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奔月》中的女性逃离探析

时间:2019-10-17

　　摘    要：　鲁敏的新作《奔月》通过讲述都市女青年小六在意外事故中失踪的故事, 进而展开女性逃离叙事。小说用“失踪病”来解释小六对庸常生活的逃离, 她渴望想象的自由和主体的解放。南京、乌鹊、网络, 这三重空间的打开, 建构起多重面孔的小六形象。从南京到乌鹊, 从乌鹊重返南京, 小六的两次逃离, 没有带来真正的女性解放, 反而让她成为他人眼中的“疯女人”。小说对女性逃离的反思、对精神生活的探讨具有启发性。

　　关键词：　疾病; 空间; 主体性; 逃离;

　　Abstract：　Lu Min's new novel, “Run Away To The Moon”, begins with a story about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urban young woman Xiao Liu in an accident, and then begins the female runaway narrative. The novel uses the “missing disease”to explain Xiao Liu's runaway from ordinary life. She longs for the freedom of imagination and the liberation of the subject. Nanjing, Wuque, and the Internet, the opening of these three spaces, construct multiple images of Xiao Liu. From Nanjing to Wuque, from Wuque to Nanjing, twice runaway does not bring Xiao Liu true female liberation, but makes her a “mad woman”in the eyes of others.The novel's reflection on female runaway is instructive to the exploration of spiritual life.

　　Keyword：　disease; space; subjectivity; runaway;

　　继2012年的长篇小说《六人晚餐》, 时隔五年, 鲁敏又推出新作《奔月》 (2017) , 讲述了都市女青年小六在一场意外交通事故中失踪的故事。围绕着小六的失踪, 她的丈夫贺西南、情人张灯、闺蜜“绿茵”等一一浮出地表, 并重构出一个完全不同的小六来, 日常面目下涌动的暗流也被揭示出来。有意味的是, 小六并没有在事故中死亡, 而是借机逃离了她以往的生活, 制造出失踪的烟雾弹, 并在折纸玩意“猪头”的指引下来到陌生的城镇乌鹊。小六为什么要选择“失踪”, 这种逃离的冲动是缘何而起?当她以“吴梅”的身份生活在乌鹊时, 这重新开辟出来的空间能否满足她对逃离的期待、给她带来想象中的自由?在小说的末尾, 小六选择从乌鹊重返南京, 这种逃离之后的回归又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获得女性的真正解放, 或许这才是小六“逃离—回归”行径带给我们的启发。论文将围绕着上述问题展开, 探讨《奔月》所演绎出的这场女性逃离大戏。

　　一、“失踪病”, 或逃离庸常的生活

　　《奔月》中所有的故事, 都是围绕着小六的失踪而展开的。问题在于, 身为都市白领, 有着稳定的工作, 拥有看似和谐的家庭, 小六为什么要主动选择“失踪”, 从惯常的生活路径中逃离出去?在小六失踪之后, 她的母亲给出的解释是小六有“病”, 一种家族遗传的“失踪病”。

　　女性逃离叙事在文学脉络中自成一条线索, 从五四时期“娜拉”们的出走, 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文学的繁荣, 女性逃离的缘由在各个阶段都各不相同。但是, 在小说中将其解释为一种“失踪病”, 这大概是鲁敏的独创。在小六失踪之后, 小六的母亲以不闻不问的静默态度, 建构出 (或者说臆想出) 这样一种家族遗传病, “如同一个旁门左派的建筑学家, 她以一顺跑的楔子, 首尾咬合地建立起了一个家族失踪大厦, 曾伯爷、叔公公的往事足以让她把地基打到三代以前, 小六姑姑、堂叔以及远房表亲则是层脊架梁, 与小六同辈的儿女们则如延展方向的空中楼阁”。1 (P121) 于是, 小六的失踪也就顺理成章, 具有合情合理的解释。毕竟, 在小六的母亲看来, 这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失踪病”或可以在鲁敏的都市“暗疾”系列小说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自从告别她的东坝系列, 鲁敏就开始小心翼翼地探寻着生活中的明暗规律, 从人性的褶皱处攫取出一些原本见不得光的疾病来, 这便是她所说的暗疾。“暗疾”系列有着丰富的作品, 指向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疾病”, 诸如《暗疾》 (2006) 中的父亲会在有事情需要决定或者有事情容易出错的时候呕吐, 梅小梅则会频繁地进行购买和退货, 玩弄购买退货的游戏;《墙上的父亲》 (2008) 中的妹妹王薇对食物陷入一种痴迷的状态, 呈现出暴食症的征兆;《不食》 (2011) 中的秦邑拥有与众不同的食谱, 他能够吃下真丝围巾, 也能吃下棉花, 还有旧的全棉衬衣、干茶叶、生米、卷纸和藤条, 都不在话下。在暗疾系列小说中, 类似的情节和设定还有很多, 它们共同构成了鲁敏对现代都市生活隐秘一面的观察, 怪诞而真实, 冷静却又不失温度。

　　正如鲁敏尝试性地在小说中给出疾病的解释, 所有疾病的根源, 是生活本身。那么回到《奔月》这部长篇小说中, “失踪病”的根源又是什么?该如何解释小六的这种逃离动机呢?

　　苏珊·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就结核病、癌症和艾滋病展开论述, 探索这些疾病的隐喻, 并宣称“疾病是生命的阴面, 是一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 其写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这些隐喻, 并藉此摆脱这些隐喻”。2 (P5) 在苏珊·桑塔格看来, 她的写作是为了让现象重新返回本质, 要尽可能地消除或抵制隐喻性思考。但同时这种关于疾病的隐喻也显示出一种问题, 诸如我们加在癌症之上的隐喻反映出一种文化的巨大缺陷, “反映了我们对死亡的阴郁态度, 反映了我们有关情感的焦虑”。3 (P77) 故而, 她在书中引用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关于“隐喻”的定义, 即“以他物之名名此物”, 用来阐释她所谓的“隐喻”是何意。尽管苏珊·桑塔格一再声明她是希望让词回归到物, 消除关于疾病的隐喻, 但借助这种思考路径逆向思考, 反观《奔月》中的“失踪病”, 也能够读出关于“失踪病”的隐喻。

　　小六的失踪之所以被母亲视为是患有一种家族遗传疾病的后果, 无非是母亲出于自我安慰的目的所建构出来的。母亲臆想出“失踪病”, 其根源在于自己丈夫当年的不告而别。在婚礼前夕, 丈夫扔下肚子变大的妻子, 以去北京出差的名义, 永远消失在小六母亲的生活中。这种被抛弃的遭遇带给小六母亲的创伤是巨大的, 远非时间所能治愈。这种精神性的创伤, 致使小六母亲选择了用“失踪遗传病”作为解释的借口, 并自我安慰丈夫只是由于发病才如此, 故而, 非但不能责备与怪罪, 反而还要替失踪的丈夫感到伤心。唯有如此, 小六母亲才获得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 因为只是失踪, 谁知道哪天病愈之后, 他就回来了。作为女儿, 小六则由于血缘的缘故, 天生被赋予患“失踪病”的可能性。为了控制女儿的“失踪病”, 母亲不惜代价用各种民间偏方对小六进行预防性治疗, 让小六服用奇奇怪怪的药, 还将所谓的“药”加在食物中, 诸如“小蝌蚪麻油葱花鸡蛋羹, 不加盐”之类, 彻底破坏了小六对三餐饮食和日常生活的热情。

　　在鲁敏的小说中, “消失的父亲”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话题, 这或许是源于她的个体经验。鲁敏的父亲是村里早年的大学生, 毕业后被分配在南京工作, 长期与妻女两地分居。在鲁敏的回忆中, 她与父亲从没有真正生活在一起, 一般而言, 只在春节的时候会见到他。所以, 在鲁敏的成长记忆中, 父亲的角色是缺席的, 更遑论在严肃的年代里, 多才多艺的父亲还两度因“生活腐化”受到惩罚, 给生活在乡下的妻女带来道德上的羞耻感。这些早年的生活经历和家庭变故, 一再被鲁敏用在小说里, 比如《白围脖》 (2002) 、《墙上的父亲》 (2008) 等, 都有逝去的父亲形象。《奔月》中再次设置这样类似的父亲形象, 由于父亲的失踪, 导致母亲行径的某些异常, 将其影响延宕到母女紧张关系的处理上, 使得小说得以进一步展开对家庭伦理关系的探讨。

　　在《奔月》中, 小六以“吴梅”的身份租住在籍工和舒姨家中, 当她面对病衰的籍工时, 将其幻想为“她无数次勾勒、修正、补充、成形了的那个人”, 是一个“父性之人, 头脑清楚, 强悍又慈悲, 懂得灰色, 懂得绝望, 可堪小六去倚靠”。4 (P321) 在小说中, 小六在逃离之前, 没有任何提及父亲之处;当她逃离到乌鹊之后, 遇见籍工, 激活了她心中压抑许久的关于父亲的想象和渴望, “父啊, 不认识的父、无血亲的父、精神的父、抽象的父、垂危的父”, 5 (P321) 她关于父亲的孤儿般的、沉湎式的幻想被彻底点燃。看到病入膏肓的籍工, 她在脑海中联想起自己的父亲, 如果能够在父亲即将吐出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前, 来到父亲的面前, 她肯定会赶过去, 只要能够认领到属于自己的父亲, 依偎着他痛哭一场。

　　如果仅仅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将小六的逃离动机解读为一种性别置换的俄狄浦斯情结, 将她逃离到乌鹊的行为阐释为一种寻父之旅, 对于小六或许是不公平、不全面的。关于“消失的父亲”形象的建构, 的确构成了小六逃离的起源性叙事, 并促使小六患上了难以被母亲各种民间偏方治愈的“暗疾”, 即“失踪病”。籍工, 或者说想象中的父亲, 也的确在小六逃离日常生活之后给予了她心理慰藉。有意味的是, 在小六逃离之初, 她并不知道自己的未来遭遇, 她只是在折纸玩意“猪头”的指引下才来到乌鹊, 并阴差阳错地住进了籍工和舒姨的家中。那么, 对她的逃离之旅还能够给予怎样的解释呢?

　　“失踪病”, 更重要的隐喻是通过置换生存的空间, 来唤起自身存在的真实性感受;通过逃离日常生活, 获得想象的自由和主体的解放;用放逐肉身的方式让精神的欲望获得满足, 探寻生命存在的真正内涵。父亲从日常生活的轨道上超脱出去, 小六从安逸的现实生活中逃离出去, 在他者和至亲之人看来, 都可称之为“失踪”, 而于他们自己, 却是开启了一段探寻自我之旅, 去寻找可以让他们精神安放的地方。

　　固然父亲的消失和母亲的古怪让小六的逃离有了貌似合理的解释, 但小六与聚香的谈话中流露出的“薄被子”理论, 才真正透露出她逃离南京日常生活轨道的秘密。在聚香等待生活的标准答案时, 小六试图用她的“薄被子”理论打破聚香对生活的期待。在小六看来, 被风吹落到底层邻居家的薄被子, 成为引导她成为“脱轨者”的信号。在邻居家, 小六看到她家的薄被子, 很随便地被搁在邻居家沙发上, 像在那儿搁了一百年似的, 而与男女主人的谈话进一步让小六产生一种体悟, “我与底楼这位主妇, 或其他任一主妇, 可以分饰A、B两角, 交叉运行不同的家庭”, 由这种家庭关系衍生出去, “这种替代性可以类推到各个方面———父母与孩子、上级与下级、人与某个角落、人与某年某月。一切都是七巧板式的, 东一块西一块, 凑成堆儿便完事”。6 (P96) 如此, 生活的虚妄就被概括为“薄被子”理论, 即独立的个体消失在规范性的日常生活角色设定当中, 人的独特性被抹灭, 只剩下功能性, 取而代之的是角色扮演游戏。

　　小六之所以逃离, 在于她无法将自己安置在扮演的角色当中, 并严格履行角色的各种功能。她拒绝成为模范性的妻子, 也拒绝成为生儿育女的母亲。简而言之, 小六是一位秩序的反叛者和挑战者。她抗拒被异化的规范生活, 她所向往的是具有独特性的生活方式, 并始终保持一种不断抗争、毫不屈服的勇士姿态。小六所追求的自我存在的真实性, 她所期待的真正自由, 只可惜, 并未能够通过简单地逃离南京来实现。

　　二、空间, 或人性褶皱的打开

　　在《奔月》中, 鲁敏为小六设置了至少有三重空间:逃离之前的南京、逃离之后落脚的乌鹊, 还有留下蛛丝马迹的网络。伴随着小六的逃离, 是多重空间的打开, 将不同的小六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那是让丈夫贺西南不愿接受的陌生人, 是情人张灯眼中日益丰满起来的网络爱人, 是让小镇青年林子着迷的有故事的女人。有意思的是, 每一重空间的打开, 如同隐藏的人格褶皱被打开。问题在于, 如此来塑造小六的多面性, 有何用意?小六的逃离是如何与多重空间的展开勾连在一起?

　　小六的失踪, 对于丈夫贺西南而言, 一开始是无法接受的。所以, 贺西南才会大费周章地将小六的各种信息保留下来, 跑遍市民卡中心、银行、医保中心、公共交通智汇办理点等服务机构, 继续缴纳服务费与管理费, 甚至请求小六工作的商贸公司为其保留小六的职位, 以方便小六随时归来。这种举动, 很容易让读者先入为主地将贺西南认定为一位深情的丈夫, 从而落入到作者设置的陷阱当中。是啊, 如果不是对妻子怀有深厚的感情, 贺西南干嘛要费劲地将在事故中失联的小六认定为没有死亡, 还试图用不承认交通事故的方式, 预谋将小六“下落不明”的状态从两年拖到四年呢?

　　倘若读者相信了贺西南与小六之间的深厚感情, 那又如何解释情人张灯的存在呢?还有所谓“闺蜜”绿茵口中那个陌生的小六?甚至母亲所讲述的作为女儿的小六, 都是贺西南所未曾触及过的小六。作为丈夫, 关于妻子的精神世界, 贺西南一无所知。

　　小六失踪后, 第一个出场的是可疑“闺蜜”绿茵女士。绿茵并不是这位“闺蜜”的真名, 小说从始至终也未曾交代过她的真实姓名, “绿茵”只是小六在失踪前经常与朋友聚餐的绿茵茶餐厅的大堂经理, 更诡异的是, 绿茵女士也根本不是小六的闺蜜。这就给故事设置了悬念:为什么一位大堂经理会冒充是客人的闺蜜, 并在客人失踪后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在客人的家庭里履行一位妻子的职能?并且, 在小说的末尾, 小六的丈夫贺西南还居然前往绿茵茶餐厅, 向绿茵女士求婚。作为小说中看起来如此荒诞的一个情节设置, 作者的用意何在?可能有的一种解释是, 绿茵女士的动机并不单纯, 正是她一步步地将小六在家庭中的痕迹抹除掉, 并最终成功地将自己从B角变为了A角, 用实际案例证明了小六所谓的“薄被子”理论是成立的。

　　绿茵的出现, 一开始就是莫名其妙的, 在晚上快十一点来到客人小六的家中, 还带着独有的主妇感, 替沉湎于妻子失踪之痛的贺西南完成家庭卫生的打扫, “似手持一块万能橡皮擦, 擦去了家里所有的不当与错误”, 7 (P29) 态度是温顺的, 又是颇有主见的。绿茵与贺西南的这种关系在建立之初, 就含有不真诚与欺骗的因素。尽管绿茵女士一直宣称自己只是出于对深情丈夫贺西南的景仰和欣赏才陪贺西南一起等待小六, 但实际上绿茵女士扮演的更重要的一个角色是, 从心理上杀死小六。她对贺西南所讲述的身处公共空间的小六, 在潜移默化中解构了小六的妻子形象。换言之, 正是绿茵女士通过公共空间入侵了小六的私人空间领地, 并揭开了一场好戏的序幕。在定期前往贺西南家里打扫卫生, 整理家务, 履行一位家庭主妇职能的过程中, 绿茵一口一个“你肯定晓得的”, 一点一滴地将小六在公共空间绿茵茶餐厅所展现出来的“社交魅力”和“八两酒量”叙述给贺西南, 那是身为丈夫的贺西南所完全不曾了解的陌生小六。绿茵女士成功地激起了一位丈夫的猜忌心, 让原本对妻子怀有的感情变为质疑, 也让读者展开对现代家庭夫妻关系的思考, 以及如何看待身为独立个体的女性具有的在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的多重面孔。

　　如果说绿茵女士的人物设定有些生硬, 她所存在的意义是从心理上杀死小六并进而取代之, 让读者感受到生活之虚妄;那么小六母亲在某种程度上也能算得上是合谋者。“失踪病”以及各种可怕的民间偏方, 也曾撼动了贺西南对小六本人的信念, 但更为有力的砝码则是张灯给加上的。

　　“15福建南路308”, 这条来自黑师傅的短信就像是来自黑暗世界的秘密暗号, 让原本见不得光的情人张灯浮出地表, 并顺便成就了一段荒谬的兄弟般交往。张灯与小六保持着一种极其纯粹的现代性关系, 互相不知道对象的真实姓名, 更不介入对方的真实生活, 只凭借着手机号进行联系, 在约定的时间来到约定的地点进行一场肉体的狂欢, 随后便各自重新回归各自生活。小六的失踪, 让这种现代性关系进入到丈夫贺西南的搜查范围, 但奇妙的是, 作者非但没有让情人和丈夫打得头破血流, 反而让这二人组成寻找小六的神奇组合。在获得丈夫贺西南的允许后, 情人张灯拿到小六的电脑等电子设备, 利用专业知识黑进了她所有的网络空间, 并为小六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了新的网络形象。

　　对于出轨的宽容态度, 在鲁敏的小说中并不鲜见。或许是出于对人性的了解和生活的阅历, 她对各种此起彼伏、大同小异的出轨情状持有相对冷静的态度, 更多的时候认为那只是落在人生之上的灰。完全不落灰的人生, 恐怕也是不太真实的。在《白围脖》 (2002) 、《紊乱》 (2002) 、《惹尘埃》 (2010) 、《六人晚餐》 (2012) 等作品中, 作者都对这样的感情表达了一种理解的态度。因而, 在《奔月》中, 贺西南与张灯能够坐在一起, 试图从小六在网络上留下的蛛丝马迹中寻找到其失踪的缘由, 也就不难解释了。

　　值得让人深思的是, 相较于小六与张灯的情人关系带来的背叛性打击, 贺西南更为难以接受的是在网络空间中小六所展示出来的另一面。仅仅是小六出事前半个月所搜索与百度过的链接地址清单, 就足以将贺西南逼到崩溃的边缘, 这与他认识的妻子小六判若两人。网络的匿名性和自由度, 让小六可以毫无顾忌地在网络上搜索任何感兴趣的内容, 而不用担心承受他人的评价。未曾预料到的是, 在自己失踪之后, 这一切反而对贺西南产生如此巨大的杀伤力。网络, 这种现代技术的发展, 在悄然间隐藏了诸多难以言说的秘密, 也隐藏了人性的阴暗面和潜在的欲望。“那个胆怯、内向、平常的妻子杳然不见了”, 浮现出来的是一个全然不同、不可触及的女人。这种建构起来的新形象是贺西南所无法接受的, 他懊悔于自己当初寻找小六的行为, “是他亲手毁掉了他心里的小六”。8 (P124)

　　作者对故事情节设计的微妙之处在于, 在贺西南拒绝接受网络小六的同时, 张灯反而通过网络寻找到接近小六的路径, 发掘到她的幽境;在快捷酒店的生理通道关闭之后, 网络向他打开通向小六精神世界的新渠道。更为微妙的是, 与丈夫贺西南对妻子精神世界毫不关注相反, 张灯通过小六的购物收藏夹、在线片源、BT种子、观影记录、豆瓣影评, 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沟通。这种个人趣味上的相似性, 精神向度的高度一致性, 让张灯产生找到志同道合的同志般感受。相较于肉体的交流, 精神层面的共鸣逐渐占据上风, 甚至双方对性爱的基本看法都是如此的一致, 这让张灯感到惊心动魄, 并对网络小六产生感情。

　　作者在《奔月》中通过张灯而建构起来的网络小六形象, 相较于绿茵讲述的公共空间小六形象, 更进一步显示出人性的多面性。借助于网络这种现代技术, 小六内心隐藏的秘密与潜在欲望得以释放, 被压抑的人性获得舒展的空间, 这种书写方式, 无疑是都市的与现代的。

　　与上述两重空间和两种性格面向形成对照的是, 小六试图用“无名”或者假借他人之名, 闯入陌生之地乌鹊。“乌鹊”这一地名, 本身就非常有趣, 因为乌鹊又被称为喜鹊, 当行人将至的时候, 就会有乌鹊发出叫声, 所以乌鹊通常预示着远人将归。将小六在折纸玩意“猪头”的指引下, 随机落脚的小镇称之为“乌鹊”, 至少存在两种解释, 一是暗示着小六来到乌鹊的必然性, 她能够在乌鹊暂时获得回归自由的感受, 她是归来者;二是预示着小六作为“他者”的身份, 并不会真正融入当地生活, 她是永远的远行者。在小说的结尾处, 小六再一次从乌鹊逃离, 便是她持有流浪者和逃离者身份的最好证明。

　　化名为“吴梅”的小六, 并没有在乌鹊获得想象性解放, 反而不断地落入生活的窠臼当中。作为林子眼中有故事的女人, 她放弃了在南京的工作与家庭, 以为可以通过逃离南京来获得与庸常生活的告别权利。问题在于, 乌鹊绝非桃花源, 它只是南柯一梦中的蝼蚁王国。在置换了地理空间之后, 小六进入完全陌生的空间, 但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如此相似, 小林的追求, 超市岗位的竞争, 籍工家庭的古怪, 这些并非是新鲜事。在逃离南京之后, 她又一次从乌鹊逃离, 这一事实本身就证明了日常生活的相似性, 以及女性追求自由和主体性的艰难。

　　德勒兹和加塔利对事物做出过这样的区分, “事物有两个主要的倾向, 一个是倾向于同质结构或静止, 他们将之归诸于切割与辖域化;另一种则倾向于分裂、解辖域化与逃逸”。9 (P92) 正是由于人类的一切行动都是被建构起来的, 所以才会有人不断地从栖居其中的强制性社会结构中逃逸出来, 进行德勒兹所谓的“解辖域化”, 试图踏上一条消解既定辖域的快乐之旅。如同小六, 逃逸的欲望促使她从日常轨道上脱离出来, 打破固有的空间, 并将她从已经建构的关系中暂时解放出来。小六的这种逃逸欲望是积极的, 具有生产性、流变性和多元性, 但同时也是为世俗所不能理解和接受的, 这就注定了她只能成为游牧主体, 并永远在路上。在小说的末尾, 她的返回南京之旅是如此的不成功, 也说明了这一点。

　　三、自我, 或被凝视的“疯女人”

　　在探讨小六逃离的缘由和逃离行径所打开的多重空间之后, 有必要从小六的视角来对小六逃离行为进行深层次的精神分析。身为女儿、妻子和可能的母亲, 小六具有多重身份, 但实际上, 在撇开这三重身份之外, 小六究竟是谁?她的主体性何在?《奔月》严肃地就女性主体性话题展开, 或者通过书写女性来追问永恒的话题, “人对自我存在与自我身份的永恒质疑: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10这背后隐藏着关于身份、主体性、自我等重要议题。

　　小六的逃离行为, 用所谓的世俗标准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称之为“疯女人”并不算过分。她放弃稳定的工作、貌似幸福的家庭和年迈的母亲, 独自走失在大巴发生事故的他乡, 并主动扔下自己所有的身份证件, 用路上捡到的身份证来给自己重新命名, 试图能够在异乡寻找到真正的自我存在感。当她在外部环境的推动下, 逐渐在乌鹊安稳下来, 面临着小林的求婚时, 小六又一次选择返回南京, 回到她最初逃离的城市。两次逃离, 都是如此的任性和让人费解, 她究竟在寻找什么?她又究竟在回避什么?

　　在小说《简·爱》中, 当简·爱和罗切斯特终于要跨越身份地位的差异, 宣誓结合的时候, 阁楼上的疯女人出现了。这个疯女人之前一直被关在阁楼里, 而她的真实身份是罗切斯特的妻子。在小说的结尾, 疯女人烧毁了庄园, 自己葬身于火海当中, 但也因此成全了简·爱和罗切斯特。桑德拉和苏珊重读《简·爱》及其他19世纪的英美女性文学作品, 梳理出“疯女人”系列, 并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中分析了女性的家庭空间和角色分工。她们认为屋里的天使和阁楼上的疯女人其实是同一个人, 在每个温顺善良的女人背后, 都拖着一个癫狂的影子, 在谦卑恭顺的贤妻良母的心底都藏着邪恶淫乱、狂野反叛的魔鬼妖妇。因此, 罗切斯特的秘密妻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简本人秘密的自我, “伯莎是简最真实和最黑暗的重影:她代表了孤女简的愤怒, 代表了简自从在盖茨黑德生活的日子以来一直试图压抑的狂暴而秘密的自我”。11 (P460) 在这种参照下, 对照阅读《奔月》, 能够揭示出文本更深层的含义。

　　在《奔月》中, 与小六形成呼应关系的至少有绿茵、聚香和籍工未曾出场的儿子。这三者分别指向小六的妻子、母亲和女儿身份, 在某种程度上, 这四者是可以合为一体的, 同时, 这种解读方式也强调了小六关于身份和主体性的焦虑。

　　先来看绿茵, 她在小六逃离南京的家庭之后, 主动进入到小六的家庭, 并逐步履行了小六的妻子功能。绿茵的人物设定, 猛然一看, 显得略为生硬;小说固然交代了她与小六认识的缘由, 但她照顾小六家庭的动机是可疑的。绿茵通过固定的打扫卫生整理家务等活动, 将小六的痕迹从家庭中抹除掉, 同时, 她也不动声色地批评了小六身为妻子的不合格, 并通过列举长霉的席子、长绿毛的加湿器、早就该换的纱窗、过期没扔的感冒药、贺西南不合尺寸的内裤、床底下的灰尘, 来力证小六不是一个好主妇。正是在绿茵的悉心照料之下, 小六逃离的那个家庭才得以恢复到“正常的”有家庭主妇的状态。绿茵在家庭生活上的热心, 正好与小六的冷淡和不经心形成对应关系。但主动上门提供家务服务, 难道不也是一种疯狂的举动么?

　　至于聚香, 实则是扮演了小六一直拒绝的母亲角色。在丈夫贺西南看来, 结婚四年来的最大遗憾和实质性问题就是, 小六没有能够为他怀孕生子。张灯通过网络寻找到的关于小六的讯息, 也从侧面印证了小六对于生育的谨慎态度。女性, 似乎天然就与子宫、生育、母亲等联系在一起, 除非是有天然缺陷或其他不得已的缘由, 不然已婚的女性进行生育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与小六对母亲身份的谨慎态度相反, 聚香对成为母亲这件事情感到如此自然, 为了获得“理想的”婚姻, 聚香甚至先让自己做了母亲, 再成为妻子。

　　为什么小六会如此拒绝母亲的身份?一方面是源自她自己的不太愉快的成长经历, 另一方面是对男性权力的一种挑战。她要不断地打破约定俗成的社会规范, 对丈夫的权力进行挑战, 以拒绝成为母亲来完成对自我身体主导权利的宣誓与维护。但小六又是矛盾的, 她曾经怀孕过的事实成为她心底的阴影, 并且在聚香怀孕之后, 她所展现出来的积极态度也不是如同她所宣称的那般决绝。这种矛盾性, 也说明了小六犹豫的一面和女性追求身体主导权的难度。

　　籍工和舒姨那未曾出场的儿子, 某种意义上是小六自己不完整家庭成长经历的另类写照。小六从籍工身上看到父亲的影子, 而舒姨也将小六视为多年前没有保住的女儿, 于是, 他们三个人在乌鹊短暂地组成了一个家。这种替代性的满足, 是一种幸福的幻象, 小六没有叫出口的那声爸爸, 就证明了这一点。身为女儿, 小六与自己的母亲之间存在着隔阂, 却神奇地通过暂住在舒姨家, 目睹这种不太正常的家庭亲子关系, 而最终与自己的母亲达成一定程度的和解。瞎编故事、瞎搞偏方、瞎寄包裹的母亲, 在换位思考之后, 是令人同情的伟大而愚蠢的母亲。籍工的那个不能回家, 只能通过每周固定时间通电话来保持联络的儿子, 是否正暗示着小六的处境呢?

　　在小六看来, “没有黑暗、性与秘密的一辈子仅仅是半辈子”。12 (P131) 这意味着小六自身精神分裂的可能性, 其突破口便是在性。与张灯的交往如此, 与林子的交往亦如此。在她逃离南京之后, 贺西南不断地受到冲击, 手机里存着情人“黑师傅”、具有“社交魅力”并且“酒量八两”、从小被母亲的各种偏方欺骗, 这些都是小六的黑暗面。小六的性格中具有“恶魔性”, 她享受着脱轨和越界的自由感受, 不论是与情人的肉体之欢, 还是对小区偶尔遇见的男性陡生爱欲, 或是享受在公交车上被人偷偷摩挲头发, 亦是与林子的性爱乌托邦实验, 无不彰显出小六魔鬼的一面。这绝对不是贺西南所熟悉的那个温顺的小六。通过肉体的放纵, 小六获得的不是器官的快感, 而是自我的存在感———我在哪里, 我是谁。

　　她与张灯的开始具有荒诞性。在那个“爱牙日”的中午, 两个完全陌生的人, 仅仅是在街上偶然遇到, 便产生一触即发的热情, 但纯粹是肉体的交流。他们达成反情义的约定, 除了性, 不涉及任何个人情况, 不用寒暄, 也不假装情意绵绵, 双方甚至不用知道对方的真实姓名, 只是暗自用“白牙”和“黑师傅”指称对方而已。他们之所以能够将这种关系保持长久, 并非因为性欲本身, 而是因为彻底的无情, 是一种孤独、虚无、隔膜等因素的综合结果。在这种暂时放下外在身份的关系中, 小六可以无视加诸于己的社会道德规范;她能够凭借的仅仅是自己的身体, 而正因为如此, 她获得一种纯粹的存在感与精神上的满足感。

　　与这种关系形成反差的是, 小六与林子永远无法真正发生性关系。林子反复追问小六的真实姓名, 试图通过预先确定小六身份的可靠性来为进一步的关系发展做铺垫。而小六恰恰不愿意将外在身份携带进纯粹的性爱关系当中, 这与她逃离南京的初衷是违背的。他们之间最接近性爱乌托邦的一次实验, 是发生在狭小的包间中, 小六冲着茶色的镜子发笑, “里面的一长串女郎也在微微发笑, 有点妖冶躁动之态”。13 (P168) 这种描写本身应带有强烈的道德色彩, 写出小六的妖妇一面。但令人奇怪的是, 作者并没有丝毫谴责小六的意味, 反而用客观中立的态度继续持冷静旁观的姿态。小六以一种诱惑的口吻来引导林子, 任何动作都只是发生在镜子里面的两个人身上, 而镜子外面的人获得完全的免责权。这种以镜为参照, 试图将责任完全归咎于镜中人而让自己完全置身事外的做法, 对于小六而言是一种解放, 将她从父权的控制之下释放出来。镜中人不是天使, 而是疯女人。而对于林子而言, 这就是有病, 小六的行为是恶心的, 是具有侵犯性与冒犯性的, 小六无疑是“阁楼上的疯女人”。当小林脱口而出“你有病吧!”的时候, 小六凝望着镜中的男女, 思考并认同林子的判断, “的确有些畸态了, 自己的病, 不轻”。14 (P168) 这种让步本身, 也证明了女性自我认同的艰难程度。

　　不论是丈夫贺西南眼中的妻子小六, 还是张灯引以为知己的情人“白牙”, 还是林子眼中的不安分的“吴梅”, 小六始终无法逃脱被男性凝视、评价的命运。身为女性, 她一直处于被观看的位置, 而这距离她所寻找的主体性和真正的自由尚远。

　　四、回归, 或失败的逃逸

　　小说取名为“奔月”, 颇有将小六比作奔月的嫦娥之义。传说中, 嫦娥偷吃了后羿从西王母处求得的仙药, 奔月成仙, 居住在月亮之上的广寒宫里。至于嫦娥服下仙药奔月的缘由, 也有多种说法, 或说是她被逼无奈, 受到逢蒙的逼迫, 不得已在情急之下吞下不死药;或说是她成仙心切, 趁着后羿不注意, 偷偷吃下不死药。在传说中, 嫦娥奔月之后的下场并不太好, 李白有诗感叹, “白兔捣药秋复春, 嫦娥孤栖与谁邻?”李商隐也曾感慨, “嫦娥应悔偷灵药, 碧海青天夜夜心”。总之, 在人们的想象中, 奔月之后的嫦娥过着凄苦、孤独的生活。巧的是, 鲁迅也曾经写过一篇同名短篇小说《奔月》, 最早发表在1927年1月的《莽原》上, 后来被编入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鲁迅所写的《奔月》中, 受不了天天吃乌鸦肉炸酱面的嫦娥, 终于在某一天的掌灯时分, 趁着后羿在外打猎, 自己偷吃了仙药飞升到了月亮上。嫦娥的这种行为固然有些不够光明磊落, 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婚姻生活之艰难。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 鲁敏为小说命名为“奔月”, 着实有些深意。她将小六逃离的地方称为乌鹊, 而乌鹊有一种解释是乌鸦, 联系到鲁迅《奔月》中的嫦娥忍受不了一年到头乌鸦肉, 亦有向前辈作品致敬的味道在里面。

　　在《奔月》中, 发生在小六身上的逃离共有两次, 第一次是从大巴失事地点逃到乌鹊, 第二次是从乌鹊逃回南京。从本质上, 小六的逃离是在进行一场生命自我肯定的逃逸。我们可以用德勒兹和伽塔利归纳的克分子线、分子线和逃逸线理论来分析小六的逃离行为。

　　第一条线是克分子线 (molarline) , 这是对意识进行辖域化的力量所形成的线, 也是固化的节段线。它“通过二元对立的符码对社会关系加以划分、编序、分等和调整, 造成了性别、种族和阶级的对立, 把现实分成了主体和客体”。15 (P10) 第二条线是流动性较强的分子线 (molecular line) , 与克分子线形成对应。分子线越过克分子的严格限制, 对克分子线进行冲撞和干扰, “两条线不停地相互干扰, 相互作用, 彼此将一股柔顺之流或一个僵化之点引入到对方之中”。16 (P274) 第三条线是逃逸线 (line of flight) , 是解辖域化的运动轨迹线, “这条线根本不能容忍节段, 它更像是两个揭短性的系列的爆裂”。17 (P275) 这是一条创造性的线, “更具有游牧性质, 它越过特定的界限而到达事先未知的目的地, 构成逃亡路线, 突变, 甚至量的飞跃”。18 (P10)

　　德勒兹和伽塔利在《千高原》中, 通过分析解读亨利·詹姆斯的《在笼中》、菲茨杰拉德的《崩溃》、彼埃蕾特·弗勒蒂奥的《漩涡和镜片的故事》这三则短篇小说, 进一步阐释了上述的三条线。尤其重要的是逃逸线, 它要打破社会编码, 从封闭的空间和符号系统中逃离, 让生命从“条纹”或“网格”空间进入到“平滑”空间。逃逸线要进行解辖域化, 寻求思想上的解放, 让欲望从抑制性辖域挣脱出来, 突破社会局限性, 力图创造新的生命形式, 而不是逃避生活或放弃生命。简而言之, 逃逸线是积极并且具有创造性的, 是生产真实的, 预示着主体的潜在革命心理。对于社会而言, 逃逸线是危险的, 其危险性恰恰在于逃逸线具有的革命性和创造性, 它将带来“一种新的幸福”。19 (P289)

　　克分子线是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 在小六逃离南京之前, 她就一直处在克分子线的控制之下, 循规蹈矩地完成人生的每个阶段, 从上学到工作, 从单身到结婚, 看似是按部就班地、与他人无异地生活着。可是小六的不寻常与不安分又是时刻潜藏在身体之中, 比如在绿茵茶餐厅与闺蜜相聚的时刻, 她总是产生恍然不在场的感觉;比如在“爱牙日”的中午, 她在莫名地欲望支配下, 与“黑师傅”张灯展开一段身体的解放之旅。这种状态下的小六, 无疑是受到分子线的影响, 她试图越过社会规范对自己的约束, 将自己从辖域化的节段中释放出来, 从而进入到新的空间中。但是, 小六的这种状态是没有明确目的和意向的, 她只是顺着心意而为, 并没有完全脱离克分子线的控制。

　　小六从南京, 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旅游大巴失事地点逃离到乌鹊, 是她从行动上对圈定空间的逃离。她试图从原本呈现为“条纹”或“网格”空间的社会和文化现实逃离, 进入到“平滑”空间, 获得多元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意义的逃离, 既是处于逃逸线, 也是真正的解放之线。作为独立主体的个人唯有在逃逸线上才会感到自由和真实的人生。

　　问题在于, 逃逸线绝非旨在逃离世界。德勒兹的哲学是肯定性哲学, 他提出的逃逸线不是否定, 而是对生命进行自我肯定的逃逸。在逃逸线上, 我们能够创造出对抗性的新武器。这种逃逸本身, 正是为了肯定生命本身的潜在性, 拒绝对生命的否定。小六身为女性, 她的欲望具有生成性, 她所追求的逃逸是对生命的肯定, 要生成—女性, 创造新的女性主体, 通过反抗社会规范加之于女性的束缚, 来完成对自我的重构。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 可以解释小六从乌鹊重返南京的意义。在经过乌鹊的“吴梅”阶段, 小六意识到这种隐姓埋名的生活方式并没有让她获得真正的解放。通过空间的置换, 将生活空间从南京挪到乌鹊, 切断旧的联系, 在陌生空间中重新建立新的网络, 但她仍携带着原有的所有质素, 依然要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受制于各种社会规范的压迫。她将工作的地点称之为“蝼蚁”, 这分明是在暗示读者, 乌鹊的生活犹如《南柯记》。淳于棼在酒醉后, 梦入槐安国被招为驸马, 后出任南柯太守, 权倾一时;后因淫乱无度, 终于被驱逐。待到醒来, 才发现是一梦, 而那槐安国即是蝼蚁国。小六如此用“蝼蚁”来命名她所工作的超市, 也说明了人生如梦, 乌鹊并非是真正的自由之地。

　　在乌鹊, 小六无法重建自我, 无法完成对固有生活秩序和身份的反抗, 因而, 这种逃亡路线并不能称之为逃逸线。如果希望得到真正的自由, 她不能回避生活本身, 她必须回到原点, 直面问题的根源, 对加诸于己的社会压迫进行反抗, 进行解辖域, 从而完成女性主体的重塑。在这意义上, 正是重返南京之举, 有可能为她带来解放的契机。

　　之所以将小六的逃离视为失败, 其缘由也在于此。小说中, 小六固然是另类的“疯女人”, 但她并没有对父权社会的压迫做出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反抗举动。不论是在南京, 还是乌鹊, 她所有身份的获得都是与男性相关:在南京, 她是贺西南的妻子, 是张灯的情人;在乌鹊, 她是林子的恋人, 是籍工的暂时的女儿。在摆脱这些男性赋予她的身份之外, 她究竟是谁?小说甚至吝啬到连小六的真正姓名都未曾告知读者。在这种情节设定下, 小六如何能够回答“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这样的终极之问呢?

　　《奔月》的确写出了现代都市女性对于日常生活的疲劳感与无解感, 但是小说仅仅止步于此是不够的。门罗在短篇小说《逃离》中也为女主人公卡拉安排过两次逃离, 第一次从父母家里逃离, 与马术教练克拉克私奔;第二次在邻居西尔维亚的帮助下, 从丈夫的家中逃离。可是这两次逃离都没有为卡拉带来想象中的自由与解放, 尤其是第二次逃离, 是卡拉主动选择放弃, 重新回归到丈夫克拉克的家中。小说中山羊弗洛拉的命运是对女性逃离父权制家庭无望的写照, 小说用微妙的笔法呈现出卡拉对自我和世界的认识过程, 并没有指出真正的解放之路。

　　要求小说给女性以指引, 或许超越了小说的功能, 不过, 鲁敏在《奔月》中还是成功地引导读者对逃离进行反思, 并为女性如何获得自由和解放这种宏大命题留下思考的空间。在这一层意义上, 《奔月》所呈现出的对精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的探讨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鲁敏.奔月[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
　　2[美]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着, 程巍译.疾病的隐喻[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3[美]迈克尔·莱恩 (Michael Ryan) 着, 赵炎秋译.文学作品的多重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4鲁敏.一个虚构者的非虚构之路[N].文艺报, 2017-12-08.
　　5[美]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M. Gilbert) 、苏珊·古芭 (Susan Gubar) 着, 杨莉馨译.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6[法]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费利克斯·瓜塔里 (Félix Guattari) 着, 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
　　7[法]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费利克斯·加塔利 (Félix Guattari) 着, 姜宇辉译.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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