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疏》的美学风范及美学体现

时间:2019-09-27

　　摘要：《茶疏》是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 比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茶事的审美文化, 具体为:对茶之自然本性的回归;茶器提倡简约纯朴之美;茶境茶友的选择充分体现文人质朴清新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理想。透过《茶疏》可以考察这一美学风范的产生原因及美学体现。

　　关键词：《茶疏》; 明代文化; 美学思想; 茶文化;

　　Cha Shu and the Tea Aesthetics in the Ming Dynasty

　　Chang Junling

　　Abstract：

　　Cha Shu, a book about tea, is a collection of tea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which provides typical embodiment of the Chinese tea aesthetic culture. Specifically: the return to the natural state of tea; advocates the beauty of simplicity of tea ware; the choice of tea atmosphere and tea friends fully embodies the aesthetic ideal of plain and fresh daily life of the literati. Through this book we can investigate the reasons and expression of this aesthetic style.

　　Keyword：

　　Cha Shu; Ming Dynasty; return to simplicity; aesthetic ideas;

　　自唐代陆羽《茶经》之后, 茶学专著在明代得到了勃兴, 其中《茶疏》可谓明代茶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详尽而务实地论及茶事的各个方面, 其中包括了茶的品第、茶的产地、茶的炒制收藏方法, 以及烹茶器具、烹茶用水、用火以及饮茶的禁忌等等。“清厉鄂《东城杂记》评价其深得茗柯之理, 真知灼见, 妙论百出, 与陆羽《茶经》相表里。”[1] (P65) 值得注意的是, 《茶疏》作者许次纾不仅仅是茶艺专家, 更是一位具有浓郁艺术气质的文人, 他在记载茶事的同时, 又自觉地表露出明代文人以茶为“介”的艺术审美, 这与明代美学发展有着息息相通之处, 是古典文人日常审美的重要部分。

　　一、《茶疏》美学思想的渊源

　　明代茶叶的种植产地不断扩大并增加, 许多爱茶文人深入山间开辟茶园, 研究种茶技术, 制茶品茶、私人茶园不断兴起。《茶疏》的作者许次纾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是茶叶生产的重要区域, 当地人有着丰富的种植经验, 生长于斯的许次纾浸染于茶叶之乡的风俗, 对茶事有浓厚的兴趣。他亲任茶事, 经常深入茶区, 观察茶叶的生长, 熟悉茶叶的制作、鉴别, 将茶密切融会于自己的生活之中。

　　许次纾的茶事艺术还秉承自己的老师姚绍宪。姚绍宪在杭州附近的顾渚明月峡中开辟了一块茶园, 深得茗柯之理。他将自己多年研究茶事的实际经验全部教授给许次纾。可以说, 《茶疏》的诞生包含着两人数十年经营茶叶的体验与品味。姚绍宪在《茶疏》序中生动地回顾了这一段经历

　　陆羽品茶, 以吾乡顾渚所产为冠, 而明月峡尤其所最佳者也。余辟小园其中, 岁取茶租自判, 童而白首, 始得臻其玄诣。武林许然明, 余石交也, 亦有嗜茶之癖。每茶期, 必命驾造余斋头, 汲金沙玉窦二泉, 细啜而探讨品骘之。余罄生平习试自秘之诀, 悉以相授。故然明得茶理最精, 归而著《茶疏》一帙, 余未之知也。[1] (P66)

　　许次纾著《茶疏》的最大贡献, 不单纯在于茶事经验的总结, 还在于给我们展示出一幅以茶为载体的文人审美化生活的生动画卷。许次纾具有典型的文人气质, “跛而能文, 好蓄奇石, 好品泉, 又好客, 性不善饮, 所著诗文甚富。”[1] (P66) 正是因为文人的大范围深度参与茶事, 明代的茶饮开始具有了浓郁的文人气息与文化内涵。明代文人将茶文化落实于生活之中, 同时将日常茶事与自身的审美追求、精神气质、文化理想结合起来, 使饮茶品茗活动具有了玄远丰厚的审美价值和生命意味, 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具有文人气质的茶文化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读到《茶疏》, 亦与文人之间这种因茶而成知己、因茶而惺惺相惜、彼此相知甚至超越生死的情感寄托密切相关:“一夕梦然明 (作者注:许次纾字然明) 谓余曰:余亦以《茶疏》灾木, 业以累子。余遽然觉而思龙泓品茶尝水时, 遂绝千古, 山阳在念, 泪淫淫湿枕席也。夫然明著述富矣, 《茶疏》其九鼎一脔耳, 何独以此见梦?岂然明生平所癖, 精爽成厉, 又以余为臭味也, 遂从九京相托耶?”[1] (P71) 这一段来自于许次纾至交许世奇的回忆, 真挚感人。许次纾已经去世十年之久了。有一天晚上突然许世奇梦见许次纾对他说:“我想要把《茶疏》刻印成书, 这个事情就有劳于你。”许世奇梦中醒来, 回忆起和许次纾一起在龙泓品尝茶水的日子, 不自觉泪流满面, 浸湿了枕席, 于是将《茶疏》刊刻成书来缅怀许次纾。这种怀念挚友的方式, 感情质朴深刻, 已深得茶情之真味。许世奇帮助许次纾刊刻《茶疏》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本身对这本《茶疏》的文学审美价值评价颇高, 他认为许然明的这本书可与陆羽的《茶经》相媲美, 他甚至认为《茶疏》的辞采风流继承了汉魏风格, 这一点连陆羽也自愧不如。

　　明代晚期, “由于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 加上当时文学和理学思想的转变, 在性灵说的提倡下, 许多文人在品茶中寻求雅趣, 寻求生活的乐趣, 舒放性灵”。[2]明代文人不仅通过品茗活动表现自我, 更着意在茗事活动中展示自我心灵的姿态。同时, 明朝是中国茶文化史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其中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明代的茶饮方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明代以前, 人们一般饮用以茶饼压制而成的团茶, 饮茶的方式以水煮或冲点为主。从比较经典的茶饮记录来看, 茶饼的制作不仅大大损伤了茶叶的自然本性, 而且制造工艺和饮用方式的繁琐使饮茶较为疏离人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了一种阻碍人与茶自由交流的巨大桎梏。明代以后, 改团茶为叶茶, 散茶经炒青、烘焙后不添加其他的佐料而直接冲泡饮用, 茶自身的口感、香气就可免受外来添加物的侵扰, 使茶自身的本性和真味都得到了充分发挥。“从表面上看, 推动明代饮茶方式变化的直接动力, 源于洪武二十四年 (1391) 九月明太祖朱元璋的一道诏令:‘诏建宁岁贡上供茶, 听茶户采进, 有司勿与……帝以重劳民力, 罢造龙团, 唯采芽茶以进’。自此团茶废除, 改贡叶茶”。[1] (P87) 帝王的倡导固然具有决定作用。然而更深层的原因恐怕是茶与人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一种彼此间自然的调整与适应。明代改团茶为叶茶, 对明代茶业最突出的贡献, 就在于简化了饮茶的方式, 使过去只能出现于皇宫贵族或禅门寺院的独特茶饮开始流行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自此, 文人的品茗茶事活动一改两宋时代的繁琐考究之风, 呈现出清茶本真的自然淳朴风貌。明代这种回归茶的自然本性的需求, 不仅使明代茶业走上了一条豁然开朗的道路, 也使得明代的茶美学展现出回归质朴的清茶之美的独特风范, 而《茶疏》则详细记载了这一美学风范产生的原因及典型特征。

　　二、《茶疏》的美学思想

　　明朝饮茶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沈德符《野获编补遗》中对此记述:“今人唯取初萌之精者, 汲泉置鼎, 一沦便暖, 遂开千古茗饮之宗。”[1] (P70) 这种直接用沸水冲泡叶片的沦饮方法, 不仅大大简化了茶叶的制造与品饮程序, 而且也使得明代对茶叶的内在品质追求更趋向于回归到茶叶的自然本性之美。许次纾在《茶疏》中对前人的制茶与饮茶方法和今人进行比较:“古人制茶, 尚龙团凤饼, 杂以香药。然冰芽先以水浸, 已失真味, 又和以名香, 益夺其气, 不知何以能佳。不若近时制法, 旋摘旋焙, 香色俱全, 尤蕴真味。”[1] (P84) 明代之前, 人们制作茶叶, 将茶叶制作成龙团、凤饼, 并在其中掺杂香料。即是用雀舌和水芽制造茶叶, 价格昂贵不说, 水芽先用水浸泡, 已经失去了茶的本真滋味, 再用茗香混合, 更加使茶失去原来的香气。而有明以来的茶叶制作, 茶叶一摘下来, 马上焙炒, 香气、色泽俱全, 保留了茶叶的本真醇香。散泡叶茶的方式也一直流传到至今, 最直接的原因, 除了其简便易行之外, 还可以更大限度激发茶叶原本的自然清香, 使得人们在品茗的过程中, 产生更强烈的审美愉悦感。

　　明代市民阶层兴起, 人们在审美的趣味上追求的是既要容易把握与操作、又能够带来深刻的审美愉悦的艺术品味方式。明代的家具风格非常简洁, 但是特别强调整体造型的流畅, 这样的风格反而使得家具带有一种深刻的隽永意味。因为简洁使其回到了家具最质朴的存在方式, 但是品质并不会因为简洁而变得粗糙。也正是因为简洁, 可以给欣赏者留出更多的空间参与其中。这正如茶叶, 如果回到质朴的存在方式, 人们就会更加关注茶叶本身的滋味。而宋代制造和品饮方式都比较繁琐的点茶, 让人们对茶叶的品赏失去了对其本真的味觉感受, 反而更关注于斗茶过程中茶叶的外形变化了。虽然这也是一种审美的品评, 但是其品评的意旨已经完全脱离了茶叶的自然本性, 许次纾在《茶疏》中对茶叶味道的鉴赏与品评则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性。

　　“一壶之茶, 只堪再巡。初巡鲜美, 再则甘醇, 三则意欲尽矣。余尝与冯开之戏论茶侯, 以初巡为婷婷袅袅十三余, 再巡为碧玉破瓜年, 三巡以来, 绿叶成荫矣。开之大以为然。”[1] (P123) 品茶时精神专注, 动作细腻, 充分感受味觉体验之丰富与延展性。这得益于在散泡茶叶的反复冲泡历程。反复冲泡在增加味觉感受的延宕性同时, 更加带来对茶的品味而引发的生活最本真的体悟与感受。也正因这样的延宕性, 许次纾独具匠心地以对女性形象的类比来比喻饮茶时的感受。将味觉的感受与人物品评相比拟, 这体现出明代文人特有的趣味与诙谐。喝茶, 不只是为解渴, 更带来日常休闲隐逸般的审美与情调, 是一种举手投足间亲近自然的个性气质。味觉的审美需要具有一定的延宕性, 也即可以让审美主体在品味的过程中, 与被品味的对象展开充分的交流与沟通。散泡叶茶正满足了这一审美条件。如果是煮饮或者冲点茶都不具备这一味觉审美延宕的可能性, 而味觉的延宕性与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则密切相关。“味觉的快感同人类审美意识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从字源学上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如德文的geschmack, 既有审美、鉴赏的含义, 也有口味、味道的含义。英文taste一词也是这样。味同人类早期审美意识的发展有如此密切的关系, 根本的原因在于味觉的快感中已经包含了美感的因素, 显示了美感所具有的一些不同于科学认识或道德判断的重要特征。首先, 味觉的快感是直觉的或直接的, 而非理智的思考。其次, 它具有超出功利欲望满足的特点, 不仅仅要求吃饱肚子而已。最后, 它同个体的爱好兴趣密切相关。”[4] (P18) 这一段论述深刻地阐释了味觉之所以能带给品赏者审美体验的原因。

　　总之, 在明代文人的观念中, 茶为清净自然之物, 品茗鉴赏成为明代文人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士阶层对茶之品饮境界的追求与创新, 正是明代审美精神在茶事中的自然延伸与深层创造, 他们往往借茶遣兴, 品味生活;又往往以茶抒怀, 通过饮茶来体味清静高远的生活情调。而在悠然与淡远的意绪之中, 茶的清香和淡泊与他们的心神融为一体, 明代文人的日常审美从而具有更切实而飘逸的成分。

　　因为饮茶方式的变化, 做为茶饮最重要的伴生物的茶器具的审美取向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最鲜明的变化就是提倡简约之风。宋代饮用末茶的一些繁琐的茶器, 如茶磨、茶碾、茶罗、茶筅、茶勺、茶盏等, 因为茶叶加工程序的简化, 亦随着末茶的废置而消逝。茶具的审美追求也回归到陆羽所倡导的简约之道上, 总体表现为追求自然朴实之美。

　　器具的变化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小茶壶的出现。明代泡茶器具最为崇尚紫砂或者瓷制的小茶壶。明代冯可宾在《茶录》中写道:“茶壶以小为贵, 每客小壶一把, 任其自斟自饮方为得趣。何也?壶小则香不涣散, 味不耽搁。”[5] (P113) 因为小茶壶更能够保存茶味的鲜美与持久。而张谦德的《茶经》说:“茶性狭, 壶大则香不聚, 容一、两升足矣。”[6] (P118) 小壶于茶可以利汤扬香, 于泡茶或饮茶的人来说, 则可尽“幽人之趣。”何谓“幽人之趣”?《遵生八盏》说:“幽人首务, 乃是设茶寮于书旁, 寮中设茶具、焚香饼, 供长日清谈, 寒宵兀坐。可供长日清谈, 说明吃茶之人不过二、三人, 是识茶人, 亦是知交。因而, 小壶泡不仅有着功能性上的优越特性, 更兼具了精神层面的幽趣与韵味。”[6] (P118) 据说, 因为当时有嗜茶文人建议“把壶从大改小, 做成一把可以一手持之, 一手髭须吟诗的雅器”[6] (P118) , 于是一代紫砂大师时大彬开始改制小壶, 并将制壶工艺手法和壶型大小规格基本固定下来, 并流传至今。

　　二为盏的变化。在宋代因为斗茶茶色以白为上, 所以喜用深色釉茶盏以衬其白。明代用茶叶直接冲泡, 茶汤绿, 故宣窑、成窑白瓷更能衬托其嫩绿色泽。饮茶方式的变化导致茶汤颜色的变化, 进而影响茶具颜色的选择变化, 从这小小的茶器具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出明人对茶之品味的微妙审美感受。明代时出现并流行的茶器具, 茶具的材料选择、制作特色与审美风格对今天的茶器具的影响还很大。紫砂壶的出现, 也是因为明代的饮茶方式要求回到保存茶的本身特质的层面上来。文震亨在《长物志》中特别提到:“壶以砂者为上, 盖既不夺香, 又无熟汤气。”[6] (P117) 砂壶“皆盖以粗砂制之, 正取砂无土气耳”[6] (P117) , 所以能保存茶本身的香气。因此, 砂壶的地位在明代日渐凸显, 享誉至今的供春、大彬壶就出现在明代。“往时龚春茶壶, 近日时彬所制, 大为时人宝惜。”[6] (P117) 质地纯朴、做工精致的紫砂壶, 逐渐替代唐宋时期的金器、银器、锡器, 成为新宠。细究紫砂壶在我国茶文化发展史上得到这种殊遇, 除去经济和技术方面的原因之外, 主要在于它同时具备了物质和审美的双重功能。紫砂壶较好的通透性和低传导性满足了茶人的功能需要, 但更为重要的是, 紫砂壶符合文人的“茗赏”意趣。紫砂壶具有丰富的色泽, 同时其材质又具备了极强的可塑性, 可以充分满足文人以茶器创作表情达意, 从而抒发托物言志的情怀。

　　三、茶与审美化生活方式

　　茶叶的品饮和制作方式所发生的改变, 是与明人对茶的审美感受相伴而生的。从许次纾的记载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明人对茶的理解与感受是将茶既当成日常饮品, 又常常寄托自身审美的追求和趣味。将口腹之欲升华为一种清雅的精神享受, 是明人的创新。这样的精神享受如果再进一步加以拓展的话, 将之与生活环境、交友方式结合起来, 则拓展为一种以茶为载体的清新质朴的审美化生活方式。如果说陆羽的《茶经》已经将茶提升到可与个体的修身养性相融合的高度, 《茶疏》则为我们生动地展现出一种以茶为载体的审美化的日常生活方式。

　　陆羽在《茶经》中已经提到茶对个体身心的整体调和作用, “茶之为用, 味至寒, 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3] (P3) 茶性属至寒, 其做成饮料, 与那些品行端正简朴的人最为适宜。许次纾则从中和养生的视角指出:“茶宜常饮, 不宜多饮。常饮则心肺清凉, 烦郁顿释。多饮则微伤脾肾, 或泄或寒。盖脾土原润, 肾又水乡, 宜燥宜温, 多或非利也。”[1] (P145) 茶适宜经常饮用, 如果经常饮茶, 可以使心肺感到清爽, 可以化解心中的烦郁。茶虽然是很好的饮料, 常饮也需有节制, 不可过多过浓, 过多饮用的话, 会对脾、肾造成一些伤害, 可能会导致腹泻或受寒。本来人的脾脏和肾内的水分就很充足, 适合干燥和温暖, 水如果过多并不好。许次纾从中医的角度提出了淡茶少量的原则, 言之有据而又颇有见地。如此辩证地看待茶之功效, 这在其他的茶书中极为鲜见。这种思想亦体现出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精神, 即始终以一种伦理化的人文世界观立场看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和人生。许次纾的这一观点传达出茶不仅仅是文人表达自身独特的人文意趣的载体, 更是一种自利利他的饮品, 如何通过饮茶, 并籍由茶传达人间最朴素本真的善与美, 从茶自身的特质, 进行探究则显得尤为必要。

　　《茶疏》对饮茶环境也即茶寮的选择亦凸显鲜明的美学色彩。从茶寮的地点、寮内炉灶、茶几的布置等各个方面都无一不具有主体意识上的审美选择与匠心安排。“小斋之外, 别置茶寮。高燥明爽, 勿令闭塞”, [1] (P129) 饮茶环境的要求, 一方面与茶的自然本性相一致, 因为茶来自于自然山川, 其属性之美具有自然之境, 而更为开阔的饮茶环境则彰显茶叶之本性的天人合一。但是, 这种自然环境又不是完全脱离人的生活本身。许次纾指出了饮茶之境, 应是“心手闲适, 披咏疲倦, 意绪纷乱, 听歌拍曲, 歌罢曲终, 杜门避事, 鼓琴看画, 夜深共语, 明窗净几, 洞房阿阁, 宾主款狎, 佳客小姬, 访友初归, 风日晴和, 轻阴微雨, 小桥画舫, 茂林修竹, 课花责鸟, 荷亭避暑, 小院焚香, 酒阑人散, 儿辈斋馆, 清幽寺观, 名泉怪石”, [1] (P134) 不宜近“阴室、厨房、市喧、小儿啼、野性人、童奴相哄、酷热斋舍”。[1] (P138) 这种刻意为之的清静幽独的茶境, 既成一体又不脱离世俗。所以, 从饮茶方式中我们可以发现, 雅与俗在明人的生活和审美方式中呈现日渐融合的趋势:既有“鼓琴看画”的大雅, 亦有“佳客小姬”的大俗;既有“茂林修竹”的清幽, 又有“儿辈斋馆”的家常。世俗中保持自性, 雅致中寻求真味, 这是明人对饮茶环境的审美追求的生动体现。这样的品饮环境宛然一个身心体验的道场, 茶汤的美味、茶叶的香气, 已不仅是满足味觉、嗅觉, 更多是透过五官感觉与心灵的统合, 产生微妙的美学境界。明代的文士, 将此品茶空间称为“茶寮”。明人杨慎谓“僧寺茗茶曰茶寮。寮, 小窗也。”[7] (P3) 茶寮在文人心中的地位, 吴智和先生有很好的解释:“如果说, 哲理思考、文学创作、史学著述是传统文人安身立命的寄托方式之一, 则茶寮在文化生活史上应予特别的重视, 因为饮茶生活无疑是文人灵感、性灵的藉助物之一。”[8]这些关于茶境的描述, 我们可以看出明人擅于从饮茶这一生活的细微小事中得到启示, 并从对恬淡静谧的环境的欣赏中获得超悟。“他们所品味的不仅仅是淡雅高洁的茶艺和清逸幽深的自然环境, 而是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自己的人生境况”。[9]

　　当人们将茶饮不仅仅作为一种自我味觉的满足, 同时亦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精神修养及与他人情意互动的过程时, 茶就具有了深厚的文化意涵。一次简单的饮茶活动中, 由于宾主彼此之间心意相交和精神互动, 进入到彼此的心灵与精神世界之中, “素心同调, 彼此畅适”, [1] (P125) 只有心性修养、趣味相投之人方可成为茶侣, 才能在“清言雄辩”中体味饮茶的乐趣。唐宋时期也注重茶侣的选择, 但是一般只言及茶客的人品、修养, 明人在此基础上对茶客人数的多寡、茶友的选择等都有要求, 而且这种要求体现出较强的精神需求。许次纾在《茶疏》中特别强调, 以茶会友的过程其实是惺惺相惜、心意相交的情感精神的互动过程。因为, 此时的饮茶已经从个体的清趣走向了社会交往的层面, 茶既是本体, 又是一个重要的载体。茶友们在共同的品茗交流中, 不仅体会当下茶汤的真滋味, 更要一起体验生命中放空的瞬间。

　　结语

　　如果说唐朝陆羽的《茶经》和宋朝赵佶的《大观茶论》, 这两部茶论典籍开创了唐宋两个时期文人论茶的重要端的, 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则开始从茶事本身上升到对茶事与文人的生活方式相结合的艺术审美的整体追求之中。《茶疏》中既记载了茶的形而下的生长、采摘、制造、品饮的过程, 又升华了对茶之品味、饮境、茶侣的精神追求。茶除了品饮的功效之外, 更重要的是精神内涵的修养, 也是一种文化品格的深刻体现。文人对茗茶情有独钟, “他们既亲著茶书、别泉鉴水、创制茶具、精研茶事;更将自身高超的审美感受力、精神追求和人格理想融入到日常茶事活动中, 将茶事活动发展成为艺术活动, 将茶事过程发展成为丰富的艺术审美与精神升华过程”。[10]《茶疏》的写作与传播不仅代表了明代文人对茶事审美追求的境地与理想, 亦极大地促进了后人对明代茶事文化内涵的深厚理解、传承与广泛传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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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娄明利.浅谈明代吴门茶事绘画之画意[J].大众文艺, 2013 (10) .
　　[10] 刘军丽.明代茶诗与文人茶的艺术精神[J].四川旅游学院学报, 201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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