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时间:2019-10-17

摘要：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是指其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个人性、碎片性、流动性的“前经典性”状态, 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则是指其以当代性视角与思维介入文学现场、形塑文学潮流、促进文学对话的时代参与特征。文学批评与研究只要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发生都有一定的当代性, 大数据技术的出现与普及在提高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避免研究者的个人主观性和功利性, 修正其滞后性、零散化、浅表化弊端等层面上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回应了国际呼声, 并续接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实证学风传统。走向实证的中国文学研究在21世纪的新媒体文学研究中已成为一种趋势, 需要警惕“技术中心”的误区, 在实证研究与美学研究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与张力。
　　
　　关键词：当代性; 当代文学; 大数据; 实证研究;

　　随着移动通信、互联网、云计算等现代技术的迅猛发展, 大数据 (big data) 这一概念被迅速使用和传播开来。根据IDC的解释, 其具体所指也从简单的海量信息转换成了为更经济地从高频率的、大容量的、不同结构和类型的数据中获取价值而设计的新一代架构和技术, 李国杰院士认为“一个国家拥有数据的规模和运用数据的能力将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企业间新的争夺焦点”。[1]不但是自然科学,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大数据的应用范围也是越来越广, 而且这一技术性的突破还冲击了不少传统的文学理念。本文想从在学界尚有一定争议的当代文学的当代性入手谈一下方兴未艾的实证文学研究的问题。
　　
　　当代性论争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文学当代性问题20世纪8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 当时人们是在撇清左倾艺术教条的背景下, 从相对宽泛的“时代性”与“现实感”层面来谈论这一问题的 (1) , 也有人将其界定为“一个具有系统质的审美机制, 是内容和形式, 对象和主体, 个体和群体的统一”[2]之类普泛的艺术命题。囿于时代的原因, 对当代性独特的时间属性与意义属性在当时尚探讨不深, 甚至不乏理论成见, 如李庆西曾言“现代派无疑缺乏全面实践当代性的可能”[3]。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现代性”研讨占据了学界重心, 当代性议题被边缘化了。原因也很明显, 现代性话语强调其作为现代启蒙理性的意义属性, 并深入到现代性与现代化、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现代文学等各个层面, 同“20世纪中国文学”、“重写文学史”等话题相对接, 在学术研究日益深化、系统化、全球化的语境下自然引发了更多学人的关注。但这不等于说当代性议题就不重要了, 只是其丰富内涵在1980年代当代性论争中还没有被充分挖掘出来。
　　新世纪以来, 有学者又在文学现代性参照下重提当代性话题。不过相较于现代性, 学界对其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有一定程度的矛盾和成见性, 当代性往往被界定得随意而散漫, 其独特时间属性并不能轻易反映出来, 如“‘当代性’在某些情况下也即是‘人文性’的表征”[4], “‘当代性’不过强调了‘现代性’在时间上的延伸, 并无意于新的理论建构”等[5]。严格来说, 它们都是对当代性独立属性的误读。从哲学上说, “当代”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历史分期, 而是永远在场、不断流动的“当下这个时代”之意。詹姆逊有一个“当下本体论”的提法, 认为“真正的本体论不仅要在此刻中把握过去和未来的力量, 而且要诊断这些力量在目前时代里的贫弱化和视觉遮蔽”, “现代性只有在其处身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够获得叙事形式”[6]。中国学者黄玉顺通过对历史哲学的研读也认为“当代性既不同于现代性, 也不同于后现代性, 而是在当下生活中的同时发生、同时在场”[7]。这种对当代性的界定也出现于古诗中, 如“当代论才子, 如公复几人” (杜甫) 、“言为当代法, 行不古人惭” (梅尧臣) 。
　　对当代性的具体界定影响到了学界对当代文学的理解。在中国大陆学界, 一般将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 (以与此前的“现代文学”相区别) , 但这只是依循政治分期的一种结果, 有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 如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将这种划分理由解释为它们是“发生在特定‘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8]前言Ⅳ。对于这种将当代、当代性普泛的时间属性与意义属性置换成了政治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做法, 旅美学者张旭东并不认同, 认为这是“一种被重新历史化了的当代, 是一个把革命的当代 (新中国) 放回到一个更长的历史过程之中对之作历史主义的非政治化和理性化处理的‘后当代’”[9]。当然, 也有人从哲学意义上理解当代与当代性, 像许志英认为“‘当代文学’是一个流动的概念, 始终指近十年的文学”[10], 陈思和也说, “‘现代’一词是具有世界性的文学史意义的, 而‘当代’一词只属于对当下文学现象的概括。”[11]不过将1949年后的文学称为“当代文学”仍是学界惯例, 有时只是稍稍变通以“当下文学”指称近年来的文学。
　　笔者看来,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是指其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个人性、碎片性、流动性的“前经典性”状态, 而这正是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及古代文学的差异所在。我用“前经典性”这一语词而没有沿袭张旭东教授所用的“非历史化”, 来指称当代文学这种未经人为选择的本原状态 (无所谓“经典”与“非经典”) , 目的是在当代性概念中探索其隐含的平民主义 (非精英化与非等级化的) 视角。同样地, 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则是指其以当代性视角与思维介入文学现场、形塑文学潮流、促进文学对话的时代参与特征。早在1986年, 就有学人提出, “假如说现代文学是现代文化的一部分, 那么现代文学研究则是当代文化的一部分, 每一个现代文学研究者都应具有当代意识, 要增强对当代文化总体的考察与认识。”[12]现代文学研究对象尽管是过去的, 但当代人的现代文学研究却需要站在当代高度、以当代视点加以观照, 这就是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 而且在这一点上, 古代文学研究也不例外。当然,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另外, 尽管面对任何一个年代的文学, 今人在进行研究时都可以遵循当代性原则, 但这一原则的实施程度却因文学具体发生年代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现代文学、古代文学来说, 因为研究对象隔了一段时间的距离, 研究的“当代性”只是体现在以研究者所处时代的新理论、新观念去阐释已有的文学现象, 或将已然存在但尚鲜为人知者发现、发掘出来。然而, 对于近年来那些正在发生的文学来说, 研究的当代性则要广泛和深远得多, 主要体现为:一是通过与作家、读者的直接互动对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进行直接干涉, 乃至“创造”;二是通过制造文学话题、策划文学命名、形塑文学潮流等来呼应当代文化思想建设, 乃至参与社会进程。
　　当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强调文学研究的当下性、即时性、参与性, 因此往往被认为是“文学批评”, 而不是“文学研究”。如陈思和曾说, “‘当代’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史的概念, 而是指一个与生活同步的文学批评的概念。”[11]在中国学术界, 尽管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两个语词在某些情况下会混用, 这二者还是有某些细微区别的。笔者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文学批评是批评家就文学文本和一定的文学现象提出自己的判断、评论意见”, “尤其注重对批评对象近距离观照与迅速跟进的新异性、敏捷性;文学研究则指文学的学术研究, 是以揭示对象的本真、解释对象所显示的内在运行规律和现象本质为价值指归”, “与文学批评的个人性、灵动性、时效性似乎正相反, 文学研究更看重客观性、厚重性、历史感。”[13]不过, 在“当代性”概念的参照下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更多像是印象式描述。事实上, 不管是通常所说的文学批评还是文学研究, 只要是在当下这个时代发生的, 都会有一定程度上的当代性, 本质化的“纯粹”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是不存在的, 此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文学研究通过与时代同步发展的新理论、新观念去阐释文学现象, 可能会影响和改变这些文学现象的当代评价;文学批评对正在发生的文学现象进行的在场式性与介入式品评则会影响和改变这些文学现象的风貌本身。
　　
　　大数据对当代性研究的学理支持
　　
　　显然, 当代性意义上的当代性文学研究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研究路径。然而, 它在当前却遭遇了各种质疑与争议之声。曹文轩教授曾言, “研究价值与研究对象的价值之间并不能简短地划等号———研究对象价值不高, 并不等于研究价值不高。然而, 在实际上, 研究对象的价值还是会影响到研究的价值的———没有足够研究价值的研究对象总会在暗中拖扯着研究价值的。”[14]当代文学作品, 因为有着前述所言“与时代同步发展的个人性、碎片性、流动性的‘前经典性’”特征, 往往被认为是“没有足够研究价值”的芜杂之作, 这对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研究产生了很不利的影响。一般而言, 在看重权威性与严谨性的学术界, 当代性研究只占据一个十分边缘的位置。另外, 像“当代无史”、“古代文学研究轻视现代文学研究, 现代文学研究轻视当代文学研究”, “学院派瞧不上当代批评”等, 也道出了当代性研究的尴尬。更不用说, 囿于研究对象数量的巨大与质量的良莠不齐, 当代文学的当代性研究还往往会招致各类政治化、人情化、商业化、功利化诟病。可以说, 目前文学的当代性研究不但在概念界定上存在含混和歧义, 在价值认证上也存在不小的理论难题。
　　大数据的出现为文学当代性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学理支持。首先, 大数据有5V之说, 即Volume (大量) 、Variety (多样) 、Velocity (高速) 、Veracity (准确性) 、Value (价值) , 它是通过技术处理发现海量信息背后的价值与问题。舍恩伯格曾说, “大数据是指不用随机分析法这一捷径, 而是采用所有数据的方法”,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全数据”[15]。这一工作思路同需要探讨“海量”文学现象的当代性研究正好契合, 并为之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持。在研究对象尚相对较少的1980年代, 一个认真的研究者或许可以找遍当时的作家作品, 从而在扎实的阅读基础上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然而, 在文学发展越来越迅猛的今天, 光正式出版的纸质长篇小说每年都要达五千多部。研究者即使穷尽一切之力, 也很难获得、查阅一切相关研究资料, 因此不少研究者均采取了建立在个人阅读经验基础上的“抽样分析”法, 主观性成分较大, 信息时代研究者不能或不可能收集所有的数据资料, 他的判断往往是随机的、自我中心的、肤浅的, 任意性较强, 自然会导致研究结论的空泛与说服力不足, 这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并不鲜见。大数据的出现可以部分解决这一问题, 通过关键词检索、数据库查询、作家作品的跟踪链接等技术手段, 可以相对快速和容易地掌握某一作家或现象思潮的全貌, 弥补只是基于个人经验、局部样本所带来的局限。这能提升研究的科学性与精确性, 改变目前当代文学研究模糊性和随意性的缺陷, 为知识爆炸时代介入文学现场提供一定的技术支持。
　　其次, 大数据以数据说话、事实为准绳的实证方法还能有效避免文学当代性研究动辄会陷入的以研究者个人喜好为中心的“人情批评”、“红包批评”。因为当代性文学研究以当下和在场为特征, 研究对象多为同时代的作家作品, 所以比之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更容易陷入人事纠纷之中, “批评腐败”在当下并不是空穴来风。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对相对客观的实证性研究方法的引入, 则可以有效避免以研究者为中心的过于主观性 (尤其知名批评家垄断话语权威) 的弊端。比如, 对作品的优劣分析在研究者个人趣味的基础上, 如果能够佐之以阅读量、点击率、受关注概率、好评率、差评率这些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获得的具体数据, 所得的结论肯定会更让人信服一些。而随着数据采集信息的发展, 文学文本的“陌生化”程度、感染力等级也可以通过量化实验精确地计量出来。这显然有助于修正研究界充斥的“某某文学式微”、“某某流派繁盛”之类耸人听闻的全称判断, 为从个人意图出发的功利性企图设置必要的障碍, 改变当代性研究给人的浮躁虚浮、“动机不纯”之感。
　　再次, 在文学多元化、产业化的迅猛发展面前, 文学“当代性”研究滞后、失语、无效的弊端, 也可以借由大数据的技术手段来弥补。文学“当代性”研究以介入当代文学现场为特征, 然而由于近年来文学生产和传播越来越依赖于网络、市场化运作、文化公司, 而与研究者相关的传统文学期刊、出版社等在新一轮的文学机制变迁中开始式微, 当代性研究对文学现场的“介入”功能并不明显, 或者即使研究者苦心经营, 也未必能对市场化文学产生太大的作用, 主流文坛面对“80后”写作在新世纪异军突起时的无奈和无力就是一个例子, 而且这种不足在市场化文学越来越占主导的传媒时代会愈发严重。现在的文学研究多为批评者导向的研究, 聚焦于评价者本人的经验与趣味, 而非普通读者。读者的文学评价能力被低估, 文学评价过程被忽略, 是学界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比较起来, 西方学者对普通读者文学活动更重视一些, 像Jonathan Culler曾言, “一个人应该拿着调查问卷跑到大街上调查普通读者”来做研究。[16]54目前读者导向的研究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已相对容易了, 可以通过总销售量、排行榜、月推荐、周推荐等方式准确计算出读者反应情况, 而这正好符合此类文学看重读者市场的文化期待, 必将受到写作者的重视, 发挥研究的现实指导作用。在这一点上, 大数据分析对大众化流行文学的影响最大, 因为它擅长对新媒体上各种用户活动产生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总结, 不但能精准分析出哪种类型的作品受欢迎, 还能分析哪部作品的哪些情节、哪个人物形象更受读者青睐等细节问题, 能够直接影响到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读者的意见会启发作者, 使故事更加吸引人, 引起读者的兴趣;也会让作者为了迎合读者的期待视野而放弃自己的计划, 作者甚至会以“文学新闻化”原则直接对读者进行田野访谈。可以说, 大数据手段的介入已鲜明影响了作品的内容与形式, 而这最鲜明体现了新媒体文学的当代性。研究者必须正视这一事实, 将普通受众的意见纳入研究视域, 并有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现、发展出某种新的文学理论, 像有西方学者通过在报纸登广告征集读者来信, 并详细阐释这些信件中所包含的情感伦理的方式, 提出了“大众文化意识形态”与“大众主义”的理论。[17]181-196大数据时代的到来, 研究者通过技术手段可以获得更多信息, 完全可以利用它们为文学研究服务。
　　最后, 大数据在数据库、研究软件等层面的技术功能还能有效克服文学当代性研究零散化、浅表化的缺陷, 引领其向研究的历史纵深处发展。当代性研究的在场性与即时性往往被当成浅薄的“印象主义批评”而不被主流学界看好, 如有学者指出文学研究在“当代性和历史化之间游走和不平衡”, “历史化运动支持了当代文学学术空间与内涵的扩展”, 当代性批评则出现了“思想的匮乏与经验的停滞”[4]11-16。但事实上, 在场并不等于去理论性, 即时也不代表非历史化, 只是不少“当代性”研究成果因为缺少足够的资料支撑而容易沦为被学院派不屑的浅薄虚浮的“媒体批评”。大数据在数据库、资料库、图库等层面的技术建设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类研究浅尝辄止的缺憾。比如对于一部作家的新作, 传统研究可能只是基于对这部新作的印象式感知, 但若运用数据检索和数据分析技术, 则可以从其意象、修辞、句式的使用频率来具体分析作品的风格特色, 还可以联系到作家此前的作品或同代同类作家的作品, 从关键词使用频率的流变等层面分析其在作家创作谱系中的纵向创新点与同时代文学生态中的横向创新点等。对于被不少研究者所痛斥的当代作家自我重复和重复他人的浮躁写作现象, 以重复率检索的方法也能具体指出, 以摆脱印象主义批评的局限。至于作家年谱、作品接受史, 某一观点的学界争议情况等, 更可以广泛运用数据挖掘的方法来证实或证伪。应该说, 信息时代的大数据分析有利于文学当代性研究的学院化发展。 (1)
　　
　　实证研究:大数据时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大数据作为一种技术理念与实践, 带来的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方法论革新, 还是一种以实证主义为基点的研究路径, 讲求“言必有据、言必有理”的客观、科学、实践性研究品格。理论上, 当代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历史化或经典化学院派研究, 张旭东甚至说, “现代文学是被当代文学生产出来的, 文学批评是第一性的, 文学史是第二性的, 是批评定义了文学、界定了文学史的研究而不是相反。”[9]不过在实践层面, 与文学批评紧密相连的这种当代性研究并没有发挥其界定文学史的作用, 反而成为动辄被批判的对象。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必将强化其真正的当代性与实践性品格, 促使其担负起纵览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指陈作家作品的成败优劣、为文学史进行第一轮筛选的功能。可以预见的是,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 大数据及其带来的实证主义研究理念对当代文学研究的影响一定会愈益加深, 而且会成为未来的一种趋势, 如有感于当代学界过分主观化、浮躁化的种种弊端, 李遇春在2012年大声呼吁我们需要“走向实证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 “我们并不是简单地反对阐释, 但反对简单化地主观阐释。”[18]的确, 自我沉溺与自我利益为中心的主观化文学研究应该停止了。
　　国际层面, 大数据带来的文学研究方法论革新使其正好回应了近年来国际上对文学实证性研究的理论呼吁。实证主义是目前国际学界极具活力与潜力的一种理论思潮, 美国学者Miall.D.S早在2000年就放言, “早晚会有一天, 实证研究将统领整个文化研究领域。人们会通过实证来研究理论观念, 反思文学的本质和文化地位。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它一定能起到这种作用, 正如近两个世纪以来科学以实证主义方法将人们从神学和迷信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一样。”[19]事实上, 大数据与实证技术越发展, 实证主义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应用也会越深入和广泛。
　　历史上, 实证研究对中国文学来说并不是新生事物, 从中国清代的朴学, 到20世纪初胡适推崇的杜威实验主义、傅斯年“力主将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引入文史研究中来”[20]230, 都可以看到实证研究的影子。不过, 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 新中国成立后先是由于政治原因, 实证研究及其倡导者在中国大陆受到批判, 1980年代研究界对主体性的推崇、1990年代后的“理论热”、“西方热”等, 都使实证学风一直是处于备受“批判、质疑和冷落”的边缘境地[21]。究其原因, 有学者认为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重才子, 轻学人”、“过于认同研究者的先天感受能力”, “对于实践工作, 尤其是材料的考证工作价值估价过低所致”[22], 也有人认为其根源在于一是文学研究的“政治目的与实证学风难以相容;二是实证学风做学问的效率低”[21]。笔者看来, 这些原因都是可以理解的, 但不是不能克服的, 政治禁锢在改革开放已30多年来的当代中国学界已大大降低, 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而实证方法做学问效率低的问题在大数据时代亦不但不成为问题, 而且以5V高科技优势取得了其他研究方法难以望其项背的成果。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大数据对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各领域的研究已开始发挥作用, 古代文学、外国文学研究者亦兴致勃勃地撰文讨论。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 作家作品的海量增长势必会使其对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的需求比之20世纪文学更紧密、也更迫切, 反过来, 大数据信息技术的介入也势必会使当代文学研究更加凸显当代性品格, 并可以为在学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的实证学风插上腾飞的翅膀。因此, 如果说文学当代性确如某些学者所言“改变了‘时间的总体化逻辑’”、“包括已成为‘历史’的文学也在不同力量的支配下, 强行进入了当代并构成文学当代性的一部分”[23]25, 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改变当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则无疑强化了这一点。
　　行文最后, 笔者又不得不指出, 我们不能走向过分倚重大数据的另一个极端, 而是应该实证研究与美学研究相结合。大数据的方法论革新只是促使当代文学研究真正体现当代性的手段, 绝非目的。这里有三点值得关注:
　　第一, 实证技术的引入不能代替当代性研究固有的理论深度, 尤其是批判性理论思维。大数据的长处是对在线数据的整理、计算和分析, 但其只能作为精确而充实的论据去更好地证实研究者的观点而存在, 学术研究固有的理论高度不能降低, 尤其像文化工业理论、青年亚文化理论、社会性别理论等与当下文化现象紧密相连的理论多为批判性思维, 大数据以读者为中心的分析只能作为论证的起点或工具, 或可称为批判的对象, 否则就会与文化公司的数据分析无异, 而研究则会走向一种新的媚俗。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兴起“理论热”, 近来随着大数据的应用推广恐怕又会出现“技术热”, 但二者是相互补充、互动共赢的关系, 绝不能让后者挤压前者的学理空间。第二, 大数据时代实证主义加盟的文学当代性研究在增强客观性、精确性的同时, 不能消泯研究者本人的价值判断。有西方学者指出实证主义“只研究怎么样 (how) , 而不研究为什么 (why) ”[15]。这是由实证哲学本身的旨趣、特性决定的, 实证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决定性因素, 但这对于文学研究而言, 却只能是一种手段和工具, 研究者的才情、趣味、智性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和走向。大数据增强了文学研究介入时代现场的当代性品格, 但正如电脑需要人脑来控制一样, 它需要为研究者所用, 而不是相反。第三, 文学的文学性、人文性、精神性、情感性特质决定了文学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以经验与实证为基础的科学研究, 更不能被完全数据化。因此, 即使在大数据探讨热烈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 大数据的作用也主要体现为编年谱、资料库、图库等[24]。而对于当代文学研究而言, 在大数据的科学性与文学研究的人文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与张力, 以此在增强介入时代的当下和在场感的同时, 保持必要的理性精神与客观姿态, 才是其应对信息时代到来的题中之义与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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