叠， 从头便是断肠声。” （《何满子》）

　　写出了“何满子”唱情哀切悲伤， 唱声潸然泪下。

　　“都子新歌有灵性， 一声格转以堪听。更听唱到‘嫦娥’字， 犹有樊家旧典刑。” （《桂华曲》）

　　这里所谓的“灵性”就是声情并茂， 由此可见曲中有情， 情中有声， 曲、声、情三者相得益彰。

　　白居易不仅要求歌者唱其情发其声， 自己也亲身躬行。

　　“老去将何散老愁， 新教小玉唱《伊州》。亦应不得多年听， 未教成时已白头。” （《伊州》）

　　充分说明白居易亲身力行唱声唱情。

　　二、白居易转变、矛盾的音乐美学思想

　　白居易的音乐矛盾观点主要表现在对雅乐和俗乐的态度上。

　　唐德宗贞元十六年到元和十年以前属“达则兼济天下”阶段。白居易在一个“世敦儒业”的家庭中长大， 自幼受儒家思想影响并通过科举走上仕途。这一时期的思想是他在“达”的时候受风化世俗封建制约的产物， 其思想主要在《策林》 （卷六二至卷六五） 《试策问制诰》 （卷四七） 中， 《策林》共七十五门， 其中《议礼乐》《沿革礼乐》《复乐古器古曲》三门专论礼乐， 《兴五福销六极》《刑礼道》《采诗以补察时政》等也涉及了礼乐。《试策问制诰》里都是白居易在应试时而作， 其中《才饰兼茂明于体用科策一道》和《礼部试策五道》论及礼乐， 其中不免含有为考仕途而迎合官方之意。这些文章中白居易遵循儒家礼乐思想观点， 大多沿袭《礼乐》等儒家论乐的经典。在《新乐府》《七德舞》中作者指出“美拨乱陈王业”诗中云：“《七德》舞， 《七德》歌， 传自至元和……尔来一百九十载， 天下至今歌《七德》， 舞《七德》， 圣人有作垂无极， 岂徒耀神武， 岂徒夸圣文， 太宗意在陈王业， 王业艰难示子孙。”强调了“音乐之道与政通矣。”《七德》舞表太宗创业艰难， 《法曲》则被白居易称为“美列圣正华声”的经典。白居易对唐玄宗推进胡俗与华音的大融合持反对态度。“……法曲法曲合夷歌， 夷声邪乱华声和。以乱干和天宝末， 明年胡尘犯宫阙。乃知法曲本华风， 苟能审音与政通；一从胡曲相参错， 不辨兴衰与哀乐。愿求牙、旷正华音。不令夷、夏相交侵。”

　　白居易认为“夷声”“邪乱”是导致华声“不辨兴衰与哀乐”的根源， 提出“正华音”即“雅乐”， 而另一方面白居易又赞颂《霓裳羽衣曲》称“法曲法曲舞《霓裳》， 政和世理音洋洋， 开元之人乐且康。”而《唐会要》卷三三《诸乐》条天宝十三载太乐署更改乐曲名单中赫然注明《婆罗门》改为《霓裳羽衣》证明《霓裳曲》本胡乐。而白居易指责“夷声”与其“谐神人和风俗者在乎善其政， 欢其心不在乎变其音极其声也。” （《复乐古器古曲》）

　　元和十年 （815） 白居易被贬江州司马。在江州前后四年思想逐渐消极， “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主导。也有许多学者称白居易被贬江州是其一生重要转折点， 也是他思想的转折点。其实， 与其说是他的转折点不如说是他放下仕途观念回归本性的自然之态度。

　　“鸟栖鱼不动， 月夜照江深。身外都无事， 舟中只有琴。七弦为益友， 两耳是知音。心静即声淡， 其间无古今。” （《船夜援琴》， 卷二四）

　　“置琴曲几上， 慵坐但含情。何烦故挥弄， 风弦自有声。” （《琴》， 卷八）

　　可见白居易“独善”思想及“自弄还自罢， 亦不要人听”的不问世事的心态。而在晚年更是绝口不提“严雅郑之别”， 亦不再对民间俗乐加以指责， 反而为其填词作曲。对俗乐的喜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竹枝若怨怨何人？夜静山空歇又闻。蛮儿巴女齐声唱， 愁杀江搂病使君。” （其二）

　　“江畔谁人唱竹枝？前声断咽后声迟。怪米调苦缘词苦， 多是通州司马诗。” （《竹枝词》其二， 卷一八）

　　白居易在忠州任刺使期间， 他与当地居民关系渐渐亲密。曾在刺史府开了一个“与民同乐”的酒会， “蛮儿巴女”纷纷前来击鼓跳舞。白居易曾兴起作诗云：

　　“薰草席铺坐， 藤枝酒注尊。中庭无平地， 高下随所陈。蛮鼓声坎坎， 巴女舞蹲蹲， 使君居上头， 掩口语众宾：勿笑风俗陋， 勿欺官府贫；蜂巢与蚁穴， 随分有君臣。” （《郡中春燕， 因增诸客》， 卷一一）

　　由此可见白居易以不再极力贬低“俗乐”还主动地对民风民俗加以辩解和维护。

　　白居易这种本性的自然之态更为突出地表现在晚年。退居洛阳以后更以“世事劳心非富贵， 人生实事是欢娱”的思想为主导。自家也蓄养了很多歌妓乐师， 纵情享受欢娱生活。

　　“菱角执笙簧， 谷儿抹琵琶；红绡信手舞， 紫绡随意歌。村歌与社舞， 客哂主人夸。但问乐不乐， 岂在钟鼓多。 （《小庭亦有月》， 卷二九）

　　”可怜月好风凉夜， 一部清商伴老身。“ （《快活》， 卷二六）

　　”追欢逐乐少闲时， 补贴平生得事迟。……石楼月下吹芦管， 金谷风前舞柳枝。十听春啼变莺舌， 三嫌老丑换娥眉。“ （《追欢偶作》， 卷三四）

　　白居易所撰写的《醉吟先生传》 （卷七十） 对自己晚年在家尽情享受妓乐歌舞亦有充分描述。

　　白居易不仅自己尽情享受， 还劝别人也及时行乐， 他在《劝欢》中这样写到：”火急欢娱慎勿误， 眼看老病悔难追。樽前花下歌筵里， 会有求来不得时。“

　　三、总结

　　综上所述， 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存在于自身性格的表现， 在推崇儒家思想的同时， 又加入自己的个性化思想， 这就使他深陷于理论与实践不统一的泥潭。不过， 纵观他的一生， 他对音乐艺术的追求及炽爱， 使得他在音乐理论方面的造诣独树一帜， 是毋庸置疑的结论。

　　参考文献
　　[1]修海林。中国古代音乐美学[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4.
　　[2]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4.
　　[3]白居易全集[M].聂世美， 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4]张前。音乐美学教程[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8 （06） .
　　[5]张建永。白居易的音乐美学思想初探[J].吉林大学学报， 1986 （01） .

TAG标签： 音乐美学  白居易  

上一篇：在音乐美学视角下谈音乐作品的存在方式
下一篇：布依族仪式音乐中的审美情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