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艺术视角与生活方式的转变

时间:2019-10-17

摘要：作家审察生活的方式包括艺术视角和分析生活的方法两个方面, 从“五四”新文学开始, 历经革命文学、左翼文学、工农兵文学的中国现当代文学, 虽然有着多次不同艺术视角和分析生活方法的转换, 但除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之外, 最重要的是从阶级视角向文化视角, 以及从理论性、模式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到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转换, 这是文学的文化性本质的回归。社会视角, 生活视角, 阶级视角都可以产生好的作品, 但是, 最为深邃的还是文化视角;社会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 都可以作为作家分析生活的方法, 但是文化分析方法, 则是最为深刻的分析方法。在阶级分析方法之中, 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最具有穿透力的。作家对审察生活的方式的选择, 当然最后由作家个人所决定, 但在选择的过程中, 尚有重要的时代与社会的因由。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 审察生活方式; 艺术视角; 分析生活的方法;

　　作家对生活的审察是文学创作的基础, 是作品产生的前提条件, 同时也是决定作品特色的重要因素。用什么方式审察生活, 作家头脑中就会有什么样的生活样式, 这生活样式进入作品之后, 就会产生出作品特定的生活面貌, 由此产生出作品的特色。应该说, 古今中外不同的作品, 特别是小说作品, 其不同的作品特色, 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由作家不同的审察生活方式所决定的。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发现, 其审察生活的方式前后有所变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这审察生活的方式又和作家审察生活的艺术视角, 以及对生活的分析方法密切相关。然而这一问题直到目前为止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所以笔者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显得甚为必要。
　　
　　一、中国现当代文学艺术视角的转换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部颇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说:“中国现代文学发端于五四运动时期”[1]P1, 另一部名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 ……‘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它光辉的起点, 但是, ……‘五四’是一个时期性的观念, 一般是指1915年《新青年》 (原名《青年杂志》) 的创刊到1921年文学研究会等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的蓬勃出现”[2]P1;还有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程》说:“中国现代文学是指一九一七年《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到一九四九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3]P1。虽然各种说法并不完全相同, 但大概都认同这一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端于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至于其终止期, 文学史界一般认为是上世纪文革的结束, 即70年代后期。笔者也持这一种看法。之所以不把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置之于内, 只因其内容性质与此前的文学不同。
　　照此一认识, 问世于上世纪进入20年代前后鲁迅的《呐喊》 (1918-1922) , 郁达夫的《沉沦》 (1921) 、《春风沉醉的晚上》 (1922) 、冰心的“问题小说”《两个家庭》 (1919) 、《斯文人独憔悴》 (1919) 、《去国》 (1919) , 甚至于朱自清的散文《踪迹》 (1924) 、闻一多的诗歌《红烛》 (1923) 等等, 都可以认作中国现当代文学早期的作品。那么, 这些作品特别是小说, 是以怎样的审察生活方式去审察生活的呢?就艺术视角而言, 它们是以怎样的艺术视角观照生活的呢?
　　“五四”新文学运动时期或者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初期的作家, 诸如郁达夫、冰心, 以及朱自清、闻一多等人的作品, 采用的是社会视角, 作品中的各个人物虽然表现不同, 但不是不同阶级的人物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 而是不同的个性和生存境遇。郁达夫的小说《沉沦》, 描写的是“一个青年侧身异国所引起的对于贫弱的祖国的哀愁”[4]P245-246, 《春风沉醉的晚上》也是“主要表现了劳动者悲苦的命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自我解剖等问题”[4]P109;而大学读书时便以“问题小说”成名的冰心, 表现的是“渴求着”们 (包括《两个家庭》、《斯人独憔悴》、《去国》等作品中的人物) 对于社会的无力与无奈[5]P32-33;朱自清的散文《踪迹》, 也只是“可以清楚地看到朱自清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正义感和爱国心”[4]P97-98;被称为“一位有重大贡献的诗人”[4]P118的闻一多, 他的诗集《红烛》, 也只是“较多地表现出‘五四’时期追求、进取、向上的风采”[4]P118。总之, 在这些作家的笔下, 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 都只是社会和人生现象的展示。
　　而与此同时或者是在稍后, 作家的艺术视角就有了变化。比如鲁迅, 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曾经说过, 他的思想是“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的。1925年之前还处于进化论时期, 但他写于1918-1922年间, 出版于1923年的小说集《呐喊》, 即使在同一篇作品中, 也有着上层与下层,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区别, 人物是按照其阶级的身份地位进行活动的。笔者曾经说过, 即使同是描写愚昧和麻木, 而作品中不同阶级地位的人, 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内涵、意蕴是不同的[6]P5。这和《水浒传》迥异:《水浒传》中本来林冲和李逵完全属于不同的阶级, 但他们都成了一样的反抗者, 只有性格的差别, 没有立场的差异。之所以存在压迫者与反抗者, 不是阶级地位使然, 而是人生境遇所致。作家采用的是社会的视角, 把社会视作一个大杂烩, 或者说, 是把生活视作各种人生的展示台。当然, 我们还必须注意到, 鲁迅这时的阶级观念还是模糊的, 是不清晰的, 只有上层与下层、当权者与非当权者之别, 没有深入的阶级的差异。所以, 鲁迅所采用的主要还不是真正意义的阶级视角 (即使说是“阶级视角”, 那也是“模糊的阶级视角”) , 他的《呐喊》以及《彷徨》 (写于1924-1925, 出版于1926) , 主要是采用以展示“国民性弱点”为突出特点的文化视角。或者说, 鲁迅小说基本上是采用文化的视角。作品所展示的, 主要是人物思想行为的文化性, 这是为众人所熟知的。
　　而叶圣陶那些描写小学教师的作品, 比如写于1923年的《校长》, 写于1924年的《潘先生在难中》, 写于1927年的《抗争》, 它们“所写的小学教师的思想行为, 竟然都和毛泽东1926年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对‘小资产阶级’的分析相吻合”[5]P92, 作品虽然没有描写阶级的斗争, 但人物都具有阶级的意识, 显露了阶级的本质特征, 所以说作家采用的是阶级视角。
　　上世纪20年代兴起的革命文学 (时称“普罗文学”) , 更是采用明显的阶级视角。其代表作蒋光慈的《短裤党》 (1927) “以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的史实为题材, 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艰苦斗争的革命意志和无私无畏的高尚精神”[2]P191, 它所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因为“阶级是马克思主义考察社会结构和历史变化的一个重要视角”[8]P70, 所以上世纪1930年左联成立后活跃于文坛, “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基本价值尺度”[3]P270的左翼文学, 如茅盾的《子夜》, 自然就是以阶级的眼光审察和分析生活, 采用阶级的视角。诞生于上世纪40年代延展至50年代前期, “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7]P49, 强调“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7]P69的工农兵文学, 其采用的更是阶级视角。以阶级视角审察生活, 不但关注人物的经济地位的不同, 更是政治立场的差异。展示的是不同阶级的人物在社会变革中各种不同的政治表现, 以及社会上阶级对立的政治生态。即使同是反映抗日战争, 也是描写不同阶级的人不同的抗日态度。
　　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文革之前, 工农兵文学的艺术视角, 虽然仍然和阶级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但其中的一些作品, 却又着眼于生活情状, 并不单纯从阶级着眼, 如赵树理的《锻炼锻炼》、《三里湾》等, 可以认作是生活视角。它表现的是生活样式的阶级情状, 不是理论上的阶级阵线;而柳青的《创业史》, 虽然也离不开阶级的意识, 但更是以文化的眼光来审察各阶级人物的表现, 给人物赋予文化的色彩, 可以认作是文化视角。而到了文革期间, 工农兵文学则又完全是采用阶级的视角了。那一时期出现的作品, 如《虹南作战史》, 除了阶级的斗争, 不再有别的内容了。
　　所以, 纵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 其艺术视角就是从社会视角, 到模糊的阶级视角、文化视角, 到阶级视角, 生活视角和文化视角, 再到阶级视角的转换。
　　
　　二、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析生活方法的转换
　　
　　作家审察生活的艺术视角无疑是重要的, 而在这种视角下运用的分析生活的方法同样也是重要的。不同的艺术视角, 会运用不同的分析生活的方法。而同一艺术视角下, 也可以运用不同的分析生活的方法。当然, 运用不同的分析生活的方法, 作家的头脑中和作品中也会产生不同的社会情状。
　　社会视角下分析生活的方法是从社会着眼, 即用社会的眼光分析生活, 一般是把社会视作各色人物的表演场:可以从经济地位着眼, 即分析社会上不同经济地位的人的不同的社会心理和表现。还可以从民族着眼, 描写不同民族的人的不同心理、不同生活……;在生活视角下, 其分析生活的方式, 是分析日常生活的复杂情状;在文化视角下, 是分析不同人物行为的文化内涵, 探究不同的文化渊源, 体现不同的文化气息;而阶级视角采用的是阶级分析的方法, 即注意不同阶级地位的人物的不同的政治表现。
　　“五四”新时期郁达夫、冰心等人采用社会视角, 运用的是社会分析方法, 即分析各种人物的不同的人生境遇。但是说到阶级视角、生活视角、文化视角和别的分析生活的方法,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可就呈现出复杂的状态。叶圣陶采用阶级视角, 运用的是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他是从生活出发去探究小学教员们的阶级心理的, 描写的是隐蔽在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质。鲁迅采用文化视角, 但同时也采用了模糊的阶级视角, 所以他是把文化分析和模糊的阶级分析结合起来, 他的作品着眼于上层与下层不同的文化心理。比如鲁四老爷出于封建观念的居高冷酷, 孔乙己出于“惟有读书高”的自命清高, 祥林嫂出于“劳力者治于人”的依从听命。可以说鲁迅运用的是文化化的模糊的阶级分析方法。而作为革命文学的蒋光慈的小说《少年漂泊者》 (1926) 、《鸭绿江上》 (1927) , 《短裤党》 (1927) 、《田野的风》 (即《咆哮了的土地》, 1932) , 则不如此。它们明晰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艰苦斗争的革命意志和无私无畏的高尚品质”[2]P191。《咆哮了的土地》中的“两个重要任务人物张进德和李杰, 代表了不同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在严峻的农村革命风暴中的性格特征”[2]P192。作品中阶级阵线分明, 但缺乏生活的实感。人物的阶级立场和阶级品质突出, 但缺乏人物的个性, 形象不够丰满。正如钱杏邨所说:“从短裤党里, 我们可以真正看到个人主义是在光慈的心里死亡了”[2]P192。这“个人主义”指的就是人物的个性。“也就是说, 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占据着作品的中心地位”[2]P192。这是说其作品只是简单地表现阶级的本质特征。蒋光慈的这些作品, 是从理论出发而不是从生活出发去认识生活的, 可以说采用的是理论性的阶级分析方法。
　　左翼文学的代表作品《子夜》, 作家是“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以下的三个方面: (1) 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压迫下, 在世界经济恐慌的影响下, 在农村破产的环境下, 为要自保, 使用更加残酷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 因此引起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 (2) 因此引起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的斗争; (3) 当时的南北大战, 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有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3]P412从作家的创作意图看, 这部作品不但是采用阶级视角, 并且采用阶级分析的方法, 这是无疑的。但是它却和蒋光慈的作品不同。
　　在茅盾的《子夜》里, 那位出身于大地主的民族资本家吴荪甫, 有气魄, 有抱负, 有发展家业的理想, 这理想既是现代资产阶级发展民族工业的理想, 也是他发展家业的理想。当他受到日本厂家的挤压时, 就把损失转嫁给工人, 并出钱请兵镇压农民暴动, 这里表现出资本家的残忍。同时他又常常对下属下专断的命令, 表现出他封建式的专横。他看不起投靠帝国主义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 当他陷入困境时, 却又一反科学精神, 迷信“成事在天”, 而最终还是宣告了他的失败。作者把封建思想、资产阶级思想, 以及爱国思想统一在这个人物身上。
　　老舍的小说《骆驼祥子》, 其所写的人力车夫祥子, 当他经过三次沉重打击 (第一次是买了车而被军阀部队抢走, 第二次是攒的钱被侦探敲走, 第三次是他被老板诱骗不得不和老板女儿虎妞结婚, 而虎妞花光了家产后死去) 之后, 他“那么淡而不厌地一天天混”, 他又嫖又赌, 还出卖混进革命组织的阮明, 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作家并没有表现祥子作为城市平民的单纯的品性, 而表现他的封建式的义气, 和个人发家致富的小资产阶级的理想, 以及作为小资产阶级本性的软弱。即使是那位车行老板即虎妞的父亲, 也既有他作为资产阶级的奸诈和狡猾, 也有封建式的对于下人的仁爱。虎妞亦然, 既有追求个性、追求自由的资产阶级的思想, 也有维护家产的封建思想, 同样是复合式的人物。巴金的《家》, 有人把它列为“封建家族系列小说”[9]P365, 但它所描写的绝不只是家族的封建性, 内中的封建家长高老太爷、孔教会会长冯乐山满口仁义道德, 实则男盗女娼, 他们不但有封建主义的守旧, 而还有资产阶级的新潮。[9]P366
　　总之, 这些作品, 连同没有具体分析的《林家铺子》、《春蚕》等等, 这些左翼文学作品,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
　　第一, 既表现这一阶级的特性, 也表现另一阶级的品质, 体现阶级的泛化性。
　　第二, 既描写人物的阶级本质, 也描写人物的非本质方面, 体现生活的综合性。
　　第三, 既表现阶级之间的对立, 也表现阶级之间的依存关系, 体现生活的复杂性。
　　第四, 既描写本质, 也描写现象, 通过现象表现本质, 体现生活的深厚性。
　　在现实生活中, 每一个人在行动中并非只是表现本质的, 而是本质和非本质同时表现。每一个阶级的人, 也受到别的阶级的影响。同时, 每一个阶级的人, 也不是每时每刻都在表现阶级本质, 而还表现出非本质的方面。总之, 生活是复杂的。《子夜》等作品就是表现这种生活的复杂性, 所以具有生活的实感。它们采用的是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至于自上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的工农兵文学, 特别是表现政治运动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 以及《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 作品中各个人物都按照阶级地位进行活动, 完全符合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的阶级分析。但是许多人物都生动可感, 个性鲜明。这些作品是有生活基础的, 所以不能称之为“理论性的阶级分析方法”。但特别引人注意的是, 众多的作品, 其生活的式样是相同的, 可以说是模式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然而赵树理上世纪50年代的作品却有些不同。虽然它也是描写政治生活, 但却是从生活出发去看待社会的。如在1958年发表的《锻炼锻炼》中, 写经过反右运动之后人与人间的紧张关系, 和“大跃进、合作化”的条件下, 农民“吃不饱”, 一部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下 (正如“小腿疼”) , 以及一些干部欺压群众的现象。此外, 还有一些干部当“和事佬”的情况。这是生活的真实面目;反映农村合作化运动的《三里湾》 (1955, 通俗读物出版社) , 写的是山西的一个“模范村”三里湾的生活。作品注重从农民的日常生活着笔, 它写了村里四个不同的家庭:合作化带头人、支书王金生一家;热衷于个人发家致富的村长、党员范登高一家;政治上十分保守、糊涂, 但在为自己谋取私利时却十分精明的富裕中农“糊涂涂”马多寿一家;“两只脚踏在两条路上”的党员袁天成一家。这些人物的品德行为以及他们的身份, 就会让我们感受到, 赵树理不是以理论性的阶级分析方法审察生活和判定生活中的阶级阵线的。特别是因为“富农在农村中的坏作用”, 他“自己见到的不具体”, 在作品中也“就根本没有提”[10]P026。这却又是运用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就人物的内涵而言, 虽然不及《子夜》等作品的人物丰厚, 但也是生活化了。
　　《创业史》 (1960) 是反映上世纪50年代关中地区蛤蟆滩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 它在“题叙”中介绍梁三老汉一家三代创家立业的悲惨历史。之后, 作品围绕着梁生宝互助组的巩固和发展, 直至灯塔社的建立, 写出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艰难历程。其间, 写出富农姚世杰反对合作社, 富裕中农郭世富、郭二老汉一家、梁大老汉和他的儿子梁生禄一家对入社都不乐意, 农会主任郭振山也不愿入社。而梁三老汉最初同样是一千个一万个不情愿。这些人的一个共同点, 就是都从个人发家致富的观念出发, 来决定自己对合作社的态度。最后, 梁生宝互助组在党的领导下, 依靠、团结、教育农民群众, 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这虽然是对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但不只是政治上的同时还是文化上的, 因为各人的行动都有其历史的渊源, 整个故事就是中国农民如何克服个人发家致富观念的故事。作品中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胜利”, 既是政治上的“胜利”, 同时也是共同富裕文化观念的“胜利”, 即文化上的“胜利”[11]P20-21。作品虽然反映的是政治运动, 但却是用文化的眼光来分析生活, 这是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至于文化大革命的工农兵文学, 作品中的各个人物就是各个的阶级的代表, 各个事件就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事件。只有阶级斗争的硝烟味, 没有生活的气息。这是极端化的阶级分析方法。
　　至此, 我们可以了解到,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 其分析生活的方法有着“社会分析方法———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文化化的模糊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性的阶级分析方法———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模式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极端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转换。
　　
　　三、中国现当代文学审察生活方式转换的原因及其意义
　　
　　上面我们探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审察生活方式转换的具体情况, 那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换?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评论界不少人认为文学只能是个人的行为, 所以作家审察生活的方式包括艺术视角和分析生活的方法, 都只能是出于作家个人的喜好, 只能完全是由作家个人决定的, 正所谓“文学的自主性”。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作家对审察生活的方式的选择, 当然最后由作家个人所决定, 但在选择的过程中, 尚有重要的时代与社会的因由。即如在西方, 早就强调文学的自主性了, 可是在那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里, 作家们审察生活也都同样采用社会的视角,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巴尔扎克特别强调指出, 要求得作品的真实性就能必须对‘社会’进行‘研究’, 要懂得社会发生的各种现象, 还‘应该进一步研究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多种原因或一种原因’……终于看出在资产阶级力量上升和封建势力逐步崩溃的时期, 整个人欲横流的社会面貌。”[12]P264-265他“企图写出”的, 是“整个社会的历史”[13]P239;“许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都力图把自己的作品写成时代的记录”[13]P238, 写成“社会史”。巴尔扎克如此, 别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同左拉, 也是如此[13]P239。当然,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们, 正如巴尔扎克一样, 在社会视角下, 还对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进行了分析, 但这种分析还只是总体性的, 模糊的, 而不是细致的, 只是看出资产阶级的“上升”, 和封建阶级的“崩溃”, 或者只是看出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的本质特征, 而未对它们进行具体深入的阶级分析, 可谓之模糊的阶级分析方法。而在现代, 却又有许多作家一起采用现代派变异性的艺术视角, 和理性的分析生活的方法。这“一起”就说明还有共同的社会因由。其实, 个人也往往由社会所影响, 因为个人是社会中的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审察生活方式的转换中, 可以更为明显的看出社会思潮对作家个人的影响。“五四”时期, 虽然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我国, 但此时刚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并没有深入的阶级分析方法, 只是认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两大对立阶级”[13]P230, 所以大部分作家还是以此前的社会视角来审察生活, 只是看到社会的不公平, 特别注意底层人民的苦难。只是注意到不同经济地位的人, 而没注意他们不同的政治立场和态度。鲁迅的特别之处, 在于他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思想和日本明治维新文化的影响, 认识到文化对社会进步的促进作用, 所以他采用文化的视角。同时也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 促成了他对劳动人民生活的关注, 所以他特别注意上层、下层之间不同的生活态度, 才采用模糊的阶级分析方法。毛泽东在我国是最早对阶级进行理论分析的人, 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出版, 震醒了中国社会, 也震醒了中国文学界。从此开始有人按照阶级观点来分析生活, 但蒋光慈等人, 对社会的了解还是肤浅的, 特别是对无产阶级生活的了解还不够深切。他们只是从阶级的理论出发, 看到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 而没有注意到更为深广的内容, 所以他只能在阶级视角下运用理论性的阶级分析方法。左翼文学作家具有阶级的意识, 同时他们又有深厚的生活根基, 而且头脑比较冷静, 所以在阶级意识的影响下, 他们还是从生活出发看待社会上的不同阶级, 于是产生了茅盾、老舍、巴金等人的阶级视角和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以后到了工农兵文学时期, 由于强调阶级立场, 突出阶级斗争, 而且规定为统一的要求, 所以产生了阶级视角下清晰化同时也是模式化的阶级分析方法。而到了上世纪50年代, 由于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 所以像赵树理这些忠实于生活的作家, 在阶级视角下采用了生活化的阶级分析方法。而另一些作家如柳青, 一方面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陕西, 另一方面又在“百花齐放”方针的鼓舞下, 有着创新的追求, 所以产生了阶级视角下的文化分析方法。至于文化大革命中, 在强烈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和要求下, 作品自然地一律的在阶级视角下采用极端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所以我们说,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审察生活方式的转换过程中, 时代社会的影响起了重要的作用。
　　中国现当代文学审察生活的方式, 虽然经过漫长、曲折的历程, 有着多种不同的艺术视角和分析生活方法的转换, 但除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之外, 最重要的是从阶级视角向文化视角的转换, 以及从理论性、模式化的阶级分析方法到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转换。考察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发现, 那些堪称一流的文学作品, 都是采用社会视角、文化视角, 采用生活化、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如同鲁迅的《呐喊》与《彷徨》, 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 老舍的《骆驼祥子》, 巴金的《家》, 柳青的《创业史》, 以及国外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司汤达《红与黑》等等。这就说明选择艺术视角和分析生活方法的重要性, 以及相关的艺术视角、分析生活的方法的意义和价值。而直到新时期和当今的好些作品, 也都是采用文化的视角, 进行文化化、生活化的分析的。即使那些主旋律作品, 也往往从文化上审察政治事件和人物的政治行为。这就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审察生活方式, 包括艺术视角和分析生活方法的转换, 是文学的文化本质的逐步回归。
　　
　　四、关于文学的本质与作家审察生活的方式
　　
　　其实, 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审察生活的方式, 即无论是采用社会视角, 阶级视角, 还是生活视角, 文化视角, 都没有完全离开政治;也无论是采用社会分析、生活分析, 还是采用阶级分析、文化分析方法, 都和政治相关。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阶级、利益集团、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 什么视角, 什么方法能够离开这些呢?即使像当今一些人所寻求的刺激作乐, 其中何尝又没有利益集团的内涵和意味!西方学者阿多诺说过:“为了使艺术作品成为一种纯粹的、真正的艺术作品, 它必须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作品。”[14]P245关于这点, 同样是作为西方学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这样解释:“换句话说, 纯粹的美不可分割地与它最终是不纯粹的那种要求联系在一起。”[15]P245另一位西方学者莱恩·芬得利又说:“‘小说的政治’并不是已经摆在那儿只等人去发现, 而是得通过与文本对话产生出来”[15]P84, 而对话之后, 这种“政治”就产生出来了。这些人都肯定了政治是文学的重要内容。但政治并非文学的本质, 只是一种现象, 一种表现形式。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 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16]P12虽然政治这一“表现形式”和作为本质的文化之间并没有直接合而为一。但我们只要了解:文学所表现的政治也是文化, 就能够了解:文化才是文学的核心, 文学的本质就是文化。这一本质决定了文学审察生活的方式, 即必须把所描写的政治当作文化来审察, 看出各个阶级的政治人物、政治行为、政治运动的文化性, 看出这些人物、事件的文化意蕴以及其文化渊源。由此我们便可以确定:社会视角, 生活视角, 阶级视角虽然都可以产生好的作品, 但是, 最为深邃的还是文化视角;社会分析方法, 阶级分析方法, 生活分析方法, 虽然都可以作为作家审察生活时分析生活的方法, 但是文化分析方法, 则是最为深刻的分析方法。特别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阶级分析方法之中, 即在模糊化的阶级分析, 理论性的阶级分析, 生活化的阶级分析, 文化化的阶级分析之中, 文化化的阶级分析方法是最具有穿透力的, 它是联结着历史和现实, 联结者政治、经济甚至于一切领域的分析方法。
　　这样的作品, 即使反映政治事件, 也不会给人以“只是政治”的印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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