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风筝的人》中阿塞夫“恶”形象的活动轨迹

时间:2019-10-17

　　摘    要：　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人物形象研究大多集中关注阿米尔、哈桑、父亲, 几乎无人问津阿塞夫。本文作者在细读文本时发现阿塞夫的作用不仅仅是辅助功能和支架跳板, 他在作品情节的推进;主人公性格塑造、主体长成;作者的苏菲神秘主义哲学思想的展现;主题深化方面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即尝试对这一人物形象作一解读, 追踪阿塞夫这一“恶”形象的活动轨迹, 来探析他的作用及意义。

　　关键词：　追风筝的人; 阿塞夫; 恶原型; 隐形进程;

　　美籍阿富汗作家卡勒德·胡塞尼的小说《追风筝的人》自2003年出版问世以来相关的评论层出不穷, 角度涉及人物形象分析研究、原型阐释研究、意象象征研究、宗教思想研究等等, 但笔者发现在人物形象研究中, 所有学者都聚焦于阿米尔、哈桑、父亲, 几乎无人问津阿塞夫, 提起阿塞夫也仅仅是将其作为一个穿针引线式的角色, 本文作者在细读文本时发现阿塞夫的作用不仅仅是辅助功能和支架跳板, 他在作品情节的推进;主人公性格塑造、主体长成;作者思想的展现;主题深化方面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即尝试对这一人物形象作一解读, 追踪阿塞夫这一“恶”形象的活动轨迹, 来探析他的作用及意义。

　　一、恶原型

　　黑格尔在其着作《精神现象学》中将恶定义为“与客观实在的不同一 (Ungleicheit) 。”[1]原型 (archetype) 这个词源出希腊文“attrcheytpos”。“arche”本义是“最初的”、“原始的”, “typos”意为“形式”。心理学家容格认为:“原始意象即原型, 无论是神怪, 是人, 还是一个过程, 都总是在历史的进程中反复出现的意象, 这类意象赋予我们祖先的无数的典型经验以形式。”容格以后, 加拿大人类学家诺思洛普·弗莱将原型概念引入到文艺学领域。学者叶舒宪将认为“原型可以是意象、象征、主题、人物, 也可以是结构单位, 只要它们在文学中反复出现, 具有约定性的联想。”按照恶与原型的定义追寻发现人类文化史上最早的恶原型可以上溯到《圣经》中的撒旦。他引诱人类始祖, 迷惑圣子基督, 攻击全能上帝, 鼓动群魔造反, 无恶不作, 是野心、权欲、忌妒的化身。以撒旦的故事来比对阿塞夫的人生轨迹, 不难发现, 阿塞夫即是撒旦这一“恶原型”在二十世纪阿富汗的再现。

　　二、阿塞夫的人生轨迹

　　卡勒德·胡塞尼的《追风筝的人》, 讲述了两个阿富汗少年之间关于友谊、亲情、背叛、救赎的故事。阿米尔与哈桑一起放风筝, 一起追风筝, 相伴度过了12年的童年时光, 打破这美好生活的正是阿塞夫。细读文本发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提及的“突转”和“发现”在《追风筝的人》中均是依靠阿塞夫完成的。他的每一次出场, 均将周边与之发生关联的人与物打出生活的常规, 使之进入一个意想不到的新境地, 进而暴露出人与世界的本真面目。

　　1. 首次出场——阿富汗走出和平, 走向战争

　　阿塞夫在作品中的首次出场在小说的第五章, 在第四章的结尾处作者写到“突然之间, 阿富汗一切都变了”。随即在第五章一开篇我们就听到了枪声, 从此阿富汗就陷入战争的泥淖。阿塞夫就是在阿富汗政变后的第二天出现在了两个主人公面前的, 他一出场就充满了暴力性。不仅殴打辱骂仆人哈桑, 还威胁同阶层的阿米尔。此处还简单的勾勒了阿塞夫的出身。

　　2. 第二次出场——哈桑遭受强暴, 友谊破裂, 进而出走

　　阿塞夫第二次出场是在风筝大赛当天。作品中记述阿米尔是“风筝斗士”, 哈桑则是“风筝追逐者”。在这一天阿米尔成功切断了最后一个对手的风筝线, 即将成为冠军, 只要哈桑为阿米尔追回风筝。在回来的途中, 哈桑遇到了阿塞夫, 哈桑为了阿米尔的荣誉, 拒绝交出风筝, 结果被阿塞夫强暴,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拐角的阿米尔看到了, 但阿米尔没有为哈桑挺身而出。由此成为二人情感破裂的导火索, 之后阿米尔因为无力承担愧疚, 无力面对单纯的哈桑, 错上加错地诬陷哈桑偷窃, 最终导致哈桑的出走。也就是说阿塞夫再次打破了两个少年的平静生活。斗风筝比赛作为阿富汗的传统节日标榜的是团结互助的民族精神, 夺冠依靠团结, 但是为了取得冠军, 阿米尔放弃了也正是团结互助, 他的冷漠和逃离是在阿塞夫这一叙事线索下反讽的彰显出来的。阿塞夫这一人物形象在主情节中是反讽的靶子, 而在隐性情节中成为反讽社会的工具。

　　3. 第三次出场——无名情侣因私情惨遭石刑

　　阿塞夫第三次出场是在一个足球场上。此时他已成长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清洗主义者。阿米尔在与老友拉辛汗的对话中知晓了那个被谎言遮蔽的真相:哈桑是父亲的私生子, 也就是说哈桑是阿米尔同父异母的弟弟。为了赎罪, 阿米尔踏上了拯救哈桑之子索拉博之路。此时索拉博落入一位塔利班高管手中, 而这位塔利班高管正是阿塞夫。阿米尔与阿塞夫在足球场相遇, 这次阿塞夫不仅仅打破的是作品主人公的生活常规, 而是带给不知名的男女灭顶之灾。阿塞夫借助神的名义, 用石头活生生的砸死了一对有私情的男女。他的出场致使宗教脱下了爱的外衣, 暴露了反人类的丑陋一面。在主情节中阿塞夫的残暴直面鲜血, 而在隐性叙事中, 作为施暴者的阿塞夫是实现反讽的手段, 反讽的矛头直指宗教教义。

　　4. 第四次出场——性奴哈桑之子索拉博, 殴打阿米尔

　　在阿塞夫的住所, 阿米尔最后一次见到阿塞夫。在这里, 索拉博已经被训练成了一个舞童。当着阿米尔的面, 阿塞夫猥亵索拉博。阿米尔这一次选择与阿塞夫正面交锋, 最终在索拉博的帮助下杀死阿塞夫, 成功解救索拉博。阿塞夫的最后血腥亮相一方面为索拉博之后的梦魇生活埋下了伏笔, 也使得阿米尔开启自我认识之路。从阿塞夫在作品中的活动轨迹看出正是他的出场才致使阿米尔背叛哈桑, 也正是他的出场, 才让阿米尔如愿以偿的开启了自我的救赎。下面笔者即尝试对阿塞夫这一“恶原型”角色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梳理。

　　三、阿塞夫的作用和意义

　　1. 推动故事情节发展

　　哈贝马斯在其提出的“交往行为理论”中认为言语者与他者是互动的, “通过建立人际关系, 互动参与者用他们的言语行为承担起协同的使命”。而“言语行为发挥协调行为功能的目的“是要在主体间共有的生活世界中实现社会整合”, 从而促进“对于生活世界的再生。”在《追风筝的人》中, 几乎所有的人都与阿塞夫发生着人际交往。哈桑养父被阿塞夫起绰号;哈桑被阿塞夫强暴;阿米尔父亲赏识阿塞夫;阿米尔受到阿塞夫威胁;索拉博遭到阿塞夫性奴;哈扎拉人遭到阿塞夫机枪扫射屠杀;不知名的情侣遭到阿塞夫残酷石刑等等。正是在与阿塞夫的关系交往中, 我们不仅听到了阿富汗两个少年的故事, 并通过这一“私人事件”成功激起了“公共事件”。

　　2. 展示作者的思想观

　　通过上文对阿塞夫活动的梳理, 我们已经了解到阿塞夫是一个作恶者。而阿米尔起初受其父亲影响不信神, 这从他几乎记不起《古兰经》经文可以看出。但阿米尔“在危难时刻会想起他 (《古兰经》) ”如在放风筝时祈求神灵护佑他。另外一次是在索拉博自杀后。他祈求真主护佑索拉博。两次性质完全不同, 一次是为自己, 一次是为他人。比对阿米尔和阿塞夫的宗教观, 二人思想的差异性体现三方面:第一, 对身份的理解。阿塞夫思想实质是严苛的身份世袭制。而作者胡塞尼借助阿米尔的成长回答了自己对身份的理解, 通过哈桑私生子的巧合设计, 是想告诉世人:人没有先验的、既有的身份。第二, 对“他者”的理解。阿塞夫认为只要不是什叶派, 统统都是“他者”, 都是异教徒, 必须清除。而胡塞尼在作品亮出的观点是:他者不仅是构成对话的必要条件, 还是构成自我的一个重要的元素, 换用法国诗人兰波的名言表述:我即他者。例证如下:一是在阿塞夫强暴哈桑时, 少年阿米尔的内心活动是:“我逃跑, 因为我是懦夫……我逃跑的真正原因, 是觉得阿塞夫说的对。”也就是阿塞夫是阿米尔自我的一部分。二是在被阿塞夫殴打时, 成年阿米尔大笑。此时的阿塞夫怒不可遏。阿塞夫愤怒是因为阿米尔可以直面“恶”。三是对真理的认知。在阿塞夫的眼里, 真理是世袭的, 是继承的。因此才出现了足球场上以神的名义宣判一对相爱的男女石刑, 才会有台下麻木的看客。而作者胡塞尼同样借助阿米尔之口表达出了自己对真理的理解:个人的体验和经验高于真理, 没有永远准确的绝对真理。真理来自前方, 而不是身后。作者借助阿米尔与阿塞夫的辩论, 展现的是自己的思想观。而阿米尔的思想来自于他的阅读, 他最喜欢鲁米诗歌, 而鲁米是波斯有名的苏菲神秘主义哲学诗人。

　　3. 塑造主人公性格

　　《追风筝的人》中叙述者阿米尔一再宣称在阿塞夫的身上看到了自己, 也就是说阿塞夫是阿米尔的人性中隐藏的另一半;哈桑的献身, 哈桑的完美同样是依靠阿塞夫的行为推动完成的, 没有阿塞夫的大恶就无法彰显哈桑的大善。因此作品中作者借阿米尔的人生导师拉辛汗之口说“恶是善的原动力”。至此, 哈桑这一“替罪羊形象”靠着他对一切恶的谅解而得以定型;被塑造成硬汉形象的“父亲”身上更能看到阿塞夫的影子, 父亲诱奸好友之妻, 否认私生子哈桑的身份, 疏离儿子阿米尔, 对阿塞夫的肯定均应和了拉辛汗对他的评价——“父亲是一个被拉扯成两半的男人”。因此阿塞夫这一人物形象的设定对于作品中几大主要人物的性格塑造、主体长成意味着一剂有力的催化剂。

　　4. 深化主题

　　作品题名为《追风筝的人》, 题眼已道出了作者的写作主题, 旨在“追寻”。借助阿塞夫这一形象使得阿米尔陷于灵与肉的撕扯中。因此在作品中借拉辛汗之口给予阿塞夫主角位置, 道出了作品主题:“当罪行导致善行, 那就是真正的获救。”

　　四、结语

　　综上可知, 阿塞夫在《追风筝的人》中不是一无足轻重的人物。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阿塞夫和叙述者“我”阿米尔合起来才是作者胡塞尼认可的一理想人物。阿塞夫虽然是“恶”的化身, 然而他有一种造善的力量。阿塞夫的人生轨迹, 从“恶”出发干下的种种罪行, 致使作品叙述人兼主人公的阿米尔审视自己, 由此完成了“恶”动机在阿米尔的上下求索之路中“善”效果的成功转化。完全可以说, 没有阿塞夫的“罪恶”, 就没有阿米尔的自我“完善”。阿塞夫这一叙事线索自始至终在主情节背后以强有力的暗流姿态在运行。它是《追风筝的人》中的一条“隐性进程”, 与主情节相互补充。作品因此存在两种不同信仰冲突的并行、两种不同人物形象间的并行、两种不同主题间的并行。“若要达到对作品的全面理解, 就需要在两种叙事进程的冲突、牵制、平衡和互补中来看人物塑造和主题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 对阿塞夫这一形象的解读, 极大的拓展和修正了作品的阐释空间、读者的批评模式。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着.精神现象学[M].贺麟, 王玖兴,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79.
　　[2] 张隆溪.二十世纪文论述评[M].北京:三联书店, 1986.
　　[3]叶舒宪.神话—原型批评[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7.
　　[4][美]胡塞尼着.李继宏译.追风筝的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5][德]哈贝马斯.曹卫东.付德根译.后形而上学思想[M].上海:译林出版社2001.
　　[6] 申丹.隐性进程[J].外国文学研究, 201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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