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隐逸思潮兴起的原因及影响

时间:2019-10-17

摘要：中国的隐逸思想源远流长, 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 只是到了庄子谈隐逸的时候, 对隐逸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并且增加了更多的思想意义。魏晋时代兴起了崇尚老庄的社会思潮, 隐逸思想的内涵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对魏晋时代士人们隐逸思想的演进过程进行梳理, 可以更清晰的了解魏晋时期丰富多彩的隐逸思想。
　　
　　关键词：魏晋; 隐逸; 庄子;

　　一、魏晋时期隐逸思想的演进
　　
　　魏晋时期时局动荡, 社会上开始兴起崇尚老庄的社会思潮, 对老庄的隐逸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从魏晋不同时期的贤士作品中可以总结出隐逸思想主要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汉魏之际避世的隐逸思想, 这种隐逸思想主要是通过避开世俗战乱来保全自身为目的;第二个阶段是正始时期的尚隐, 这个阶段主要是崇尚隐逸, 以阮籍、嵇康为代表, 主要是由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只是表面上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 但是在自己的作品和言论中却时常批评时政;第三个阶段是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和朝隐, 以隐为乐就是把隐逸当成自己的一种爱好;第四个阶段是东晋时期真正的隐逸, 以陶渊明为代表。
　　
　　(一) 汉魏之际避世的隐逸思想
　　
　　汉魏之际时局动荡, 名士都通过隐居来躲避战乱, 主要是通过隐逸来保全自己。汉魏之际各个势力之间割据混战, 士人群体受到残酷政治斗争的打击。建安时期, 曹操广泛搜罗人才纳为己用, 但是由于社会动荡, 统治者的变化无常, 还是导致一部分名士选择隐居, 以阮瑀、徐干为代表, 阮瑀为了拒绝曹操的多次征召, 竟然匆忙的躲到深山之中, 曹操命人放火烧山, 阮瑀才被迫逃出深山, 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征召, 由此得出, 阮瑀的隐居是为了避乱, 同时也有一定的守志成分。徐幹也是避隐的代表人物, 曹操曾用高官厚禄征召徐幹, 他都以身体抱恙推辞;后来又任命他为上艾长, 他仍然以病推辞。《先贤行状》曰:“操幹成章, 轻官忽禄, 不耽世荣。建安中, 太祖特加旌命, 以疾休息。后除上艾长, 又以疾不行。”[1]271建安七子中的王璨也是通过躲避战乱来保全自身, 《三国志·魏书·王璨传》曰:“年十七, 司徒辟, 诏除黄门侍郎, 以西京扰乱, 皆不就。乃至荆州依刘表。”[1]265当时的荆州刺史刘表不参与割据势力之间的混战, 而是潜心治理荆州, 使当时的荆州成为相对安定, 士人们逃避战火的地方。这说明魏晋之初的隐逸思想的主要特点是躲避战乱以求保全自身。
　　
　　(二) 正始时期的尚隐
　　
　　曹氏家族和司马家族之间的争斗, 最终由司马家族取得胜利。政变成功后, 何宴、夏侯玄、李丰等大批名士被杀, 面对高举儒学明教的司马家族虚伪的本质, 名士们试图挽救明教、融合儒道理论的幻想彻底破灭, 同时还深刻的感觉到生命的脆弱和仕途的险恶。“但恐须臾间, 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 谁知我心焦。”[2]109这是阮籍《咏怀诗》里的诗句, 揭示出了一个时代的真实背景。这一时期以阮籍、嵇康的竹林七贤崇尚隐逸主要是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阮籍年轻时曾有济世之志, 但是残酷的社会现实让他的理想抱负不能实现, 《晋书·阮籍传》曰:“籍本有济世志, 属魏晋之际, 天下多故, 名士少有全者, 籍由是不于世事, 遂酣饮为常。”[3]797嵇康和阮籍的隐是不一样的, 嵇康是由于对现实的不满而逃避, 对社会现实有公开的批判。而阮籍、山涛奉行的是政治性退避, 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 保护自己, 一旦社会局面发生变化, 还是会出山为官的。阮籍的一些表现出隐逸思想的诗歌中, 只是表达出避开祸乱的思想, 而且对社会的批判都是隐晦的, 嵇康是隐而守志, 而阮籍则是由于恐惧无奈才选择隐逸。阮籍在自己的《咏怀诗》中有这样一句;“河上有丈人, 纬萧弃明珠, 甘彼藜藿食, 乐是蓬蒿庐。”[2]173阮籍通过这首诗表达的是愿意放弃“明珠”而去过“蓬蒿庐”的隐居生活, 因为他敏锐的看到了“明珠”的背后是灾祸, 阮籍的隐是为了保全个人生命, 而嵇康的隐是为了守志。
　　嵇康的《与阮德如诗》中“泽雉穷野草, 灵龟乐泥蟠。荣名秽人身, 高位多灾患。”[4]336他的隐逸思想在这首诗里可见一斑, 对名利和高位有蔑视和批判的态度。山涛的隐逸思想还有所不同, 山涛的隐居主要是看到司马懿与曹爽之间的争斗公开以后, 避祸而隐, 等到社会局势稳定后, 归附司马氏做官。山涛的本意就是出仕, 只是当时的社会形势使得山涛通过隐居来等待时机。
　　
　　(三) 西晋时期的以隐为乐
　　
　　西晋时期的名士没有了动乱的社会背景和对自身的忧患意识, 名士们大都把隐逸当成自己的生活乐趣, 张华与何邵之间通过赠答诗歌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了解到西晋名士们的隐逸思想。张华的《答何邵诗》中有“驾言归外庭, 放志永栖迟。相伴步园畴, 春草郁郁滋。”[5]618从诗句中可以看出这种隐逸思想只是对安逸悠闲的生活向往, 只是一种要追求的生活乐趣。虽然名士们也会谈及庄子的无为和养真, 但是仅仅只停留在字面意思上, 从西晋文人的诗歌作品中已经很难找到诗人内心内在的力量。
　　同时, 西晋时期的名士郭象推崇“朝隐”,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世岂识之哉!”[6]312在郭象看来逃避到山林中, 不关心时事, 虽然逍遥自得, 但是却不是最理想的人生境界。真正的圣人应该是高居庙堂之上, 但是内心也能够一样的泰然而不为外物所动。这是郭象推崇的“内圣外王之道”的核心, 提倡自然和名教关系的协调, 来消除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郭象反对脱离社会现实, 反对个体与社会的对抗。可以说郭象的理论是西晋中后期社会动乱士大夫们看不到前途而提出的一种应世哲学。郭象劝导人们应该顺其自然, 要面对现实, 不应该有过高的追求和幻想。郭象提出的这个理论体系是在西晋中后期, 但是当时西晋社会动荡, “八王之乱”长达十六年之久, 紧接着而来的永嘉之乱, 使得郭象的理论没有得到士大夫们的推崇和接受。郭象的“内圣外王”理论缓解了魏晋以后士人群体因为个人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尖锐矛盾, 解决了士大夫群体在“入世”和“出世”矛盾的心理。何邵《赠张华诗》:“私愿偕黄发, 逍遥综琴书, 举爵茂荫下, 携手共踌躇。奚用遗形骸, 忘筌在得鱼。”[5]648何邵在这首诗中, 已出现将“入世”和“出世”统一的趋向。这一现象表明, 郭象所推崇的朝隐已经被一部分士人所接受。
　　
　　(四) 东晋时期的真隐
　　
　　永嘉之乱后, 北方世家大族南迁, 一方面, 郭象的“内圣外王”的理论在东晋王朝建立之后得到了士人们的广泛接受, 以王导、谢安为代表的玄学名家所树立起来的“居庙堂如出山林”的朝隐思想。另一方面, 江南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但给士人们提供了充足的物质条件, 还给士人们提供了美不胜收的绝佳山水;由依赖世家大族的拥护而建立起来的东晋政权形成了“王与马, 共天下”的政治格局。琅琊王氏家族和司马氏家族共同执掌天下, 司马氏的东晋王朝迈进了门阀政治阶段。因此, 士大夫们获得了格外宽松的精神环境, 使得逍遥舒适的思想在士人群体中影响很大, 东晋的士人群体在江南的绝佳山水中进一步感悟玄道, 在自然山水和田园风光的启发下, 激发了士人们的审美意识。士人们在寄情山水的同时, 探索出了一条“出仕”的人生道路, 把从事文学艺术创作当做自己人生的最终追求。东晋初期的首先要分析以谢安和王导为代表的隐逸思想, 后来才发展成为以陶渊明为代表的真隐。
　　谢安在自己四十多岁之前, “出则渔弋山水, 入则言咏属文, 无处世意。”[3]1241过着怡然自得的隐逸生活, 后来由于自己的弟弟谢万仕途失意, 为了保全家族的声誉, 才放弃隐逸, 进入政界。《晋书·谢安传》中有一段谢安与王羲之共登冶城的对话, 王曰:“今四郊多垒, 宜思自效, 而虚谈废务, 浮文妨要, 恐非当今所宜。”安曰:“秦任商鞅, 二世而亡, 岂清言致患邪?”[3]1242表明谢安崇尚玄远、高雅脱俗的精神追求。放情山水、“清言”娱心、自喻现实中超越世俗, 获取精神享受的重要途径。《世说新语·文学》曰:“王丞相过江左, 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 然宛转关生, 无所不入。”[7]91实际上, 王导是东晋时期清谈领袖, 他的宰相府就是当时士人清谈的主要聚集场所。王导、谢安他们一方面不逃避现实, 有着积极用世的热情;另一方面, 又在现实中追求一种超现实的精神自由境界, 不乏玄学超脱的心胸。不管是入世还是出世, 都能以一种任其自然、淡泊坦然的心态对待。
　　陶渊明出生在晋末宋初, 早期陶渊明也曾入朝为官, 但是由于处于东晋末期, 官场的斗争日益激烈和复杂化, 陶渊明能够放弃对功名利禄的追求, 欣然出世。当对于现实政治、国家民族怀有的热情无法付诸实施的时候, 躬耕的田园生活也是一种快乐。真正的实现了顺其自然, 无论是穷是达, 都可以做到泰然处之, 丝毫不为之所动。陶渊明的隐逸思想与竹林时代的士人来说, 不再有内心上的挣扎和不满, 代替的是轻松和平静。乡间的生活虽然是艰难的, 就算食不果腹, 也不会动摇自己的追求。因为田园的生活有自由, 有自我的真实存在, 远离官场也不是什么痛苦的事情, 反而是如释重负突然解放的感觉一样。陶渊明的出世隐逸, 使东晋以后的士人们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不再拘泥于入仕为官这一条, 还可以寄情山水, 过着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 如果说在东晋名士那里, 朝隐初步的解决了“出世”和“入世”的矛盾, 那么到了陶渊明这里就是完美的解决了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隐逸的生活使士人群体有了新的人生追求, 表现在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的出现, 文艺创作成为隐逸士人的人生追求, 艺术创作成为士人群体人生理想的寄托, 陶渊明正是在大量的诗歌创作过程中, 更加明确了归隐田园生活的意义所在。这对后世的士人群体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产生了一大批以写诗作画为自己终身追求的职业化士人群体。
　　
　　二、魏晋时期隐逸思想的影响
　　
　　隐逸现象在魏晋时代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从传说中的许由、伯夷到《后汉书》中的“逸民”, 隐逸的人比比皆是, 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是役人之役, 适人之适, 而不自适其适者也”。[8]62通过分析不难发现, 他们隐逸的行为是被动的, 是为了躲避政治迫害和动乱的时局才选择的隐逸, 并非顺性而为。在乱世中很难做到完全的隐逸, 隐逸的目的是为了实现自身真正的解脱, 如果心中并没有真正放下自己在政治上的包袱, 即使归隐山林, 也得不到真正的解脱。如果在精神上达到真正的解脱, 即使在庙堂之上, 内心也可以做到不为外物所动, 从而做到真正的隐逸。
　　
　　(一) 净化了社会政治环境
　　
　　魏晋时期的隐逸思想已经成为士人群体的一种风尚, 由最初的个人行为已经转变成为一种社会影响力, 对政治风尚也有着重要的引导作用。士人选择隐逸是因为对现实社会状况的不满, 也是对政治迫害的规避, 历代的统治者都把礼遇隐士作为天下归心的象征, 想通过礼遇隐士得到文人士大夫群体的支持, 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君子藏器以有待也, 稸德以有为也, 非其事不见也, 非其君不事也。穷达任所值, 出处无所系。其静也则为逸民之宗, 其动也则为元凯之表。或运思于立言, 或铭勒乎国器。殊途同归, 其致一焉。”[9]212从中可以看出, 统治者的礼遇使得士大夫群体也纷纷学习隐士的高尚品格, 隐逸思想已经得到了士大夫群体的认可, 使得政治氛围也变得清明起来。隐士们追求怡然自得和随性而为, 不干涉政治, 还可以成为统治者安定天下的手段, 自然得到了贵族阶级的重视, 也更加促进了隐逸风尚的兴起。魏晋时代还兴起了清谈之风, 例如王导不仅是东晋政权的丞相, 还是当时晋时期清谈领袖, 他的府邸就是当时清谈的主要场所。魏晋时期把隐逸不仕作为评论人物是否品德高尚的标准之一, 使得整个社会都对隐士极为尊重, 可以看出隐逸思想对于政治氛围起到了十分重要净化作用, 同时也使得社风气变得更加开放和包容。
　　
　　(二) 促进了儒道文化的融合
　　
　　魏晋时代隐士们所创建的学术思想, 也离不开当时社会已有的儒家思想。儒家学说虽然在魏晋时期有所衰弱, 但是从总体上来说, 儒学所处的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在魏晋时期, 很多学者都儒道皆通, 这是魏晋时期学者的鲜明特点。魏晋时期的儒道融合经历了三个阶段:玄学的创立者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 他认为儒家思想只注重外在的行为规范, 而忽视了“本”, 也就是“道”的存在, 只有顺应自然规律, 才能真正的实现“仁”。以自然来定名教, 自然为本, 名教出于自然。王弼提出名教本于自然, 一方面, 从玄学的角度重新构建了儒家的思想体系, 有利于儒道融合, 另一方面, 提倡儒家学说出于自然, 就应该遵循自然, 不能随意违背自然, 避免不必要的矛盾;第二个阶段是以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 为了反抗司马氏所谓的“名教”而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反对现实中的礼法束缚, 主张返回自然, 他认为儒家思想越来越成为士大夫阶层追逐名利的工具, 是和自然相背离的。他们批判礼法, 但也希望通过礼法治理国家使人民安居乐业, 阮籍批判的名教只是司马氏推崇的伪名教, 批判的目的也是为了名教能够回归自然, 并不是要完全脱离儒家学说;第三个阶段是郭象提出的“名教即自然”。他认为“自然”就是世间万物存在的形式, 事物都遵循自然规律而存在, 那么社会中的礼法制度也是顺应自然才形成的。人也要遵循自然规律, 只有遵守社会的立法制度才能真正实现自身的发展, 郭象在总结前人已有理论的基础之上使名教和自然达到了统一。名教来源于自然, 又超越了自然, 但最终还要回归自然。
　　
　　(三) 推动了教育的发展
　　
　　魏晋时期的私学非常兴盛, 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得官学的举办难以正常维持, 私学开始应运而生。同时隐逸思想的盛行使得思想元素多元化, 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上的条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 隐逸风尚不仅得到了贵族阶级的重视, 还得到了普通大众阶层的尊重, 隐士们隐居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不再仅仅局限于隐居山林, 与世隔绝, 而是通过兴办教育的方式, 一方面可以维持自身生存, 另一方面还可以使自己的隐逸思想得到传播, 扩大隐逸思想的影响。隐士们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教学, 一是通过山林教学的方式, 例如:霍原, “山居积年, 门徒百数”;郭瑀, “隐于临松薤谷”, 弟子著录千余人”。二是通过四处讲学的方式, 例如:何胤, “至吴, 居虎丘西寺讲经论, 学徒复随之, 东境守宰经途者, 莫不毕至。”隐士们兴办私学的举动, 说明他们并没有忘记自身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不仅传播了自身的隐逸思想, 还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平。隐士们通过自己的教育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高尚品质的门徒, 对于当时社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和教育氛围的净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除了隐士自身创办私学之外, 他们还十分重视隐士之间的学术交流活动, 进一步促进了学术风气的好转, 东晋时期的隐士, 大多纵情于山水之间, 喜好相互之间的交流, 这与传统的深居简出的隐居方式构成了鲜明的对比, 隐士之间的相互交流更能促进隐逸思想的发展。
　　隐逸思想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在魏晋时代得到确立, 是与其动乱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同庄子所在的战国时代不同的是魏晋时代的士人群体, 他们或多或少都参与到政治活动之中, 更加敏锐地看到儒家社会政治学说已经成为统治阶级打压政敌和镇压百姓的工具, 自己的政治抱负与现实中的政治运作显得格格不入。士人群体开始对儒家的积极入世产生了疑问, 为了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转而从庄子学说中寻求心灵的解脱。在魏晋时代, 隐逸思想不再是一种处在边缘化的学说, 而是通过士人群体的推崇成为了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影响力, 起到了净化政治环境、促进文化融合、推动教育发展的作用, 使得隐逸思想受到了整个社会的尊重。
　　魏晋时期的士人群体对庄子的隐逸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 从最开始的为了逃避战乱而隐居的隐逸思想, 到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的朝隐, 再到寄情山水、悠然自得的真隐。这是和魏晋时期动乱的社会背景分不开的, 这一时期士人隐逸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隐逸思想已经成为了一种独立的人格, 更是成为了士人的一种精神追求。
　　
　　参考文献
　　
　　[1]陈寿.三国志[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2]罗仲鼎.阮籍咏怀诗译解[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房玄龄.晋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5
　　[4]韩格平.竹林七贤诗文全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7.
　　[5]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 1998.
　　[6]马良怀, 徐华.玄学与长江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7]刘义庆.世说新语[M].毛德富, 注译.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8.
　　[8]庄子.庄子[M].雷仲康, 译注.上海:书海出版社, 2001.
　　[9]葛洪.抱朴子[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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