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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斜川并序》创作时陶渊明的年龄和心态

时间:2019-10-17

  摘    要: 《游斜川并序》中, 涉及创作时间的关键字词存在异文, 学界众说纷纭。此处异文的选择, 不仅关系该诗作年的判定, 还关乎陶渊明享年的判断, 以及陶渊明生命中某些重要节点的分析, 因此有着重要意义。文章在对前人研究进行辨析的基础上, 认为, 该诗及序作于辛酉年陶渊明五十七岁之时。该诗及序反映出一个衰残之人的生命倏忽之叹和强打精神及时乐游的暮年心态。

  关键词: 陶渊明; 《游斜川并序》; 痁疾;

  Abstract: In Traveling to Xiechuan with Its Preface, there are different keywords related to the date when the work was written, and there are different opinions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The choice made among various textual records of the date is not only related to when the work was written, but also to the judgment of Tao Yuanming when he was in an old age, and the analysis of some important periods in Tao Yuanming's life, so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previous studies, this paper holds that the poem and its preface were written in the year of Xinyou when Tao Yuanming was 57 years old. The poem and preface reflect the sigh of an old man and the strong spirit of seizing timely pleasure and recreation.

  Keyword: Tao Yuanming; Traveling to Xiechuan with Its Preface; chronic malaria;

  陶渊明《游斜川并序》记录了陶渊明归隐田园之后, 于某年的新春佳景之中, 与二三邻曲, 闲游斜川, 骋目以散怀, 赋诗以兴情。关于这一诗一序, 尚有不少疑义, 如:斜川究竟何所在?该诗并序作于何时?创作主旨为何?这些问题至今意见纷纭, 未有定论。

《游斜川并序》创作时陶渊明的年龄和心态

  《游斜川并序》中涉及作年的关键字词存在异文, 序文中“辛酉正月五日”, 究竟是“辛酉”还是“辛丑”?诗中“开岁倏五十”, 是“五十”, 还是“五日”?各版本意见不一。对该诗作年的判断直接影响到对陶渊明享年的判定, 故此, 对该问题做些辨析, 仍然有着重要意义。

  一

  在较早的四种宋本陶集1中, 《游斜川并序》, 除汤汉注本于序文作“辛丑”而于诗作“五日”以外, 其余三种版本的正文 (包括序文和诗) 均作“辛丑岁正月五日”和“开岁倏五十”, 而汲古阁藏本和曾集本都有“一作酉”和“一作日”的校记, 绍兴本则径作“辛丑”“五十”, 没有异文。不少研究者据此认为, 这说明几种较早的宋刻本陶集都倾向于作“辛丑”“五日”。笔者认为, 四种宋刻本中的三种都保留有异文, 恰说明这三个版本对此都持疑义。

  对此处异文的产生, 袁行霈先生解释道:现存最初的几种刻本原来是“辛丑”年“五十”岁, 后来有人发现与《宋书·陶潜传》所载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的说法不符, 于是渐渐依据《宋书》加以修改, 于是出现了异文。开始还保留着原貌, 只是用注出异文的方法使它不违背《宋书》。再往后就改动原文以迁就《宋书》, 反过来将原文以异文的形式注出。最后索性连异文也不要了。[1]223-224古籍异文的产生, 有多种复杂的原因。此种说法仅是推测, 并无确凿依据。

  袁行霈先生指出, 《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云:“虽过靖节年, 未失斜川游。”东坡时六十二岁诗称过靖节年, 则其所见陶集必为“五十”, 非“五日”。而苏过的《小斜川引》说:“今岁适在辛丑, 而余年亦五十, 盖渊明与余同生于壬子岁也。”2明显是采取“辛丑”年“五十”岁的的本子。这一点在陆游《老学庵笔记》中得到了证实:“陶渊明《游斜川》诗, 自叙辛丑岁年五十。苏叔党宣和辛丑亦年五十, 盖与渊明同甲子也。是岁得园于许昌之西湖上, 故名之曰‘小斜川’云。”3可见苏过所见陶集也作“五十”。[1]224

  既是数种宋刻本均存在异文, 则苏轼、苏过很可能只是在异文中作了一个选择, 并不能凭此否认其他异文存在的合理性。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中有对以上观点的很好辩驳:“东坡和此篇云:‘虽过靖节年, 未失斜川游。’东坡于时年六十二, 自辛酉岁论之, 先生五十七岁, 而东坡又过其五, 亦无伤也。”[2]

  陶集版本并不能确定“辛丑”与“五日”。马永卿《嬾真子》卷一云:“世所传五柳集数本不同, 谨按渊明乙丑生, 至乙巳岁赋《归去来》, 是时四十一矣。今《游斜川》诗或云辛丑岁, 则方三十七岁, 或云辛酉岁, 则已五十七。而诗云‘开岁倏五十’, 皆非也。若云‘开岁倏五日’则正序所谓正月五日, 言开岁倏忽五日耳。近得庐山东林旧本, 作‘五日’, 宜以为正。”[3]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云:“按‘五十’当从旧本, 作‘五日’, 不必改丑为酉为亥。”4

  既然从版本出发, 不能否弃任何一种异文存在的合理性, 则对于异文的判断与选择, 就应当综合考量其他因素。

  

  不少学者从《游斜川》本文的情感、表达出发, 提出此作应是陶渊明五十岁所作, 诗中当作“开岁倏五十”。笔者认为, 当从四个方面对“开岁倏五十”作以辨析。

  1. 学者认为此诗与《与子俨等疏》作于同时期, 而《与子俨等疏》作于五十之后, 故此诗也当作于此前后。

  根据“吾生行归休”以及“未知从今去, 当复如此否”可以判断, 此诗当作于晚年, 且当与《与子俨等疏》等写作时间接近, 因为其中所传达的心态非常相似。而《与子俨等疏》自云“年过五十”[4]187, “病患以来, 渐就衰损……自恐大分将有限也”[4]188, 则《游斜川》当作“开岁倏五十”。[5]60但不可据此判断, 游斜川正好就是在作者五十岁时。

  2. 若作“开岁倏五日”, 则与“吾生行归休”的感叹不相称。

  有的学者认为“开岁倏五十”只能是“五十”而不可能是“五日”, 因为若作“五日”则与下句“吾生行归休”显得极不相称。开岁五天, 怎会引起性命归休的感慨呢?梁启超《陶渊明年谱》谓:“殊不知‘开岁倏五日, 吾生行归休’, 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慨叹于岁月掷人者, 岂以日计耶?”[6]59而邓安生《陶渊明年谱》亦认为“感慨得毫无道理。”[5]59对此, 傅东华《陶渊明年谱》驳道:“且‘开岁倏五日, 吾生行归休’两句, 吾人若注意一‘倏’字, 则正非‘五日’, 不能连接成意。五十年之岁月, 岂能倏然而至耶?《归去来辞》云:‘羡万物之得时, 感吾生之行休’, 盖岁时休腊, 易惹起岁月掷人之感, 甫言换岁, 倏又五日, 光阴诚迅速哉!其在暮年, 能不起归休之感乎?”[7]18-19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亦认为, 二语能相连成语, 乃“普通的感慨”[8]。

  的确, 正月时节最易惹人新旧交替、时光飞逝之叹, 那种认为不可能仅仅因为开年倏忽过了五日就慨叹“吾生行归休”的说法似乎是于情不符。而若作“五日”, 则整个句子非常朗畅, 作“五十”, 意为一开岁就倏忽过了 (到了) 五十岁, 反有滞涩之处, 按其意, 则诗人更当感叹的是, 百年倏过半。

  3.《游斜川》序说及游玩赋诗之后, “各疏年纪乡里, 以记其时日”, 则渊明年纪应验证在“开岁倏五十”中。

  梁《谱》云:“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纪’, 若作‘开岁五日’, 所疏年纪何在耶?”[6]59邓《谱》亦提出, 《游斜川》序云“各疏年纪乡里, 以记其时日”, 则序和诗中的“正月五日”就是指的时日, “五十”就是其时年纪:“记其时日”者, “辛丑正月五日”是也, “疏年纪”者, 则必为“开岁倏五十”。[5]59

  笔者认为这种一一对应坐实的方式, 实不可取。原因有二:其一, 并未见同游人之作, 不能确知他们是如何“各疏年纪乡里, 以记其时日”的;其二, 就渊明而言, 该诗及序并不曾道及“乡里”, 因此抛开乡里不顾, 只将年纪、时日来对应, 这种方式不太可靠。傅《谱》云:“至序中末句, 明言‘各疏年纪乡里, 以纪其时日’, 此年岁乡里, 似皆附注诗后, 集中不载。梁《谱》为自圆其说计, 特将乡里二字删去, 然各本俱有此字。梁先生讵能一手遮尽?即如梁先生所言, ‘五十’为疏年纪, 然则所疏之‘乡里’何在耶?”[7]19所谓“各疏年纪乡里, 以记其时日”即作品完成之后的署名、落款, 而不必硬生生将其与作品内容相对应。

  4. 认为作“开岁倏五日”, 与序文重复。

  邓《谱》还指出:如果作“开岁倏五日”, 就与序文重复, 而以“文体省净”着称的陶渊明, 断不会写出这样的诗作。笔者以为, 这样的论断也不太可靠。就诗与序各自承载的功能而言, 诗序通常交代时间地点创作背景, 此处作者正是明白交待, 游斜川时间在正月五日, 而诗歌中说及“五日”则是作者感慨岁首几日倏然而过。尽管两者都提及“五日”, 但内涵意蕴不同, 并非无谓的重复。相反, 此处还有个序与诗语意连贯的问题。李公焕笺注本序文作“辛丑正月五日”, 诗作“开岁倏五日”, 李按道:“辛丑岁靖节三十七, 诗曰‘开岁倏五十’, 乃义熙十年甲寅。以诗语证之, 序为误。今作‘开岁倏五日’, 则与序中‘正月五日’语意相贯。”5可见, 认为《游斜川》作于陶渊明五十之年, 原文应为“辛丑”“五十”之说, 并没有充分的论据。

  逯钦立注《陶渊明集》及所附《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将这首诗认作陶渊明五十岁所作, 但在解释时另辟蹊径。于原序取“辛酉”而不取“辛丑”, 认为“辛酉”不是纪年而是纪日, “原文干支时日有窜误, 应作正月五日辛酉”[4]45, 又云:“卷三各诗凡甲子纪年者, 干支下均以岁字承之……此诗各刻本率无岁字, 个别有岁字者乃后人臆添, 旧本并不如此。”[4]281本文认为, 干支辛丑 (辛酉) 后没有出现“岁”字, 并不能说明“辛酉”不是表示纪年干支。逯说并无版本依据, 且有臆改原文之嫌。另, 其考论中颇有自相矛盾之处, 不足为据。6

  邓《谱》沿袭了逯氏的思路:“序端辛丑二字, 历来皆以为干支纪年, 穿穴弥缝, 逞臆宽改, 以求合于年岁, 而终无一能自圆其说者。至逯《谱》谓为干支纪日, 始得其实。”[5]180但却另取“辛丑”, 认为辛丑为干支纪日, “正月五日”当是作者自注, 后人传抄、翻刻时误入正文。遂致混淆。[5]182此种推断同样缺乏版本依据, 难以成立。陶集中从未见有自注窜入正文的现象。而且, 难以想象, 对于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7, 陶渊明会不记其年, 却又弃简用繁, 以干支来纪日, 再加上自注。而作“辛丑, 天气澄和, 风物闲美”, 于文气亦不通, 不太符合古人的表达习惯。

  总之, 若定此诗并序作于陶渊明五十岁, 则无论怎样推断都会遭遇矛盾。龚斌先生认为, 若以序“辛丑”、诗“五十”为正, 依旧谱, 则是年渊明三十七, 与“开岁倏五十”句相矛盾。若以序“辛酉”、诗“五十”为正, 依旧谱, 则是年渊明五十七, 又与诗“五十”不合。[9]505-506袁行霈先生也指出:后人在刊刻的过程中, 有将“辛丑”改为“辛酉”, “五十”改为“五日”以迁就《宋书》之理;而无将“辛酉”改为“辛丑”, “五日”改为“五十”以致与《宋书》相悖之理。[1]224问题已经明确, 此处作“辛丑”“五十”显然与《宋书》相违背。

  于是, 研究者调转思路, 将“辛酉”或“辛丑”定为陶渊明的五十之年, 转而去推翻《宋书》关于陶渊明享年的论断, 提出种种陶渊明享年之说。

  下文我们就来探讨《宋书》陶传所载陶渊明享年能否被推翻的问题。

  

  陶渊明享年一直是聚讼纷纭的问题。在陶渊明的五种传记中, 《宋书·陶渊明传》云:“元嘉四年卒, 年六十三。”[10]2290《晋书·陶渊明传》和萧统《陶渊明传》同《宋书》。《南史》陶传、《莲社高贤传》仅书卒年, 不记年岁。颜延之《陶征士诔》也仅书卒年。自宋王质《栗里谱》至清陶澍《陶靖节年谱考异》, 再到现代逯钦立《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 均赞同《宋书》之说, 当今许多学者也大都采用此说。此间虽有学者提出异议8并依据三条主要论据, 笔者认为都不能成立。

  1. 异议者认为沈约和萧统于陶渊明生平有不详之处, 则其所谓陶渊明享年亦不可据。

  笔者认为, 不能因为《宋书·陶渊明传》和萧统《陶渊明传》有不详之处就认为二者言之凿凿的陶渊明卒年也不可靠。且沈约、萧统于渊明事迹模糊之处均有明示, 如对陶渊明的字不确定, 则将两种说法都写了出来, 但关于陶渊明的享年却是清晰、笃定的, 未见有犹疑。

  2. 认为颜《诔》较沈书年代早, 颜《诔》仅言卒年, 未及卒岁, 故《宋书》陶渊明享年不可靠。

  袁行霈《陶渊明研究》指出:就陶渊明享年而言, 《文选》颜延之《陶征士诔》只说:“春秋若干, 元嘉四年月, 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只言其卒年而未言其卒岁。颜延之是陶渊明生前好友, 撰写诔文是在陶渊明卒后不久, 于其享年尚且阙疑, 而晚于颜延之的沈约又从何得知?据《宋书·自序》, 其书永明六年 (488) 二月毕功, 此时距陶渊明去世已六十一年, 其可信性当然在颜《诔》之下, 两相比较, 我们宁可相信颜《诔》而怀疑沈《传》。[1]212

  笔者认为, 颜《诔》出于凭吊友人的目的而作, 不知其具体年寿而写作“春秋若干”, 又不知其里而谓之“寻阳县之某里”, 亦是可以理解的。而沈约写作《宋书》当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不能因为其年代稍晚, 就认为沈约毫无可能得知陶渊明的年岁。今所见颜《诔》是收录在《文选》中的, 是经过了编纂者之手的。而沈约之《宋书》成书在萧统《文选》之前9, 故不能断定《文选·陶征士诔》比沈约《宋书》之说更可靠。按袁行霈先生的说法, 宁可信宋传, 而不可信《文选》, 更何况二者并无抵牾之处。笔者认为, 即便《宋书》的确在一些人物生平、生年等细节上有问题, 也不见得其所载陶渊明的享年就同样不可靠。

  3. 以陶渊明诗文作为内证, 证明“宋传”六十三岁说难以成立。

  以内证来判断陶渊明的享年应当是最为可靠的。袁行霈先生认为, “在各种资料中, 最重要的是陶渊明自己的诗文”[1]218。从研究者所举内证来看, 并不能真正推翻宋传六十三岁说。例如, 龚斌先生《陶渊明集校笺》列举五条证明宋传六十三岁说难以成立。但这五条内证实无一条能确然成立, 以下对此逐一辨析。

  其一, 引《文选》卷五十七颜《诔》之“年在中身, 疢维痁疾, 视死如归, 临凶若吉……”[11]792等语, 认同梁《谱》所谓陶渊明亡于中身之年, 寿不及六十之说。

  《文选》所载颜《诔》提到陶渊明之死凡二处:一为序文“春秋若干, 元嘉四年月日, 卒于寻阳县之某里”[11]791, 一即诔文“年在中身, 疢维痁疾。视死如归, 临凶若吉。药剂弗尝, 祷祀非恤。傃幽告终, 怀和长毕”[11]792。研究者认为“中身”一词当指五十岁左右, 又认为颜《诔》“年在中身”句, 即指陶渊明卒年。此处实存在较大的误会, “年在中身”句并非指陶渊明临终状况, 而是指其生命中的一个重大变故—颜《诔》中这两两相对的几句话, 透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信息, 即陶渊明在中身之年 (五十岁左右) 患了重大疾病—痁疾。10“疢维痁疾”, 即指其患了疟疾。李锦旺先生注意到了痁疾给陶渊明带来的重要影响, 遗憾的是, 长期以来, 这个问题并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关注。以往研究者于此处, 多只解读为“中年遇疾”, 甚至以为这与说其少年即羸弱多病、归耕之后愈发疾病缠绵重复了。笔者认为, 虽说渊明少年羸弱, 归园田躬耕之后亦常常贫病交加, 但其视死如归, 临凶若吉, 则是在其五十岁患此“大疟”之后。还有研究者指出, 这几句描述的是渊明临终前的状况, 梁《谱》即以此证渊明寿不及六十, 而朱自清亦谓“此证甚坚”[12], 而从上下文看来, 颜延之确定知晓的只是陶渊明于中身之年获此疟疾, 至于其最终年岁, 似非确知。

  其二, 《游斜川》中, 若以序“辛丑”、诗“五十”为正, 依旧谱, 则是年渊明三十七, 与“开岁倏五十”句相矛盾。若以序“辛酉”、诗“五十”为正, 依旧谱, 则是年渊明五十七, 又与诗“五十”不合。若将“五十”改为“五日”, 则又与诗中感叹日月掷人的情绪不合。

  龚斌先生认为, 序中“悲日月之遂往, 悼吾年之不留”强烈流露出年寿将终的预感, 此种情绪常见于渊明五十以后的诗文中。[9]88此评甚为恰当。但因为没能了解陶渊明于五十之中身之年罹患不治之疟疾的事实, 论者就未能揭示为何在陶渊明后期 (五十以后) 诗文中年寿将终的预感来得如此强烈, 甚至于拂之不去。袁行霈先生质疑道:“不过五日而已, 何致有我的生命行将终结的感叹呢!”[1]226殊不知, 对于一个病患衰损之人, 倏忽之叹时刻在心里, 遇事遇物即可喷发。此句不可等闲看过。田晓菲认为, “未知”云云是劝饮之语, 也是饮宴诗的常见主题。[13]而实际上, 将此句与前文“吾生行归休”相参看, 便知, 渊明此时的及时游赏, 并非“古诗十九首”式的泛泛的生命慨叹, 而是融入了深切的生命体验。其于死亡的旷达态度, 实是因为对死亡有过切实、深刻的思考, 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

  其三, 认为旧谱 (六十三岁说) 所载渊明的仕宦年限 (二十九岁至四十一岁, 一共十三年) , 与其《饮酒》《杂诗》等自述不符合, 故“宋传”六十三岁说难以成立。

  此处对陶诗的解读有些偏颇。首先, 《饮酒》其十六云:“行行向不惑, 淹留遂无成。”[4]96并不能证明陶渊明不到四十岁就弃官了。据其诗文可知, 陶渊明在约四十岁之前, 应当有过较长的淹留期, 这段淹留时期颇为苦闷、纠结, 留下了大量诗文, 《杂诗》《饮酒》中不少篇章或作于此时。《饮酒》其十九云:“畴昔苦长饥, 投耒去学仕。……是时向立年, 志意多所耻。……冉冉星气流, 亭亭复一纪。”[4]98此诗所说, 乃是其“向立年”的入仕又退归的经历。《宋书·陶渊明传》载其初仕“起为州祭酒, 不堪吏职, 少日, 自解归”[10]2287。而这一“尽介然分”, 已“亭亭复一纪”, 也即十二年, 则可知, 此诗亦作于陶渊明四十岁前后。《连雨独饮》云:“自我抱兹独, 黾勉四十年。”[4]55《戊申岁六月中遇火》云:“总发抱孤介, 奄出四十年。”[4]82《荣木》云:“先师遗训, 余岂之坠。四十无闻, 斯不足畏。”[4]16而“行行向不惑, 淹留遂无成”正表现出其内心对于功业不建的惭惶, 以及究竟是出还是处的纠结。晋元兴三年 (404) 二月, 刘裕起兵勤王, 推倒桓玄, 陶渊明于本年夏季东下为镇军参军。

  而《杂诗》其十“荏苒经十载, 暂为人所羁”[4]121, 未见得是陶渊明在彻底归隐之后对仕宦经历的回顾, 而更可能是身在仕宦之中无奈的自我勉励与宽慰。故不可据此即论断其出仕年限恰为十载, 更不可据此判定《宋书》六十三岁说有误。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诗云:“总发抱孤介, 奄出四十年。”[4]82有的学者认为诗题已标明作诗的年月, 这就是当时的实际年岁, 并以此来判断陶渊明的年寿。戊申岁是义熙四年 (408) , 上推四十年, 得陶渊明生年为晋废帝太和四年己巳 (369) , 下推至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 (427) , 得陶渊明终年为五十九岁。

  笔者认为, “奄出四十年”应为四十出头, 而不可确实断定为四十岁。故亦不可凭此推翻“六十三岁”说。

  其四, 按旧谱, 《与子俨等疏》当作于陶渊明五十六岁之后, 而《疏》云“吾年过五十”[4]187, 从语气推断, 作年当不会离五十太远。

  笔者认为, 此处明显是回顾口吻, 不可以据此便推断其作年“绝不会离五十太远”11。而突出“五十”这一时间节点, 乃是因为五十之年是陶渊明生命中的大变故之年。在《宋书·陶渊明传》和《册府元龟》中均存在异文:《宋书·陶渊明传》作:“吾年过五十, 而穷苦荼毒, 以家贫弊, 东西游走。”[10]2289《册府元龟·总录部·训子第一》作:“吾年过五十, 而穷苦荼毒, 以家弊, 东西游走。”[14]3013此处异文很值得重视。都显现出在“年过五十”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之后, 陶渊明陷入“穷苦荼毒”之中, 而对“荼毒”一词, 若与“痁疾”联系在一起, 当会有更具体深入的理解。

  《与子俨等疏》有遗嘱之意, 梁启超和古直都认为此即其遗嘱。但这篇遗嘱性质的文字却未见得一定是其临终之作, 就好比亦不可将《挽歌诗》视为临终前绝笔一样。

  其五, 认为《挽歌诗》为临终前绝笔, 其中云“早终非命促”, 据此判断, 所谓早终, 是指下寿, 而不足六十为下寿。故, 渊明寿年不超过六十。

  笔者认为, 陶渊明的《拟挽歌诗》虽然是自知其年命不久, 但没有证据显示此即为临终绝笔。而且, 没有一个人能准确预知自己的死期, 从而盖棺论定式地总结自己的人生为“早终”。更何况, 龚斌先生主张陶渊明的寿年为五十九, 五十九岁与六十岁实在相差无几, 即便其时渊明在重病之中, 他也难以预知自己将“早终”于五十九, 而不是六十之后。

  总之, 在未有新材料出现、无确切证据可推翻《宋书》六十三岁说的情况下, 笔者以为, 慎重起见, 陶渊明享年仍宜遵“宋传”。

  厘清了上述问题, 再审视《游斜川》诗及序的异文则会发现, “辛酉岁正月五日”和“开岁倏五日”并无矛盾与滞碍。辛酉岁, 按“宋传”, 渊明年五十七。

  祝注先先生认为, 诗序若作“辛酉”, 则其时陶渊明五十七岁, “词中所表现的, 倒与他的实况明显不合”[15]。首先, 体力情况不合。辛酉五十七岁的晚年, 陶渊明已身体羸弱, 精力衰颓。且斜川距陶故居浔阳柴桑百数十里, 恐也难有远游的雅致了。其次, 经济情况不许。陶渊明归园田后的第三年 (408) , 他的草屋失火, 毁弃一空, 此后生活极端艰难, 如此境遇, 哪有闲情逸致、余钱剩米, 偕“二三邻曲”作斜川之游?所以, 《游斜川》应是“辛丑”之作。[15]

  此论亦不足据。1.斜川究竟何所在, 学界尚有争议, 且诗及序中丝毫未曾显露出长途跋涉而至斜川的迹象, 因此不可论断斜川游是需要充沛体力的远游;2.其窘迫的经济状况是否会直接影响这样一次相对简单的闲游?恐怕也未必。

  而至于《游斜川》时的心情与陶渊明五十七岁时的心态是否吻合, 亦值得特别关注。在罹患不治之症痁疾之后, 陶渊明的生命观有了很大变化。在五十岁以前, 不管是彻底归隐之前还是之后, 于进退出处, 陶渊明总有难以释怀之处, 诗文流露出不少纠结与思考, 而患此绝症之后, 则颇有万般无奈之后的豁朗达观和及时尽欢之意, 多次表示, 未知明朝事, 且尽今日欢。如《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未知明日事, 余襟良以殚。”[4]49《酬刘柴桑》诗中也说:“今我不为乐, 知有来岁不?”[4]59《游斜川》中, 渊明不再说“猛志固常在”, 也不再以“君子固穷”来自我勉励, 甚至也不再说“纵浪大化中”, 而是“中觞纵摇情, 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 明日非所求”[4]45, 此正与前文“开岁倏五日, 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 及辰为兹游”相呼应。—可见, 斜川一番游历, 并未能纾解心中忧愁, 世事茫茫, 唯有杜康。这正是一个患恶疾多年的衰残之人, 万念俱灰, 只是百无聊赖打发时日的心境。

  参考文献:

  [1]袁行霈.陶渊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2]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M]//王质, 等, 撰.许逸民, 校辑.陶渊明年谱.北京:中华书局, 198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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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陶渊明.陶渊明集[M].逯钦立, 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1979.
  [5]邓安生.陶渊明年谱[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6] 梁启超.陶渊明年谱[M]//梁启超.陶渊明.上海:商务印书馆,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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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游国恩.陶潜年纪辨疑[G]//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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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朱自清.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G]//北京大学中文系,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陶渊明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 1962:334.
  [13]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 2007:133.
  [14] 王钦若, 等.册府元龟[M].北京:中华书局, 1989.
  [15]祝注先.陶渊明《游斜川》序的纪年[J].重庆师院学报, 1984 (2) :21.

  注释:

  1 汲古阁藏《陶渊明集》十卷, 绍兴本《陶渊明集》十卷, 曾集所编《陶渊明文集》二册不分卷, 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四卷。
  2 苏过:《斜川集》卷六, 见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本, 第二十六集, 清刻本。
  3 陆游:《老学庵笔记》, 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第865册,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第62页。
  4 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 见陶澍《靖节先生集》 (附录) , 《续修四库全书》本,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5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四部丛刊》初编本, 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
  6 邓安生指出:逯《谱》有发明开山之功, 然愚有功亏一篑之叹。逯《谱》谓“据陈垣《二十史朔闰表》, 本年 (按, 指义熙十年甲寅) 正月朔日正为辛酉, 与诗开岁之言合。诗序以五日为辛酉, 五字当误。”其注本诗则云:“原序干支时日有窜误, 应作正旦五日酉。”自相矛盾, 乖谬已极。且正月五日即朔日耶?按《说文解字》:“朔, 月一日, 始前也。”是则农历初一为朔日。逯《谱》据《二十史朔闰表》, 义熙十年甲寅正月朔日为辛酉, 朔日正谓初一, 然于《游斜川》序“五日”无可奈何, 故权以“五字当误”塞责。然五字何以“当误”, 自知难通, 故其注《游斜川》诗序, 于题下注云:“原序干支时日有宽误, 应作正月五日辛酉。”此种矛盾与乖谬, 实由迁就《宋传》六十三岁之记载所致。 (参见邓安生:《陶渊明年谱》, 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第181页)
  7 序曰:“各疏年纪乡里, 以记其时日。”
  8 如, 梁《谱》始生疑问, 举凡八证, 谓其享年五十六。
  9 萧统《文选》成书约为522-527年 (?) , 沈约《宋书》成于488年, 后者早了三四十年。
  10 李锦旺认为:五十岁左右罹患痁疾, 这极大地改变了明的生活状况和创作状态, 甚至可以说, 彻底改变了他的心态, 尤其是关于生死的观念。 (参见李锦旺:《陶渊明晚年痁疾及其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江淮论坛》2013年第6期, 第172-177页)
  11 龚斌先生认为, 疏文既言“吾年过五十”, 则渊明实际年龄绝不会离五十太远。而按旧谱 (六十三岁说) , 渊明作此疏, 年已五十七。 (参见龚斌:《陶渊明集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第5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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