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在电视剧《虎啸龙吟》中的应用

时间:2019-09-27

　　摘    要：  在国内传统文化IP日趋火爆的背景下, 历史剧《大军师司马懿》取材于乱世烽火的三国, 以司马懿为主视角, 以权谋贯穿乱世, 展示了众生百态。其下部《虎啸龙吟》承续了上部《军师联盟》雄浑大气的风格, 展示了后三国时期已处于中老年的司马懿善念与欲望的角力。电视剧借助“三国”大IP, 彰显了悠远深厚的文化底蕴, 嫁接了当代流行文化的叙事模式, 体现出传统文化传承及创新融合的新趋势。

　　关键词：   电视剧，《虎啸龙吟》，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
 

　　一、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表达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凝聚功能、感召功能和文化导向功能。在影视文化传播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参与影视剧文化身份建构的重要路径, 展现出剧作者对本土文化的追根溯源, 引导受众形成文化认同、文化归属。《虎啸龙吟》因其历史正剧的定位, 在围绕主线人物的剧情设计中, 呈现了汉魏易代之际富有历史感的人物群像、历史事件, 渗透了典型的传统文化精神。

　　1. 志于道与以曲求伸的“士”的精神

　　作为中国古代特定社会阶层, 《论语·里仁》记载, “士志于道, 而耻恶衣恶食者, 未足与议。”说明“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 将担当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目标。“士”这个阶层虽然对政权有极强的依附性, 但却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使命感。汉代是士人群体的自觉时代, 文人通经致用, 习儒学文。汉末身处易代之际的士人群体肩负着政治秩序重建、文化复兴的大任。《晋书·宣帝纪》称司马懿“少有奇节, 聪朗多大略, 博学洽闻, 伏膺儒教。汉末大乱, 常慨然有忧天下心。”《虎啸龙吟》中塑造的司马懿体现出典型的“士”阶层的出处行藏与人生理想。如果上部中的青年司马懿表现出的是面对无道则隐, 下部中的中年司马懿则是有道则仕。作为“托孤重臣”, 他出镇中南和西北战场, 南征孟达, 西拒诸葛, 东平公孙渊, 表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作品借由大众熟知的情节串联起中国士人的理想价值追求, 在曲折的叙事中展现出宏阔的士人心态演化史。

　　曹魏前期的建安名士群体既有儒道坚持者, 也有大批新黄老派思想者, 刑名法术杂用, 这对司马懿影响深远, 《晋书》就记载司马懿熟悉《老子》。从这个角度看, 《虎啸龙吟》在表现司马懿出处行藏的矛盾方面还是忠于史实的。电视剧中的司马懿既有“士”阶层“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 也有黄老道家以曲求伸、以退为进的价值取向, 更有波诡云谲的权谋机变。三国故事早已深入人心, 编剧并没有试图去过多渲染建安到正始时期的时代大背景以及“士”阶层的演化斗争, 而是在人物塑造及紧凑的剧情设计上, 梳理了历史坐标中士人的现实处境和价值取舍, 又做了自己的阐释和与当代文化相适应的时代性的提升, 使得观众对于这一段历史有了更多的亲近。

　　2. 价值规范遵从与背反的矛盾冲突

　　随着儒家道德理念的发展, 家国同构成为中国古人的文化认同, 忠孝节义逐渐成为所要遵循的重要道德准则和理想人格标准。编剧在《虎啸龙吟》中体现了家国同构与忠孝节义观的传统伦理道德, 并将以司马懿为主的人物群像的家庭生活及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嵌入这一模式之中, 体现了对这一基本价值规范的遵从与背反的矛盾冲突, 如忠善与私欲并存的司马懿、莽撞又奸滑的司马昭、宵衣旰食与忠智两全的诸葛亮、自私贪欲与伦理背弃的曹爽等一批角色。尽管在某些角色塑造中虽有脸谱化之嫌, 但总体上反映了合理的传统伦理观念。

　　《虎啸龙吟》还放大了以往“三国戏”没有的生活戏, 张永新导演希望借用诙谐化、轻松化的诉说模式, 做温暖的历史。作品对家庭伦理关系的表现, 如司马懿夫妻关系与史实虽有较大出入, 但更多是以现代的家庭伦理关系代入剧情, 正是在这一点上, 作品搭建了传统文化向现代性转化的桥梁, 使得历史人物具有了现代精神。影视与大众文化心理构成对应关系, 容易获得受众的共鸣, 从而维持和强化社会共识和精神纽带。

　　二、传统文化资源运用模式

　　《虎啸龙吟》运用影像化、具象化手法, 对传统文化资源艺术再创造, 使作品成为传统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 实现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 这是作品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1. 以伦理刻画为主的叙事模式的运用

　　在大众文化影响下, 《虎啸龙吟》利用紧凑的情节构筑起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传奇性伦理化叙事模式, 以司马懿作为整个故事的叙事中心, 勾连出一组性格特征鲜明的“军师群像”。作品以司马懿这一历史人物的性格成长史、人物关系图谱表现出叙事的阶段性与整体性的相互联系, 展现出历史轨迹演变的合理性, 从而完成其历史叙事。作品并不囿于历史演义小说、民间传说中司马懿阴谋家的扁平化刻板印象, 而是在叙事中艺术化地将历史人物的成长放置于大时间跨度中某一具体的历史坐标中, 通过符合历史逻辑的叙述达到“似真性”效果。这种以主人公为中心的人物关系图谱描绘不仅有家庭关系, 借此增加了故事的人情味、生活气息;也有社会政治关系, 表现出故事的传奇性、民间伦理性, 迎合了大众审美趣味, 表达了一定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 反映的人物生存处境往往是驱使人物行动的原始动因。

　　此外, 《虎啸龙吟》在剧中频繁借用了先锋戏剧式的内心叩问, 如在空城计和五丈原的剧情中借助意识流层面, 呈现了司马懿与诸葛亮在幻境中的对话、老年自我和年轻自我的对话。通过自我剖析这一细节, 诸葛亮、羽扇、老年司马懿作为符号陆续呈现, 是对司马懿心态转化的强化聚焦。之后的隔空望月、临渭水而望都是借情境以自我审视的过程, 这些都体现了创作者的历史思索与伦理表现。

　　2. 人物立体化勾勒与传统文化符号的运用

　　《虎啸龙吟》赋予主线人物个性化、典型化的性格设定。司马懿的“鹰视狼顾之相”便颇具有隐喻性, 为民间伦理的影像化呈现提供了空间;他心爱的宠物龟“心猿意马”既在传统文化中是长寿、吉庆的瑞兽, 其名又源于佛经, 是心思流荡不定的外化表现。所以, 在电视剧中“心猿意马”的出场不仅是增添生活情趣的看点, 更被赋予了一定的象征意义, 与主人公形成镜像关系, 二者互为映象。

　　除了借助人物体现外, 《虎啸龙吟》也依赖场景、服饰、礼仪等一系列的符号让传统文化的影视表达得以实现, 展现出符合时代特征的中国古典美, 实现传统文化的视觉化传播。剧中人物的对白古韵十足, 不仅体现了历史感, 更辅助完成了人物性格的外化塑造, 如司马懿身着女装临河朗诵《出师表》, 与诸葛亮隔河对望, 将两人的博弈与惺惺相惜表现无遗, 深厚的台词功力和高超演技共同完成了向经典致敬的举措。导演张永新认为, 历史剧应该让观众看后感同身受, 以司马懿为切入点, 正是因为他具有可让现代人投射自我的生命历程。这种历史真实与合理想象的有机结合使历史人物跨越时空, 其功过得失得以客观展现。

　　3. 影视创作与传统文化传播的相互促进

　　《虎啸龙吟》外在结构形式和内在内容表现与传统文化相呼应, 叙事模式及剧情设定体现了历史剧典型的伦理化叙事特征。作品围绕司马懿的人物成长, 糅合了大义担当、博弈权谋的主题设定, 注重按照历史逻辑发展的可能取舍情节, 以序列性故事叙事描摹人性和境遇, 将伦理的判断藏于戏剧性的故事架构, 因其合理性, 让受众自然接受了作品的价值判断。在历史主线下作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突破性处理, 塑造的侠骨柔情、乱世温情, 满足了受众的消费心理和文化需求。金戈铁马的历史借由诙谐、轻松的叙事模式带上了温暖的色彩。

　　在影视创作中, 重构具有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文化符号, 创作出富有文化内涵与当代价值的影视精品,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当代影视人的重要使命。影视产业工业化的生产模式推动了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 在移动互联网发展背景之下, 影视产业给传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传播渠道。近年来, 影视产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影视创作中对历史文化题材的解构和重构, 历史成为艺术创作取材的富矿, 如何在宏大的格局中塑造鲜活饱满的人物形象, 《虎啸龙吟》做了一次有益的尝试。该剧努力实践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与影视产业的结合, 形象地说明了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中是如何不断转化的, 其内容及传播形态等都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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