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当代文学研究的知识学养问题

时间:2019-10-17

　　摘要：学人知识学养是当代文学研究的大端问题, 也是影响和制约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性因素, 而文学史料属于学术研究的基础层次, 它处于学人知识结构的核心。六十多年来, 当代文学研究呈现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尽相同的“代际”特点, 三代学人在知识学养方面所作的努力及其历史局限, 不仅对当时而且也对以迄于今的文学研究带来深刻的影响。当然, 当代学人的知识学养与文学教育、文学批评有关, 它的成就与不足也都可从这里找到解释。前者涉及文史分家、文学教育、教科书与学术训练等, 后者主要体现在学者与批评家角色定位及其关系处理上。

　　关键词：当代文学; 学人; 知识学养; 文学史料;

　　在迄今为止的大量的当代文学研究中, “反思”可以说是其随影相伴的一个核心关键词, 一个推进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要驱动力, 不过, 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这里的反思主要都是针对外在的“一体化”学术生态环境, 如评奖、项目、刊物等等;而对研究者自身即研究主体进行反思的相对就比较少, 也显得很不够, 即使有, 往往也都是从知识分子缺乏独立的精神思想, 而不是从他作为学人知识学养的角度楔入, 寻找问题的症结所在, 总结经验教训。

　　当代文学研究受制于无所不在的学术生产与管理体制, 当代学人面对强大的政治和经济而缺乏自己应有的定力和独立品格, 所有这些, 当然都需要反思, 它的确也是导致当代文学研究危机与困境的重要原因, 并已构成了近一二十年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突出特点。但从研究的实际情况和长远的观点来看, 像这样比较单相的外在生态和纯精神思想的“反思”, 笔者认为存在对学术研究的简单化、粗鄙化理解的问题, 它似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仿佛只要外部生态和作家精神思想“自由”了, 就可超越已有的学术, 这多少有点夸大体制和精神思想的作用。事实上, 当代文学研究与学人本身知识学养密切相关, 它还有一个学人的学术主体建设问题。这一点, 随着当代文学研究历史化、经典化的启动, 随着它从“以论代史”向“史论并重”的“战略转移”, 就开始凸显出来, 并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的根源性因素。遗憾的是, 在如今的研究中, 它往往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就拿近些年的研究来说吧, 据中国知网显示, 截至2014年12月, 专门探讨学人知识素养的研究文章仅有3篇, 占同期文章的1.45‰, 相反, 有关“一体化”和精神不足方面的文章则有18篇和22篇, 分别占据同期文章的8.67‰和10.6‰。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忽视, 它至今尚停留在比较模糊的状态。

　　本文拟从文学史料角度对此展开探讨, 其意是想通过对这一学术研究的最基础工作入手, 还原当代文学学人知识学养的历史和现实状况, 寻找存在的问题及其内在的原因。具体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首先, 按照“代际”的理论将从事史料整理与研究的当代学人分为三代, 对其成就和不足作出梳理和评价;其次, 从学人知识学养与文学教育关联角度, 探讨后者对前者的深刻规约与影响, 指出文学教育方面存在的问题, 是导致当代学者知识结构偏至的重要原因;最后, 从学者与批评家异同关系比较, 探讨学者在借鉴和吸纳批评优长的同时, 需要进行知识结构的充实和调整。黄修己在二十年前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导言中, 曾将学科分为理论、主体与基础三个层次。文学史料就属于其中的基础层次, 当然也是最薄弱迟滞的一个层次, 它占据学人知识结构的核心, 带有奠基性和支撑性的作用。因此, 从文学史料角度考察当代学人的心智禀赋和知识学养不仅是合适的, 而且还可将其与研究主体的反思尤其是研究主体自身的学识学养反思结合起来。在当代文学研究强调历史化, 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层次、规格与水平的今天, 我们有必要将思维视野由以往单一的价值论向价值论与知识论并重的层面拓展。

　　一“代际”状况及其基本判断

　　从文学史料角度探讨当代学人的知识学养, 不妨先从学人们所属的不同的年龄层次即“代际”说起。最初, 我曾想用“老中青”这样的字眼来区分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代际, 这也是不少着述采用的一种研究方法。但考虑老中青是一个动态的概念, 十七年时期、新时期所指的老中青, 与今天所说的老中青, 实际人员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这样一种恒定的、粗糙的代际划分, 不但会招致歧义, 而且因概念的含混容易导致批评的失效。所以笔者踌躇再三, 最后还是借鉴樊骏、钱理群等有关现代文学史料研究的做法, 按照历时性的时间顺序的方式, 来梳理当代文学史料的代际问题;同时, 还参照其学术活动的时间前后, 将作家的“年龄”与他开始从事史料整理、研究工作的“时间”结合起来, 进行综合考虑。这样的划分虽也存在简单粗糙之弊, 但相对客观准确一些, 与研究历史与现实也比较对接。

　　当然, 这仅仅是参考, 不能简单照搬。因为当代文学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不仅较之现代文学要“晚到” (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主要是以“文学批评”而不是以“文学研究”的形式存在) ;而且在它的研究队伍中, 缺少了像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田仲济、陈瘦竹等这样一批秉承五四薪火而又学养深厚的老一辈现代文学学人。这种状况, 就使六十多年的当代文学及其史料研究呈现出了与现代文学不尽相同的群体特点。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前后相续而又异同有别的三个代际之中。

　　第一代学人, 主要有朱寨、张炯、洪子诚、潘旭澜、董健、吴中杰、刘思谦、陈美兰、刘锡诚等。他们大多是新中国培养的学人, 受过比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擅长社会历史批评, 其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基本形成。其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最早可追溯到十七年时期山东师大、华中师大、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编撰的当代文学史料及当代文学史。进入新时期以后, 在当代文学领域缺少老一辈学者引领, 而又普遍缺乏理论准备的情况下, 呼应实事求是、思想解放的时代精神, 这一代学人更是发挥了开路拓荒的重要作用。他们有的在承担繁重教学和科学任务的同时, 还团结和协调各方面力量进行史料编纂。其中比较突出、也最可称道的, 就是从80年代初开始, 30多家高校陆续推出了80多卷本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这也是当代文学史料规模最大的一套丛书。此外, 这代学人还根据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需要, 主编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参阅作品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续编》《中国新文艺大系》以及《新中国文学纪事和重要着作年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辞典》等工具书, 为当代文学学科及其史料工作做出了贡献。这也反映了他们严谨求实、锐意进取而又勇于担当、乐于奉献的学术精神。然而, 正如王瑶和董健在评价或自评这一代学人所说的那样:他们“有一定的马列主义的修养, 有政治敏感, 接受新事物比较快;但由于历史原因, 知识面比较窄, 业务基础尚欠深广, 外语和古代文化知识较差”, “我们这一代1930—1939年出生的大陆知识分子, 有三大弱点:第一, 各种政治运动对教育制度造成极大的破坏, 使我们读书太少, 造成知识结构极不合理;第二, 知识分子对政治的高度依附意识, 使我们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自由精神;第三, 我们的思维方式、研究方法极为落后”。这不能不给他们的整体学术带来影响, 包括理论研究, 也包括史料整理。加之其中有的学者, 他们同时还是史料的当事人, 出于某种现实因素的考虑, 他们在叙述曾经经历的历史时, 有时往往有意无意地对之采取避讳的态度, 这就给史料工作增加了许多人为复杂的因素。就拿50年代批判《红楼梦》运动时被毛泽东称为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来说, 他在自传《龙卷风》里曾对这种有违真实的“讳莫如深”现象感到不满, 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其实蓝翎自己何尝不是如此, 在《龙卷风》中, 他除了“对他与李希凡的个人恩怨写得倒充分”外, 也“有意地回避对某些事件和某些人的评价”。而这显然会影响到历史真相的呈现。

　　当然, 这是就第一代学人的总体状况来说, 其实在史料问题上, 他们之中也不乏有严谨的学人。如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 有关思潮的起始更迭与复杂嬗变, 包括文学自身的运演, 也包括它与当时的苏联尤其是与十七年政治思潮及政治运动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建立在第一手史料的基础之上。如为了弄清关于电影《武训传》那场批判运动的来龙去脉, 他亲自带编写组成员几次前往采访亲历者钟惦棐。因而, 该书较之同类论着具有较大真实性和信誉度, 得到了王瑶、夏衍等人的高度肯定。又如洪子诚, 他从1999年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到2002年的《问题与方法》, 再到近几年的以“材料与阐释”为标题的系列文章, 追求言必有据的“历史言说”方式, 引述史料和注释密密匝匝, 竟占全文五分之四左右的篇幅, 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和实证研究提供了一种切实可行、当然也是难度很大的具体方法和路径。

　　第二代学人, 主要有於可训、张健、李洁非、程光炜、陈思和、吴秀明、王尧、谢泳、吴俊、王彬彬、金宏宇、杨扬、王本朝、傅光明、李辉、陈徒手、徐庆全等, 较之前一个群体, 人数更多。他们大多于80年代至90年代中后期从事史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如今年龄都在五六十岁上下, 有的将近七十岁, 但仍活跃在教学科研的第一线, 其中不少人已经以丰硕的成果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 成为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 对整体的当代文学及其学科建设发挥不可小觑的重要影响。这批学者有丰富的人生阅历 (不少曾当过知青, 有上山下乡的经历) , 又大都受过研究生的专业教育, 因而形成了比较自觉的学术人文性的特点。与第一代学者一样, 他们也注重社会历史的批评, 但同时又借鉴吸纳了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学、心理学、叙事学、阐释学、生态学等新的观念与方法, 显得更为开阔和开放。90年代, 当整个社会由“拨乱反正”进入常态发展, 他们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和反思以后, 又逐渐萌生了“由论向史”的特征与态势, 用有的学者的话来说, 就是“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这也给近一二十年当代文学研究平添了为过去少见的历史质感与实感、知识结构与谱系。其中有的学者经过多年的经营和积累, 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学术根据地”。他们不仅在某一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话语权, 而且拥有丰富的史料积累和独特的史料优势, 从各个方面为当代文学历史化做出属于自己的贡献。如於可训、张健对编年文学史料的整理, 分别主编出版了一部当代文学编年史 (其中张健主编的为10卷本, 内容和篇幅更为庞大) , 王尧对“文革”文学史料的整理, 主编出版了一套10卷本的《文革文学大系》, 孔范今等对七八十年代文学史料的整理, 主编出版了一套25卷本《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有的还在史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 进而向研究领域拓展, 形成新的学术话题和学术生长点。如陈思和领衔的复旦学术团队对“潜在写作”从史料整理、编选到论文、论着的系统有序的开发, 温儒敏领衔的山大学术团队对文学生活史料的整理与研究, 吴秀明领衔的浙大学术团队对整体的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等。不过, 就近些年的情况来看, 在这方面用力最多, 成果也更为丰硕的, 笔者认为当属程光炜、李洁非。他们不仅在期刊编目、文案史料上有丰富的积累 (程光炜主编的400万字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编目即将出版) , 更为主要的是, 在此基础上提出“重返八十年代”和“文案辨踪研究”的主张及其实践, 对整个当代文学产生了相当广泛的辐射和影响。总之, 无论从史料研究的意识与投入来看, 还是从史料研究的成果与影响来看, 这一代学者都颇可称道, 他们毫无疑问地成为当下文学史料研究中最厚重、占有最大份额的骨干和中坚力量。

　　第三代学人, 主要有李遇春、黄发有、张均、斯炎伟、霍俊明、付祥喜、李松、易彬等。他们都是90年代后期以来出道, 加盟于当代文学及其史料整理研究的年轻博士, 受过系统的专业训练, 思维敏捷, 视野开阔, 有较好的西学背景、外语水平和理论素养, 年龄大多在三四十岁左右。近些年来, 在诸多因素的促成下, 也是基于对原有学术的反思, 有意强化对史料的重视, 将学术研究的基点作了调整,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的新走向。作为史料领域崭露头角的新一代学者, 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师辈的传统, 在文学史和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在内的诸文体史料方面爬梳剔抉, 作了发掘清理, 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李遇春对古体诗词史料的整理研究, 付祥喜对文学史史料的整理研究, 霍俊明对朦胧诗史料的整理研究, 李松对“文革”样板戏史料的整理研究等;另一方面, 新的思维眼光、知识结构与方法手段, 不仅使他们对新型的史料形态给予更多的关注——如黄发有对报刊杂志史料的整理研究, 斯炎伟对文学会议史料的整理研究等。而且他们借助于现代新媒体和互联网, 充分发掘现有的各种大型数据库、文学网站、学术网站、数字图书馆等网络资源, 为我所用, 从而有效地拓展了史料研究的时空范围、内涵和外延。即使是对传统形态的史料, 也因思维观念与知识结构的不同, 而会有新的发现与新的理解。如张钧对文学体制的研究与以往就有明显的不同, 他发现了十七年文学中存在与“一体化”概念相抵的不少文学史料。这对“把文学制度研究还原为人的研究”, 改变十七年文学研究简单化、粗糙化、绝对化的倾向, 都是有意义的。这也表明当代文学及其史料研究后继有人, 它正在进行艰难而又美丽的蜕变。

　　以上是笔者对当代文学学人代际的粗糙归纳和梳理, 因目力和积累有限, 可能遗漏了不该遗漏的很多东西。这里有必要补充说明两点, 也许对加深与拓宽对上述问题的理解是有帮助的。

　　首先, 在史料研究问题上, 三代学人之间虽然有着明显的代际界限, 但他们也不像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泾渭分明, 而是彼此存在关联, 有时甚至很难作截然区隔。这不仅表现在“上一代”对“下一代”的影响上, 而且还表现在“上一代”对“下下一代”即所谓的“隔代”影响, 或“下一代”对“上一代”的逆向影响上。这种情况, 在“几代同堂”的当代学界是很正常的, 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常态。这也就是玛格丽特·米德所说的人类文化在代际交流上的三种类型, 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 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 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之间;而后喻文化, 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前者, 如於可训主持《中国文学编年史·当代卷》, 邀请博士李遇春加盟, 程光炜倡导“重返八十年代”和进行期刊编目, 组织杨庆祥、黄平等博士团队参与, 他们对李遇春、杨庆祥、黄平等日后的研究是有影响的。后者, 华东师大钱谷融先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正如学界所公认的, 他的人学理念和对作品艺术美的高度敏感, 不仅对黄铁仙等较他年轻的一代学者, 而且对王晓明、许子东、殷国明、李劼、吴俊、倪文尖、杨扬等更年轻的一代学者产生了“隔代遗传”的影响。也正因此, 我们不可将代际简单化、绝对化。

　　其次, 三代学人尽管在学养和知识结构上作了很大的努力, 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积极主动地作了调整和弥补,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整体上还存在明显的历史性局限。钱理群指出:“中国现代文学始终是在古今、中外关系中获得发展的, 这就要求它的研究者必须具有学贯古今、中西的学养。”像王瑶这样的学科开创人那一代学者, 大都具有这样的学养, 但这一传统, “从第二代开始, 就被中断了”, 在拒绝一切中外文化遗产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二、三、四代学者, 总体上都存在着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这样的学科发展所提出的学贯古今中西的客观要求, 与几代学者自身知识结构的缺陷, 两者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矛盾, 成为制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发展的长远的、根本性的因素”。他这里所讲的现代文学学者“知识结构上的巨大缺陷”, 也同样适合当代文学——严格地讲, 当代文学学者的这一“缺陷”更突出。因为不管怎样说, 现代文学毕竟还有王瑶、唐弢、李何林、任访秋等老一辈学者, 他们不仅以深厚的学养填高了现代文学学科平台, 而且通过师承关系和学术威望, 对后代学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点, 我们从严家炎、樊骏、钱理群、陈平原、刘增杰、解志熙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为什么现代文学史料研究, 无论从认知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来讲, 都早于、优于当代文学, 这里除学科因素外, 应该说与第一代学者的缺失有关。而这样一种缺失, 不仅使当代文学学科缺失了“举旗帜”的人物, 而且还从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与五四及此前文化传统之间的血脉关联。于是, 钱理群所说的“巨大缺陷”就更突出, 也更严峻, 所谓的“学贯古今中西学养”被狭窄化、单一化、平面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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