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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赛》与《红鬃烈马》中男女的身份价值

时间:2019-10-17

  摘    要: 古希腊荷马史诗《奥德赛》和中国京剧《红鬃烈马》两部作品虽分属于中西方不同时代, 有着不同的思想主题, 但却有着相似的情节模式, 尤其在塑造理想女性典范和歌颂夫妻情义的同时都显现了男权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 表现出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和女性男权意识的内化。通过对《奥德赛》与《红鬃烈马》的比较研究, 探析中西方文学对于女性表达的类同与差异, 以此进一步思考中西方男权社会体制之下女性的文化构成和存在意义。

  关键词: 女性主义; 《奥德赛》; 《红鬃烈马》;

《奥德赛》与《红鬃烈马》中男女的身份价值

  Abstract: Although the ancient Greek Homer's The Odyssey and China opera Horses with Red Hair are produced in different era in the West and China, and come from different themes, it has a similar plot pattern.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shaping of the ideal model for women and singing for the beloved couples, the plot often reveals the intrinsic feature of the male power culture and society, which represents the internalization of the obvious phallogocentrism and female's patriarchal consciousness. The paper attempts to research the sameness and difference of the expressions for females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literatur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Odyssey and Horses with Red Hair, and hence analyse the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for the female culture in the patriarchal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western world.

  Keyword: Feminism; The Odyssey; Horses with Red Hair;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西方文学史上流传于世最早的重要作品。史诗《奥德赛》全书共24卷, 完成于大约公元前8世纪左右, 主要讲述了特洛伊战争结束后, 古希腊英雄伊塔卡王奥德修斯在返家归乡过程中10年的漂泊经历和夫妻团聚的故事。《红鬃烈马》是我国京剧的传统剧目, 主要讲述后唐时期, 花郎汉薛平贵变成一个皇帝的传奇经历以及他与王宝钏曲折的爱情故事。《奥德赛》和《红鬃烈马》两部作品虽分属于中西方不同时代, 有着不同的思想主题, 但却有着相似的情节模式:丈夫长期离家—妻子苦守—夫妻团圆, 在塑造理想女性典范和歌颂夫妻情义的同时都显现了男权制社会的思想文化特征, 表现出明显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和女性男权意识的内化。在这两部作品中, 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是明确的, 男性所持有的性别偏见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两部作品中男性的身份价值定位

  根据苏联历史学家安德烈耶夫的考证, 荷马史诗主要内容所反映的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0世纪到前8世纪的希腊, 尤其是公元前8世纪前期小亚细亚地区希腊的社会生活。在荷马时代, 农业已是主要产业, 男性是家庭与社会中的主要劳动力。同时, 城邦与城邦之间、贵族与贵族之间经常为了争夺政治权力和财富进行大大小小的战争。社会生产、频繁的战争、尚武的精神使得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荷马史诗中大量歌颂赞美的几乎都是男性英雄。《奥德赛》中的主人公奥德修斯是伊塔卡的国王。在英武、骁勇善战的英雄里, 奥德修斯是独特的, 是一位依靠智慧、谋略和言辞而成为与阿喀琉斯不同类型的古代英雄。在他身上, 首先体现的是作为男性的社会责任, 对声誉、自我认知、王权、正义的追求。史诗中, 奥德修斯在战争结束后返家。在归乡的过程中, 他面临着种种不可想象的艰难, 粗暴蛮横的独目巨人、充满敌意的海神波塞冬、吃人的生番巨人族、用美妙歌声诱惑人而把人陷于险境中的塞壬女妖、用魔草把人变成猪猡的魔女基尔克、神女卡吕普索的诱惑和挽留等。在漂泊的10年中, 奥德修斯怀念故土, 思念那个充满回忆、生活着亲朋好友的伊塔卡, 渴望返回家园。在充满艰辛的归乡过程中, 奥德修斯一次又一次利用自己的勇敢、坚毅、才智、不屈不挠的精神化险为夷, 最终回到家乡。在奥德修斯的身上体现出作为人的强大忍耐力和坚定信念。

  古希腊男性的另一重要责任就是保护家庭不受欺凌、保护领土不被侵犯、保护私有财产不被掠夺。在古希腊, 家庭是每个人的庇护所, 而男性家长在家庭中扮演着守护者的重要角色。没有了成年男性成员的庇护, 家庭必然遭到其他人的侵扰和掠夺。趁奥德修斯离家20年未归, 儿子特勒马科斯还年幼, 伊塔卡的贵族觊觎奥德修斯的财产和奥德修斯妻子佩涅罗佩的美色, 占据了奥德修斯的家, 并向佩涅罗佩求婚。因此, 在史诗《奥德赛》的后半部奥德修斯“返乡”的故事中, 奥德修斯要面临的是一场营救妻子、恢复王位和向求婚者复仇的斗争, 一场争夺和维护私有财产的艰难斗争。奥德修斯虽然离家20年, 但并没有直接回家。他首先找到自己最为信任的儿子特勒马科斯, 与儿子定下对付求婚者的计谋, 乔装打扮成为乞丐回到家中, 用自己的弓箭杀死了所有求婚者, 守护了自己的王权、家庭和财产。当时的古希腊社会已建立了以男性为中心的一夫一妻制, “丈夫用某种隔离的方法来要求妻子的贞操, 但他却不承认有相应的义务”[1]。包括阿伽门农、阿喀琉斯在内的许多英雄都曾和女战俘同居过。奥德修斯在其漂泊过程中, 也曾和神女卡吕普索有过长期的同居关系。男性的这种非婚同居关系在古希腊社会是常见现象。但是古希腊社会对女性却要求保持自己的贞洁, 对丈夫的忠诚。奥德修斯长期在外, 对妻子也是不信任的。因此, 奥德修斯归乡只与儿子特勒马科斯直接相认。而回到家中, 在自己已经被老保姆认出的情况下, 还不与妻子相认, 而是继续观察、试探妻子, 验证妻子的忠贞, 这也体现了古希腊时期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

  《红鬃烈马》这部作品与中国古代其他婚恋故事不同, 首先在于男主人公并不是所谓的才子, 而是一个一无所有的花郎汉。因此, 薛王两人的自由恋爱自然遭到了具有浓厚门阀观念的封建家长强烈的反对和阻挠, 被迫在寒窑艰难度日。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 男性往往受到来自社会制度、思想文化、道德标准和世俗观念的影响, 被赋予了治国安邦、建功立业的社会责任。爱情只不过是男性人生内容的一个部分。贫贱的薛平贵虽然在爱情婚姻上得到了满足, 娶到了身份高贵、花容月貌的王宝钏, 但是个人的前途仍然是他不可回避的尖锐问题。衣食无以着落、被人轻贱侮辱, 屈辱的生活以及封建社会潜移默化的社会责任感使得薛平贵迫切地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处境, 实现个人价值。因此, 在理性思考下追求功名仍然是他的必然选择。最终, 不甘平庸的薛平贵立下志向, 毅然决定“别窑投军”。剧中投军后的薛平贵表现得英武神勇, 先是降服了红鬃烈马, 被圣上看重, 封为后军督府。后西凉国来犯, 又被委以重任。自此, 薛平贵开始了他另一段人生历程。不同于古希腊的一夫一妻制,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男性多妻是社会常态, 在《红鬃烈马》剧中, 薛平贵的再娶却被塑造成在困境中的无奈之举、权宜之计。薛平贵因与王宝钏结亲而得罪了位高权重的岳父王允, 因此惨遭陷害而被敌国西凉擒拿。正在西凉王要斩杀薛平贵之时, 薛平贵被西凉代战公主相中召为驸马。这一情节既是整部剧作故事发展的重大转折, 也是薛平贵命运改变的关键。在门第观念浓厚的封建社会, 与高门联姻是男性提高自己社会地位, 实现政治功利性目的的方便门径。薛平贵被杀之际, 被相中为驸马, 这样的故事安排使得薛平贵的再娶有了非常合情合理的理由, 并不有损于他忠于与王宝钏的爱情、有情有义的形象。同时, 也为后面薛平贵的登基、归家、复仇做了铺垫。薛平贵看到鸿雁传书, 得知王宝钏苦守18年后, 毅然决定回长安相会, 不惜设计哄骗代战公主。此时的薛平贵已是万人之尊的西凉王, 不顾荣华富贵和自身安危独自回长安与王宝钏相会再次显现了薛平贵的深情厚谊。当然, 中国封建社会和古希腊同样都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体制, 《红鬃烈马》也具有深刻的男性文化心理烙印。薛平贵在西凉再娶, 离家18年返乡, 在与妻子见面时首先就上演了一出戏妻的戏码, 并暗自打算“她若贞节, 与她相会, 她若失节, 将她一刀两断, 回转西凉, 也好见我那代战公主也”。可见, 在薛平贵心中, 此时与离别18年的糟糠之妻王宝钏的关系依赖于王宝钏的忠贞与否。在剧里戏妻的过程中, 薛平贵越是嬉皮笑脸调戏王宝钏, 王宝钏越是义正言辞, 薛平贵内心越是喜悦。整个情节表现得充满喜剧性色彩, 但是背后却更显现出女性的悲哀、无奈与凄楚。在两人相认过程中, 尽管表面上看来薛平贵内心对妻子是愧疚的, 但是他的下跪谢罪是建立在王宝钏忠贞的基础上, 但凡发现妻子有任何不忠的表现, 薛平贵必然不肯再见。因此, 薛平贵的戏妻与谢罪其实都是建立在以男性自我利益为中心的立场上。

  二、两部作品中女性的身份价值定位

  《奥德赛》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众多, 身份各异, 有女神、女妖、上层社会女性以及下层社会女性。在史诗中, 女性形象首先可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充当诱惑者具有危险性的女性形象, 如女神卡吕普索、塞壬女妖、魔女基尔克、瑙西卡亚等, 她们或用美貌、或用情欲、或用爱情、或用永生魅惑奥德修斯, 妄图阻碍其归家, 割裂奥德修斯与曾经的联系, 忘却过往;另一种是推动奥德修斯行动, 帮助他实现归乡目的的女性, 主要是女神雅典娜。在史诗中, 雅典娜体现着智慧、正义的特质, 她是帮助奥德修斯实现归乡, 自我追寻目的的引导者和策划者, 是推动整部史诗情节发展的重要角色。除了以上两类女性形象, 《奥德赛》还塑造了一位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典范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佩。一夫一妻制度下的古希腊, 女性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从属地位是非常突出的。奥德修斯离家20年, 佩涅罗佩守护着自己的贞洁, 保持着对丈夫的忠诚, 尽力维护儿子的利益, 勤勉持家。在这20年里, 没有丈夫在身边保护的佩涅罗佩是艰难的, 她的不易来自于觊觎家产和自己美貌的众多求婚者, 儿子特勒马科斯对母亲的不理解不支持, 家中女仆的出卖, 没有可以信任能帮助自己的人。佩涅罗佩对于自己的艰难处境是十分清楚的, 为了应对如此复杂的局面, 她显示出自己的智慧和谋略。她以给公公织寿衣为借口, 白天织晚上拆瞒骗了求婚者3年。然而, 织寿衣的计谋被女仆出卖, 佩涅罗佩不得不直面求婚者的纠缠。对此, 她依然保持着理智和清醒, 用弓箭比赛的方式给求婚者制造艰难的任务, 拖延时间保护自己的贞洁和家庭。当她面对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时, 也表现得相当冷静和谨慎。和丈夫分开20年, 佩涅罗佩无法认出丈夫, 即使儿子和老乳母证实奥德修斯的真实身份也无法消除佩涅罗佩心中的怀疑, 直到奥德修斯说出婚床的秘密, 佩涅罗佩才最终肯定奥德修斯的身份, 与丈夫相认。佩涅罗佩在丈夫离家20年中, 展现了作为男权社会中的理想女性形象。史诗不仅仅刻画出了佩涅罗佩的美丽、隐忍、忠贞、谨慎, 还有如男性一般的机智、善用计谋、勇敢坚强、重视声誉。在史诗中, 佩涅罗佩作为男性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和典范被颂扬。

  《红鬃烈马》中主要塑造的女性形象是王宝钏和代战公主。王宝钏出生高贵, 乃相国之女。在中国封建社会, 大部分女性并没有婚姻的自主权, 女性被要求听命于父母和媒妁。因此, 古代的婚姻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目的。然而王宝钏不同于一般柔弱顺从的女子, 在爱情婚姻上表现出女性独立、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对爱情勇敢执着的追求, 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反抗性。在《彩楼配》中王宝钏相中花郎汉薛平贵, 与其私定终身。可以看出, 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并没有体现在王宝钏身上, 王宝钏以情为择偶的准则, 而后也是这份情爱支撑王宝钏面对以后的各种磨难。《三击掌》中面对父亲的威胁责难, 王宝钏没有畏惧和屈服, 而是勇敢而坚定地与父亲据理力争, 最终与父亲三击掌断绝关系, 宁愿随花郎汉薛平贵苦守寒窑艰难度日。对于一个在富贵之家长成的女子, 为了爱情宁愿过着无衣无食的寒窑生活而无怨无悔, 王宝钏的坚定和刚烈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平贵别窑》中当得知薛平贵要离家参军, 王宝钏伤心断肠, 表现出对爱人的不舍和愿意苦守的坚定执着。然而, 和《奥德赛》中的佩涅罗佩一样, 对于王宝钏最为艰难的是薛平贵离家而苦守寒窑的18年。《探寒窑》突出展现了王宝钏独守的不易与凄凉。在饥寒中悲惨度日的王宝钏与昔日锦衣玉食的相国之女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 然而即便如此, 王宝钏跪寒窑别母亲, 宁死不回头, 在温柔善良中不失刚强。《武家坡》中, 薛平贵假扮强人试探王宝钏的忠贞。当得知薛平贵的书信遗落, 激动、紧张而又焦急的王宝钏啼哭不已。而面对强人的调戏, 性格刚烈的王宝钏宁愿不要家书也不甘凌辱, 表现出对爱情的至忠至诚。《回龙阁》中, 当她看到和丈夫相守18年的代战公主非但没有一丝的嫉妒和仇视, 反而赞叹于代战的美貌, 认为丈夫迷恋代战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对代战以礼相待, 感激代战对丈夫的照顾和帮助。王宝钏最终把封建文化思想体制下女性的至善至孝至情至理表达得堪称男性心目中的完美典范。剧中另一女性代战虽成长于“穿羊毛毡”的西凉, 但其所呈现的依然是男权制社会理想女性的思维模式。《误卯三打》中, 代战公主爱上被俘的薛平贵, 主动要求父亲择他为婿。父亲死后她又保薛平贵为西凉王。《赶三关》中薛平贵设计私离, 代战公主点兵追赶。当得知薛平贵还有前妻, 率真的代战虽生气但表现得“深明大义”, 愿意放薛平贵归乡。代战贵为公主, 掌握兵权, 是薛平贵飞黄腾达的重要支撑。但代战并不以此要挟薛平贵, 而是尽可能成全丈夫, 帮助他所想。她所有行为的出发点也都在于对薛平贵的情义。代战和王宝钏虽出身、性格、成长环境不同, 但她们内在所表现出男性所倡导的贤淑大度、自我牺牲、对爱的无私奉献却是一致的。

  三、两部作品中的女性主义

  西方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经历了从两性生理属性到社会属性的转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 以西蒙娜·波伏娃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研究者更为深刻地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剖析男权社会下女性受压迫的根源。西蒙娜·波伏娃在其《第二性》中强调“女人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 被称之为女性的中介产物”[2]。西蒙娜·波伏娃在肯定男女两性生理属性差异的前提下, 探讨了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下, 男女两性显现出的不同价值观、思维方式、心理特质, 以及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规范, 女性作为“他者”的社会属性特征。在她看来, 女性是男性用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的社会体制和思想习俗所塑造的。整个父系文化按照自我意识打造了女性作为“第二性”的附属属性。男性制定各种规范和习俗, 并用这些规范和习俗制约影响女性, 使之内化为女性所遵从的规则。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价值取向成为女性自我的行为准则, 女性最终在思想行为上总是不自觉地顺从于男性所提出的要求和期望。《奥德赛》与《红鬃烈马》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 表达着不同的思想主题。《奥德赛》所要表现的轴心在于男性, 主要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 赞美了奥德修斯作为古代英雄所具有的伟大精神。而《红鬃烈马》更多体现的是花郎汉发迹的民本意识和薛王爱情婚姻的悲欢离合。两部作品在情节设计和人物塑造方面都表达出一些男权制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内涵, 体现了浓厚的男性思维和男权意识。

  《荷马史诗》反映了荷马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特征, 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同时, 我们也可以通过作品了解当时两性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及妇女的社会地位、古希腊人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荷马在《奥德赛》中对女性既有赞美也有谴责, 真实地表现了当时社会对女性两面性的复杂评价。奥德修斯在外漂泊10年得以回家, 众多女性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女神雅典娜对奥德修斯归家进行了关键性的引导和帮助, 女神卡吕普索和埃克斯公主瑙西卡娅对处于危险中的奥德修斯进行了援救, 塞壬女妖给予了他内心所向往的知识和认可, 妻子佩涅罗佩为其成功地守住了王权、财产和家庭。可以说, 荷马意识到了在男性主宰的世界里女性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同时, 荷马也赞美女性身上具有的一些美好品性, 这在佩涅罗佩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佩涅罗佩最终用20年的坚守维护了自己的名誉, 获得了丈夫、荷马、男性世界一致的肯定和赞美。然而, 佩涅罗佩虽然在智谋和管理家庭方面所显现的才干上并不逊于奥德修斯, 但是这样的女性智慧是建立在夫权缺席的情况下。佩涅罗佩不过是奥德修斯权利、财产和家庭的代管者, 无论她如何睿智和富有才能也无法与男性对等, 她所有的努力和表现都只局限于家庭责任之中, 不可能超越当时男性所划定的女性规范和界限。佩涅罗佩所获得的赞美也是以男权意识为标准的评价。佩涅罗佩把当时的男权思想内化为自我意识, 并完美地在奥德修斯离家过程中实现是合乎荷马时代男性所倡导的价值导向的。古希腊贵族之间为争夺权利、土地、财产、奴隶经常发生战事。因而, 古希腊的男性成为社会的主宰、家庭的支柱, 他们必须保家卫国, 同时保护家庭和财产不受侵犯。而婚后的古希腊女性主要的责任在于生养子嗣, 操持家务和纺织, 更多的承担家庭的责任。平时, 妇女被隔离在阴暗的私人场所, 不可随意出门。可见, 当时妇女的地位非常低, 佩涅罗佩无论如何也无法脱离男权社会而获得更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与此同时, 荷马在史诗中也表达了女性作为危险诱惑者的看法。《奥德赛》中的女性大部分对于奥德修斯来说都是具有诱惑性的, 卡吕普索、基尔克、塞壬、瑙西卡娅用各种手段妄图留住奥德修斯, 阻碍其回家。对于具有强烈本能欲望的男性来说这种诱惑是难以抵挡也是极具危险的。迈锡尼王阿伽门农被认为是古希腊最有权势的人, 率领希腊联军征服了特洛伊, 但最终被妻子及情夫害死。冥府中已成鬼魂的阿伽门农向奥德修斯说到:“没有什么比女人更狠毒、更无耻, 她们的心里会谋划出如此恶劣的暴行……”[3]可见, 在古希腊男性眼中, 女性可以美艳无比也可以残忍狠毒, 甚至会带来巨大灾难和不幸。因此, 男性对女性的诱惑所采取的态度应该是理性和警惕的。奥德修斯假扮乞丐以验证佩涅罗佩的忠贞正是他清楚的意识到女性的危害性, 一旦妻子不贞, 他可能面临和阿伽门农一样的悲惨结局。荷马在史诗中对于女性复杂的态度源于以男性视角对女性的考量, 其中包含了明显的男权思想意识。

  《红鬃烈马》的故事题材最早出现于宋代, 而后经历元明清综合了大量戏曲作品、民间故事加工创作而成。中国古代的婚恋观和婚姻制度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不断变化, 史料记载最早的婚姻制度源于西周, 然而自秦代的家庭婚姻就体现出明显的男尊女卑、夫权至上、男性在家庭和家族中绝对权威的思想体制。虽然随社会时代的发展, 女性的家庭社会地位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但是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束缚和压迫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样的观念体制依赖于中国封建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制度, 尤其是小农经济和儒家思想的影响尤为突出。整个封建社会还是把女性的价值主要定位于传宗接代, 扩大家族力量上。同时, 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文化体制按照这样的价值定位来规范女性的思想行为, 并使之内化为女性的自觉意识。这样的思想观念体制也反映在文学艺术中。《红鬃烈马》中, 当相国王允得知女儿竟然选择了一个花郎汉为丈夫, 即刻表现出父权的权威和专制, 以各种方式妄图迫使王宝钏改变心意。当意识到王宝钏不会回心转意, 王允勃然大怒, 在过后的生活中找寻一切机会为难女儿女婿, 断绝经济、殴打中伤、设计陷害等等。王允的仇恨源自于等级制度、门当户对观念和政治联姻利益的被破坏, 也源自于家庭父权权威的被反抗。当然, 王宝钏为了爱情而违抗父权和封建思想体制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她婚姻爱情的苦守和不幸都是她反抗封建婚姻思想体制所要承担的后果。薛平贵虽表面上没有抛弃槽糠之妻, 表现得似乎有情有义, 但王宝钏18年的青春年华、孤独寂寞、贫困处境的艰难和沉重, 所承受的压抑苦楚是不可回避的。而薛平贵验证王宝钏忠贞的“戏妻”更是把男性的自私虚伪表现得非常充分。可见, 他对王宝钏情义的前提基础是妻子的贞洁, 作品明显地隐藏着男性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和训诫。薛平贵登基后, 把王宝钏封为正宫是对她18年苦守的报答, 也是合乎封建婚姻制度的。但是, 在实际的情形中代战公主虽为偏室但手握兵权、掌握实权, 即使贵为一国之尊的薛平贵也是要仰仗的。因此, 《红鬃烈马》虽以二女共侍一夫的模式为结局, 但王宝钏的爱情和婚姻并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圆满。整部戏曲虽然从正面赞美了薛平贵对槽糠之妻的情义, 歌颂了王宝钏品行的端正贤德、勇敢追求爱情的执着、自我意识的觉醒、为爱牺牲奉献的精神, 但是文本中的男权意识是突出的, 女性内在的主体意识和性别特征是不明显的。在这出戏曲中, 女性的价值更多的在于作为男性所规范的“符号”特征, 女性被定义为以男性价值标准体系为倡导的“他者”。

  参考文献:

  [1]晏绍祥.荷马社会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6:257.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II[M].郑克鲁,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9.
  [3]荷马.荷马史诗·奥德赛[M].王焕生, 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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