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实验经济学的食品安全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

时间:2017-06-18

摘要：本文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考察影响信息传递者（农户或企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由于人类具有社会偏好，信息传递者在无监管环境下仍会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专业机构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监管，可以约束信息传递者的道德风险行为，提高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且监管力度越大，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越多；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显著影响信息传递者的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可追溯信息从长远来看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关键词：食品安全；可追溯信息；传递有效性；实验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3233文献标识码：A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主”，导致食品质量安全问题频繁发生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可归结为生产和加工的原料不合格、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存在缺陷等，但潜藏在这些直接原因背后的却是食品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乃至政府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1]。作为传递食品安全信息的重要工具，食品追溯体系成为缓解食品市场信息不对称和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手段[2-7]，本文试图运用实验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影响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因素。 
　　一、理论假说 
　　主流经济学的自利模型假设人总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包括利他偏好、差异厌恶偏好及互惠偏好等[8]，人们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会出于社会偏好的动机，而将他人的福利纳入自己的效用函数之中[9]。传递可追溯信息会花费信息传递者一定成本，但信息的传递有利于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身体健康。所以，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是否会影响到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行为就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方面。因此，本文提出假说1： 
　　假说1：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有助于提高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在无惩罚的实验局中，Fehr等（2000）在公共品博弈实验中发现公共品的初始平均自愿供给水平大约为禀赋的一半，自愿供给水平在以后阶段呈下降趋势；在带惩罚的实验局中，公共品每期平均自愿供给水平呈稳定的上升趋势[10]。当引入惩罚机制后，Nikiforakis和Normann（2008）的研究，也发现公共品自愿供给往往能够达到一个相当高且稳定的水平[11]。这说明被试的社会偏好在公共品供给实验中普遍表现出互惠特征，而在这种特征下的恰当惩罚制度有助于激发被试的内在动机。由于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会改善社会食品安全环境，可追溯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说2： 
　　假说2：专业机构的监管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农户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影响其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积极性，对食品安全信息关注度越高，其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积极性越强[12]。通过问卷调查和建立Logit模型，姜励卿（2008）分析了蔬菜种植农户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结果显示提高农户对追溯制度本身的理解和认知，可以显著提高农户参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意愿[13]。可追溯信息的有效传递是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的关键，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是否会影响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因此，本文提出假说3： 
　　假说3：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有助于提高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 
　　二、实验设计 
　　在本实验中共有22名被试者，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12人，对照组10人，被试者在实验组中要在“无监管环境”和“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被试者在对照组中需要做同样次数的试验，但所做实验均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组12名被试者被分为A组和B组，每组6人。A组和B组分别随机挑选5名被试者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对其进行编号为：1-5号），每名信息传递者每轮实验前都会得到10枚虚拟实验币，另外1名被试者扮演信息监管者的角色。A组和B组的区别在于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不同，实验者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本知识以及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告知B组的信息传递者，但是不告知A组信息传递者上述知识。A组、B组里的每一位信息传递者都按照相同的实验程序进行实验，具体实验程序以A组为例：A组中的5名信息传递者都要进行6轮实验，实验组织者在实验开始之前先向被试者宣读实验说明，告知被试者实验任务、实验规则、实验步骤等，待被试者充分了解实验说明后开始实验。第1轮实验开始时实验组织者都会发给被试者一份信息表（见表1）和一张决策表，第2轮实验开始时实验组织者会发给被试者另一份信息表（见表2），第2轮至第6轮均使用该信息表。两份信息表的内容有一定区别，信息表主要告知被试者在实验中的任务以及做出决策的依据、收益函数等，决策表主要用于信息传递者填写传递决策、实验组织者核算被试者的收益。在第2轮至第6轮实验中，信息监管者分别对信息传递者进行20%、40%、60%、80%和100%的抽检比率进行监管，具体抽检方法为： 
　　实验问题：假如你是一名农户或企业，加入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之后，你会选择传递几条可追溯信息（假设现在一共10条可追溯信息）？请将你的答案在写发给你的表格中。 
　　决策依据：传递可追溯信息会花费信息传递者相应成本。假定每传递一条可追溯信息需要花费1枚虚拟实验币。传递可追溯信息会为你带来一定收益，假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边际收益率为α=04。此外，在第1轮结束时将获得该轮所有信息传递者投资总额的β（004）倍作为你的公共收益，且β<α。 
　　收益函数：在实验开始前支付给信息传递者的总报酬为0，在每一轮实验开始前给每个信息传递者10枚虚拟实验币，你可以决定分配多少枚虚拟实验币来传递可追溯信息。第1轮实验中如果你分配xi枚实验币来传递可追溯信息，那么传递完可追溯信息后你的收益为： 
　　yi=10-xi+0.4xi+0.04∑[DD（]5[]i=1[DD）]xi（0xi10） 
　　将5名信息传递者进行编号（1-5号），用标有1-5数字的卡片代表五名信息传递者，信息监管者在接下来的5轮实验中分别抽取1、2、3、4、5张卡片，抽到哪几张卡片就代表抽到卡片数字对应的信息传递者，信息监管者将对抽检到的信息传递者的信息传递情况进行检查并做出相应处罚或奖励。每轮实验结束后，实验组织者都要对信息传递者的反馈信息进行有效记录。6轮实验全部结束时，实验组织者按照获得收益（虚拟实验币）的多少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现金奖励，奖励额度依次为40、35、30、25、20元。此外，扮演信息监管者角色的参与者将获得30元的实验参与费。表1为A组中实验组织者在第1轮实验时发给被试者的信息表，被试者通过此表了解第1轮实验的相关信息，被试者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将做出第1轮实验的决策。

　　表2为A组中实验组织者在第2轮实验时发给被试者的信息表，被试者通过此表了解第2轮至第6轮实验的相关信息，被试者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将做出第2轮至第6轮的决策。 
　　实验问题：假如你是一名农户或企业，加入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之后，你会选择传递几条可追溯信息（假设现在一共10条可追溯信息）？请将你的答案写在发给你的表格中。 
　　决策依据：传递可追溯信息会花费信息传递者相应成本。该实验假定每传递1条可追溯信息需要花费1枚虚拟实验币。传递可追溯信息会为你带来一定收益，该实验假定传递可追溯信息收益率为α=04。监管部门若发现信息传递者五条可追溯信息不会对其进行处罚，但若发现传递可追溯信息数低于五条会对其进行惩罚，该实验中假定不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惩罚指数为π=13，即若发现信息传递者每少传递1条可追溯信息，监管者将会对其做出扣除13枚虚拟实验币的惩罚。若传递可追溯信息数多于五条会对信息传递者进行奖励，该实验中假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奖励系数为π=09，即若发现信息传递者传递五条可追溯信息后每多传递1条可追溯信息，监管者将会对其做出给予09枚虚拟实验币的奖励。此外，在每一轮结束时，你将获得该轮所有信息传递者投资总额的β（004）倍作为你的公共收益。 
　　收益函数：在实验开始前支付给信息传递者的总报酬为0，在每一轮实验开始前给每个信息传递者10枚虚拟实验币，你可以决定分配多少枚虚拟实验币来传递可追溯信息。该轮实验中如果你分配xi枚实验币来传递可追溯信息，传递完可追溯信息后，在没有被抽检到的情况下你的收益函数为： 
　　B组的实验程序和现金奖励形式与A组相同，但在实验前实验组织者会向被试者讲解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本知识以及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讲解信息如下：第一，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知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建立在食品供应链上的一种信息查询系统，根据信息传播和控制的基本原理设计而成。这种体系从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到销售，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信息采集，让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能随时随地了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第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及时发现问题根源，有效找到问题食品去向，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健康，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可追溯食品的价格，有利于增加信息传递者的收益。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分组情况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组是在无监管环境和有监管环境两种背景下展开实验，而对照组仅在无监管环境下展开实验。对照组10名被试者被分为C组和D组，每组5人，C组和D组的所有被试者均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每名信息传递者每轮实验前都会得到10枚虚拟实验币。C组和D组的区别在于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不同，D组的被试者被告知与实验组中B组相同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知识，而C组和实验组中的A组一样上述知识不被告知。对照组的实验程序与实验组中第1轮实验的实验程序相同，由于C组、D组没有信息监管者，只按照获得收益（虚拟实验币）的多少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现金奖励，试验结束后的奖励额度依次为：40、35、30、25、20元。 
　　三、实验结果及分析 
　　我们于2014年9月选取了中国海洋大学的22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该实验，整个实验持续时间大约2小时。先由实验室工作人员大声宣读实验说明，然后在匿名和无讨论的状态下进行实验。本文将A、B、C、D四组被试者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及收益以表3和表4呈现，表3表示的是在监管环境下的A、B两组被试者六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及收益，表中括号外数字代表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括号内数字代表被试者在该轮的收益。 
　　表4表示的是无监管环境下的C、D两组被试者六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及收益，表中括号外数字代表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括号内数字代表被试者在该轮的收益。 
　　（一）信息传递者社会偏好的实验结果分析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传递可追溯信息决策时，在无监管环境下，不传递或传递极少可追溯信息是信息传递者的最优策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本文假设信息传递者在无监管环境下仍然会选择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上述实验结果显示A、B、C、D四组信息传递者在6轮实验中都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虽然A、B两组第1轮中不存在监管环境，信息传递者仍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C组除了被试者1，其余4名被试者在前3轮都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D组除了被试者3在第5、6轮实验中不传递外，5名被试者在其它实验中均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由此可以看出人具有社会偏好，信息传递者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假说1由此得到了验证。 
　　图1为C、D两组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折线图，由于C、D两组是在无监管环境下进行的实验，该图可以直观显示社会偏好在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时的作用。C组信息传递者6轮平均传递02-24条可追溯信息，D组信息传递者六轮平均传递12-26条可追溯信息。从第1轮到第6轮，C、D两组均呈现一个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趋势。可见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多，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逐渐减少，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呈减弱趋势，这是因为信息传递者存在“学习心理”：在每一轮实验结束后，信息传递者都会被告知该轮本小组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整体情况，信息传递者可根据可追溯信息整体传递情况算出该小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水平，在注意到小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水平低于自身传递水平时，信息传递者心理会降低社会偏好；在下一轮信息传递时，易于做出传递少于上一轮信息的决策。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出于某种策略，尽管信息传递者知道在无监管环境下不传递或传递极少可追溯信息是一个占优策略，但他们在早期可能不会这样做，一开始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以“静观时变”，根据以后的情形决定自己的策略。 
　　（二）监管环境和认知程度变量本实验涉及监管环境和认知程度两个变量，A、B两组在认知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各组内部认知程度相同，这种情况下非常适合运用随机区组设计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将被试者按照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进行分成A组和B组，在认知程度相同的各组被试者内，分别比较不同程度的监管环境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将监管环境对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和认知程度对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剥离开来，表5体现了A组和B组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结果。随机区组设计中的观察值到总平均值之间的离差平方之和，可以分解为实验组织者所感兴趣的实验效果，需要被屏蔽掉的区组效应以及不能被上述两种因素所解释的残差（见表6）。

　　表2为A组中实验组织者在第2轮实验时发给被试者的信息表，被试者通过此表了解第2轮至第6轮实验的相关信息，被试者在充分了解这些信息后将做出第2轮至第6轮的决策。 
　　实验问题：假如你是一名农户或企业，加入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之后，你会选择传递几条可追溯信息（假设现在一共10条可追溯信息）？请将你的答案写在发给你的表格中。 
　　决策依据：传递可追溯信息会花费信息传递者相应成本。该实验假定每传递1条可追溯信息需要花费1枚虚拟实验币。传递可追溯信息会为你带来一定收益，该实验假定传递可追溯信息收益率为α=04。监管部门若发现信息传递者五条可追溯信息不会对其进行处罚，但若发现传递可追溯信息数低于五条会对其进行惩罚，该实验中假定不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惩罚指数为π=13，即若发现信息传递者每少传递1条可追溯信息，监管者将会对其做出扣除13枚虚拟实验币的惩罚。若传递可追溯信息数多于五条会对信息传递者进行奖励，该实验中假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奖励系数为π=09，即若发现信息传递者传递五条可追溯信息后每多传递1条可追溯信息，监管者将会对其做出给予09枚虚拟实验币的奖励。此外，在每一轮结束时，你将获得该轮所有信息传递者投资总额的β（004）倍作为你的公共收益。 
　　收益函数：在实验开始前支付给信息传递者的总报酬为0，在每一轮实验开始前给每个信息传递者10枚虚拟实验币，你可以决定分配多少枚虚拟实验币来传递可追溯信息。该轮实验中如果你分配xi枚实验币来传递可追溯信息，传递完可追溯信息后，在没有被抽检到的情况下你的收益函数为： 
　　B组的实验程序和现金奖励形式与A组相同，但在实验前实验组织者会向被试者讲解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基本知识以及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讲解信息如下：第一，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知识：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是建立在食品供应链上的一种信息查询系统，根据信息传播和控制的基本原理设计而成。这种体系从产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到销售，每个环节都需要进行信息采集，让相关者特别是消费者能随时随地了解食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第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重要性：保障消费者知情权，及时发现问题根源，有效找到问题食品去向，提高供应链的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健康，保证食品安全；提高可追溯食品的价格，有利于增加信息传递者的收益。 
　　对照组与实验组的分组情况类似，不同之处在于实验组是在无监管环境和有监管环境两种背景下展开实验，而对照组仅在无监管环境下展开实验。对照组10名被试者被分为C组和D组，每组5人，C组和D组的所有被试者均扮演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每名信息传递者每轮实验前都会得到10枚虚拟实验币。C组和D组的区别在于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不同，D组的被试者被告知与实验组中B组相同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相关知识，而C组和实验组中的A组一样上述知识不被告知。对照组的实验程序与实验组中第1轮实验的实验程序相同，由于C组、D组没有信息监管者，只按照获得收益（虚拟实验币）的多少对信息传递者进行现金奖励，试验结束后的奖励额度依次为：40、35、30、25、20元。 
　　三、实验结果及分析 
　　我们于2014年9月选取了中国海洋大学的22名在校大学生参加了该实验，整个实验持续时间大约2小时。先由实验室工作人员大声宣读实验说明，然后在匿名和无讨论的状态下进行实验。本文将A、B、C、D四组被试者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及收益以表3和表4呈现，表3表示的是在监管环境下的A、B两组被试者六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及收益，表中括号外数字代表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括号内数字代表被试者在该轮的收益。 
　　表4表示的是无监管环境下的C、D两组被试者六轮实验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数量及收益，表中括号外数字代表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括号内数字代表被试者在该轮的收益。 
　　（一）信息传递者社会偏好的实验结果分析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人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在传递可追溯信息决策时，在无监管环境下，不传递或传递极少可追溯信息是信息传递者的最优策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认为人具有社会偏好，本文假设信息传递者在无监管环境下仍然会选择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上述实验结果显示A、B、C、D四组信息传递者在6轮实验中都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虽然A、B两组第1轮中不存在监管环境，信息传递者仍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C组除了被试者1，其余4名被试者在前3轮都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D组除了被试者3在第5、6轮实验中不传递外，5名被试者在其它实验中均传递了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由此可以看出人具有社会偏好，信息传递者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愿意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假说1由此得到了验证。 
　　图1为C、D两组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折线图，由于C、D两组是在无监管环境下进行的实验，该图可以直观显示社会偏好在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时的作用。C组信息传递者6轮平均传递02-24条可追溯信息，D组信息传递者六轮平均传递12-26条可追溯信息。从第1轮到第6轮，C、D两组均呈现一个明显的向下倾斜的趋势。可见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多，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逐渐减少，信息传递者的社会偏好呈减弱趋势，这是因为信息传递者存在“学习心理”：在每一轮实验结束后，信息传递者都会被告知该轮本小组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整体情况，信息传递者可根据可追溯信息整体传递情况算出该小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水平，在注意到小组可追溯信息平均传递水平低于自身传递水平时，信息传递者心理会降低社会偏好；在下一轮信息传递时，易于做出传递少于上一轮信息的决策。另一种原因可能是出于某种策略，尽管信息传递者知道在无监管环境下不传递或传递极少可追溯信息是一个占优策略，但他们在早期可能不会这样做，一开始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以“静观时变”，根据以后的情形决定自己的策略。 
　　（二）监管环境和认知程度变量本实验涉及监管环境和认知程度两个变量，A、B两组在认知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各组内部认知程度相同，这种情况下非常适合运用随机区组设计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我们将被试者按照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进行分成A组和B组，在认知程度相同的各组被试者内，分别比较不同程度的监管环境对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我们运用这种方法，将监管环境对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和认知程度对传递可追溯信息的影响剥离开来，表5体现了A组和B组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结果。随机区组设计中的观察值到总平均值之间的离差平方之和，可以分解为实验组织者所感兴趣的实验效果，需要被屏蔽掉的区组效应以及不能被上述两种因素所解释的残差（见表6）。

　　（2）在前文分析到在无监管环境的实验中，随着实验轮数的增加，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会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但图1中D组在第3轮实验中出现上升趋势，这可能出于信息传递者的一种试探心理。如表4中D组可追溯信息传递情况所示，在第2轮实验中除了4号和5号信息传递者信息传递数量保持不变外，其余三位信息传递者信息传递数量都有所减少，而其收益都有所增加。由于D组是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被试者可以凭借自己的主观意愿做出决策，这可能导致被试者在第3轮尝试与之前两轮相反的决策趋势进行决策（前两轮可追溯信息传递数量呈减少趋势）。因此，在第3轮中除了4号和5号信息传递者传递信息数量继续保持不变外，其余三名信息传递者信息传递数量均有所增加，而其收益都有所减少。通过3轮决策，信息传递者总结出了信息传递量和收益呈相反方向变化的规律，信息传递者传递可追溯信息数量在接下来的几轮中越来越少。 
　　（3）C组中1号信息传递者6轮实验均不传递可追溯信息，传统经济理论里“理性经济人”的存在性在实验中得以生动证明。由于是在无监管环境中进行实验，1号信息传递者发现不传递可追溯信息收益是最大的，在6轮实验中均选择了不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策略，而实际上其各轮收益在所有被试者中是最大的，但是其收益呈现逐渐降低的走势。这是因为随着实验轮数的进行，其他信息传递者传递的可追溯信息越来越少，每位信息传递者得到的公共收益越来越少，这充分说明了可追溯信息作为一种公共物品对信息传递者收益具有重要影响。 
　　四、实验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实验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可追溯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传递者具有社会偏好。由于农户或企业在传递可追溯信息时不仅考虑自身利益，还会担负一定的社会责任，能够主动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但是，农户或企业的社会偏好不是一成不变的，易受到自身利益、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影响。第二，专业机构的监管有利于提高农户或企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监管力度的不同对农户或企业的心理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认知较低的农户或企业尤其如此。在刚开始实施监管时，农户或企业会采取谨慎的态度，传递一定量的可追溯信息；在对监管机制有一定了解后，在监管力度不大的情况下，农户或企业会在增加收益和面临监管之间进行衡量，选择“铤而走险”的策略，传递较少的可追溯信息。随着监管力度的越来越大，面临着普遍被监管的压力，农户或企业会主动传递较多的可追溯信息。第三，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显著影响农户或企业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认知程度越高，农户或企业越愿意担负越大的社会责任，其社会偏好越强，传递的可追溯信息也就越多。此外，认知程度较高的农户或企业不会轻易受到“患得患失”心理的影响，在经济决策时更趋于理性。第四，传统经济理论里的“理性经济人”在实验中以独特的形式生动呈现，增加收益是农户或企业从事经济活动的首要出发点。尤其对于抵御风险能力差的小规模农户或企业来说，利润最大化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目标。然而个人理性往往导致集体非理性。在传递可追溯信息的活动中，如果所有信息传递者均不传递可追溯信息，短期内个人实现利益最大化。从长远来看，集体合作遭到破坏，可追溯信息的功能不能有效发挥，最终损害相关主体利益。第五，长远来看，可追溯信息具有公共物品属性，一个普遍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经济环境对于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可追溯信息给相关主体带来的公共收益的显著增加难以短期内实现，其不仅取决于相关主体的社会偏好、政府的有效干预，更取决于对相关主体切身利益的刺激。 
　　基于上述实验结论，本文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第一，加大专业机构对农户或企业可追溯信息传递行为的监管力度。专业机构要分工明确，完善监管机制，制定严格的监管信息标准，以提高对农户或企业的监管效率。第二，加大对农户或企业的宣传力度，提高他们对食品安全追溯体系的认知程度。认知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农户或企业主动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提高其社会偏好，在传递可追溯信息时从大局出发，做出更理性的决策。第三，政府应充分了解农户或企业对其自身利益的关切。在食品供应链上游建立完善的保障体系，加大可追溯信息传递相关设备的购置补贴，拓展农户或企业了解可追溯信息传递方法的咨询渠道。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对表现好的信息传递者进行奖励。在食品供应链下游加大可追溯食品知识的宣传力度，使消费者认识到可追溯食品的优势，增加其对可追溯食品的支付意愿。通过可追溯食品供应链上下游主体之间的良好互动，增加农户或企业的收益来调动其传递可追溯信息的积极性。第四，充分发挥可追溯信息的公共物品属性的效用，这不仅需要提高农户或企业的认知程度和社会偏好，加大专业机构的监管力度，更需要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可追溯信息传递机制。政府应规范市场秩序，引导相关交易主体签订订单，保证对可追溯食品的有效需求，以此形成经济刺激，使农户或企业主动参与到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建设中来，促进可追溯信息的传递，有力保障食品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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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姜励卿.政府行为对农户参与可追溯制度的意愿和行为影响研究——以蔬菜种植农户为例[J].农业经济，2008（9）：46-49. 
　　Abstract：This paper examines influence factors of transfer of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by information delivery person （household or enterprise） using the methods of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information delivery person would transfer a certain amount of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under the environment which is lack of supervision because of people′s social preferences；professional institute′s supervision can restrain information delivery person′s moral hazard behavior， and improve person′s enthusiasm of transfer of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The better professional institute′s supervision is，the more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that information delivery person transfers.The awareness level of foo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significantly affects information delivery person′s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transfer behavior. The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has public goods attribute in the long run. 
　　Key words：food security； traceability information； transfer effectivenes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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