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礼乐观回顾

时间:2019-09-27

　　中国古代的乐是诗、乐、舞三者合一的综合体，从有文字可考的商至春秋，乐有着重要的地位，不仅能够抒发情感，而且担负着国家祭祀的功能。至周代，乐又以“六乐”的方式，担负起教育贵族子弟的重任。孔子对乐有着极高的天赋，是乐之实践的歌者、演奏家与作曲家。他访苌弘学乐，与师襄子鼓琴，“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留下多篇关于学乐、论乐的记述; 他也曾“击罄于卫”［1］78，“取瑟而歌”［1］212，对乐有着深刻的理解和鉴赏能力。《论语》中，孔子之论乐不仅涉及乐的形式、功能、审美、情感体验、教育方式和价值判断等问题，而且将乐与其思想体系紧密相连，赋予乐家国共治的工具性以及哲理性。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乐已不仅仅属于常识意义之上的艺术形式，并且具有完整的思想体系和方法论意义，是有着深刻内涵的“道”。因此，本文在此提出“乐道”一词，试对其基础、形式、审美、终极追求进行分析与辨识。

　　一、礼———“乐道”外化之形式

　　何谓礼乐? 在《礼记》的记述中，将礼与理、乐与节等同，认为君子所有的行为都应在“礼”的统领下，无礼不动，无节不作。这种由外化了的“礼”统领、指挥的礼乐艺术形式，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阳货》中，孔子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乎乐乎，钟鼓云乎哉?”［1］209礼并非举行仪式时的玉器丝织等祭品，乐也并非是钟鼓之音等外在的击打声响，而是周代以“文”———合乎规矩的复杂修饰、繁琐仪节的综合祭祀的再现。通过这样的形式，可以对人的行为进行规范，并成为区分贵贱、调整人际关系的准则，使混沌未开的先民有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长幼之别，使人超越本能行事的自然人性层面进入到社会人的范畴，从而有了秩序和为人的尺度规范，这一切要靠乐之内涵和外化形式的“礼”来实施。

　　孔子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同时又生活在周礼尚存的鲁文化中，“礼”文化的熏染使他对周礼非常崇尚，希望用“礼”的教化使社会回到有序稳定的状态。他对“八佾舞于庭”［1］24这种破坏周礼的僭越行为极为愤慨，深有感触地说: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96在他看来，社会和谐即等级有序，达到有序的方式是“礼乐”的教化、遵守和实现，因此，“克己复礼”、“不知礼，无以立也”［1］238便是他的治国主张。经过对夏、商、周三代之礼的研究，孔子选择了周礼，并择善而从: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1］30，其所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武”［1］184 －185的慨叹表达了对这种礼制的向往和遵从。

　　《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2］990孔子也深谙实现“乐治”之道，即礼乐并举，开办私学，传授礼乐文化知识。

　　把蕴涵于乐之中的道抽象出来，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主要准则以礼的方式实现，成为儒家思想外在的承载形式和实现途径，从而形成了高于具体礼乐规范的思想体系。以乐为承载的教育方式，不仅可以滤掉个体性，而且可以在施教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化掉冲突，这种柔性的教化过程，孔子大为赞叹。因此，《孝经》中引用孔子的话说“教民亲爱，莫善于孝; 教民礼顺，莫善于悌;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 安上治民，莫善于礼。”［3］这种“乐道”继承了周之“礼教”的传统，并被后世不断引申，虽然有夸大艺术的工具性、忽视艺术本体性、丢掉艺术感性的争论，但以礼之外形和内含德育的乐成为一种“文化基因”深深影响着后世的教育思想和修身治国之道，无疑对深化乐的价值有积极的意义。

　　二、仁———“乐道”实现之基础

　　在《论语》中，孔子与其弟子讨论最多的可能要数“仁”，关涉“仁”的章节有五十八章，“仁”字出现约“百有五”处［4］。由于孔子对“仁”的重视，人们往往把“仁”作为孔子的最核心思想，孔子的学说也被视为“仁学”，“乐道”的实现基础也当属“仁”。“克己复礼为仁”可以说是孔子“仁学”思想的总纲。如果说要实现“乐道”，“礼”为外在的形式，那么“仁”则是最基础的情感和思想起点。孔子以“六艺”、“六经”为内容教化弟子，在他的眼里，将乐分为两种，以“仁”为情感起点的乐和“非仁”为情感起点的乐。孔子说: “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1］25，一个内心没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可能推行礼与乐，推行礼与乐的人，首先应该怀有仁爱之心。

　　孔子不仅注重礼乐的外在形式，更注重它的内在精神。为君者要行仁德之治，为民者要有孝悌之情，是孔子终其一生所追求的社会道德标准，也是他试图通过人的道德内省来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途径。他提出了化人的三重境界———“仁”、“礼”、“乐”。

　　“仁”是人与人之间的基本情感，是人的精神境界，是“礼”和“乐”的内在依据，而“礼”和“乐”是人的情感的外在表达，是行为举止、仪表仪容、社会伦理的表现方式，也是“仁”的存在依托和主要实现途径。

　　孔子以“仁”为基础对礼乐进行精心的整理，那些与“韶”等雅乐相合的礼乐，节度中和，形式纯净，当它作用于人的感官时，就绝不可能是使人“心旌摇荡”的“乱世之音”，而是在“节”的基础之上，起到感性愉悦与理性教化的双重作用，使人们走向“仁”的内在情感要求。乐所包含的审美特性和仁学的情感要求相合，很自然地和仁学互为实现。因此，以“仁”为基础的乐之实现途径，不仅具有人性化的特征，而且也是社会伦理规范的统一体。以仁达乐，以乐化仁，使仁、礼、乐三者成为互动和谐的整体，也是情感与理性、艺术与伦理的双重统一。

　　首先，乐以“感悟而动”的直觉感性形式引领着人的知觉意识，然后以其社会伦理呈现润化心灵，陶冶情操，使个体脱离独立的存在，在伦理实践的过程中向有序的社会化的人转化，最终形成合“仁”的人格。在这种转化过程中，仁是“乐道”促进个人主体意识转化，伦理自觉观念形成方面的价值基础。

　　三、善———“乐道”审美之核心

　　在对“乐道”的审美认识上，孔子把“善”作为审美之核心。这里的善并非乐之内容与外在形式的价值殊分，而是内容与形式合一的儒家美学境界追求。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以“善”为中心，形成“文以载道”的传统，对我国的艺术尤其是乐舞的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八佾》最能直接体现孔子的这一思想: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36韶乐歌颂舜帝继承并发扬光大尧的功德，在情感上使孔子得到了共鸣，从而才能在精神上得到升华，故孔子认为韶为乐之最高境界。

　　《述而》中，“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 ’”［1］79表现出“节制”和“善”的美学追求。“善”也在《论语》和《乐记》的论述中形成美学、政教与价值观的统一。“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2］990“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2］988乐对宇宙规律的洞察，对精神世界的探究，对现实世界的影响，都应达到善和美的统一。因此，对善的追求应该是孔子“乐道”之美学理想之境。

　　善具体投射在乐的形式上，便是温和、节制之“中”、“和”。这种“中”“和”的特征，和儒家所讲“中和”的伦理道德一致，是“和合相善”的伦理美学，成为中国文化的独特标识。我们可以通过“乐”的外在形式，感悟“和”的传统文化的精髓。歌、乐、舞完美的结合，相互应和，便是“和”; 声音大小适度，舞容俯仰自如，这即是“中”，这样的乐可谐阴阳，动天地，调风雨，安国民。《八佾》中，“乐其可知也: 始作，翕如也; 从之，纯如也，缴如也，绎如也。以成。”乐曲逐次展开，徐徐而发，旋律和节奏按内在规律递进，由小而大，亦庄亦谐，含着天然的和谐与节制。情感无论多么充沛强烈，都要内蕴节制，是“中”的要求，情感外现时，要加以节制，懂得约束，这才能成为“和”。孔子赞《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1］32《关雎》哀、乐合乎节，哀虽深不失于和，其乐虽盛而不失其正。因此，孔子极为反对“郑声”，认为郑声“淫”，太过激烈和不节制，会引起心的迷乱，道德的败坏，要求“放郑声，远佞人”［1］185“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1］211避免这些“淫乐”对“中庸之道”所倡导的君子的自我约束、自我监督的修身过程产生消极的作用和对“善”的削弱。孔子强调乐的教化作用，这些礼仪秩序和君子修为都是基于对形式和内容之“善”的自觉要求。

　　善是人之真情体现，只有至真之情才是通向至诚、至德、至美的途径。乐以其天生的情感直接表现方式，可以唤醒人们心中的真情，社会伦理的实现可以经由某种“感性愉快”来实现，“乐道”的审美核心即是唤起这种“自觉之善”。

　　四、成———“乐道”终极之追求

　　《论语·泰伯》中说: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93孔子已经把乐提高到了人生修行所要达到的至境，所言含着对“道”———“乐道”的至高追求，“成于乐”三字，刘宝楠《论语正义》释为“以立于礼，成于乐皆是修身。”［5］说明乐能感染陶冶心灵、塑造人们的性情，成为人们内心的自觉要求和道德实践准则。因此，“成”即为“乐道”之至境，并含着个人修身之成———社会伦理之成———国家大治之成的三重境界递进关系。

　　首先，乐为人之修身必经途径。在个人的人格实现上，“先进于礼乐，野人也; 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124无论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首先要全面系统地学习礼乐知识，然后才能为官、为人。个人修身不仅指为官为人之道，也包含着深厚的乐之涵养带来的人生境界的超拔。尽管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1］13，希望成为礼学权威，但身处乱世，终日如“丧家之犬”的孔子，不能实现大司乐、大乐正之愿，无法在庄严的祭祀行礼中体会礼乐的至高境界，于是这样的一种人生遗憾变为人生追求，存在于他对于“乐道”的终生追寻中。孔子把“成人”看做是具有如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如公绰那样没有私欲，同时兼具卞庄子的勇敢，冉求的学问，更重要的是“文之以礼乐”［1］168，将礼乐与这四种优点完美结合。可见，礼乐是个人修身之必经途径。

　　其次，如前所述，孔子所言之乐，并非以享乐为主的世俗之乐，而是“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故童者舞之。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 升 降 为 礼 者，礼 之 末 节 也。故 有 司 掌之。”［2］1014的礼制之乐和“律大小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2］1000的伦理仁和之行。“乐道”之所成，就是对乐中所含的“节”、“序”、“理”的社会化外现。“成”是社会伦理规约的愿望，是对“野人”时代的终结，不仅是个人人格实现的境界，也是孔子为政立说的起点。

　　再次，如《乐记》所述，乐象政，“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2］982，乐道的追求，不仅是对“德艺双馨”的个人提升，不仅是“成人”的人格教化与完善，而且在大文化的背景下，在于维持社会秩序，达到天下大治，实现理想社会的美好愿望。乐道之“成”不仅根植于“仁”所构成的社会伦理和“礼”所外显的艺术形式，“善”所体现的审美追求之上，而是具有更大的社会普遍性和“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礼乐并称源于孔子，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社会的动荡，政治的混乱，在孔子眼里首先体现为“礼崩乐坏”，礼乐不仅成为满足人们世俗享乐的工具，而且还成为“恶”人性滋长的温床和政治制度败坏的渊薮。因此，“仁”与“礼”成为孔子的方法论，“乐”才是孔子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孔子思想的终极目标，是建立如“礼乐”一般的理想世界。在这里，层级有序分明，社会人与人之间祥和融洽，整个社会欢乐和谐。

　　结语

　　综上所述，回望孔子的礼乐观，孔子在“乐”中所追求的，首先是“乐道”之“体”———礼的外在与内隐形式，并通过外显与内隐形式的互动寻找“礼乐”活动背后的结构要素，即“乐道”之“基”———仁的施政追求和宏观意识形态，转化为“乐道”之“用”———善的美学追求，在审美经验上表现为“乐道”表演活动“中”“和”的形式规约和接受活动情感规约的双向要求。最终的汇聚点为“成”，以“游于艺”为起点，以“成于乐”为终点，完成个人修身之成，社会伦理之成，国家大治之成，由个人而集体，由集体而国家的三重境界递进关系。

　　【参考文献】

　　［1］ 杨伯峻． 论语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2006．
　　［2］ 孙希旦． 礼记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3］ 胡平生，陈美兰． 礼记·孝经·广要道章［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 163．
　　［4］ 阮元． 揅经室集·上册［M］． 邓经元，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93: 176．
　　［5］ 刘宝楠． 论语正义［M］． 北京: 中华书局，1990: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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