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管理中国学派构建的探讨

时间:2019-09-27

　　摘要：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及管理学相关领域的实践经验, 其学术观点反映了当前学界对中国模式研究的最新成果, 是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中国问题的知识体系的一次有益探索。

　　关键词：经济管理中国学派; 商域经济学; 分部人性假设; 高质量发展;

　　一、经济管理中国学派构建的核心——理论突破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郑州大学商学院首席教授金碚指出, 40年前中国学术界就开始建设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管理学体系, 今天已经相对完备, 但是以经济理性为逻辑起点的推理表达体系, 实际上存在“逻辑断点”, 和现实有很大的差距, 要总结中国经验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学科, 或者新的学科方向去探讨, 金碚学部委员把它定义为“商域经济学”。商域的意思就是在不同的领域和区域都有其特点, 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 人的思维是有差距的, 如果不能真正的理解, 就不能观察清楚这些差距到底是什么样的。商域经济学假定, 在不同商域间, 人群的价值文化特征是不同的, 即商域人群总是具有不同层面的特征差异性。商域经济学的逻辑是什么呢?金碚认为研究经济和管理的时候经济理性很重要, 但是这毕竟不是最终追求的价值, 并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引入了“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维度, 假定商业活动受经济理性、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三方面因素的决定和影响, 应该用三个维度看世界。经济理性和一定的价值文化及制度形态互动交融表现为各商域的文明形式, 这是商域经济学最基本的学术特性。最后, 金碚学部委员还提出新时代呼唤经济学和商学研究的新拓展, 一个学科的建设, 最重要的就是建立一个观察事物的思维逻辑, 中国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应该用一种独特的思维, 更加真实的看到中国的现实, 看到世界的现实。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许建康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源头, 目前所处的位置以及未来的发展走向。围绕唯物史观的两对基本矛盾, 许建康研究员阐释了马克思、列宁及毛泽东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的异同及各个时期的主要任务, 并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等相关著作到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端的源头。同时, 他提出可以从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理论来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认为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前资本主义的人的依赖关系, 二是基于物的依赖性基础上人的独立性, 三是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许建康研究员分析认为现在整个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和人的发展的第二阶段相关联的。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产业经济学会会长、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李曦辉教授认为, 在现实世界中, 经济活动主要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以及中国独特发展观中所包含的传统经济学思想构成, 在这几种经济学理论与思想中, 无一例外地主张经济全球化。但出于各自不同的动机, 每种全球化的理论指导都各不相同, 追求的终极目标也是截然不同, 这可能就是当今全球化面临挑战的一个诱因。西方基于陆权理论的陆权国家希望以民族国家为利益单元从事经济活动, 而基于海权理论的海权国家试图推动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流动, 于是两类国家间经常爆发冲突。为了缓解矛盾, 经过多年博弈, 产生了现实版的全球化样板, 就是利益单元仍然是主权国家, 同时, 生产要素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流动。这种现实本来就是一种悖论, 使得现实版全球化存在极限, 也存在难以克服的弊端。而新民族经济学作为一个以民族过程为研究对象, 按照经济学而非民族学的范式对其规范研究的学科, 也为经济全球化进程引入民族因素, 将破除海陆对立的新陆权观, 消除海陆对立的新海权观, 弥合文明冲突的全球化中国版本。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保建云教授首先分析了现有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面临的困境, 提出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经纪人完全理性作为逻辑假设前提是存在缺陷的, 同一个人在不同阶段偏好会改变, 理性也会变化。同时同一个社会群体, 一部分人是理性的, 但是也存在非理性或反理性的群体, 现有理性人假设难以描述真实世界人们的行为。此外, 关于先行主流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保建云教授还指出当今学界唯数据论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思想的迸发。其次他开创性地提出了分布人性假设, 认为经济学是研究真实世界的人, 支配人行为的影响因素包括了人的理性和德性, 而理性和德性一定程度上都是按照概率分布的, 所以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行为必须考虑人性因素。最后, 保建云教授在分布人性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假设条件进行扩展, 提出新的范式。

　　广西大学商学院院长陆善勇教授立足于经济发展战略这个角度, 提出中国前30年建立的“赶超”型重化工业与后30年建立的“消费品”工业的“叠加”, 造成了全国层面上的“双工业”战略;后30年建立的“消费品”工业是劳动力资源禀赋优势与相对先进技术优势的“叠加”, 造成了产业层面上的“双优势”战略, 可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际实施的是一个“复合”型战略。同时, 他根据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上海、桂林等地的发展经验, 提出了一个综合优势战略, 包含三个要素:一是技术创新的优势, 二是资源禀赋的优势, 三是高效率的优势, 只要三者综合仍有优势, 产业就能够发展。最后陆善勇教授认为综合优势战略论也将成为经济管理中国学派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经济管理中国学派构建的输入——中国模式总结

　　围绕“国有企业治理的特殊性”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产业组织研究室主任刘戒骄教授认为国有企业治理特殊性源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国有化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之一, 是因为国有企业具有不同于私有企业的特殊性质, 在抵御危机方面有优势。所以, 发挥好国有企业作用, 必须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管理国有企业和行使国有产权的有效方式。中国国有企业在治理上具有行政基因, 国有企业既有与政府等公共部门相似的公共性, 又有同一般企业相似的企业性。

　　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崔新健教授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利用外资的情况, 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这个领域的实践是领先的, 理论上可以有更好的总结。崔新健将中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的演进分成了五个阶段, 梳理总结了各个阶段利用外资产业政策的特点, 提出了我国外资产业政策是一个不断渐进、扩大开放的过程, 不断由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当然, 崔新健也指出我国利用外资产业政策也存在亟待发展的问题, 特别是在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方面, 法理基础有待加强, 负面清单的行业分类与国际标准不接轨, 缺少具体实施细则等问题凸显。建议未来利用外资产业政策应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 以市场优化资源配置为机制, 以国际通行规则为基础, 以各类政策协调一致为原则。

　　三、经济管理中国学派构建的探索——关键领域延展

　　重庆工商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敬教授围绕中国学派研究的内容、前提及方法等方面, 提出中国学派的构建。首先应当研究中国新时代的现实背景, 在现实背景下去构建理论体系, 尤其是新时代的问题。同时, 李敬教授认为需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揉合起来作为中国学派建设的前提, 根据哲学基础提出1+2+3+4+5理论模型。另外, 他认为构建经济学中国学派的方法应当是以中国的历史经验和当代实践为基础, 结合前沿的理论方法进行中国经验的总结, 并从学理上大胆进行理论创新。

　　辽宁大学亚澳商学院院长王伟光教授指出高质量发展是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涉及到结构的问题, 涉及到要素的问题, 涉及到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连接, 非常复杂。但是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区域, 产业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差异。就东北的发展而言, 他明确了作为东北重要经济力量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涉及国家粮食、生态、能源等方面, 具有很强的战略属性。并且国有企业的存在客观上对当地民营企业起到了技术溢出中心源的作用, 提升了产业合作创新网络的自我调节、自我优化与功能完善能力, 发挥了创新合力。然而, 需要关注的是东北原有的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正在消失, 正在不断被社会轻资产所代替, 未来只有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型创新体系的不断构建, 才能实现所谓的高质量发展。

　　首都经贸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柳学信教授以2011~2016年间我国A股国有上市企业的样本数据为参照, 以新制度组织理论为基础, 探究外部治理环境对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 验证了外部治理环境显著缩小了国有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差距, 提高了员工的薪酬水平, 增强了普通员工薪酬绩效敏感性。政府干预显著抑制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的影响。他认为, 为了促进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 除了完善内部治理机制之外, 更应该改善外部治理环境, 加强外部治理机制建设, 发挥好社会治理在国有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 使内外治理有机结合, 实现良性互动。

　　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讲师黄小琳围绕上市公司实施内部控制规范, 是否能够产生内部控制溢价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通过理论推导与实证模型检验, 指出内部控制对企业价值具有提升作用, 且投资内部控制较高水平的企业能够获得一定的超额回报, 即存在内部控制溢价。此外, 她认为除了内部控制的增值作用外, 投资者对于内部控制信息认识不足所导致的业绩预期偏差, 也是内部控制溢价形成的原因。

　　改革开放4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是与西方世界兴起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难以用西方核心——边缘的中心主义解释,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实践和突破。可以说, 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经验的总结与升华需要中国学派的构建, 世界发展对中国智慧、中国理念及中国方案的诉求也亟待中国学派的构建。未来, 学界更应站在全新的学术视角构建理论框架, 运用全新的分析方法, 按照全新的研究范式, 重新审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 争创经济管理分析的“中国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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