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塔”理论下解读《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

时间:2019-10-17

　　摘要：当我们创造性地将“格式塔”与城市结合起来, 就是用“格式塔”心理学来诠释城市意象的深层蕴含。在《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 极权主义的渊薮和“第二巴比伦”是莫斯科社会空间的“格式塔”, 凸显了俄罗斯传统文化受到现代性侵蚀的本质, 莫斯科沦落为“死亡之城”。而莫斯科自然空间的“格式塔”却天赋着“圣城”的文化意蕴, 始终回响着“莫斯科即第三罗马”在不同时代的变奏。显然, 莫斯科自然空间的“格式塔”与社会空间的“格式塔”互为矛盾, 莫斯科由“永恒之城”逐渐坍塌为“死亡之城”。然而, 马卡宁在文本中塑造了彼得罗维奇等追求精神自由的“地下人”形象, 昭示着莫斯科将挣脱死亡之城的禁锢, 再现“基捷日城”的光耀。

　　关键词：莫斯科; “格式塔”; 永恒之城; 死亡之城; “基捷日城”再现;

　　“格式塔” (Gestalt) 原为德语的形式的意思。“格式塔”心理学认为, 当一个在形式上不完整的事物出现在人们的知觉范围时, 人的知觉会倾向于自动将其补全, 使其变成一个完整的事物, 即“完形”。可以说, “格式塔”心理学是一个重视事物整体意蕴的理论流派。“格式塔”整体论认为“所有的元素和分子都依附于整体, 拥有与整体相匹配的个体属性。”当我们创造性地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来诠释城市意象时, 城市便是由一个个凸显城市属性的“格式塔”构成。这样的“格式塔”是人们通过对城市的观察、触摸、倾听、闻嗅等方式在头脑中综合作用, 最终产生对城市的整体意象。

　　莫斯科作为一座城市, 既是一个空间概念, 也是一个自1147年建城之日起延展了870年的时间概念。因此, 当弗拉基米尔·马卡宁以莫斯科为其作品《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的时空背景时, 它实质表征着从历史的时间暗线和当下的空间明线的角度, 借城市意象的“格式塔”对作品中的莫斯科形象的历史嬗变进行提纯和概括。所以, 莫斯科城市的“格式塔”可以从苏联解体前后的城市空间中来建构。马克思认为“城市空间是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的统一体”。按照“格式塔”整体论的范式, 《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莫斯科城市的“格式塔”势必由自然空间的“格式塔”和社会空间的“格式塔”共同垒起。

　　一、莫斯科自然空间的“格式塔”———永恒之城

　　马克思指出, 自然空间“主要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建筑和公共场所等物质形态, 这种空间是在‘自在自然’的基础之上, 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和发展的并成为城市居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的自然空间形态。”作为文学作品, 《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主要反映的是解体前后的俄罗斯人的思想及社会活动。作为与社会空间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小说的情节虽然在社会空间中展开, 但它是属于自然空间中的社会空间, 两个空间重叠相套, 相互作用。因此, 解读作品中隐含的自然空间“格式塔”十分必要。

　　通常, 视觉感知是探索城市的自然空间“格式塔”最直接的方式。由于生理条件的局限, 人类的大脑并不能对所有观看对象形成记忆, 而是选择性地对视觉上突出的对象产生印象。莫斯科自然空间中地上的山丘河流、地面的街区、地下的地铁站就是最易被人捕捉的“格式塔”。

　　(一) “七座山丘一条河”的“格式塔”

　　在《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 马卡宁谈到了莫斯科的山丘:“窗外是巨大的建在七丘之上的城市。”这里隐含了莫斯科自然空间中“七座山丘一条河”的地理布局:几座小山丘环绕组成莫斯科, 弯弯曲曲的莫斯科河横穿整个城区。

　　其实, “七座山丘一条河”单独看只是普通的自然景观。然而, “格式塔”整体论认为, 人类倾向“完形”的知觉活动决定了人们会主动地将河流和山丘置于莫斯科城市的背景下, 联想到莫斯科最初是由长手尤里下令在莫斯科河岸建立起来的历史, 莫斯科河通往背后所隐藏的文化意蕴, 感到符合观看者的心理需求。《圣经·启示录》里提到“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 明亮如水晶, 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莫斯科河与《圣经》中描述的河流一样是穿城而过, 并且也分出许多道支流, 如同天堂的河流出现在尘世, 因而富于永恒性。同样, 莫斯科的山峦是与“七丘之城”的神话密不可分的。“据历史学家确认, 莫斯科是由七座神奇的山丘组成。它们是波罗维茨、斯列坚斯科、特维尔、三头山、列弗尔托夫、沃罗比约夫和传奇的施维夫。”莫斯科之所以被称作“七丘之城”不仅是因为它的自然地貌, 更是因为它仿佛印证着“莫斯科———第三罗马”学说的宗教、政治、文化内涵。“七丘之城”一词最初指建于七丘上的古罗马城, 为古罗马帝国重要的政治和宗教中心。在古罗马帝国和拜占庭王国衰落后, 莫斯科公国迅速崛起。普斯科夫的长老菲洛费伊提出莫斯科是继罗马和君士坦丁堡之后的第三个罗马, 莫斯科成为东正教的扞卫者和传承者。这一学说孕育了俄罗斯民族的弥赛亚精神, 即俄罗斯民族是上帝的选民, 负有拯救世人的使命。莫斯科因此成为全宇宙唯一的基督教中心而被上帝赐予永恒性。而马卡宁在小说中也指明莫斯科是“建在七丘之上的城市”, 正是在隐喻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宗教历史内涵赋予它的神圣永恒性。至此, 人们通过心理上的完形, 形成了具有永恒性的“七座山丘一条河”的“格式塔”。

　　(二) 历史特色街区的“格式塔”

　　“城市不仅仅是一个故事的发生地、一段情节所依托背景, 城市更承载着作家个人的现代性感受, 成为作家的心理镜像。”马卡宁在作品中描述了特维尔街区、阿尔巴特大街等莫斯科独具历史特色的街区。这些着名街区被俄罗斯人赋予了俄罗斯经典文化神圣崇高的内涵, 形成了历史特色街区的“格式塔”。

　　首先, 在“处女地。第一批应招者”一章中, 彼得罗维奇和韦罗尼卡乘坐的地铁到达特维尔站, 彼得罗维奇认为他们正挨着特维尔林荫路, 而韦罗尼卡却反驳道, “我们正挨着普希金通过呢———挨着普希金和近卫重骑兵军官们, 挨着俄国生活中那个可惜太短促的文艺复兴时期, 那仍是我们至今不可企及的梦想啊”。彼得罗维奇所说的特维尔林荫路是特维尔大街上的一个左翼支路, 左侧有普希金咖啡馆, 右侧则有普希金艺术剧院;而韦罗尼卡所说的普希金雕像则在特维尔大街中的普希金广场上。大街上, 关于普希金建筑的数量如此之多, 是因为在他之前, 俄罗斯并没有自己骄人的文学业绩, 普希金的出现, 犹如一颗光芒万丈的太阳, 照亮了俄罗斯的文坛, 带着俄罗斯文学走进了黄金时代。他的作品“燃烧着自由之火”的灵魂, 至此追求自由成为黄金时代俄罗斯文学的精神旨归。文中韦罗尼卡所表达的正是对这一自由的黄金时代的渴望, 她明白被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压制的现代俄罗斯文学像折翼的天使不能承受历史赋予的沉重使命, 因此梦想着俄罗斯文学能羽翼丰满再次焕发光彩。俄罗斯民族及其文化基因表现出对精神自由的崇拜, 对人性善的赞美, 这是俄罗斯灵魂中最精华的部分。特维尔大街和特维尔林荫道上, 这些雕像和建筑彰显着俄罗斯民族对于文化的尊崇和自由的诉求, 使得整条大街富有一种文化的神圣感。

　　其次, 在“在战神的标志下”一章中, 洛维亚尼科夫认为解体后的俄罗斯是唯利是图的一代, 早已失去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内涵。他称赞彼得罗维奇是“腋下夹着小说行进在莫斯科街道上的整个一代”, “您是一个时代的英雄。您是文学人, 即使您不写也罢!您的包着小说的纸夹仍然在腋下。阿尔巴特大街的微风仍然吹拂着白色的细带儿……”这令彼得罗维奇想到了六七十年代的苏联文学受解冻思潮的影响, 人的个性与命运成为关注的焦点。“光明的缝隙”呈现在老阿尔巴特大街上, 随处可见讨论文学与自由的年轻人。彼得罗维奇对那个时代的怀念之情与韦罗尼卡渴望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复现不谋而合。老阿尔巴特大街作为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大街, 历史性建筑雕塑、文学博物馆、艺术剧院等各类文化活动充斥其中。马卡宁把文学的一代置于阿尔巴特大街上, 正是突出了他们对过去经典俄罗斯文学的尊敬, 对文学表达的精神自由的追求。阿尔巴特大街由此获得了俄罗斯文化追寻自由的神圣内涵。

　　(三) 地下艺术宫殿的“格式塔”

　　莫斯科地铁作为城市的地下空间, 在作品中, 自有其文化隐喻的神圣性。主人公彼得罗维奇认为“这几十年莫斯科地面上建筑得多么恶心, 而在地面下, 在下面, 把地铁, 一站一站地, 塑造得多么够味”, “许多人的灵魂向往着这里, 向往着拱顶之下, 躲开白昼的眼睛。”苏维埃掌权后, 在地面上修建了大量苏式建筑, 它们大都具有尖尖的顶端, 中央对称, 高耸入云, 象征着苏维埃第三国际的神话。而地铁站虽然也是苏联共产主义成就与实力的浓缩, 但却是一座展示俄罗斯文化艺术的地下宫殿。地铁站内被配以欧陆式的古典饰文和各种灯饰、壁画、雕塑等艺术品。走廊两侧嵌着一幅幅世界名画, 或者浮雕, 甚至安放了诗人马雅科夫斯基的半身像。这里, 莫斯科的经典、奢华的贵族气一览无余, 俄罗斯文化的精华齐聚于此, 昭示了俄罗斯文化的永存, 人们不禁对这些经典文化中所展现的俄罗斯灵魂产生敬畏之心, 在心中自然把莫斯科的地铁站置于神圣的地位。“地下的俄罗斯文化宫殿———地铁站”似乎是“基捷日城”的隐喻。传说, “基捷日城”因虔诚的祷告而在鞑靼入侵时获救, 整座城市沉没到湖底, 得以永存。如今, 莫斯科的地铁站将真正的俄罗斯经典文化、俄罗斯传统转移到“地下”, 就像“基捷日城”在地下永久保留。所以, 葆有个性的彼得罗维奇才如此偏爱地铁站, 是真正的“地下人”;而在“地面上”那些千篇一律的“赫鲁晓夫卡”建筑则是这座城市的文化糟粕, 生活在其中的人成为失去灵魂、为追逐物质利益而癫狂的群魔。地铁站由此获得了“地下艺术宫殿”的“格式塔”, 被赐予神圣永恒性。

　　“七座山丘一条河”的“格式塔”“历史特色街区”的“格式塔”“地下艺术宫殿”的“格式塔”分别体现出莫斯科自然空间地上、地面、地下的神圣永恒性, 向世人昭告了莫斯科永远不会毁灭的“圣城”本质, 这些“格式塔”最终汇聚成莫斯科自然空间的“格式塔”———永恒之城。

　　二、莫斯科社会空间的“格式塔”———死亡之城

　　与自然空间相比, 马克思认为“社会空间主要指城市空间中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活等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在文学作品中, 城市社会空间的“格式塔”是读者主动在心理上构建完成的。以《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为例, 读者通过阅读, 主动参与了莫斯科的社会空间“格式塔”的建构过程。毋庸置疑, 莫斯科的社会空间意象是由作者马卡宁塑造的, 但在阅读中, 读者对莫斯科社会空间的解读起着重要作用, 这是一个将相关意象碎片组合起来进而形成与作家的创作意图吻合的“格式塔”心理过程。置身于这些莫斯科社会空间中的人、组织机构, 连同他们之间的活动等, 在读者的心理作用下逐渐聚合成了莫斯科社会空间的“格式塔”———极权主义渊薮、“第二巴比伦”的意象, 它们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俄罗斯传统精神内核遭到现代性腐蚀的本质, 最终沦为一座死亡之城。

　　(一) 极权主义的渊薮

　　奥地利的精神分析学家威尔海姆·赖希曾说:“任何一个人在其性格结构上都具有法西斯主义的情感和因素。”这种性格称之为“极权主义性格”, 鼓吹弱者屈服强者的超人理念, 表现为一种施虐—受虐的性本能冲动。极权主义性格在施虐者与受虐者双方身上都得以体现。马卡宁的这部小说形象地体现了极权主义施虐者为了“未来的善”的终极目标, 施用现代规训权力技术来规训受虐者, 使人们的个性与自由彻底丧失, 成为极权统治下的一颗螺丝钉, 从“善”的目的, 走向“恶”的结果的社会图景。马卡宁所刻画的莫斯科社会空间是苏联极权主义甚嚣尘上之时, 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压抑控制整个社会意识的错位空间, 弥漫着施虐—受虐的社会关系, 其中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组织机构都单独构成一个个展现极权主义性格的微型“格式塔”。

　　首先, 筒子楼是苏联极权主义应用现代规训权力技术的空间。作为施虐者, 极权主义者制定了一套迥异于法律的“纪律”, 并划分出封闭性的场所, 这种封闭是通过“单元定位或分割原则”来进行的,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固定的位置。文中的筒子楼“住着成千的人。没有成套的住宅。每个房间都住着人, 有的还是两三个”。“有着走廊的迷宫, 有着人的永恒的拥挤, 他们的‘平米’的拥挤———板墙的、镶木地板的、居住的、有着百年气味的‘平米’的拥挤。”拥挤的排列格局和明确的号码设置就是为了便于极权主义施虐者每时每刻监督他们的行为, 控制他们的思想。作为受虐者, 筒子楼居民在这种监控规制下逐渐被极权主义驯服, 成为精神匮乏的庸人。他们知道自己被监视, 因此“嘴巴还是把牢点儿好”。偶尔有无法忍受的情况, 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向城市“游荡者”、无根基的“看门人”“懂点儿什么”的准作家彼得罗维奇倾诉。工程师古里耶夫只有在醉醺醺的状态下, 才敢向彼得罗维奇隐晦地表达自己尚未泯灭的个性———承认上帝的存在。此外, 筒子楼居民已经被苏联极权体制规训得成为没有个性且可资利用的工具, 是极权主义“纪律”的归顺者。他们对彼得罗维奇的驱赶不仅是因为他可能会是“平米”的竞争者, 更是因为他是精神层面的人, 不在乎极权主义社会里的任何法则。这引起了各楼层的恐慌, 以至于产生了将他驱赶出去的急迫感。怕殃及自身的集体主义的本能, 使原本处于受虐者地位的筒子楼居民瞬间转变为极权主义的施虐者, 他们漠视、辱骂、驱赶彼得罗维奇。这是苏联极权主义规训的成果, 筒子楼居民彻底沦为极权主义的帮凶。筒子楼的社会空间, 塑造了筒子楼居民的极权主义性格, 他们与极权主义体制, 与反抗极权的彼得罗维奇形成了极具张力的施虐—受虐的“格式塔”。

　　其次, 精神病医院是苏联极权主义驯化人的实验室。精神病院不仅意味着灭绝人的尊严, 而且以“科学实验”的名义实施着杀人的恐怖主义, 消灭人类一切精神性的东西。作品中, 精神病院的病区走廊没有窗户, 走廊是病人唯一能活动的地方。在这种封闭的空间里, 极权体制运用现代规训技术来实施其铁一般的“纪律”。每一个病人都被镶嵌在一个固定的床位上, 任何微小的活动都受到监视, 任何情况都被记录下来, 每个病人都被不断地寻找、检查和分类, 划入顺从或不顺从病人的范畴。精神病医生伊万通过规范化裁决把病人分为抑郁性和躁狂性。相对于抑郁性病人对威权的驯顺, 躁狂性病患从行动到思想都坚决不屈服于那种强权。彼得罗维奇因为入院时癫狂的行为与言语而被伊万归入到躁狂性病人的群体。为了让彼得罗维奇坦白“罪行”, 先是对他捆绑、注射麻痹药物, 后来又把他划入关押刑事犯的第一病室。在那里医生和护士对病人是“一根血管一根血管地, 一根毛细血管一根毛细血管地灌药的。从脚趾头到囟顶都浸透了。”除了现代规训手段外, 彼得罗维奇还经受了医生和护士软硬兼施的审问和恫吓, 没完没了的殴打。他作为人的感觉逐渐消失, 越来越成为“遗矢人”。总之, 精神病院里施虐者———医生和护士对受虐者———病人规训的终极目的就是让病人彻底沦为丧失尊严与个性的极权主义工具。这些情节在读者心中呈现了极权主义施虐———受虐的“格式塔”。

　　再次, 莫斯科的街道和警察局也是极权主义施虐者规训受虐者的社会空间。警察、治安队员等职业群体是这些空间里的主要施虐者, 在街道上, 一旦发现有人“不守秩序”, 就把他带回警局接受审讯, 施以精神与肉体上的虐待。作品中有一个情节叙说买砂糖的队伍发生了打斗, 警察和义务治安队立即出现, 好似早已设下埋伏守株待兔。受牵累的彼得罗维奇也被带到警察局受审。彼得罗维奇的倔强反抗激起了治安队的残酷压制, 先是殴打, 然后把他关进有着一个远远窗户的牢笼里。“在那个黑暗的窗口里, 仅仅漂浮着两三根银白色的细丝。可以猜出天上有个月亮。”作为警察局职能的核心象征, 牢笼专门用来羁押现存制度的反抗者, 通过剥夺人身自由来控制其思想。唯一与外界联系的窗户也是小小的, 看不到月亮, 这意味着反抗者在牢笼里失去自由, 只能看见一点自由的光亮。莫斯科的街道和警局已经成为承载极权主义施虐—受虐社会关系的空间, 极权主义施虐—受虐的“格式塔”就此形成。

　　以上这些情节片段又在读者心中形成了重重叠叠、环环相扣的极权主义施虐—受虐的“格式塔”, 最后完形成一个整体“格式塔”———极权主义的渊薮, 显露出极权主义体制戕害人性的本质。

　　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中认为极权主义政权是依靠群众的力量来建立运作的。群众是没有明确目标的阶级组合, 他们潜在地生存于每一个国家, 善于无动于衷的容忍。“对他们而言, 比可能胜利的目标或可能成功的具体努力更重要的是:只要是胜利, 无论是什么目标;只要是成功, 无论是何种企图。”极权政体抓住了群众的这一特点, 迅速发展起来;同时, 由于群众的反复无常性, 极权政体要想继续掌权, 必须采取一切手段使极权主义运动不断运转:废除自由, 甚至是消灭一般人类天性, 在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永久地统治每一个人。苏联极权主义体制便是这一例证, 它彻底歪曲了共产主义理想, 其意识形态认为自己找到了历史发展的关键:只有一代又一代人前赴后继地奉献与牺牲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理想天堂, 因此这些牺牲与奉献也是实现理想的必要前提。“在极权主义社会的毫无意义之上, 悬置着意识形态迷信的荒谬超意义。”为了实现这一超意义, 为了使极权体制长存, 苏联当局选取恐怖和灌输的方式来摧毁被普遍称为人类尊严和个性的一切迹象。因为, 缺少智慧和创造力是对极权政体忠诚的最好保障, 是成为极权体制机器运转下一颗没有主体意识的螺丝钉的必备条件。这从根本上解释了小说的社会空间里不断上演人的个性与自由被扼杀的惨剧的原因。

　　(二) “第二巴比伦”

　　在《圣经》里, 巴比伦之城不仅荒淫无度、穷奢极欲, 而且以背弃上帝, 崇拜邪神着称。《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展现的莫斯科如同巴比伦之城一样, 整个城市呈现出一派纵情声色、欲壑难填的末日景象。在“格式塔”整体论的视阈下, 文本中所展现的各色人的肉体欲望、物质欲望、功名欲望成为读者心理上最易获得的具象“格式塔”, 它们层层递进最终汇聚成“第二巴比伦”的“格式塔”。

　　首先, 在筒子楼、精神病院等社会空间里到处弥漫着庸俗的性爱关系。彼得罗维奇与筒子楼的女性:女医士塔基雅娜、工程师妻子维拉、将远嫁到乌拉尔地区的卡什塔洛夫之女等人的性爱, 完全是男女双方将性视为填补空虚、消除无聊的游戏。他与季娜伊达的性爱则是两个孤独的老人互相慰藉的庸俗方式。在精神病院中, 医生伊万与女护士茵娜的性爱也是为了打发医院枯燥无聊的生活。电脑商杜洛夫更是借助妓女来满足欲望。当杜洛夫的保镖恳求妓女简简单单地来一次时, 妓女给了他一拳, 他却不敢回敬, 只因“她的乳房和大腿是有定价的”。在莫斯科, 因爱而性的传统爱情观已演变成“付钱的而且是订购的爱情”。人们恣意地追逐性的感官享乐, 构成了肉体欲望的“格式塔”, 显示出社会生活空虚和庸俗不堪的本性。

　　其次, 生活在莫斯科社会空间的居民彻底沦为物欲的奴隶, 构成了一个个物欲的“格式塔”。一些“被束缚在一个较为狭隘的空间, 被空间的狭小和灵魂的狭小憋闷得喘不过气来……从而有着强烈的、拓展属于自己的空间的欲望”的筒子楼居民, 不肯面对现实, 接纳新生事物或改变自己固有的生存模式和做人信条, 在目睹新俄罗斯人洛维亚尼科夫过上富裕生活之后, 失落感和嫉妒感油然而生。对物质财富的强烈欲望扭曲了他们作为人的精神品格。他们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 企图逼洛维亚尼科夫交出住宅。同样, 莫斯科的男人们早已被苏联计划经济的“大锅饭”养得失去了拼搏的斗志, 习惯于过着被安排好的生活。解体后, 市场化的竞争机制迫使他们投身于追逐财富的洪流中。可是他们在心理上难以适应这种翻天覆地的改变, 自己身上也不具备获得财富的能力和智慧, 最终只能在绝望中放弃自己。“地下人”科斯佳·罗戈夫就因无力承担家人希望其成为作家的梦想, 而内心崩溃, 以死解脱。至于赶着上班的人群, “仿佛是拖着重载的筒子楼拉车马, 负重的劳工”。他们为了生存, 早已失去了灵魂。这里, 后消费时代所崇尚的物质至上的生存原则如同蛆虫一般, 正在蚕食着莫斯科的社会空间乃至莫斯科人的心灵空间。这些人身上凸显了人在精神异化之后对物质财富过度迷恋的本性, 他们一起汇聚成了物质欲望的“格式塔”。

　　最后, 作品中人们赤裸裸地追逐功名利禄之心, 构成了功利欲望的“格式塔”。济科夫和斯莫利科夫为了维护自己的名利, 一个不断地违心演讲、过着虚伪的生活;一个靠转卖与“地下人”朋友间谈话来获取利益。但是, 与斯莫利科夫为获得名利完全趋附政权不同, 济科夫只是表面应和当局, 内心却厌恶这种说假话的不自由生活。他依然在乎与“地下人”的灵魂沟通。精神病院的医生们也表现出对权力的不断追逐。医生伊万和霍林—沃林为了升职, 致力于让患者变成无个性无思想的废物, 以此向极权政体邀功。然而, 他们并不是苏联极权的忠实信仰者。在文中, 伊万和霍林—沃林借着酒劲儿统计了俄罗斯的“恺撒们”:“沃罗佳、奥夏、赫鲁希、廖尼亚、米沙、亚纳耶夫、鲍里斯……”这些人指的正是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亚纳耶夫、叶利钦等苏联领导人。这里的“恺撒们”暗喻了苏联领导人就像恺撒一般对国家进行专制独裁的统治。精神病医生们借酒话批判了苏联极权制度, 明显说明他们内心是反对极权制度的, 但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功利欲望, 不得不放弃自己属于人的个性。

　　“诺斯罗普·弗莱认为, 《圣经》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存在两种基本意象:恶魔意象和启示意象。恶魔的新娘指《启示录》中所提到的大淫妇, 即巴比伦和罗马, 被称为‘反基督的情妇’。”在《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韦罗尼卡、廖夏等女性具有《圣经》上所说的大淫妇的特质, 由此获得了恶魔新娘的形象。她们尽管外表有着中介新娘堕落的特性, 但本质却是利欲熏心的, 身上含有诱惑并耗损和戕害男性的意蕴。从权力位置下跌落的廖夏是真正的趋炎附势者, 她把彼得罗维奇视作“污泥”, 企图利用“污泥”来自轻自贱以换回重新成功的机会。而韦罗尼卡没落时, 利用肉体来骗取彼得罗维奇的关心照顾。一旦获得“浮出水面”的机会, 她便毫不犹豫地踹开彼得罗维奇奔向自己的“光明前程”。彼得罗维奇企图在她们身上寻找到像《罪与罚》的索尼娅那样神圣救赎性, 然而她们身上却只有冷漠自私、薄情寡义。在真情与功利面前, “恶魔新娘”们始终以功名高于情感为游戏规则, 她们从不拯救人, 而是戕害人, 名利才是她们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 恶魔新娘形象揭示了莫斯科仿佛是“第二巴比伦”的城市隐喻。马卡宁在文中形容韦罗尼卡为“她整个都在自己的七丘之上”;而廖夏“雪白的身体, 像一座山, 占据着我身边的整个床铺, 山当然是安安稳稳的。”这里恶魔新娘淫荡的身躯如同整座莫斯科之城躺在“七丘之上”。《圣经:启示录》也有相似的言论:“‘大巴比伦, 作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那七头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 又是七位王。”“七头”, 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七帝国的都城, 暗指魔鬼撒旦所建立的邪恶的政权;“大淫妇”则指的是充满罪恶的城市;兽的七头之首则指的是巴比伦, 魔鬼政权的起始点。在这样的语境下, 莫斯科的七丘就如同兽的七头, 莫斯科的女性们躺在山丘上就如同《圣经》中大淫妇骑在兽上。这里, 马卡宁借着莫斯科七丘之城的典故和《圣经》中大淫妇的隐喻性, 说明了莫斯科由“七丘之上”的“圣城”堕落为“妓女之城”, 成为邪恶城市的代名词———“第二巴比伦”。

　　莫斯科向“第二巴比伦”的蜕变是由多重因素造成的。首先, 过去苏联时代的“冷战神话”“政治神话”“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神话”相继破灭, 共产主义信仰遭到贬斥。整个社会掀起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否定苏联的狂潮。这使得曾经坚定信仰共产主义神话的人们惊慌失措, 没有了归属感而陷入混乱。其次, 后苏联时代宣传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在精神上束缚人们的个性与自由。为了灌输这一意识形态, 苏联当权者运用现代规训权力技术把人像动物一样驯化, 恐怖是其本质。这种长时间压抑人的自由本性的生活, 使得人们对后苏联时代的极权主义体制产生恐惧和厌倦。解体后, 人们借助对内心欲望的放肆释放来转移、宣泄这种压抑性的恐怖感。最后, 随着苏联解体, 面向西方的铁幕倒塌, 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潮、大众文化等资本主义后消费文化席卷俄罗斯。加之, 俄罗斯急于向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转型, 社会被强大的物欲所裹挟, 到处弥漫着一种追名逐利的市侩风气。在这种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 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长久地无人过问。这对于过去已经习惯了被苏联极权体制监管的大众来说, 他们完全没有做好自由选择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立场的准备。这使得俄罗斯人被动地接受那些缺乏深度模式的、后消费时代文化的影响, 进而在扭转苏联时代极权主义价值取向的同时矫枉过正, 一时间, 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盛行, 人与人间冷漠残酷, 文化需求和兴趣低俗化、娱乐化等。这是物质文化的空前膨胀造成个体自主性和创造性的丧失, 说到底是现代化工业文明腐蚀的结果。

　　三、莫斯科城市的“格式塔”重构———“基捷日城”再现

　　在“格式塔”整体论下, 城市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形成的“格式塔”应是和谐的, 以便建构好的城市的“格式塔”。然而, 解体前后莫斯科自然空间的“格式塔”的永恒神圣性与社会空间的“格式塔”的腐朽堕落性互为矛盾, 导致莫斯科难以形成正面意义上的城市的“格式塔”, 由“永恒之城”逐渐坍塌为“死亡之城”。

　　令人惊喜的是, 马卡宁并未像后现代主义作家那样一味地解构和批判苏联解体前后混乱的社会现实, 不断哀叹莫斯科晦暗不明的城市意象, 而是发挥其后现实主义文学特点, 表现出与混乱的世界决不妥协的积极立场。在《地下人, 或当代英雄》中, 马卡宁塑造了彼得罗维奇、韦涅季克特等坚决维护自我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地下人”, 他们不自觉地充当了莫斯科城市整体意象的“格式塔”。彼得罗维奇为了保护自己的个性不要住房、不要婚姻, 甘愿生活在社会的底层, “打击哲学”是其生活准则。面对警察的侮辱性审问, 他以暴力还击, 决不允许自己的尊严被侵犯;面对高加索人对他身份的侮辱和丘比克对他地下人名声的诬陷, 他以杀人这一极端方式扞卫自我;面对精神病医生与护士们非人的折磨手段, 他仍没有放弃维护个性尊严, 努力找回主体的感觉。而他的弟弟韦尼亚在精神病院多年接受强制治疗的生活里, 退化到儿童的智力, 只会抑郁地点头:是的……是的……, 似乎个性早已消失。但当他被护理员挟持时, 他一把将他们推开, 仿佛说:“你们不要推, 我自己走!”“甚至挺直了身躯, 他是骄傲的, 在这一瞬间是俄国的天才, 他被摧残、被屈辱、被推搡、一身粪便, 可是仍要说你们不要推, 我会走到, 我自己走!”尽管备受摧残折磨, 人的尊严和个性在他身上却没有消失。

　　可以看出, 作者笔下的“地下人”不仅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 更是指对当前地面上混乱腐败、压抑人性的社会生活的不苟同, 而主动选择生活在地下, 以坚守个性与自由的群体。他们在读者心中拼凑成一个个维护个性自由的小“格式塔”, 暗示了莫斯科将如代表一切消失了最优秀的俄罗斯文化传统的“基捷日城”一样, 再现辉煌。总有一天, “地下人”成为地上人, 隐匿的“基捷日城”将重现。

　　注释

　　(1) 闵学勤.感知与意象:城市理念与形象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7:103.
　　(2) 唐旭昌.大卫·哈维城市空间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4:241.
　　(3)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启示录[M].上海: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2007:291.
　　(4) 傅星寰.俄罗斯文学“莫斯科文本”与“彼得堡文本”初探[J].俄罗斯文艺, 2014 (4) :4-10.
　　(5) 傅星寰, 骆建嘉.论普希金笔下的彼得堡城市空间[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6, 39 (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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