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代小说对于家族遗传问题的思考

时间:2019-10-17

　　摘要：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遗传学及其相关理论对哈代的小说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对哈代小说中人物命运及其成因的分析, 发现遗传学理论不仅影响了哈代的创作思想, 还成为他小说艺术的重要因素, 促进其小说的科学化与现代化形态的形成。

　　关键词：哈代; 遗传学; 小说创作;

　　20世纪以来, 国外文学研究者如英国学者英厄姆 (Patricia Ingham) 和理查森 (Angelique Richardson) 等已开始关注哈代小说中的家族遗传问题, 但研究成果为数不多, 且研究重心在于哈代小说创作的语境与19世纪遗传学发展成果之间的关系。国内对于哈代小说中的家族遗传问题研究, 至今仍然处于空白状态。本文从哈代的小说文本切入, 探讨其小说对于家族遗传问题的思考, 以及遗传性特征与小说人物及主题之间的关系问题, 进而阐述19世纪遗传学发展对哈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一、19世纪西方的遗传学思想发展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西方的遗传学思想在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以进化论先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学说为主导的。到了19世纪中叶, 达尔文在拉马克学说的基础上, 于1868年发表着作《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 提出并深入论述了遗传学“泛生”概念, 认为自然界所有的生物体各部分的细胞中, 都带有一种特定的、被称为“胚芽”或“泛子”的遗传物质。这种“胚芽”或“泛子”, 可由各系统出发, 通过血液循环而集中于占主导地位的生殖细胞, 自然而然地传递给自己的子代, 使子代呈现亲代的特征, 并且可以自然而然地再次传递给自己的子代, 以至于无穷, 但环境的改变可以使“胚芽”或“泛子”的性质发生变化。这就是早期的现代生物遗传理论。从本质而言, 这种遗传学理论是进化论十分重要的部分。1892年, 德国生物学家魏斯曼在达尔文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有关遗传物质的种质学说, 认为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体, 都是由种质和体质组成的, 体质可以随个体死亡而消失, 种质则不会如此, 而是由亲代传递给后代而成为一种遗传物质, 并世代传递、连续不绝地呈现出一种亲代的特征。他还认为, 虽然环境的改变可以使“胚芽”或“泛子”的性质发生变化, 然而亲代的种质特征却不会改变。这种理论是对达尔文遗传理论的一种新发展, 进一步论证了亲代的种质特性是生命延续的基础, 解释了世界上所有的生物之所以能够延续并发展的内在动力与原因。

　　然而, 约翰·穆勒却在《自传》中表达了对上述遗传学理论的质疑。他说:“当前有一种普遍的倾向, 认为人的性格中一切突出的特征都是先天固有的, 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这种看法是理性处理社会问题的最主要的障碍之一, 是人类完善提升最大的绊脚石之一。”[1]显然, 他的观点是对遗传学理论的一种反思, 认为不是一切都不可改变, 人类社会的一切并不都是由遗传所决定的, 遗传本身也是不可预见的、复杂的。事实上, 不可预见性和复杂性一直都是遗传的特征, 并且为相关的遗传理论所论述。在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中, 达尔文也表达了对遗传中不确定性的认识。他说:“控制遗传的法则还不太清楚;没人能说出为什么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和不同物种的个体, 它们之间的共同特性有时候遗传, 有时候又不遗传。”[2]由此可见, 遗传学理论中对于遗传的特征与过程, 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甚至有的时候还是相互对立的。然而, 遗传学应用及其相关的理论探讨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遗传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一直受到关注, 并且影响了当时诸多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

　　对于文学与艺术的影响, 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在夏洛蒂·勃朗特的半自传体小说《维莱特》的开篇中, 作为故事叙述者的女主人公露西·斯诺, 在描述其首次在教母布莱顿夫人家做客的经历时, 就提到了遗传现象及其理论观点。布莱顿夫人的儿子“格雷厄姆继承了母亲的身高、健康和温和的性情, 但却很遗憾地没有继承母亲的面色”[3]。对于想要探索和描述人物性格怎样从无限可能性中发展而成的作家来说, 遗传似乎是一种相对直接而有价值的情节设置手段。在《奥立弗·退斯特》中, 出身和寄养在贫民寄养所的孤儿奥立弗·退斯特, 由于自己的天性和遗传所发生的作用, 身上体现出一套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从而表现出种种美德。小说里这样写到:“天性或遗传却在奥立弗的胸怀里播下一颗善良而坚毅的心灵”[4]。由此可见, 在19世纪的英国小说里, 描写遗传对于主人公产生影响的小说作品不在少数, 比如《呼啸山庄》、《简爱》等等。限于篇幅, 在此, 笔者只谈谈达尔文在进化论中提出的遗传学观点对于哈代小说所产生的影响。

　　在《物种起源》的“分类” (Classification) 一章中, 达尔文说:“自然系统是按谱系分布的, 就像家族谱系一样;所谓属、亚科、科、派、目、纲等不同的等级分类表明不同群类所经历的改变程度”[5]。也是在这本书中, 达尔文以语言现象为例, 认为人类社会语言的起源和发展, 也能通过这样的族谱图式, 得到最好的呈现与说明。作为小说家的哈代对人类家族血缘的兴趣, 与达尔文遗传学的核心观点产生了一种少有的交汇, 甚至是高度的共鸣。在一首题为《遗传》 (Heredity) 的诗中, 哈代让诗中的主人公对镜端详, 发现自己与从先辈遗传下来的特征存在巨大的关联性, 并感叹家族遗传的奇妙感觉。这首诗几乎没有其他内容, 主要就是对于那个时代产生的人类遗传观点的一种诗性表达。因此, 可以作为哈代创作受到当时遗传学理论影响的最好注脚, 也是哈代汲取遗传学思想的有力证明。在长篇小说《卡斯特桥市长》中, 作为主人公之一的伊丽莎白—珍妮, 其睡眠中的面容实实在在地、明明白白地再现了其生父理查德·纽森的面庞。哈代通过小说中的叙事者, 直接表达了对于家族遗传的独特看法:“人在睡觉的时候, 遗传的真相、祖先的轮廓、故去者的特征, 都会浮现出来, 而这些东西在生气勃勃的白天都会被掩盖和埋没。”[6]127哈代认为, 世界上任何人物都是家族遗传的结果, 只是在白天的时候不易表现出来, 而到了夜间则可以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 从其面容上可以看见多少代以前祖先们的影子, 从而说明作家的基本观点, 那就是遗传学说的可靠性与科学性。像这样的描写, 在哈代的作品中还有不少。在《苔丝》中, 关于家族血统方面的内容也有相当丰富的呈现。正是家族遗传使少女苔丝过早地显出成熟的面容与体形, 她“丰满的面容和发育成熟的体形, 使她看上去超过了她的实际年龄, 像个成年妇女。她从母亲那里遗传了这种与年龄实际不符的外形……”[7]38作家在对于女主人公苔丝具体而详细的描写中, 指出了家族遗传对于她的意义与价值, 这样的描写与呈现为其后来的故事发展及其生命的悲剧, 作了一种可预见性的铺垫, 也体现了哈代所具有的遗传学思想。

　　哈代从早期到后期的多部小说, 都有出身于古老贵族血统的人物点缀其间, 并且这样的内容在小说主题的表达与思想的探索中, 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作为一个作家与诗人的哈代, 十分关注家族遗传对于人物所产生的影响, 也特别注意小说里的人物之所以是如此的形象与性格, 与其家族遗传之间的必然联系。如果他没有接受当时兴起的遗传学及其理论, 则不会有这样丰富而具体的创作, 从此意义上可以说, 哈代正是那个时代的遗传学的接受者与受影响者, 或者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以文学切入的人类遗传学的观察者与研究者。

　　二、哈代小说对于家族血统题材的处理方式

　　哈代汲取遗传学的思想, 开始关注家族血统的题材与主题。在多部小说中, 哈代对于家族血统题材的处理方式, 常常是半古文物研究似的和半浪漫似的, 同时还夹带着他对社会阶层差异问题的痴迷[8]。在长篇小说《一双蓝眼睛》中, 女主人公埃尔弗蕾德是贵族卢克瑟连家族的一个远亲, 算是贵族家族的一员。在经历了与劳动阶层的史密斯和资产阶级阶层的奈特之间两次刻骨铭心的恋爱之后, 心灰意冷的埃尔弗蕾德最终嫁入其贵族家族内部, 成为一位丧妻族亲的二婚妻子。遭受感情重创的埃尔弗蕾德婚后很快抑郁而死, 并被葬入卢克瑟连家族的地下墓室中。对于埃尔弗蕾德入葬家族墓地, 哈代在小说中以浪漫的笔触进行了描述:“她像她的祖先一样沉入寂静之中, 永远地闭上了她那双明亮的蓝眼睛。”[9]305而让埃尔弗蕾德为他们伤心欲绝的前两位追求者———史密斯和奈特, 在目睹埃尔弗蕾德的族亲丈夫扶棺痛哭时, 竟都感觉自己像是他们家族的入侵者。这样, 女主人公埃尔弗蕾德因爱情受挫而早逝的悲剧气氛, 便因哈代对古老家族血统重要性的强调和半古文物研究式的处理而冲淡了。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家族血统的现实, 但女主人公的悲剧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差距所造成的。在她所生活的那个时代, 每一个人都属于特定的家族, 如果要突破这样的限制而进入另外的不同阶层家族, 往往会产生严重的悲剧。这种悲剧首先是由内在的心理悲剧开始的, 这内在的悲剧与外在的家族传统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 只是在这部小说中, 内在的悲剧与外在的家族传统的关系被哈代处理得比较巧妙, 读者不太容易看得出来。就故事情节发展而言, 人物的命运与她所属的阶层, 与家族之间的纠葛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家族血统的影响, 人物的道路也许是另外一条, 人物的命运也许就是另外的样子。这就是所谓的半古文物研究式的形态。

　　而半浪漫式的形态, 也是哈代精心构思与艺术选择的结果。古老贵族家族在小说中常常被哈代赋予一种高贵而神奇的魅力和光环。这些过去的古老世家都无一例外地衰败了, 失去了财富和土地, 但其旧时往日的光环仍然存在, 有时候甚至只是一种隐性的存在, 并时不时地对其家族后代产生影响。在《冷漠的人》这部小说中, 古老贵族家族后裔夏洛特·德·斯坦西因生存需要而辛苦劳作, 或许因此而自降身份, 成为劳动阶层中的一员, 但这并没有妨碍富有的中产阶级成功女性葆拉·帕沃与其结交, 并成为好友, 甚至热切地希望自己也成为德·斯坦西家族的一员, 能嫁入这个古老的贵族世家。在《林地居民》中, 对于格蕾丝的父亲而言, 菲茨皮尔斯的贵族家族血统, 更增添了其作为潜在女婿的吸引力:“菲茨皮尔斯的家族先辈曾经是小辛托克一带的庄园贵族,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百年了”[10]。小说中的菲茨皮尔斯品行不端, 并无美德可言, 但其家族祖辈的光环却影响了格蕾丝父亲的判断。这样, 在哈代笔下, 代表社会阶层地位的古老贵族家族的魅力, 就被染上了一层浪漫思古的色彩。

　　这种情况在长篇小说《苔丝》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小说所有的人物中, 美丽的苔丝姑娘并不是唯一的一位出身古老贵族家族的挤奶姑娘, “……这个山谷里一望多少英里的土地原来都是世家望族的:比勒家、德伦卡德家、格雷家、圣昆廷家、哈代家, 还有高尔德家。……小莱蒂·普丽多就是帕丽德尔家的后代。辛托克的王室地产现在是威塞克斯伯爵家的, 古时候却是帕丽德尔家的”[7]128。虽然德伯家的苔丝和帕丽德尔家的莱蒂·普丽多这样的名门望族后代, 如今都沦为了奶场的挤奶女工, 但当出身于牧师家庭的安琪儿·克莱尔爱上挤奶女工苔丝, 并得知这个挤奶姑娘有着古老望族血统时, 这个曾经表示对什么权威都反抗, 说最瞧不起的就是所谓名门望族的牧师之子, 在与父亲谈到古老世家时, 又表达了对于古老世家的不同态度和意见:“从政治上讲我不相信他们因为古老就会有什么长处。他们中的有识之士也如哈姆莱特所说的一样‘咒骂自己的明天’。但是, 从抒情的意义上看, 从戏剧性的意义上看, 甚至从历史的角度看, 我也有思古之幽情呢!”[7]168

　　由此可见, 哈代在处理这些有关家族血统的题材与人物的时候, 很注意艺术上的分寸, 并不是将一切都归因于血统, 也不是一切都由血统所决定的, 而只是与其家族的传统相关而已。这就是一种半古文物式的与半浪漫式的形态之来源。因为在社会生活中, 任何人物都是处于变动不居的复杂形态之中, 人物的命运也是由多种因素所影响的。所以, 笔者强调遗传学理论对于哈代的影响, 也只是说明他及其小说受到了遗传学理论影响, 并不是要证明他的小说就是当时遗传学理论的图解, 也不是要证明他就是一个遗传学者。如果说哈代在小说中对待世家血统的态度主要是思古、浪漫和抒情的, 那么所谓的思古浪漫, 不仅是指小说中附着于古老贵族家族那种高贵神奇的魅力和光环, 同时也指小说里人物的人生遭遇和命运, 是由于自己家族特征的遗传而造成的,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物都意识到了自己家族特征的遗传, 他们还是根据自己的性格与心愿行事, 所以许多时候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色彩, 即使是产生了悲剧甚至是严重的悲剧, 也没有明确地认识到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家族的遗传, 而是自己来承担责任。哈代关注、学习和思考遗传学理论, 并使之成为他创作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在自己的小说中以遗传学理论来解释社会生活里的种种现象, 并将之用于小说人物的塑造过程与人物命运的表现。

　　三、《苔丝》:暴力反抗行为的遗传学解释

　　维多利亚晚期, 社会上对于贫困、衰退和帝国竞争的担心日益加剧, 并导致了人们对于人性的各种不同的看法。遗传被认为在人性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 人的行为像人的面部特征一样, 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这样, 越来越令人困扰的社会问题, 就被转移成了一种生物学的问题。这样一种时尚的理论, 在19世纪被用来解释穷人中反复出现的酗酒、性混乱和犯罪现象[11]332。在这种情况下, 作家与艺术家都受到影响。1888年12月的《柳叶刀》杂志发表《我们在身体上正在退化吗?》, 围绕不列颠民族是否正在退化的问题而进行了辩论。维多利亚优生学家阿诺德·怀特在其着作《效率与帝国》中指出, 大街上养育的大脑和乡村出生的劳动者, 成为住在后街小巷的白脸工人[12]。正如笔者在前面论述过的那样, 维多利亚遗传学说在英国社会上的影响是越来越大, 并且由身体特征遗传扩展到了个性和行为遗传, 深深地吸引着哈代那一代作家与艺术家。哈代密切关注遗传学理论的发展, 在《文学笔记》中, 哈代将生物学家魏斯曼的论文列入他1890年“翻阅”的书目中[13]。在一首题为《家谱》 (The Pedigree) 的短诗中, 哈代表达了一切行为都由遗传决定的观点。诗中的说话人在检视自己的家谱时, 突然意识到尽管自己以为“我是我, 我所做的是我自己独立所做”, 但其实他只不过是他的祖先的模仿者。

　　早在小说《绿荫下》中, 哈代就略微提及了行为性格的遗传问题:“……尽管我们不指望范茜·黛继承了她父亲守口如瓶的性格, 但父亲的见识, 她或许有一点点。”[14]而在《一双蓝眼睛》中, 对于女主人公埃尔弗蕾德的私奔, 小说叙事者如此说道:“逃跑的把戏似乎是家族的遗传, 像疯癫和痛风病一样。埃尔弗蕾德和她的祖母俩人一模一样。”[9]202《卡斯特桥市长》中, 伊丽莎白—珍妮的生父理查德·纽森是水手, 在小说临近结尾时, 伊丽莎白—珍妮每天去大海边散步。对于伊丽莎白—珍妮的这一习惯, 叙事者评论道:“其实她自己也并不完全了解其中的原因, 她不知道这秘密有可能是这样的:‘除了早年的海上生活外, 她有着水手的血统’。”[6]313

　　性格行为的遗传最集中地体现在长篇小说《苔丝》中。苔丝姑娘喜欢听歌唱歌的性格特征, 来自于其母亲的遗传:“她喜欢听唱歌, ……喜欢听那些古老的雅歌, 也喜欢参加唱晨间圣歌。她天生热爱音乐, 那是她从她那爱唱山歌的母亲处遗传下来的。”[7]84苔丝性格中的一个不利的特点———轻信, 也来自家族遗传:“要不是因为从她的家族继承下来的那一点轻微的不谨慎, 她简直就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女性”[7]90。克莱尔问苔丝是否愿意学点功课, 比如历史之类, 苔丝回答道:“因为多点知识也不过是知道我是一长串人中的一个, 不过是发现某一本古书里记载了一个跟我一样的人, 而我也只好扮演跟她一样的角色, 那有什么意思, 只会让人难受罢了。最好是根本不知道你的本性和你过去的行为跟千千万万人的一样, 你未来的生活和行为也会跟千千万万人一样。”[7]127对于苔丝杀死阿历克的行为, 小说叙事也提供了一种遗传论视角。苔丝初到杜伯维尔家攀亲时曾设想, 杜伯维尔先生“应当是一张老年的面孔, 庄重严肃, 满脸皱纹, 是杜伯维尔家族面貌的升华, 是神秘的符号, 是千百年家族史和英格兰历史的活的记忆”[7]35。然而, 站在杜伯维尔家院子里迟疑不决的苔丝, 最先撞见的却是一个从黑魆魆的三角门里走出来、留着翘胡须、长相野蛮、抽着烟的青年, 全然没有贵族气派。不过, 这个冒牌的家族却是小说叙事质疑古老家族高贵美德、揭示其野蛮邪恶的开始。当苔丝告诉克莱尔她是古老的杜伯维尔家族的后裔时, 克莱尔的回答直接指出了贵族家族的罪恶行径:“我倒愿意听说你完全出身于那些长期受苦的、失去发言权的、没有人记载的英国的芸芸众生之家, 而不是那少数的只顾一己之私、靠巧取豪夺取得权势的家庭……”[7]191苔丝和克莱尔新婚之夜租住的房屋恰巧是苔丝的祖先———杜伯维尔家族某一支的府邸。嵌入墙壁的两幅中年妇女画像使苔丝大吃一惊:“那些可怕的女人!……把我吓了好大一跳!”[7]217吓倒苔丝的画中妇女是苔丝大约两百年前的两位女性祖先, 她们的特征确实令人一见难忘:“一个五官尖而长, 眼睛细而窄, 皮笑肉不笑, 令人感到一种近似残忍的奸诈;另一个鹰钩鼻子大板牙, 瞪着眼, 令人感到一种近似凶暴的骄横。两人都能在见过她们的人梦中一再出现, 使他魂梦不安”[7]217-218。尽管苔丝被两位女性祖先的画像吓倒, 觉得她们是可怕的女人, 克莱尔发现苔丝美丽的面容仍然能从她的两位祖先残忍骄横的脸上显现出来, 只不过是夸大了。

　　苔丝祖先的暴力行为, 在苔丝遭到阿历克强暴玷污的情节叙述中, 受到更为直接和令人震惊的揭示。叙事者一方面强调苔丝的美丽纯洁, 反复发问:“这个敏感得像游丝、洁白得像冰雪一样的女性的躯体为什么竟会遭到这样的强暴玷污?她为什么还注定了必须接受?为什么常常是粗野的占有了精致的?”[7]70另一方面, 叙事者又指出其中潜藏着的某种报应成分:“的确, 我们可以承认在眼前这桩灾祸之中隐藏着某种报应的成分。毫无疑问, 苔丝·杜伯维尔的某些顶盔披甲的祖先当年在得胜归家寻欢作乐的时候也曾对农民的女儿干过同样的事, 而且更加粗暴”[7]70-71。美丽纯洁的苔丝本人, 也曾瞬间显露过其家族的暴力特征。被丈夫遗弃后, 在燧石顶艰苦劳作谋生的苔丝再一次受到阿历克的纠缠。当阿历克在苔丝面前挖苦诋毁她那出走的丈夫时, 苔丝的怒火喷发了:“她吃饼时脱下了一只皮手套, 此时正放在她大腿上。她连丝毫警告也没有便抓起手套劈面向他打去。那又厚又重像军用品的手套正好打在他的嘴上。稍作幻想便可以把她这一动作看做她那些玩武器的祖宗久经训练的武艺的重现”[7]331。苔丝用皮手套击打阿历克的暴力行为, 可以说是她后来用刀刺死阿历克的前奏。当告诉克莱尔她已杀死阿历克时, 苔丝也是这么解释的:“很久以前, 在我用手套打在他嘴上的时候我就担心有一天会杀了他的, 因为他在我还单纯幼稚的时候设下了圈套, 欺负了我, 又通过我欺负了你。是他插到了我俩之间, 破坏了我们”[7]386。甚至克莱尔也把苔丝杀死阿历克的行为看作是其家族遗传特征的结果。克莱尔望着苔丝, 对她的冲动感到骇然, 猜测着:“是杜伯维尔血液里的什么秘密遗传特质这种精神错乱———如果那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话。他的心里却又闪出了一个念头, 杜伯维尔家族之所以有马车命案的传说, 说不定正因为人家知道他们家出过这种命案”[7]386。可见, 在小说《苔丝》中, 哈代从达尔文遗传学说意义上, 探讨了古老家族血统中邪恶特征的遗传问题, 从19世纪遗传学的角度为苔丝的暴力反抗行为, 提供了一种别样的解释。如果要说遗传学理论对于哈代所产生的影响, 这部小说是最为典型的例证。

　　综上所述, 哈代深受19世纪最新的遗传学发现和理论的影响, 并且在自己的小说中有多种多样的表现。一个时代的风气往往由多种因素所构成, 然而在科学已然崛起并成为社会文化中心的维多利亚时代, 不断涌现的最新科学发现与科学思想却是构成社会风气与社会思潮的重要因素。在研究哈代小说创作时, 不得不注重作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一部分的重要科学成就———遗传学对他所产生的影响。从哈代多部小说对于遗传学思想的援用事实来看, 如果没有19世纪遗传学说, 也就不会有他笔下一系列新的人物形象, 也就表现不出新的思想探索与艺术风格。所以,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探讨哈代的小说创作, 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19世纪的遗传学说, 正是打开哈代许多小说必不可少的一把亮闪闪的钥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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