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花缘》小说中的海外梦幻之旅探究

时间:2019-10-17

　　摘    要：　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视角下分析《镜花缘》中的海外诸国形象, 可以发现《镜花缘》中的异域形象书写具有三个特点:首先, 它继承了《山海经》对异域的描述, 充斥着社会集体想象的痕迹, 在本质上是对文化进行再编码之后具有想象性的神话集合体;其次, 这些海外国度作为“他者”形象可以分为丑陋、现实与理想的国度, 反映了某种“自我镜像”;最后, 它们的外部生成语境与个人化叙述的背后存在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种文化现象。

　　关键词：　《镜花缘》; 异域形象; 自我镜像;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magology, three characteristics can be found i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foreign images in the Flowers in the Mirror. Firstly, it inherit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exotic lands in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and it is filled with traces of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of society, which is essentially the imaginative mythological collection after re-coding the culture. Secondly, these overseas count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ugly, realistic, and ideal ones as " others", reflecting certain " self mirror image". Finally, behind their externally generated contexts and personal narratives, there are two cultural phenomena of ideology and utopia.

　　Keyword：　Flowers in the Mirror; foreign images; the self mirror image;

　　《镜花缘》作为清代后期嘉庆年间问世的一部优秀文学作品, 所记叙的富有谐趣的海外奇遇、百位才女的姝丽聪慧和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反思, 令人啧啧称奇, 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学界对《镜花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艺术、思想倾向、博物知识、妇女问题及作者考证这几个方面, 而近年来女性主义、比较研究等种种批评视角的介入, 开辟了《镜花缘》新的研究领域。《镜花缘》一书文学价值最高的部分在前四十五回的海外梦幻之旅, 李汝珍让书中人物尽情徜徉在一个仿佛超脱了地域、岁月和种族等种种桎梏的审美空间中, 这个审美空间对应了“他者”的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范畴内的“他者”形象具有三重意义:异国形象、异族 (社会、文化) 形象及作家出于特殊感受创造的异域形象[1]。文本中的海外奇国前两重意义很弱, 第三重意义的虚设性、想象性较强, 我们并不是要将它与社会语境割裂, 而是要进行内在的和本质的研究。书中的异域想象并非是空穴来风, 绝大多数海外诸国脱胎于古代殊方异域的神话传说, 它们的奇风异俗迎合了读者猎奇的心理, 代表了当时民众对异邦的集体想象, 更重要的是暗含了作者的政治理想和复杂情绪, 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

　　一、异域形象与神话本质

　　文本中异域形象的第三重意义 (想象性) 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异域的认知是分不开的。早在汉代的时候, 中国人向西已至地中海沿岸, 且同时与周围的南亚、东南亚国家有贸易往来, 唐朝时外交的繁荣达到了一个顶峰。仅从概念上来讲, “大一统的蓝图早已成为现实, 而且九洲之外的存在也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2], 然而伴随着天朝上国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 古人对“中国”以外的真实世界知之甚少。直到残酷的鸦片战争爆发, 节节败退的现实迫使中华民族开始“睁眼看世界”, 这时才形成了真正意义上“异国”与“异族”的概念。在这之前, 遥远神秘的异域国度形象书写主要依靠文学的虚构想象来完成, 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与异国。在文学家的笔下, 野蛮落后抑或神奇瑰丽的异域情调总是与异域形象相互缠绕, 尽管中华民族想象中的“另一种东方形象”看似各具特色, 但细究其根源, 可以发现这些异域形象背后的神话本质。

　　法国学者卡雷等人提出, 形象学就是研究文学国际关系中的“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3]。通过书写旅行让主人公与异国相遇从而建构起异国形象与民族形象, 这是中国古代小说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和结构形式。小说的主人公唐敖因“道不行, 而乘桴浮于海”[4], 仕途几经波折的他毅然决定放弃世俗功名转向畅游胜境、访仙炼性, 他在梦神观中得到老神仙指点:如能完成寻找外洋十二名花的任务, 就可名登宝箓、位列仙班。于是唐敖与林之洋、多九公等人离开了中土, 阴差阳错地开启了旅行模式, 伴随着他们的足迹, 三十多个海外奇国的形象也一一跃然纸上。据考证, 自乾隆四十七年 (1782年) 起, 20岁的李汝珍就开始定居在有着悠久航海历史的海州板浦, 但从乾隆二十四年 (1759年) 到道光二十二年 (1842年) , 清政府只开广州一处对外通商, 他身处海滨, 却只能“望洋兴叹”, 并没有什么机会亲自进行海外贸易, 所以《镜花缘》中的海外历险是他根据古代书本和传说所做的敷衍和再造性想象, 其中尤为重要的蓝本就是《山海经》。在三十多个海外奇国中, 仅有毗骞国和智佳国是作者独创的, 其余的异国奇民甚至奇草异兽均可以找到出处。比如, 《山海经》中记载的轩辕国民的外貌是“人面蛇身, 尾交首上”[5], 李汝珍笔下的轩辕国民也是“一条蛇尾, 盘交头上”[6]239, 几乎是对原文的敷写了。《镜花缘》描绘的诸多带有神话性质的异域形象, 都是从《山海经》一书中继承而来的。

　　当故事完整地展开叙述时, 看似对神话传说进行简单因袭的异域形象实际上已经披上了光怪陆离的外衣。这些海外奇国形象既承载了中土人民集体对异域的认知和想象, 又凝聚了李汝珍个人的政治理想与隐秘心理, 我们要敏锐地看清其朴素的神话本质。虽然进入文明社会以后神话逐渐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但它创造的文化基因还流淌在民族的血液里, 并且以文学艺术的话语方式重新焕发了生机。在中国古典小说中, 六朝志怪、唐传奇、明清小说从追寻神话踪迹到以神话为题材自主创作, 都暗示了神话以文化再编码的方式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和文化语境, 其中最成功的当数《西游记》。作为神话小说的集大成者, 《西游记》将唐僧西天取经路途上的各色“异国”加以妖魔化, 这一现象背后的历史、社会文化运行机制与现实关照通过异域形象这一“变形的神话”被揭开。《镜花缘》虽然在想象力的丰富程度上远远弱于《西游记》, 但它同样成功地对神话原型进行了文化再编码, 以非现实的形式来批判现实, 黑齿国、无肠国、聂耳国等百姓的怪异外表, 也掩盖不了他们与唐敖一样同属中土的文化系统。古代书本中奇异国度里的化外之民, 其实始终生活在中国的历朝历代, 如同一面镜子折射着古老中国的一切, 直到“天圆地方”的世界观在近代彻底破灭, 文本异域想象的“神话集合体”的本质才显现出来。

　　二、奇幻与现实融合的“他者”形象

　　在对“他者”形象进行文本内部研究之前, 我们要先明确古代中国对域外诸国的社会集体想象, 这样, 形象的文学性才能显现出来。前文已经叙述过, 封闭的文化背景使古代的先辈们一直将域外视为蛮荒愚昧、鬼怪盛行或奇异神秘的代名词, 这一舆论和精神层面的社会集体想象物在传统殊方异域传说乃至《西游记》《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这类古代游历小说中皆有体现。作者模仿《山海经》相关描述, 唐敖海外游历所遇诸国人民, 相貌习俗怪异非常, 无不显示了那个时代对“他者”形象的奇幻性期待, 但异于社会集体想象的是, 化外之民的言语思想又与自我并无二致, 甚至很多异国人民, 像君子国的吴之祥、吴之和都能对当时中国的宰杀、争讼、缠足等俗弊提出自己的质疑和对策, 作者显然在借异邦人民之口, 吐露自己的社会见解, 正是“他者言说自我”的模式。这显示了文本对于“他者”形象建构的两个原则———奇幻性期待与现实性体验。这两个原则的本质, 根据利科的想象理论, 文本形象客体既包含了“感知的痕迹”, 又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缺席而进行的创造式想象, 而形象主体即作者既 (自觉或不自觉地) 复制了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部分描述, 又背离了集体想象的框架进行创作活动, 作者的创作方式实现了对社会集体想象物迷恋与批判意识之间的某种平衡。三十多个海外诸国, 每一个国度都表达了李汝珍对某个社会问题的思考, 都是对自己身处的社会生活环境的折射和变异, 混合着自身亲善、狂热、憎恶、批判等复杂情感。因为对现实种种社会现象的态度不同, 作者对相照应的“他者”形象的变异方式也五花八门。总结下来, “他者”形象可分为三类。

　　(一) 漫画式的丑陋国度

　　作者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丑陋现象加以分类和漫画式改造, 使它们变得生动可见, 态度以批判、揭露为主。例如, 劳民国之人无论何时何地身体都在摇摆, “举动浮躁、坐立不安”[6]82, 佯装劳动, 惶惶不可终日, 这是劳作无益的一类人。无肠国之人吃饭躲躲藏藏、贼头贼脑, 明明腹中空无一物, 却要装作光景充足的样子。更恶劣的是, 富人为了减省食物, 把自己的排泄物留下, 供给仆婢再食, 其对人吝啬恶毒之心可见一斑。犬封国之人狗头狗脑, 皆为酒囊饭袋, 除了吃吃喝喝, 一无所能, 并且善恶不分, 胡乱攀咬。鬼国之人的生活作息混乱, 阴阳颠倒, 把夜里当作白天, 整夜不睡觉, “行为似鬼”[6]86。毛民国之人生性吝啬, 他们的体征恰恰与“一毛不拔”相反, 讽刺性地长出了一身长毛。淑士国之人不论何种行业, 都是头戴儒巾, 满口之乎者也, 浑身透着一股酸腐之气。两面国之人嫌贫爱富, 对待富人和颜悦色, 对待穷人傲慢无礼, 有着匪夷所思的两幅面孔, 其真正的本相是青面獠牙、满脸横肉, 凶恶非常, 是生活中可憎的两面派的代表。穿胸国之人因心术不正生了“偏心疽”[6]163, 即使安上了“狼心狗肺”, 胸部依旧有无法愈合的大洞。这些域外之民的外貌特点都是他们本身性格的具象化外现, 漫画式的夸张、讽刺描写, 诙谐有趣, 让读者印象深刻, 同时深刻批判了社会现实中具有道德品行、生活习惯问题和性格缺陷的一类人。这是作者在细致观察又精准提炼生活经验之后塑造的反映丑陋社会风气的一类“他者”形象。

　　(二) 反仿与换位的“现实”国度

　　这一类国度的变异方式最复杂, 艺术性也最强, 主要包括女儿国与君子国。奇异的女儿国是李汝珍着墨最多的部分, 相比于对其他国家简短的描写, 它占了五回之多, 并且情节曲折、匠心独运, 可见作者对女性问题的重视程度。女儿国本身的奇异之处在于, 它看似是性别颠倒了的社会, 其实处处暗藏玄机, 整体上是对中土现实的一种反仿, 批判社会习俗对女子的不公。在外貌上, 男女进行了换位, 女子着男装, “反穿靴帽”, 男子涂脂抹粉, 一双大脚变作小小金莲, 走起路来一副扭捏状, 形象令人捧腹。在性格气质上, “治外事”的女人们虽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 但依旧“身段瘦小, 袅袅婷婷”[6]206, 连国王也毫无半点一国之君的阳刚之气, “十指尖尖, 桃腮带笑”[6]223, 世子阴若花也同样如此, 主内事的男人们则完全是一副遵守“四德”的妇女形象, 整个国家都呈现出一种阴柔之气。这可能是由于作者对女子形象的男子气概不甚了解所导致的, 因而整个审美呈现出一种单向性。在故事情节上, 林之洋这样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竟被好色、残暴和昏庸的女儿国国王看中并抢入宫中封作王妃。林之洋又遭受了穿耳、缠足、挨打等种种身体的痛苦、精神的折磨。李汝珍对这一过程做了非常详尽的描述, 以至整整用了一回的文本, 使叙事速度明显变慢, 让读者在短暂的阅读过程中能体会到这种漫长的煎熬。林之洋仅仅被囚禁了半个多月就“万种凄凉、肝肠寸断”[6]216。诙谐的形象换位描写有反讽的效果, 博得了读者的愉悦和对女子命运的同情, 但林之洋“逃出生天”之后, 这一段经历也只是给他人带来了“缠足大仙”的笑料, 弱化了文本对缠足等针对女子的社会陋习的批判力度。

　　君子国是书中人物游历的首个海外异国, 这里一派“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好让不争”[6]57的光景, 作者描述的重点是三个交易场景, 卖家皆觉得自己的货物平常, “不如别家之美”[6]58, 而买家都觉得自己占了便宜, 坚持添价, 为此争执不下。这样的情况与现实情况是完全相反的, 也是一种反仿的写作策略, 虽然有点矫枉过正, 但也代表了作者一种美好的社会理想。

　　(三) 具象化的理想国度

　　大人国、无继国和黑齿国以具象化的方式展现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大人国人人脚下浮着一片云彩, 按照行为的善恶, 他们“或登彩云, 或登黑云, 其色全由心生”[6]81, 为了避免人前献丑, 国内风气因而甚好, 大家都争做好事、避免从恶。唐敖可惜只有大人国能有这辨别善恶的云彩, 而其他地方不曾有。对个人的道德判断被凝结在了云彩的颜色上, 无形中反映了作者期待将评判标准具象化、简单化的心理状态。无继国之人就同它的国名一样是没有后代的, 每个人死后120年“仍旧活转”, “人生如梦”情节的设定将人生本质的虚幻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只有人人看淡名利富贵和生死之事, 社会才能回归本源从而实现永恒的和谐。故事情节比较曲折的当属黑齿国的一场激烈辩论, 多九公轻视黑齿国女学塾的学生, 却在切韵、周易注的问题上被辩得哑口无言, 满头大汗地仓皇出逃, 后来才从林之洋口中得知这个国家向来以读书为贵, 国母还开办女试大典, 重学问的风气很盛。辩论的过程占了两回多, 虽然不免有“掉书袋”的嫌疑, 但展现的是作者对待知识的态度。知识、道德与价值观的完善, 既是李汝珍也是华夏民族一直以来所追求的社会理想。

　　三、从他者形象到自我镜像

　　为什么李汝珍会对异域形象做出这样的描述?着名比较文学学者巴柔认为,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 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7]155。在《镜花缘》的异域形象塑造中, 李汝珍显然对这种关系的自觉意识是非常强烈的, 他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去构建自己笔下的世界。“我注视他者, 而他者形象同时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7]157, 也就是自我镜像, 这是他者形象“对‘我’及其空间的补充和延长”。在第二部分对“他者”形象进行分类时, 笔者已经针对显性层面的作者态度和目的进行了分析, 根据社会历史文化的情境性原则, 自我镜像还反映了不易为人察觉的隐性层面, 即异域形象的生成语境、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现象。

　　(一) 外部生成语境

　　从地理生成的角度来看, 李汝珍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居住在海州的板浦, 这里濒临东海, 近观有云台山、花果山层峰重叠、清秀幽僻, 远眺可以依稀看见笼罩在海雾中的星星小岛, 并且自古以来海州就是一个交通要道, 唐朝以后更是成为南北的交通枢纽, 有着悠久的航海传统和历史。这一地理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作者设计书中人物海上航行的情节, 满足了自身一直以来对海外异域的无限遐想。清代以后, 因盐运产业兴盛, 重商主义流行, 各色商人云集海州, 民间淳朴的风气渐渐变得贪婪势利, 书中对无肠国、靖人国、两面国等刻薄、欺诈、吝啬的讽刺情节与此不无关系。从文化生成的角度来看, 清代的文字狱大行其道, 为了避免谈及政治, 文人们纷纷转向以考据实证、整理传统学术文化为主要内容的乾嘉学派。李汝珍于乾隆三十五年 (1770年) 师从凌廷堪, 同时又与自己妻子的同宗弟弟许乔林、许桂林交好, 两兄弟学识渊博, 曾经被誉为“东海二宝”, 两人曾经为他的《李氏音鉴》和《镜花缘》作序。这些亲朋好友基本都受益于乾嘉学派中的扬州学派, 书中很多的文化痕迹也来源于此。首先, 重视音韵、训诂。黑齿国的辩论、歧舌国对音韵的珍而重之是其表现。其次, 追求博学。作者在文本中对言谈白字连篇的白民国和啰唆无益的淑士国充满了鄙夷, 而对学风优良的黑齿国、佳智国大加赞赏。再次, 追求实学。这与扬州学派的领袖人物焦循的治学方法一致, 注重实用知识的学习, 比如书中详细描述多九公一路上开列药方, 治病救人, 唐敖在女儿国疏通河道、治理水患等。最后, 贯穿整本书的是女性问题。女儿国的性别颠倒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世骇俗, 这与扬州学派内部尤其是汪中提出的男女平等的女性观也有一定关系。

　　(二) 个人化叙述

　　除了外部的生成语境, 作者个人的某种隐晦意愿也在自我镜像中草蛇灰线、伏脉千里。关于李汝珍的历史记载是非常少的, 在他的生平考证中, 在嘉庆六年到嘉庆九年 (1801—1804年) 不到四年的时间内, 他当过河南砀山县丞[8], 参与了水患治理, 后因目睹官场黑暗, 愤而返回海州板浦, 这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 在此后的记载里, 他似乎再也未曾有过官职。许多人推测他放弃官职以后生活比较拮据, 但这样的困境并没有使他退缩, 《镜花缘》的初稿在嘉庆二十年 (1815年) (这时李汝珍大约五十岁) 完成, 两年后修改完毕, 嘉庆二十三年 (1818年) 初刻本正式问世。在该书的末尾, 作者称这部书“消磨了三十多年层层心血”, 颇有着发愤着书的辛酸苦涩。细想李汝珍这样一个“博物君子”, 才华横溢, 但因不愿为了科举功名而陷于八股文的泥沼中, 于是一生郁郁不得志, 便将所有的愤懑凝结在《镜花缘》中, 他对社会积弊、世俗人情的想法统统化作了对一个个形象化异国的批判、讽刺和调侃, 将一身才学都献给了他笔下那些优秀的女子们, 所以说这部书的主题又岂是仅仅“为天下才女立传”这么简单?作者分明是站在男性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着女性群体, 通过自己作为强者的身份给予弱者一定的关怀, 从而恢复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被弱化的强者身份[9], 宣泄了自身的情绪, 传递了失意文人的隐晦意愿。这在女儿国部分体现得淋漓尽致。

　　前文已经提到, 看似是一个女权主义乌托邦的女儿国, 男女身份互换以后的整个国家呈现出阴柔的氛围, 男子柔柔弱弱, 女子包括国王在内竟也毫无英气可言, 甚至阴若花这个拥有了“女尊”身份十几年的世子, 竟能轻易地接受缠足的理念, 这种全然单向的审美取向, 反映了作者乃至整个社会根深蒂固的女性审美观, 使整个女儿国都呈现出一种虚幻的假象。女儿国国王不是一个具有宏图大略的贤德君主, 而是一个强娶“有夫之妇”并对林之洋施加缠足、“打肉”、倒挂梁上等酷刑的狠毒女子, 在百姓提出请愿后, 也不愿放弃美色, 竟然派十万军兵去征剿, 这样昏庸专制的君主还逼得自己的世子仓皇出逃, 这正与男权社会中的亡国之君如出一辙。可以看出, 弱者 (女性) 即便暂时成为这场游戏的主角, 但依旧缺少掌控大局的智慧和能力, 于是作为强者的男性出现了, 唐敖带领百姓疏通河道, 救百姓于水火之中, 甚至被立了生祠以示感激, 在离开女儿国时, 又救走了这个国家未来的接班人阴若花, 使其免遭毒手。弱者依靠强者的扶持才取得了胜利, 唐敖这个人物形象这时全然成了作者的化身, 他借助文本的“帮助”情节言说了自己作为强者的身份。可见, 女儿国自始至终都是一个笼罩在男权制度下的想象体, 是只有性别对调而没有任何本质改变的一场换装游戏。不可否认, 女儿国这个乌托邦是质疑现实的, 它带有对权力合法性的永恒质疑和颠覆社会的功能, 用深刻的笔触道出了封建社会对女性的残忍与不公, 但笔锋一转, 诙谐调侃的情节又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种深刻性, 并且由作者主导、唐敖主演了一场“自我表演”, 通过女儿国游历这一理想化的诠释, 强化了自我的存在价值和强者身份, 维护和保存了现实, 因而这同时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可见, 女儿国这一异域形象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两极张力之间游走, 呈现复杂的双重属性。

　　四、结语

　　《镜花缘》描绘了丑陋、现实与理想的三类异域国度, 包含的是作者批判、讽刺、赞扬、期许的复杂情感。异域形象既具有社会集体想象的神话本质, 又饱含了作者的个人化诉求, 无论是揭露社会各类风俗、道德问题, 还是追求知识、赞扬诚信善良的社会风气, 反映的都是作者对社会发展的美好愿景。交织着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种现象的女儿国是所有异国想象中最为复杂的, 尽管有着作者因才华无处施展、政治理想无处诉说而寄托于女子的现实诉求, 但其男女平权思想确实比较超前, 值得大加赞扬。李汝珍通过这本着作延伸了自我价值, 也成就了那些诉说着中华民族思想史和心态史的异国想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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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徐子方.李汝珍年谱[J].文献, 2000 (1) :162-171.
　　[9]唐妍.从《镜花缘》到《续镜花缘》看女性群体想象的变易[J].明清小说研究, 2014 (4) :153-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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