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业余民间曲艺社团的历史沿革

时间:2019-09-27

　　“私伙局”是广府民间曲艺爱好者以自娱自乐为目的，自愿组合为基础的业余民间曲艺社团。“私伙局”对岭南音乐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广东音乐（粤乐）的摇篮，同时是广东音乐、粤剧、粤曲活态传承的民间载体。

“私伙局”是与“灯笼局”相对应的一个方言词汇，它具有方言词汇开放性的特点，其指称意义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而发生改变。经较长时间的演变以后，目前用以指代民众的以自娱自乐为目的的音乐活动及这种活动的组织。就这一词本身的演变，它所体现的是广府民间音乐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通过对“私伙局”名称来由的考证可知，“私伙局”在形成和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有所改变，因此，可以窥探私伙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

一、原始生长期

明清以前可以看作是“私伙局”的原始期。划分的依据之一是明清以前的私伙局，其概念是指与灯笼局相区别的、自娱自乐的音乐活动的方式，以及这种活动方式的活动场面，并不指代音乐组织。“私伙局”开局的召集人，即主家，与其他参与者是雇佣关系，主家可以参与演出，或“唱曲”,或“玩音乐”,是自娱自乐，而对于其他参与者，参与活动只是获取报酬的手段。

任何社会和任一阶层都不缺审美需求，同时具有一定的审美偏好。“私伙局”的源头是雅集。雅集是一种具有阶层指向性的活动，与文人相关。岭南文人的汇集和文人群体在岭南的崛起和发展带动了雅集活动的兴盛。

广东自晚明以后的家乐文化较之于其他地区在清初独特的文化背景中迅速复兴繁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易代之际的短短数年内，以江南文士为主体的大批忠明之士追随永历踏上了从江南到岭南的抗清之旅。伴随南明朝廷的西迁南移，大批文人武士追随南下，“一时南国彦，都向五羊城”.[1]当清朝江山定鼎后，近百万人的抗清志士多留居岭南，他们融入岭南文化的同时，也传播江南文化，其中最显着的就是昆曲。伴随南明政权的兴亡，昆曲在岭南得到迅速复兴和弘扬。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六描述，清两广总督吴兴祚入粤任上：“兴祚喜与文士游。一时名士，多共唱酬，颇能沾溉寒士。故人望归之。”吴兴祚组建了自己的数支家乐戏班。公务之暇，不废声乐。其总督府聚集了一大批擅长词曲的文士，“座中嘉客半江东”,诸多江南才俊皆为总督座上嘉宾。清代戏曲的发展与这些游幕文人密切相关。其中，文人万树就是追随吴兴祚的江南才子，以万树为首的游幕文人群体不仅促进了岭南曲坛的空前繁荣，而且还直接导致了岭南剧曲--粤剧的诞生。[2]

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另一个促使私伙局滥觞与社会的重要原因。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发生于十六、十七世纪，即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期间以得到确切证明的、其中以珠江三角洲地区具有工场手工业性质的佛山冶铁炉坊为标志之一。[3]这时期，商人支配生产已成为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形式。这是一个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分水岭。

近年，以广东音乐曲艺团前团长黎田为首的本地的音乐工作者新的研究认为，“广东音乐”（粤乐）是“经历过一个从明代万历元年（1573）至清代光绪元年（1875）间的、长达三百多年的孕育阶段才开始形成为一个乐种的”,直到1860年左右，“广东音乐”才真正具备了“特色曲目、群众基础以及代表人物”三大条件，从而形成单一乐种。[4]

这一时期私伙局的活动内容包括器乐、声腔甚至舞台表演，为后来粤剧、粤曲及广东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条件。据此，大致可以把明代万历年以前作为私伙局的原始期。正是明清时期由于珠江三角洲特殊的地理历史条件，商品经济的萌芽及其后在全国首出一指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来休闲和“玩”音乐并以市民为主的阶层。自此私伙局的活动便蓬勃地在广府地区发展起来。

这一时期是“灯笼局”与“私伙局”并存的时期，二者是一对概念，二者概念的指向均是活动形式。“灯笼局”也一直只指活动形式，因为其后来的发展也未形成组织。已故着名音乐家刘天一在《略谈“广东音乐”的历史源流》一文中载：“粤剧之外，还有失明曲艺人员（盲妹）的演唱活动，颇有影响。他们一般是唱家庭喜庆的‘灯笼局’的。所谓灯笼局者，因当时晚上要提灯笼走路，而且喜庆必挂灯笼”.[5]另，陈驹先生《“白话说唱”史话琐闻》一文写道：“南词妹”,亦即“校书”、“琵琶仔”,是专门唱“花筵”和灯笼局的，而灯笼局就是民间节日庆典或婚嫁庆贺饮宴时聚会。[6]因此，从演出形式看，“灯笼局”就是堂会。

二、繁荣发展期

从明清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时期的“私伙局”既指代私伙局这类民间音乐组织，也指这类组织的活动。

“私伙局”的发展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器乐发展有密切关系。近年有研究者把“广东音乐”的发展分为五个时期，包括“广东音乐”的孕育期、生长期（硬弓时期）、成熟期（软弓时期）、徘徊期和发展期。而私伙局的繁荣期的跨度包括了“广东音乐”的生长期（硬弓时期）和成熟期（软弓时期）。[7]明清时期，小业主经济本已十分繁荣的佛山，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市民阶层扩大。“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开局”已不是大户人家的专利，文化下移，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市民阶层成为私伙局的主体。以佛山为例，明永乐年间（1403-1424），佛山手工业发达，农产品丰富，商贾云集，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孕育孵化本土文化艺术提供了人文环境和物质基础。随着民间乐社的日渐增多，“开局”已成为市民阶层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的“私伙局”数量众多，发展规模前所未有，尤其是在这一阶段的女伶时期，“私伙局”对粤剧、粤曲及广东音乐的发展都作出了极大贡献。也就是在这一时候，“私伙局”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私伙局”内一批有素养的“玩家”（业余专家）进入圈内，成为专业乐师。民间自发聚会演唱粤曲，演奏粤乐的私伙局越来越多，多冠以乐社之名。但一些有影响的乐社开始变换角色，即由原来自娱自乐的背景里脱颖而出，走入前台，进入公众的视野，而这些乐社的功能也自此开始改变，部分成员开始向职业和半职业转化。这一时期的女伶把粤剧十大行当的腔口归并为大喉、平喉、子喉三大腔系，请粤乐（广东音乐）作曲家和演奏师伴奏、设计唱腔和创作小曲，并引入西洋乐器伴奏，从而大大丰富了粤曲曲牌板式，使唱腔更加优美动听。此时期的粤曲发展有四个方面的进步：（1）清唱中将演唱与伴奏分家，设置了专门的伴奏乐队；（2）一批有素养的“玩家”进入圈内；（3）在开场与间场中有独立的器乐曲演奏，为广东音乐的发展开辟了园地；（4）有了乐曲自己的专门去目及其创作专门家，不再从属于粤剧戏班的曲目库存。

新中国成立以后，“私伙局”及其活动仍相当活跃。郭沫若当年就非常感叹，并写下了“万家灯火万家弦”的诗句。《广州市志·文艺志》载：“ 到1959年，广州地区的业余文艺团队发展到3800多个，其中业余文工团、业余粤剧团、话剧团387个，其余是音乐、曲艺（私伙局）、舞蹈等品种的团队。”[8]仅当时的广州地区私伙局数量当在三千个以上，因为，舞蹈团队数量不会是大多数，而这里所说的“音乐、曲艺”二者概念也有重叠，故大部分应为演唱粤曲和演奏器乐的私伙局。

三、沉寂期

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原有的群众业余文艺队伍绝大部分解散，出现了大批名为“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群众文艺组织，以服务政治为目的。这些宣传队很多是当时的“群众组织”各自成立的，其成员以“停课闹革命”的大中学生为主，他们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称号前面均冠以群众组织之名，以示区别；也有各行业系统的革命委员会抽调基层单位人员组成的完全脱产的行业宣传队；还有一批聚散无常的基层单位宣传队。演出内容多为政治类歌曲及“样板戏”剧目。“私伙局”活动进入沉寂期。

四、复苏发展期

这一阶段从“文化大革命”以后一直持续到现在。这一时期“私伙局”之名专指组织，已不指称活动，即专指“私伙局”这种类型的民间音乐组织，以示与“公家的”（由政府部门主管）的“专业”文艺团相区别。

“文化大革命”以后，“私伙局”开始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尚有一些进入地下活动状态的“私伙局”崭露头角。随着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以及与港澳地区、华侨地区的经济来往和文化交往，“私伙局”得到迅速发展，以至在珠三角地区遍地开花。以佛山地区为例，笔者先后于2004年及2015年对佛山各区“私伙局”前后的十年发展规模进行了统计。

分析统计数字可以看出，“私伙局”的规模与各区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呈正相关。以佛山为例，这种正相关十分明显。就常住人口规模而言，除却禅城区以外，其他各区“私伙局”的数量也与常住人口规模呈正相关。禅城区之所以例外，是因为禅城区是原佛山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人口构成与其他区不同。

注释：

[1]李振裕：《送方敦四之粤》其二，载《白石山房集》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6第243册第588页。
[2]朱丽霞：《文人游幕与清初戏曲》[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6），第156-159页。
[3]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第163-230页。
[4][7]陶诚：《“广东音乐”文化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3年1月，第50、1页。
[5]刘天一：《略谈“广东音乐”的历史源流》[J].民族民间音乐研究，1982（2），第32页。
[6]陈驹：《“白话说唱”史话琐闻》[J].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1），第31-49页。
[8]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广州市志：卷十六文化》第520页[M].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
[9]佛山市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详见：
[10]《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5）》绿皮书，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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