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伦·卡尔松对肯定美学的研究

时间:2019-09-27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positive aesthetic emerged as a conceptual model transforming from art to nature in the aesthetic field and was theoretically constructed by Allen Carlson.Carlson's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imed at finding a way to support this concept, for which he found something to rely on--the knowledge.In his early stage of the"scientific"cognitivism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Carlson criticized the structure of"positive aesthetics"that was on the base of non-aesthetic natural appreciation, lofty notions and theism of religion, and treated nature science as a replaceable approach.In his final stage of"functionalism"theory, Carlson partially denied the reliability of positive aesthetics by distinguishing func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organic and inorganic entity.In Carlson's"positive aesthetics", he put the aesthetics experiences containing individuality and uncertainty out of use and focused his theory on the only experience based on object analysis and rules of appreciation.

　　当代环境美学兴起的重要标志就是审美领域从艺术转向环境。这一变革并非源于自上而下的理论到实践, 恰恰相反, 这一转变更多地来自于生态文学作品的启发以及北美环境保护运动的推动。其中, 对于自然审美的重新发现构成了从艺术到环境转变的中间环节。加拿大环境美学家艾伦·卡尔松 (Allen Carlson) 的理论研究就从发现自然审美开始。这一发现在他那里形成了极具争议性的理论, 即“肯定美学”。其主要观点是:全部的自然界都是美的。肯定美学认为, 当自然环境没有被人类接触时, 它主要有肯定的审美品质, 自然具有优美、典雅、强烈、统一、秩序, 同时排除乏味、迟钝、平淡、不连续、嘈杂。总之, 所有未经沾染的自然本质上具有审美之“好”。所谓“肯定”也就是在审美判断的意义上排他地树立了自然之美的必然性。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肯定美学在卡尔松之前有着长期传统, 并在卡尔松理论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内涵。研究这一理论的发展演变无疑对于深化西方环境美学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肯定美学的观念史

　　在对自然环境有着严肃思考的学者那里, 肯定美学被广泛赞同。彭锋认为:“肯定美学的这种主张, 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那就是‘自然全美’, 即所有的自然物在本质上都是美的, 或者我们应该将所有的自然物都看作是美的。”[1] (P95) 这种观念被彭锋视为当代环境美学建构的理论基石。肯定美学并不是针对环境美学发展而独创的美学理念, 它本身有着一定的传统来源。在当代, 它经过卡尔松的概括提炼而成为一种重新被建构起来的传统。

　　肯定美学的现代起源可以追溯到康德时代的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围绕自然展开论述的“美”与“崇高”渗透着对自然审美规范的推崇。在康德看来, “在一个美的艺术作品上我们必须意识到, 它是艺术而不是自然;但在它的形式中的合目的性却必须看起来像是摆脱了有意规则的一切强制, 以至于它好像只是自然的一个产物。在我们诸认识能力的、毕竟同时又必须是合目的性的游戏中的这种自由情感的基础上, 就产生那种愉快, 它是唯一可以普遍传达却不建立在概念上的。”[2] (P149) 自然为艺术提供了借鉴的范例, 因为自然既不是单纯通过感官感觉也并非通过概念来进行鉴赏, 而是来自“单纯评判”。艺术要尽量解除自身概念、目的的束缚并接近自然, 自然审美在康德那里具有典范意义。

　　19世纪的景观艺术家开始明确将肯定美学的观念表达出来。约翰·康斯特布尔 (John Constable) 提出了关于肯定美学的名言:“我一生从未见过丑的东西。”这一观点是从自然的风景如画性上来立论的, 对后来的绘画发展有一定影响。另外约翰·拉斯金 (John Ruskin) 也在其《绘画要素》中提到, 他只在人类不及之处发现“美的确定性”。19世纪美国着名的环境保护运动学者乔治·马什在1864年出版了被称为“环境保护运动奠基作品”的《人与自然》。地理学家大卫·洛文塔尔 (David Lowenthal) 在此书的序言中认为:“之前很少有书能够影响人对于土地的观点和应用。在美国人对于资源无穷尽的自信的顶峰, 它是第一部批驳这种富足观点的书, 并表达了改革的需要。它展现了人与自然如何不同, 也展示了自然自身的运行, 此外它也真实呈现了当人清理、耕种、建造时自然发生了什么。事实上, 如今人们已将马什的观点看作是理所应当。”[3] (P9) 马什在此书中意在揭示由人类造成的物理世界变化的特点以及范围, 并呼吁人们注意自身行为对于有机或无机世界和谐的影响。自然以自身的独特运行规律展现了审美价值, 而人类行为往往是破坏性的干扰因素。所以在马什那里, 只有处女地的自然才能得到普遍鉴赏, 人类往往扮演着自然和谐的破坏者。另一位美国环境保护的领袖约翰·缪尔 (John Muir) 认为野生状态下的土地是没有丑陋存在的。在《高山的新风景》中他谈道:“同样地, 在这个山地的所有溪流和湖泊都很少被有土覆盖的树木所供给, 尽管它们从远处看很稀少, 但能使得鉴赏者对其独具的魅力感到惊奇。在这些小块有植被的地方, 一些鸟找到了快乐的家。由于没见过人类, 它们不怕生病, 并好奇地在陌生人周围飞动, 它们几乎落到人手上。在如此原始和美丽的地方, 我度过了我的第一天, 所看所听都在激发一个人, 使他远远超出自身, 但又返归自身锻炼其个性。”[4] (P68) 在传统的风景画那里不能称之为美的地方, 在缪尔的眼中构成了新风景。原始自然的“壮丽、多样、丰富、和谐”并不因土地的贫瘠、资源的缺乏而丧失审美价值。恰恰相反, 未经人类影响的自然在其本真状态下几乎是最富魅力和审美价值的。

　　这些传统观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认同自然本身的肯定审美特性, 并在反面否定人为影响对于自然审美价值的破坏。这种正反两面的论述正是肯定美学的两个重要逻辑环节。对于人为因素的完全否定是对自然全美这一极具偏向性理论的重要前设。然而当代一部分环境伦理学家、环境美学家更多地从理论上对这一传统进行阐发, 但并未赋予人类要素以完全的否定性意义。例如伦纳德·菲尔斯 (Leonard Fels) 、莉莉-马琳·拉索 (Lily-Marlene Russow) 、肯尼斯·西蒙森 (Kenneth Simonsen) 等学者都将自然的审美属性和价值提升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但并未刻意否定人类影响的作用。可以说, 当代肯定美学已经不同于19世纪环境保护运动者和景观艺术家的感性表述而更多倾向于理论性反思, 这为观念本身的概念化出场开辟了道路。

　　二、对于古典形态的批判

　　卡尔松非常重视关于自然审美的肯定美学观念。在他看来, 艺术的审美鉴赏中存在着否定的审美判断, 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艺术均在本质上具有审美之“好”, 但对自然恰当的或正确的鉴赏则在本质上导向正向、积极的审美。艺术同自然审美判断领域的差别体现在, 一方面艺术本身并不能保证所有的审美判断均为正向, 另一方面对于自然人们只要有着恰当、正确的审美鉴赏都会获得积极的审美判断效果。卡尔松的肯定美学观分为两个阶段, 前期是科学认知介入到肯定美学, 后期是“功能之美”理论影响下的新阐发。

　　卡尔松的肯定美学思想直接来源于芬兰学者阿恩·金努嫩 (Arne Kinnunen) 的阐发。金努嫩在其《自然美学》中写道:“所有未被触及的自然部分都是美的。能够审美地享用自然不同于判断。自然美学是积极的, 只有当人为影响的因素考虑进来的时候, 消极的批评才会发生。”[5] (P76)

　　金努嫩非常明确地提出了自然同艺术鉴赏的不同。自然本身只具有肯定的审美特征, 而否定的或者说是批评性的审美活动只会发生在艺术以及被人改造过的自然鉴赏中。这种将原初自然视为积极也即全美的思想是构成当代肯定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肯定美学的古典形态面临一个困境, 即如何真正地实现这一肯定的审美鉴赏?承认自然的全美以及排除人为因素虽然将这种独断的积极性呈现出来, 但这一审美经验的实现路径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探讨。其实, 这一现状使人容易陷入对于自然肯定审美的美丽空想。卡尔松认识到肯定美学实现路径的缺乏, 他通过新的理论阐发试图推进并完善这一传统。卡尔松批判了肯定美学领域内的三个传统。

　　首先, 他反驳了非审美的自然鉴赏。这一观念主要强调肯定美学本身存在着一种非审美的可能, 即我们对于自然的反应在本质上并不是审美判断。这一观念的代表是罗伯特·艾略特 (Robert Elliot) , 他在《仿造自然》中说:“审美评价一个明显的构成要素是依赖于将审美对象看作是一个有意图的对象、一个人工制品、是由其作者的目的和设计塑造的物品。艺术的评价工作要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来解释它们、评判它们, 这涉及到将作品置于作者的作品集合范围内, 还涉及到将其定位于一些传统以及一些特定的背景中。自然并不是艺术作品。”[5] (P77) 卡尔松实际上也认识到艺术与自然鉴赏的区别, 但他认为并不能将自然鉴赏直接排除于审美之外, 而应当为其找到更好的实现路径。卡尔松的观点是“任何事物都对审美鉴赏开放”。卡尔松认为艾略特的观点有三点问题:其一, 环境评估不是审美的, 并不能得出人们对自然的反应属于非审美;其二, 虽然环境缺乏艺术评估的要素, 但这并不能得出自然鉴赏属于非审美的必然结论;其三, 虽然自然不是有意识的人工产品, 因而不符合艺术品的审美评价标准, 但这并不表明自然不可以通过自身的范畴标准以及物种、类别等自然史知识构成审美评价标准。总之, 卡尔松首先批判了将自然鉴赏排除在传统审美观念之外的倾向。

　　其次, 卡尔松批驳了以崇高观念为核心的肯定美学观。这一观念认为荒野自然超越了人类控制的边界, 并且我们不能清楚地了解它为何存在以及如何保存自身, 我们对自然的审美只剩下敬畏。这一观念的代表是肯尼斯·西蒙森 (Kenneth Simonsen) , 他在《荒野自然的价值》一文中说道:“他同独立存在的自然界相遇, 这一自然界并不同智慧生命的设计相协调。他不能深入这个世界, 正如他可以深入到人类建造物一样。因此在这个世界有一些事物让人震惊, 它们是由如果不是盲目的则是隐晦的力量产生的。在他面前看到的荒野景观充满了各种惊奇。它们就像可怕的阿芙洛蒂忒女神从神秘的无形之海出现并站在他面前……所有的荒野之物都被赋予了敬畏。”[6]这种观念虽然部分地支持了肯定美学, 但其核心的问题在于将野生自然视为神秘的、可怕的。卡尔松认为总体上崇高观的肯定美学是不恰当的, 因为肯定美学的审美特质并非来源于一种对“不得要领的”“假设的”否定批评的拒斥。所谓的“不得要领的”“假设的”, 就是认为人类不能在根本上改变物理的自然世界, 因而不能在艺术意义上重新塑造、开发、定义自然, 同时人类也不能在精神上十分精确地把握自然。崇高观念在卡尔松看来就是对“不得要领的”“假设的”否定批评的拨乱反正, 但这种拒斥是以神秘性的敬畏作替代的。正如卡尔松自己所言:“尽管自然界是其所然的而不是艺术品, 因而不能同智慧生物的设计相协调,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理解它。而只是意味着我们不能用人工制品的方法, 也就是创造它的方法来理解它。”[5] (P81) 所以, 崇高观的肯定美学也只能作为古典形态而存在, 它还远未涉及到肯定美学的审美路径探讨。

　　再次, 卡尔松又批驳了一种以宗教有神论为支撑的肯定美学观。这种有神论的基本观念是:自然是由全知全能的上帝设计、创造、维持的。由这种观念引出的肯定美学观强调自然界是完美的, 是由神明所出的, 从而不具有否定的审美批评。尼尔森·波特 (Nelson Potter) 谈道:“有神论者将世界看做经由上帝设计和规划的产物。例如, 他认为日落景观是上帝为了观察者的愉悦和鉴赏而安排的, 正如画廊中欣赏油画的观察者是由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来为他提供愉悦和鉴赏一样。唯一的不同是, 在自然中艺术家不是人, 是神灵。”[5] (P82) 卡尔松对这一肯定美学的神学路径感到疑惑, 并提出了三点对它的反驳: (1) 如果肯定美学是由有神论所支撑, 那么只有有神论者才会真正认同所有的自然都具有审美之好, 但实际情况并没有这种巨大的区分; (2) 在西方传统的宗教观中, 对于邪恶、丑的判定有诸种方法 (1) , 其中对于肯定美学有论证作用的是直接否认两者的存在, 但这种论证是有违于直觉并且荒谬的; (3) 部分宗教 (例如基督教) 并没有将荒野自然的审美视为完善自足, 而将被人所驯化、改造的自然视为审美趣味的投射所在, 这样有神论的自然观就不足以支撑肯定美学。因此在西方思想语境中, 主流的宗教教义并不能构成支撑“自然全美”的独有理论, 甚至也不能从中演化出自然审美绝对的“肯定”观念。

　　三、科学认知主义视野下的肯定美学

　　卡尔松对传统肯定美学排除自然审美、混淆自然审美的状况感到不满。在他看来, 对自然的非审美解读, 崇高观、有神论的解读, 都不足以解释清楚肯定美学。他要为肯定美学寻找一个具有普遍效用的实现路径, 这一路径就体现在将科学认知灌注到肯定美学之中。

　　卡尔松非常擅长为新理论的阐发挖掘传统根源。在阐述科学认知的肯定美学时, 卡尔松首先回溯了19世纪生物学、地理学、地质学对于自然审美鉴赏的介入。卡尔松引用俄国史学家维克多·罗曼嫩克 (Victor Romanenko) 的表述:“所有的一切包括自然美, 在达尔文之前都承受着神圣的印记。它后来从天堂传到了人间。那种人同自然的统一自从达尔文时期就得到广泛认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 他的方法论以及历史研究方法的原则在19世纪后半期就开始对美学形成革命性的影响力, 而美学是同精密的自然科学相去甚远的。”[5] (P86) 卡尔松认为, 在肯定美学的发展过程中, 科学是主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当代, 生物学与生态学的科学要比地理、地质学科更加相关于肯定美学。在罗伯特·艾略特、罗尔斯顿那里都有着关于生态学视野的审美观点。艾略特认为, 生态学为我们理解自然复杂性、多样性、整体性提供了新的价值视野。罗尔斯顿认为野生价值具有审美意义, 而生态学视野则往往能够启发我们以尊重、欣赏的情感对待自然。另一位关注生态美学的学者约瑟夫·米克尔 (Joseph Meeker) 则认为, 美学理论同生态学进程和概念的融合会在界定美上取得更大成功。这些理论家肯定了生态科学对于自然审美的重要意义, 但往往从生态学、生态伦理的路径上进行阐发。卡尔松认为他们的观点并没有为肯定美学提供充分的证明, 因此他要做的, 恰恰是从自然审美本身出发寻求这一证明。

　　卡尔松从“自然范畴”理论来整合自然科学知识。何为“自然范畴”?卡尔松在此处从美国美学家肯德尔·瓦尔顿 (Kendall Walton) 那里借鉴了“艺术范畴”概念。瓦尔顿所谓的“艺术范畴”是指艺术领域中具有区分性的媒介、流派、风格和形式。具体而言, 这些范畴关乎一件艺术品的来源、艺术家想要鉴赏者所依照的鉴赏方式等。例如, 对于梵高的作品《星月夜》, 观赏者应当从后印象派的艺术范畴来欣赏其动感的画面而不是从表现主义出发, 这样才能达到最好的鉴赏效果, 获得审美感受。卡尔松从这一“艺术范畴”的界定出发, 提出了“自然范畴”概念。他认为:“类似的观点认为, 有感知自然对象和景观的不同方式。这也就是说, 就像艺术作品一样它们可以通过‘自然范畴’而被感知。这种‘自然范畴’当然不同于‘艺术范畴’。”[5] (P89) 卡尔松所认定的“自然范畴”是基于对于艺术范畴的类比而设立的。这种“自然范畴”主要有生物学、生态学等科学知识。

　　通过将“自然范畴”作为自然审美的认知前提, 卡尔松确立了科学正确性同审美之“好”的直接关联。虽然“自然范畴”直接借鉴于“艺术范畴”, 但卡尔松并不认同艺术领域的肯定美学具有合理性。这就使得“自然范畴”在审美过程中的具体机制不同于艺术审美活动。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 卡尔松将艺术与自然的范畴应用进行对比, 目的在于考察并确立自然审美的肯定美学属性。在卡尔松看来, 艺术与自然来源的不同是一个差异的重要前提。艺术来源于人类的创作和生产, 而自然是既定的, 它只等人来发现。这也就是说, “自然是被给予之物”。这样的结果就导向“从给定的对象出发, 运用才华和独创性为其创造范畴”[5] (P93) 。“艺术范畴”在卡尔松看来, 往往是要优先并独立于审美之“好”的。这种区别就体现在, “自然范畴”是从既定自然出发寻求科学依据, “艺术范畴”是将既定审美规则投射到人造物的审美判断之上。“艺术范畴”参与的审美判断未必都是肯定的, 而“自然范畴”的判断却必然是肯定的, 因为两者产生并发挥作用的顺序不同。为进一步论证基于科学知识的“自然范畴”导向肯定美学的必然性, 卡尔松还进一步探讨了科学探索本身与审美特性的直接关联。他认为科学研究对于自然的考察往往寻求“秩序”“规则”“和谐”“平衡”“稳定”等要素, 进而使得自然对于我们而言更好理解。这些特性同时对于我们也是发现审美之“好”的特性。两者就在这些共同特性的连接之下, 得到了统一。当然, 卡尔松并没有进一步讨论为何科学的探索倾向会和审美之“好”的感性判断如此契合地联系在一起, 他只是将此种关联表达出来以论证对于自然的肯定美学。所以单从其论证效果而言, 这种关联的建立补齐了肯定美学的所有逻辑环节。

　　那么卡尔松为何在类比的基础上创造“自然范畴”的概念呢?这主要基于两点: (1) 卡尔松认为, 同艺术鉴赏类似, 自然鉴赏是否合理取决于人们能否关注于对象的审美品质, 也即能否用正确的方式感知这些品质; (2) 类似于不同“艺术范畴”对于审美品质的规范意义, 自然对象同样面临如何对审美品质进行归类的问题。显然, 不同的归类方法将使得人对自然产生不同的审美体验。基于以上两点, 卡尔松事实上将艺术与自然的鉴赏在其结构上划了等号, 两者均侧重于对象的品质问题。这种对于审美品质的重视实际上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景观规划和改造有着深刻关联, 北美环境美学在其兴起阶段就以探讨如何提高景观品质为目的。所以, 虽然“自然范畴”在内容上反对环境的“艺术范畴”化, 但逻辑思路是一样的。

　　肯定美学有两个要素: (1) 不受人为影响的自然是全美的, 只具有肯定的审美价值; (2) 恰当、正确的自然审美鉴赏会使得肯定的审美得以实现。传统的肯定美学观在根本意义上基本秉持第一个信条, 但对于第二个信条则谈之甚少。卡尔松对肯定美学的现代阐述就是基于对第二个要素的证明, 即从科学知识的范畴论证恰当、合理的自然审美鉴赏的可能性。从逻辑上看, 这种证明为肯定美学补足了缺憾, 使其拥有更为稳固可行的方案。从影响上看, 这一论述为实现审美领域从艺术转向自然提供了更为充足的动力。

　　四、功能适应性解读中的肯定美学

　　进入21世纪, 卡尔松的环境美学开始发生变化, 他从早期强调“科学认知”开始向结构“功能”理论转移。由于将“功能”引入自然美学理论, 卡尔松部分地批判了肯定美学理论, 即自然审美也会有“丑”的审美判断。功能美学观念是对科学认知视野的进一步延续和拓展, 它强调有关于对象的功能知识是审美鉴赏的重要因素。这里需要关注的是卡尔松将功能界定为功能适应性, 也正是他所认同的这种适应性才推论出与之有关的审美特性。功能之美具有“简约”“优美”“优雅”等属性, 它们同功能实现的外在形式有着紧密关联。不同于专门针对自然鉴赏的肯定美学, 功能理论并不仅仅应用于自然景观的鉴赏。事实上, 卡尔松试图通过功能视野来统合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审美解释。我们需要重视的是, 当科学认知进一步发展为功能理论之后, 有关自然鉴赏的肯定美学面临着新挑战。

　　从总体而言, 卡尔松仍然将自然的大部分视为具有肯定美学的价值, 但功能理论的新背景却使肯定美学的极端态度有所缓和。根据功能理论, 卡尔松对肯定美学进行了区分性解释, 这种区分性解释包括两部分:

　　第一, 有机体的功能不良引起否定的审美判断。卡尔松说:“我们对生病、畸形、受伤的有机体的审美不悦是对其外表功能不良的不悦, 也就是‘样貌不适’。”[7] (P132) 在卡尔松那里, 有机自然界是富有生命力的活的自然, 与之相对的是无机自然。卡尔松这里借鉴了马尔康姆·布德 (Malcolm Budd) 用“疾病”“畸形”“接近死亡”等生物有机体的非肯定状态来论述肯定美学的一种反例。他认为伴随这些令人不悦的属性, 有机体可能还会有臭味、正在受苦等, 这些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审美不悦并不需要我们对于有机体的功能知识有很深的了解, 我们只需根据它们形体上令人不愉快的形式就可实现。卡尔松不以为然。他以鸻鸟为例, 认为一只鸻鸟羽翼破损了, 它的翅膀耷拉在地上, 破坏了翅膀整体平滑的曲线, 这种不规则形状引起了人们的审美不悦。卡尔松假设, 这只鸟是一个新鸟类, 即S鸻鸟, 它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副肢的松散, 犹如鸻鸟破损的翅膀。这个副肢本身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功能 (例如可以让它在水下有效地游泳) , 但由于其类似于鸻鸟坏掉的羽翼而被认为是消极审美的对象。这样, 从结构功能上来看, 这种只从形式特征来给予美丑评价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卡尔松说:“肯定美学的标准反例是:受伤的、生病的、畸形的有机体因其外在的功能不适而产生审美不悦。”[7] (P133) 所以, 有机体一定是由于外在结构的破坏引起功能不良从而给人一种消极的审美判断, 这就是卡尔松对肯定美学提出的反驳。这种对于有机体功能不良的知识同艺术理论中对于特定流派的审美鉴赏一样, 均将外在的形式、色彩、比例等要素置于一旁而突出强调特定知识范畴的重要性。这也是从卡尔松强调“科学认知”介入自然鉴赏以来一直所坚守的理论策略。

　　第二, 无机物并不涉及否定的审美判断。卡尔松这里的观点是承认无机物自然界具有完全的肯定审美, 而消极的审美仅存于第一点中涉及到的对有机物的审美。“因果角色”与“选择功能”的差别成为卡尔松这一区分的关键。卡尔松借用科学家的理论成果来论述两者的差别, 并将问题置于两种功能的规范性的差异上。当通过执行X而自然选择地产生一种特定属性, 它就是实行X的功能。即便由于例如受伤、生病等原因而致使X不能执行, 这一属性不能展现出来, 它仍然是具有此功能的属性。我们只能说这一功能不良, 这就是“选择功能”的描述。这种功能属性是一种卡尔松认为的规范性功能属性, 它主要是针对自然有机体的解释。与之相对的是“因果角色”的非规范性功能属性, 它由正在发生的因果力决定, 这种功能对一个封闭系统具有特定作用。当因果力消失, “因果角色”的功能也就消失了。这种功能属性并不会伴随一个物体而存在, 它只在特定的系统中才会出现。这一功能属性不是规范性的, 更多地是依赖于特定的因果关系描述, 它主要是针对生态系统中的无机物所作的解释。例如, 一只青蛙的腿不能划水了。从自然选择的视角来看, 划水是蛙腿本身的天然功能。但如果这一功能缺失, 也并不表明它本身不应具有这一功能, 而只能说这只青蛙的腿部有着功能缺失。另一方面, 无机自然物对于特定的自然进程有着因果关系, 如果它不具有这一功能, 我们只会说它不具有这一因果功能, 而不会将其归为功能缺失或不良。例如, 河流中的一块岩石, 它对于河流有着导向作用, 这引起了河水流向周围需要灌溉的平原。当岩石被侵蚀瓦解, 这种引发灌溉功能也就随之消失, 这一岩石本身并不能被称为功能的不良。所以, 卡尔松的结论是“功能不良、显在的自然丑的来源只在有机物中有可能”[7] (P135) 。

　　“因果角色”与“选择功能”被卡尔松用来解释自然界中两种不同的功能因素。“因果角色”将一个无机物对于一个更大系统的影响看做是当下的因果关系, 这一功能并不具有价值评判意义因而不能做出肯定与否的审美判断。“选择功能”将有机体自身的部分功能看做是特定的自然选择结果, 其功能是否完整也就具有了对于有机体的价值功能从而影响人的审美。前者所指涉的无机物并不像有机体那样具有内在的、为己的功能, 所以卡尔松只将它同系统间的因果关联视为功能。后者所关联的有机体具有自然生物学意义上的内在生命机理, 对于这一功能的破坏就构成否定性美学的根源。所以针对不同的自然对象, 卡尔松的功能阐述有着不同的侧重 (1) 。

　　五、认识论奠基之上的自然美学

　　无论是“科学认知”还是“功能”理论, 卡尔松肯定美学的设定始终离不开知识的奠基。甚至在其从自然转向人文环境的审美鉴赏论述中, 知识都始终占据核心位置。鲍姆嘉通在开创美学学科的时候就将其视为低级的认识论, 即一种感性认识。如果将审美等同于认识, 那么审美本身就失掉了存在的合法性, 所以即便鲍姆嘉通强调审美具有认识性, 但也限定其追求一种“审美之真”, 而非“形而上学之真”。所以审美本身不同于科学认识, 但美学本身可以运用认识论方法来研究问题, 诸如美本质问题、美的类型等。艾伦·卡尔松的自然美学并非起始于认识论的审美, 而是在审美鉴赏方式上寻求科学认识论的指导并最终达到“恰当”审美的诉求。这种“恰当”审美在根本上不同于科学认识论。所以认识论美学至少应当含有两个层面:审美活动具有认识内涵;对审美活动的理论反思也即美学是运用认识论方法来建构。严格来说, 卡尔松认同审美活动具有认知内涵, 但绝非以此为主体。与此同时, 他对自然美学的建构则完全是基于认识论方法。关于前者, 卡尔松同样认同环境审美经验的时空不确定性。他指出:“环境对象经验一开始是亲密的、整体的、具有包容性的, 审美鉴赏也受其塑造。”[5] (P12) “在对与我们相遇的广阔世界的鉴赏 (如果不是完全无间地包含于其中的话) 中, 事物作用于我们的所有感官, 它们不断地变化并且不受时空、本质、意义的束缚。”[5] (P13) 人的自然审美经验本身是一体的、具有超越性的感性经验, 但这种感性经验在卡尔松这里仅仅是理论阐发的开端。卡尔松的自然环境美学并不是以环境审美经验的多元意义为阐发主体, 而是为这一经验“赋予”特定意义。这种特定意义的经验就在于回答:审美地鉴赏何物以及如何鉴赏。“赋予”意味着给定而非自然发生, 同时它也意味着建立于认识论基础上的特定鉴赏规则。运用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功能知识来确定对象以及鉴赏对象的方式, 这在卡尔松看来就是环境美学的核心问题。

　　由于卡尔松采用这种认识论方式来建构美学理论, 所以强调自然审美经验开放性的理论就成为攻讦目标。他将自然审美鉴赏的方式区分为认知派和非认知派, 并且确信只有认知派的审美鉴赏才是对自然如其所是的鉴赏。事实上, 除卡尔松之外并没有其他学者认同自然鉴赏可以做这两种区分。而作为非认知派重要代表的阿诺德·伯林特所提出的“参与美学”本身就不是对鉴赏方式的专断界定。伯林特的美学从审美经验本身出发, 意在还原“审美场”中诸多要素的相互作用而并非以达到审美对象的方式为核心。所以对卡尔松而言, 其理论不仅悬置了审美经验多元意义的阐发, 而且对其他学者的论述做了鉴赏方式上的误读。尽管他认为:“伴随着环境美学同环境主义的密切关系, 出现了将认知思想路径同非认知思想路径结合起来的变化。”[8]但这种结合归根结底还是以对象的恰当鉴赏为目的, 并且这种变化始终摆脱不了认识论的规范性作用。

　　六、结语

　　总而言之, 卡尔松前期受到肯定美学的影响走向了环境美学理论的建构, 并赋予肯定美学科学认知的路径。但在强调“功能之美”的阶段, 他对传统的肯定美学进行了解构, 认为只有对机自然物的审美才会出现消极的审美判断。这种情况的条件是:有机体出现了功能的“不良”或缺失, 而与之相对的无机自然物仍然是“全美”的。薛富兴认为卡尔松的肯定美学是“以认识论的思路证明价值论的问题”。如果更进一步来看, 这种对自然全美的价值论解释实际上为自然审美向最广泛领域的拓展奠定了基石。没有自然的全美价值, 也就不会有对全部自然进行审美的必要性。因此, 扩大价值对象的解释无疑为建基于价值理论之上的行为提供了依据。尽管后期卡尔松承认了肯定美学的部分反例, 但他认为“这种观点 (肯定美学) 只有当其应用于任何自然事物而忽略其重要区别时, 才是失败的”[7] (P136) 。肯定美学的思路已然在卡尔松那里被打开, 后期的反驳显然也是基于前期理论的部分调整。环境美学起始于自然审美的重新发现, 对于自然价值的重新解读为建构广泛的自然环境审美理论开拓了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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