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显祖作品中“情”“理”的内涵与关系

时间:2019-10-17

　　摘要：虽然汤显祖一直是“情”的代言人, 但“以情反理”不是其唯一坚定的主张。汤显祖的情理观念是经过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挣扎和人生体验后逐渐形成的, 是反复变化、不断深化的。其情理观宏观上表现为肯定“情之所必有”、崇尚“至情”、反对外在伦理道德的压迫、主张“情”的理性化和社会化, 是一种较为稳健、平衡的情理观。
　　
　　关键词：汤显祖; 情理观; 内涵; 关系;
　　
　　引言
　　
　　汤显祖是中国晚明时期的一位政治家和文学家, 主要活跃于明嘉靖、万历年间。因其“玉茗四梦”和其他诗文创作而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戏曲史上值得全方位研究的重要人物, 到了现代, 更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笔者认为, 研究一位作家的思想是解读其作品的根本, 那么对于汤显祖而言, 由于其“至情”之作《牡丹亭》的问世, 以及其与心学大师罗汝芳、持“童心说”的李贽等人的交往, 其思想中的情理观则是汤氏研究者们不能绕开的对象。
　　因此, 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汤显祖在人生道路上因自身学习、外部影响以及内心矛盾挣扎而逐渐成熟的情理观念, 阅读的脉络和资料的整理都是以此点展开的。许多汤显祖研究的前辈已然在此路上披荆斩棘, 光明依稀可见。笔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开掘出富有新意的“问题意识”, 力图推动汤氏研究接近“历史真相”, 在汤显祖诞辰四百周年之际为“汤学”研究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其中有些材料未免有强行拉拽之嫌, 因此同样期待着更多的对话和反思, 共同进步。
　　
　　一、研究汤显祖情理观的必要性
　　
　　笔者认为,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是解读其作品的根本所在。首先, 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作家主体世界观的体现, 作家在创作中其思想感情是蕴含于心的, 无论是写了相同的或是相反的, 都统一于作者对事物的本质看法。《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古罗马文论家朗加纳斯在《崇高论》中曾说作品的崇高是作者“伟大心灵的回声”都佐证了这个观点。其次, 思想是作品的灵魂, 它赋予作品跨越时空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的思想流派到了晚明已经是无比纷繁了, 在大环境下, 王氏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对立在晚明士人中激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波澜, 一时间, “理”“心”“性”“情”等关键词充斥着每个思想家, 汤显祖也不例外。无论是“师讲性、某讲情”的传闻也好, 还是把他作为“以情反理”的先锋战士也罢, 无风不起浪, 其代表作、千古名篇《牡丹亭》中大胆塑造了出生入死的“有情人”杜丽娘, 并在题词中明确反对格人之“理”, 汤氏“因情成戏”, “情”“理”二字贯穿其文学创作。再加上他问学于泰州学派重镇罗汝芳, 交游于主张“童心说”的“异端”李贽, 那么, 解读汤氏作品、探索其思想轨迹, 就不能避开对其情理观的研究。
　　根据笔者的阅读经验, 目前学术界对于汤显祖情理观的观点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许多学者将“情”与“理”对立起来, 代表论者如楼宇烈, 在其《汤显祖哲学思想初探》中引用了大量汤氏杂文、书信中所能勾稽的论点, 从汤氏所处的社会根源、思想来源、文艺创作、道德修养等入手分析其主要哲学思想, 得出以“情”抗“理”的结论, 这里的“理”主要指宋明理学家宣扬的理学。另一方面以华玮为代表的学者并没有将“情”和“理”简单地看作相斥的两端, 而是着力去探求两者的相接点和契合点, 更多地把二者放在更为稳健、平衡的关系中去考量, 以期体现汤显祖思想中的矛盾和变化。两派都有各自丰厚的资料支持和理论建树, 我们不能简单地评判孰是孰非。这时就需要营造百家争鸣的氛围, 在辩难中使汤显祖的情理观得到更好的阐释。
　　文学是充满蕴藉语言的, 再现实主义的作品都不是一板一眼、锱铢必较的, 这是其魅力所在、其奥妙所在, 也是其“烦人”所在。作者完成作品后便一走了之, 留下众多读者慌张又期待的面庞, 天马行空地猜测、推论是读者的权利和自由, 没有一条“对或错”的标准答案在等待揭晓, 因为即便在世的作者也不会召开“新闻发布会”来更正声明。可是无数的读者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挑灯夜战地阅读只是在做“无用功”吗?不然。我们会坚持, 因为我们相信, 作品背后一定藏着某种“正解”, 就像考古探险固然艰难, 但事实上一定在某些地方藏着宝物, 被称为“传说”只是由于时间问题。虽然在汤氏著作中很难找到对情理观的成系统的阐述, 但是通过不懈的努力, 其情理观一定会更为明晰、更有价值。
　　
　　二、分析“情”“理”二字的内涵
　　
　　从第一节目前论者的辩难局面上可以看出, 不管在情理关系上是主张“以情抗理”还是坚持“情理兼容”, 都是把“情”“理”二字放在大致模糊的范围内进行探讨, 只能肯定的一点是把这两个概念置于相对而不一定对立的两个层面上。并且两方论者在“情”“理”之含义及其囊括的范围上存在不小的分歧, 这样下去很难进行有效的比较和讨论, 会使争辩停滞, 得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笔者认为, 汤显祖情理观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在经历了人间百态后逐渐形成的。本文想要研究的对象正是基于汤显祖人生轨迹上所体现出来的情理观, 并非针对某个哲学概念或思想辩难而引申出来的情理观。所以, 笔者认为有必要把“情”“理”二字的含义及囊括范围解释清楚, 这将会对探讨二者的关系有很大的帮助。
　　首先, 说说“理”。笔者把“理”总结为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为“天理”, 即万事万物存在和演变的规律与原则。《易传》中最重要的形上学观念是“道”的观念, 即宇宙万物所遵循的原理。这里, 我们可以把“道”看成“理”。之后, 孔圣人提出的“知命”说就是承认宇宙世界的必然性, 人只能按照自己的目标准则去行事, 成功与否还要看外在条件的配合, 他所提出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针对万事运行自身规律而言的。汤显祖在《明复说》中说:“皆起于知天地之化育。知天则知性而立大本, 知性则尽心而极经纶。”[1]并且引用孔子的言语“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鲜明地肯定天理的存在和重要性。其实, 根据笔者的阅读, 中国古代的很多思想家都意识到了外界规律的存在, 除了以上举出的, 老子思想中的“常”即世间万物的规律, 它所认为最根本的就是“物极必反”。之后的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以及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周敦颐、邵雍、张载等人相继从不同方面提出的宇宙发生说都肯定了“天理”的存在。到了程朱理学那里, 这个观念已经相当成熟, 朱熹说, 做出那事, 便是这里有那理, 也指的是这一层面的意思。汤显祖熟读古书, 对这一思想的接受和传承应该是可以理解的;第二层含义是特指宋明理学, 汤显祖曾于遂昌任上作《宋儒语录钞释序》, 有云:“自孔孟没而微言湮, 越千百载而宋四子续。……盖尝读《太极说》《定性说》而知其学。读风月玉金之赞而知其人矣。他如正叔、张、朱无不少逊, 而名言非乏。”可以看出汤氏对宋儒各家有所厚薄, 具体我们在后面阐述情理关系时会详细探讨, 这里可以证明的是汤显祖对宋明理学一直有所关注。在《汤显祖集》的前言中, 徐朔方先生也有提及, 汤显祖的友人中有不少理学界的知名人士, 东林党的头面人物高攀龙还曾盛赞汤氏的理学著作粤行五篇说:“往者徒以门匠视门下, 而不知其邃于理如是。”虽然汤显祖既不是东林党, 也不是理学家, 但是汤氏由于家庭出身及治学经历的缘故把理学一直放在自己的眼界中的;第三层笔者觉得还有纲常伦理的含义。在古代的中国, 尤其读书人, 不免受到封建礼教纲常伦理的影响。从孔子的“思无邪”开始, 相继的, 墨家提出“兼爱”论, 孟子主张“四端”说, 到荀子从“性恶论”出发提倡礼乐, 再到董仲舒提出“三纲”。这些学说中所蕴涵的“理”都指的是纲常伦理。到了朱熹这里, 他认为, 国家之理就是先王所讲所行的治道, 他又具化到一大套的纲常伦理。汤显祖思想中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莫过于他的代表作———至情之作《牡丹亭》, 一篇题词妙笔生花, 处处表达着对封建礼教的质疑, “必因荐枕而成亲, 待桂冠而为密者, 皆形骸之论也”便是鲜明的例证。
　　接下来, 谈谈“情”。笔者总结为两层含义:“真情”和“伪情”。汤显祖在《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中开篇提出“人生而有情”, 可是“情”有真伪之分。真情“可以合君臣之节, 可以浃父子之恩, 可以增长幼之睦, 可以动夫妇之欢, 可以发宾友之仪”。杜丽娘的“生生死死为至情”, 柳梦梅的“情不知所起, 一往而深”, 都是“真情”的表现。而“伪情”则“止于形色”, 以“食色之性为生”, 将人的欲望无限膨胀, 将人性的弱点无尽暴露。
　　上面笔者将“理”“情”二字的多层含义结合资料阐释出来, 这里再次强调这一步的意义是更好地明确本文的探究对象, 并且将其置于汤显祖人生过程之中来探讨。慢慢地, 我们会发现, 这二字各自的几层含义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譬如, 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去人欲”, 一方面在承认着世间规律, 另一方面在宣扬着纲常伦理;在一定时空内, 针对渺小个体而言, 礼教伦理也不免成为世俗的“天理”和规律;“真情”和“伪情”中都包含“欲”, 只是前者是合乎理义的自然情欲, 后者是毫无限制的“滥欲”。
　　我们可以看出, “理”“情”二字各自的含义之间存在的区别只是同类别范围内的差异。而汤氏也没有在著作中明确阐明“理”“情”二字的具体含义, 以上的总结是笔者从汤显祖的诗文和戏剧中生发出来的, 如果在探讨两者关系时具体到细微处难免有不妥之处。同时也正因为有了多层含义的铺垫, 我们才可以放心大胆地在下面的讨论中按照“情是情、理是理”的模式进展下去, 而读者也可以在上述解释基础之上添加自己的想象生发进行更好的理解。
　　通过上述说明, 我们再简明扼要地总结一下“情理”二字的特点就可以展开对二者关系的研讨了。
　　(1) 情和理反映的是不同的东西, 一内一外, 两者是相对而并不一定对立的关系。
　　(2) 情和理都有好有坏, 区分界限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有差异。
　　(3) 情和理不取决于人, 但都与人息息相关。
　　
　　三、阐释“情”“理”之关系
　　
　　有了含义层面的铺垫, 我们就可以畅快淋漓地进行“情理”关系的阐释。
　　首先, 汤显祖作为“以情反理”的先锋, 这是其情理观最显著的一面。汤氏在其代表作《牡丹亭》中运用大胆的艺术创造, 极度赞扬了“有情人”杜丽娘“出生入死、起死回生”的爱情经历, 把“情”抬到很高的位置。“第云理之所必无, 安知情之所必有邪。”通过强调情的神奇作用, 来以情驳理。在剧作中, 太守杜宝和腐儒陈最良显然是“理”的代表。杜宝按照封建礼教的规范塑造杜丽娘, 压抑她的自然天性, 强迫丽娘走良家淑女的既定路线。陈最良是个不通人情的腐儒, 以封建伦理的眼光看待一切, 教导丽娘“后妃之德”。在作品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的行为是饱受作者诟病的, 与对待丽娘的态度截然相反, 这可以看作汤显祖“以情反理”的鲜明例证。这里汤氏所驳斥的可以认为是不合理的、压抑人性的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
　　其次, 笔者认为“以理反情”也是汤显祖情理观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这里所反的“情”主要是指过分的“形色之欲”。汤显祖作于遂昌任上的《秀才说》中提及, 他十三岁就师从罗汝芳, 然而因为“血气未定”, 恣意放纵, “几失其性”。“中途复见明德先生”, 老师以性命之说想究问, 汤显祖“夜思此言, 不能安枕”。对于“性”, 古代先贤有着不同的理解, 而汤显祖从明德先生那里吸收过来的“性命之说”是既重视个体自然生机又张扬道德本体。“知生之为性是也, 非食色性也之生。”循圣贤之道, 其豪为才, 其才可秀;以儒家圣贤之理抨击放纵之欲, 这样的思想离不开家庭环境的熏陶。汤氏家族系书香门第。汤显祖在《和大父游城西魏夫人坛故址诗序》中有提及“家君恒督我以儒检。”过庭训的《汤显祖传》中说汤显祖:“十三岁补邑弟子员, 已能为古文词, 读诸史百家诸书。”[2]汤显祖于万历十四年 (1586) 在南京太常寺博士任上, 为自己三十七岁生日写了一首名为《三十七》的诗:“初生手有文, 清羸故多疾……家君有明教, 大父能阴骘。”[3]以上我们可以阅读出汤显祖从小受到了很深的儒家礼教的熏陶, 思想中受圣贤的影响很深, 所以产生“以理反情”的主张并不为怪。
　　无论是“以情反理”, 还是“以理反情”, 都是处于两端的关系。渐渐地, 笔者发现, 在汤显祖的思想体系中, “情”和“理”都是不可或缺的, 并且紧密相连, 趋于一种“情理相衡”的状态。前面章节提到的《宋儒语录钞释序》中汤显祖对宋儒有所厚薄, 尤为推崇程颢。程颢在《定性书》中说:“夫人之情, 易发而难制也。”[4]又云:“圣人之常, 以其情顺万物而无情。”在程颢看来, 人的情感抒发是自然现象, 刻意压抑是不现实的, 圣人懂得调节情感和理性的关系。那我们就可以推论汤氏对《定性书》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就是对程颢这种较为稳健的情理观的认可, 肯定主体情感抒发的合理性, 同时做到有所节制、兼顾理性。汤显祖的《贵生书院说》可以说是反映他思想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论作。在里面, 汤氏首先承认了“形色即是天性”, 但是又提出人如果“止以形色自视其身”的话, 就是“自贱”。进而提出“知生”, 得出结论“天地之大德曰生”。知后就要“贵生”, 存仁孝之心, 为善除恶, 是“贵吾生”;为生民立命是“贵天下之生”。汤显祖所贵重的“生”, 不仅要依托于“形色”, 更要与道德感和社会性相结合, 是“情”与“理”的结合;在与友人的交游中, 汤显祖“情理相衡”的思想显而易见。“异端”李贽可谓汤显祖的师友, 他所主张的“童心说”对汤氏有着很大的影响。他曾说:“自然发于情性, 则自然合乎礼义, 非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抒发自然情性、抵制外在伦理的压抑, 这是两者思想的契合点。而李贽的“童心说”完全抛弃世俗的关怀和道德的修养, 应该是汤显祖所难认同的。汤氏《太平山房集选序》云:“盖予童子时, 从明德夫子游, 或穆然而咨嗟, 或熏然而与言, 或歌诗, 或鼓琴, 予天机泠如也。后乃畔去, 为激发推荡歌舞诵数自娱。积数十年, 中庸绝而天机死。”这是汤显祖深刻反省自我的文字, 其中代表童子之心的“天机”和体现伦理道德的“中庸”至少是同等重要的。李贽的情理观是激进的, 而汤显祖的则较为稳健, 在“情”的张扬程度上李贽显然要过于汤显祖, 在“理”上汤显祖是有所保留的。禅宗大师达观是汤显祖非常要好的朋友, 对他的思想影响很深。在情理关系上, 达观非常明确, 尝有云:“重重历煅, 无明煅尽, 而妙觉始圆, 亦不出‘以理折情’四字。”在达观看来, “情”与“理”相互对立、不可转化, “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是达观对汤显祖戏曲创作理论的回应。汤显祖却在《寄达观》中反驳道:“情有者理必无, 理有者情必无。真是一刀两断语。……谛视久之, 并理亦无。……白太傅苏长公终是为情使耳。”虽然二人在对朱熹哲学的评判上所见略同, 但这显然表明汤氏对达观的情理截然对立并不认同, 汤显祖始终无法抛弃“情”, “情”是汤显祖人生中重要的一环。袁宗道在《白苏斋类集》中的《致汤义仍》里劝慰汤显祖说:“宦路升沉, 自不必论;不然, 是世间真有扬州鹤也。”中郎亦有《致汤义仍》篇以对“古往今来, 唯有讨便宜人是第一种人”和“大人之不为人用, 久矣”的论述宽慰汤氏。间接地, 我们可以看出汤显祖对世俗功名的留恋与无奈, 这也是他在那个时代、在那个家庭环境中所养成的心性, 无论其多么张扬“情”的抒发, 归根结底都无法脱离现实人生, 《牡丹亭》结尾的《圆驾》一出就是汤氏理想和现实结合的完美例证。
　　上面笔者阐述了有关汤显祖情理相衡的种种表现, 在此铺垫上, 笔者要着重指出, 对于汤显祖而言, “情”是要特别突出的地方。汤显祖的母亲吴夫人身体不好, 他自小由祖母带大。汤显祖自幼身体羸弱, 长辈给予了他许多慈爱, 这让他更多地体会到了人间的真情和至情。而其对于“情”的体会和肯定, 大概也是从那时候萌发的。研究汤显祖的情观, 非传世名作《牡丹亭》莫属。《牡丹亭》从题词“如丽娘者, 乃可谓之有情人耳”开始定下基调, 肯定“情之所必有”。接下来, 就杜丽娘而言, 先是“慕色”[5]之欲情, “芍药栏前”、“湖山石边”, 尽可知其“一生儿爱好是天然”, 是谓之“情真”;接着是缠绵相思之爱情, “情怅然”“泪暗悬”, 如若“花花草草由人恋, 生生死死随人愿”, 便“酸酸楚楚无人怨”了, 可见其“情深”;下面就是生生死死、死而复生的人鬼至情, “时间何物似情浓?”情起而深, 相思而死, 又能“月落重生灯再红”, 发出“每夜得共枕席, 平生之愿足矣”, 情之至也。就柳梦梅而言, 始于情真, 拾画而识, 奇叹“不在梅边在柳边”, “则爱你如美花眷, 似水流年”;进而情痴, 乃“画饼充饥”, 早晚“玩真”, 企盼“恰些春在柳梅边”;最后发入情深, 梦中冥誓:“生同室, 死同穴”, 开山掘棺, 企盼回生, 依傍蟾宫, 远谒丈人, “渐入扬州路”。肯定“情之所必有”, 始于情真, 进而情深, 归入至情。这就是汤显祖的“情”观, 是他情理观中的根本。
　　经过上面的论述, 我们对汤显祖的情理观有了大概的认识, 整体上较为稳健, 简单来说, 是情理相衡而突出情。
　　
　　结束语
　　
　　身为言情名作《牡丹亭》作者的汤显祖, 其情理观在研究自身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对此的有效把握于阅读、理解其作品都有相当大的帮助。本文从汤显祖情理观的研究现状入手, 提出研究的必要性, 然后在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按照由内涵到关系的思路去阐释其情理观, 得出情理相衡而突出情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原则就是每一步分析都要做到有理有据, 力图还原“真相”。诚然, 情理观涉及主体情感和外在社会现实的摩擦、交流, 是会反复变化、发展的。从历史文献上看, 汤氏对此也没有非常明确地阐释过。那么, 笔者当然不敢妄然定论, 所做的努力只是为了使汤显祖研究更上一层楼。同样希望汤显祖的优秀著作能长久、广泛地流传下去, 开放更多希望、向上的花朵。
　　
　　参考文献
　　
　　[1]汤显祖.汤显祖集[M].徐朔方, 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1646.
　　[2]毛效同.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6:86.
　　[3]邹自振.汤显祖与玉茗四梦[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7:11.
　　[4]程芸.汤显祖与晚明戏曲的嬗变[M].北京:中华书局, 2006:37.
　　[5]汤显祖.牡丹亭[M].徐朔方, 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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