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庸对鲁迅思想一贯性的坚持

时间:2019-09-27

 

　　一、《〈阿Q正传〉研究》风波
　　
　　《〈阿Q正传〉研究》曾经是耿庸的重要“罪证”之一，其主要思想源于其在震旦大学讲课时的讲义。当时耿庸发现自己最崇敬的文学理论家冯雪峰在1950年代论鲁迅时，“把在写作《阿Q正传》时已和马克思主义者相一致的鲁迅先生降贬为单纯进化论者，把击破了对农民悲观的观点的鲁迅先生变化为对农民---人民大众‘悲观和怀疑’的人。”①这和冯雪峰本人1940年代的鲁迅观不一致。冯雪峰的变化让耿庸感觉“上当”②了，决定以之为靶子，写一本《〈阿Q正传〉研究》。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耿庸盛赞冯雪峰1953年下半年谈鲁迅思想的发展时使用的“从革命民主主义进到共产主义”的表达方式，突破了“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论断，“是冯雪峰在鲁迅思想研究上的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指出“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更多地或主要地是表明了鲁迅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发展过程，还不足以概括鲁迅思想的总体。耿庸自知言辞锋利，担心伤及冯雪峰，所以《〈阿Q正传〉研究》一出版就给冯雪峰寄去两本，另发了一封信，就自己过激的态度致歉，并在二版小记中公开地说：“由于热爱鲁迅先生，更由于修养的不足，在态度上不够冷静、有所过激了。”③《〈阿Q正传〉研究》是一部论辩性着作，率性直言，批评起来毫不留情面。不像一般论争类文章一样拐弯抹角地说客套话，这是耿庸的一贯行文风格，不独针对冯雪峰如此。但是，至今有研究者据此以为耿庸“文风十分恶劣”①，难怪耿庸当年的小心谨慎不足以防患于未然，而是很快就收到了冯雪峰的回信：“不知道我和你有什么私仇，你要这样骂我”②。沟通既然失败，笔墨官司就迅速开始了。
　　
　　把学术论争混同为私仇，或者用政治强力左右学术争鸣，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学术环境恶化的表现，这一切都让耿庸赶上了。耿庸不明白冯雪峰在鲁迅问题上态度转变的深层原因，执意在《〈阿Q正传〉研究》
　　
　　中探讨这一转变，很快引来了围攻。《文艺月报》在上海召集孔罗荪、王西彦、许杰、魏金枝、唐弢、王若望就《〈阿Q正传〉研究》展开批评。但是耿庸的论述逻辑严密，不易被驳倒，最终用了外地寄去的两个年轻人的批评稿子。顾征南和耿庸的学生夏家杰写了文章予以反驳回应。据说王戎当时还要专门就鲁迅思想的理解写一篇论文参与讨论。耿庸本人则就冯雪峰的《回忆鲁迅》一书和1946年在《文汇报》上连载的《鲁迅回忆录》一文中相互歧异的地方，列出对照表，写了一篇稿子，寄给了《文艺报》，结果如泥牛入海。
　　
　　一个突出的分歧表现在阿Q主义的“寄植”问题上。早在《〈阿Q正传〉研究》的写作过程中，胡风、路翎、阿垅都参与了意见，朱声（即方然）因病没有参与。胡风认为这是“为主观机械论者---机会主义者挖坟的工作”③，建议突出有发展而又前后相承的理解，打击前后期机械论者。顶好引用机械论具体说法，加以批判，作例证。胡风和路翎斟酌后指出：
　　
　　在别的阶级成员身上“寄植”阿Q主义问题。改写的一段，请再斟酌重写；战斗的人道主义和不可“寄植”,这是原则问题④。冯雪峰认为，如果把阿Q主义寄植在别的人---譬如一个普通官吏或外交家，一个地主或一个士大夫的子弟，一个得意的买办或一个能干的西崽，一个什么教授或一个什么学者等的身上，和采取雇农来概括和塑造一样，可以写得出色而辉煌，社会的影响也会广而久，突出阿Q的“超阶级”性，以说明鲁迅前期思想限于进化论，后期才转向阶级论。耿庸认为这种说法完全歪曲了阿Q这一人物形象的实质和革命人道主义者鲁迅对待现实的战斗态度。首先，“寄植”这一说法，正是典型的观念论，好像这阿Q主义真是一个离开了实际的阶级斗争的基础的东西，可以放在任何阶级的人身上，而行之依然可以“同样”似的，好像鲁迅先生是先有了阿Q主义这个概念，这才来找一个居然可以信手拈来的“寄植”的对象，而不是经过战斗的实践取得了历史内容、阶级内容的阿Q,这才同时也击中阿Q主义似的。⑤一个根本问题：伟大的革命人道主义者的鲁迅先生为什么要举起阿Q及其阿Q主义来？回答是：为了进行战斗。……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立场和精神出发，举起阿Q,痛击阿Q的阿Q主义，就在于促使阿Q们摆脱阿Q主义，以便起来从事抗争。⑥耿庸强调鲁迅塑造阿Q形象是基于战斗的期待并在战斗的实践中完成的，不可随便“寄植”.《〈阿Q正传〉研究》出版后引起的轩然大波，很快将耿庸卷进了思想斗争的漩涡。耿庸的鲁迅论和主流鲁迅论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可见一斑。
　　
　　分歧之二在于阿Q主义是否已经“完全过去了”.论争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阿Q精神本身的复杂性，即兼有劣根性和革命性。冯雪峰认为前者是主要的，以此得出结论：鲁迅对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言外之意，转向阶级论以后的鲁迅对农民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自然阿Q主义也就“完全过去了”.耿庸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从鲁迅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立场看到，压迫者同时是无人道主义者、反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对他们，“‘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①。他这样说：
　　
　　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在所谓“前期”,鲁迅先生也就得到了人生道路是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结论。---鲁迅先生所“哀”的对象，是奴隶，即被压迫阶级；鲁迅先生所“怒”的理由，是为了开展反压迫的斗争，即变革社会和变革人民生活，---这就正是阶级论和社会革命论。②至于后来，耿庸说：
　　
　　虽然阿Q和阿Q们按照性格的发展已经成长和还在成长为新的人物，今天仍然在精神领域中残留着蠕动的、甚至蠢动的地盘。得意地肯定阿Q主义现在是“真正”“完全过去了”的这种提法，便正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阿Q主义的精萃---精神胜利法依旧在爬动着的一个例证。③耿庸认为，尽管阿Q精神上有沉重的负荷，其革命性尚潜伏在蒙昧形态下面，尚有待走向自觉，但这不根本不足以说明它已经“完全过去了”.
　　
　　二、坚持鲁迅思想的一贯性
　　
　　具体作品阐释上的分歧，是宏观思想上有歧异的表征。主流的鲁迅研究趋向于抑鲁迅前期思想而扬鲁迅后期思想以突出其“转变”.冯雪峰是鲁迅晚年比较信任的人之一。他改变1946年的观点，正是拗不过主流鲁迅观的强势裹挟的结果；耿庸则拒绝这样做，坚持表达自己阅读鲁迅的真实理解和感受，认为“鲁迅以《阿Q正传》号召革命和指出革命方向”,以“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把握和宣扬，来迎接革命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耿庸强调一个“历史的事实”:鲁迅的《阿Q正传》“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当时所包容着的、一个在性质上有别于辛亥革命的革命的胚胎；从而，凭这来号召新的革命。”④要之，耿庸的鲁迅研究突出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尤其是前期思想的重要性，与主流的鲁迅研究形成紧张的对话关系，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
　　
　　冯雪峰读了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后，写了《论〈阿Q正传〉》一文，在附记中承认了一些行文上的弊病，但主要观点保持不变。在坚硬的意识形态壁垒面前，冯雪峰适可而止，耿庸继续前行。《〈阿Q正传〉研究》虽然轰动一时，却只是耿庸的鲁迅研究的开端，此后，他一直想写一本名为《鲁迅思想和鲁迅方向》的专着，澄清乃至颠覆1930年代以来笼罩着鲁迅思想的“定论”和“公式”---“前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的形而上学的论断。围绕这个问题，耿庸和阿垅通过二三十封信交换意见和认识。阿垅被捕前焚烧了很多信件，不知是否包括这二十三封信在内。书刚写了一个开头，耿庸就失去了自由。对鲁迅思想的探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言外之意，转向阶级论以后的鲁迅对农民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自然阿Q主义也就“完全过去了”.耿庸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从鲁迅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立场看到，压迫者同时是无人道主义者、反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对他们，“‘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①。他这样说：
　　
　　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在所谓“前期”,鲁迅先生也就得到了人生道路是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结论。---鲁迅先生所“哀”的对象，是奴隶，即被压迫阶级；鲁迅先生所“怒”的理由，是为了开展反压迫的斗争，即变革社会和变革人民生活，---这就正是阶级论和社会革命论。②至于后来，耿庸说：
　　
　　虽然阿Q和阿Q们按照性格的发展已经成长和还在成长为新的人物，今天仍然在精神领域中残留着蠕动的、甚至蠢动的地盘。得意地肯定阿Q主义现在是“真正”“完全过去了”的这种提法，便正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阿Q主义的精萃---精神胜利法依旧在爬动着的一个例证。③耿庸认为，尽管阿Q精神上有沉重的负荷，其革命性尚潜伏在蒙昧形态下面，尚有待走向自觉，但这不根本不足以说明它已经“完全过去了”.
　　
　　二、坚持鲁迅思想的一贯性
　　
　　具体作品阐释上的分歧，是宏观思想上有歧异的表征。主流的鲁迅研究趋向于抑鲁迅前期思想而扬鲁迅后期思想以突出其“转变”.冯雪峰是鲁迅晚年比较信任的人之一。他改变1946年的观点，正是拗不过主流鲁迅观的强势裹挟的结果；耿庸则拒绝这样做，坚持表达自己阅读鲁迅的真实理解和感受，认为“鲁迅以《阿Q正传》号召革命和指出革命方向”,以“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把握和宣扬，来迎接革命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耿庸强调一个“历史的事实”:鲁迅的《阿Q正传》“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当时所包容着的、一个在性质上有别于辛亥革命的革命的胚胎；从而，凭这来号召新的革命。”④要之，耿庸的鲁迅研究突出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尤其是前期思想的重要性，与主流的鲁迅研究形成紧张的对话关系，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
　　
　　冯雪峰读了耿庸的《〈阿Q正传〉研究》后，写了《论〈阿Q正传〉》一文，在附记中承认了一些行文上的弊病，但主要观点保持不变。在坚硬的意识形态壁垒面前，冯雪峰适可而止，耿庸继续前行。《〈阿Q正传〉研究》虽然轰动一时，却只是耿庸的鲁迅研究的开端，此后，他一直想写一本名为《鲁迅思想和鲁迅方向》的专着，澄清乃至颠覆1930年代以来笼罩着鲁迅思想的“定论”和“公式”---“前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的形而上学的论断。围绕这个问题，耿庸和阿垅通过二三十封信交换意见和认识。阿垅被捕前焚烧了很多信件，不知是否包括这二十三封信在内。书刚写了一个开头，耿庸就失去了自由。对鲁迅思想的探革命力量“估计不足”,言外之意，转向阶级论以后的鲁迅对农民的革命力量有了新的认识，自然阿Q主义也就“完全过去了”.耿庸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从鲁迅坚持革命人道主义立场看到，压迫者同时是无人道主义者、反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对他们，“‘费厄泼赖’应当缓行”,甚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①。他这样说：
　　
　　从革命的人道主义出发，在所谓“前期”,鲁迅先生也就得到了人生道路是以阶级斗争为内容的结论。---鲁迅先生所“哀”的对象，是奴隶，即被压迫阶级；鲁迅先生所“怒”的理由，是为了开展反压迫的斗争，即变革社会和变革人民生活，---这就正是阶级论和社会革命论。②至于后来，耿庸说：
　　
　　虽然阿Q和阿Q们按照性格的发展已经成长和还在成长为新的人物，今天仍然在精神领域中残留着蠕动的、甚至蠢动的地盘。得意地肯定阿Q主义现在是“真正”“完全过去了”的这种提法，便正是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阿Q主义的精萃---精神胜利法依旧在爬动着的一个例证。③耿庸认为，尽管阿Q精神上有沉重的负荷，其革命性尚潜伏在蒙昧形态下面，尚有待走向自觉，但这不根本不足以说明它已经“完全过去了”.
　　
　　二、坚持鲁迅思想的一贯性
　　
　　具体作品阐释上的分歧，是宏观思想上有歧异的表征。主流的鲁迅研究趋向于抑鲁迅前期思想而扬鲁迅后期思想以突出其“转变”.冯雪峰是鲁迅晚年比较信任的人之一。他改变1946年的观点，正是拗不过主流鲁迅观的强势裹挟的结果；耿庸则拒绝这样做，坚持表达自己阅读鲁迅的真实理解和感受，认为“鲁迅以《阿Q正传》号召革命和指出革命方向”,以“对于人民民主革命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农民革命的把握和宣扬，来迎接革命力量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耿庸强调一个“历史的事实”:鲁迅的《阿Q正传》“反映的是辛亥革命当时所包容着的、一个在性质上有别于辛亥革命的革命的胚胎；从而，凭这来号召新的革命。”④要之，耿庸的鲁迅研究突出鲁迅思想的一贯性，尤其是前期思想的重要性，与主流的鲁迅研究形成紧张的对话关系，双方的分歧是原则性的。
　　
　　冯雪峰读了耿庸的《〈阿1正传〉研究》后，写了《论〈阿Q正传〉》一文，在附记中承认了一些行文上的弊病，但主要观点保持不变。在坚硬的意识形态壁垒面前，冯雪峰适可而止，耿庸继续前行。《〈阿Q正传〉研究》虽然轰动一时，却只是耿庸的鲁迅研究的开端，此后，他一直想写一本名为《鲁迅思想和鲁迅方向》的专着，澄清乃至颠覆1930年代以来笼罩着鲁迅思想的“定论”和“公式”---“前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的形而上学的论断。围绕这个问题，耿庸和阿垅通过二三十封信交换意见和认识。阿垅被捕前焚烧了很多信件，不知是否包括这二十三封信在内。书刚写了一个开头，耿庸就失去了自由。对鲁迅思想的探寻，既是他获罪的原因之一，也是他在狱中战胜绝望、坚持思想独立的精神支柱。但是，写一本专着已经不可能，狱中不具备学术写作的条件，平反后精神和体力都不济，终其一生也没能实现夙愿，这是他最大的文学理想，也是他最大的文学遗憾。虽然另立专着的心愿没有达成，但相关思考却一直伴随着他，完善着他的思想。
　　
　　在狱中，为了给日后撰写鲁迅思想研究专着做准备，耿庸读了家中送来的一百多本书，记了很多笔记，可惜大半在“文革”中被抄没，仅有30多本保存了下来。其中有一段关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述评：
　　
　　“正是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反映着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
　　
　　这是瞿秋白一个影响很大的论断。这个论断存在必应回答的问题：进化论如何“走到”阶级论。如果可以“走到”,那么进化论就会进化到阶级论，这就肯定了进化论。但不仅如此，首先是这两个概念没有直接的联系，扯不上一块。进化论是自然科学的概念，一应用到社会，就全然荒谬。因此要说鲁迅思想是进化论的，就是说鲁迅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或庸俗进化主义，这就简直否定全部“前期”鲁迅的作品。阶级论则是一个社会科学的政治的概念，连基佐也讲阶级论和阶级斗争而且早于马克思。①这段狱中札记是耿庸对被捕前写的《〈阿Q正传〉研究》中第一部分“关于鲁迅思想的二三理解”的思考的继续，仍然保持否定鲁迅思想“前期是进化论，后期是阶级论”的立场不变，突出鲁迅思想是一贯的、随着生活实践不断发展的，但是，不再简单地将持“转变”论者统称为机械论者，也超越了鲁迅相信进化论却不以之为世界观的抽象论辩，在原来的基础上获得了更高的认识，做了更严密、深入的论证。
　　
　　主流鲁迅观的论证逻辑是：根据鲁迅“热烈地希望着青年”或者公开表示相信进化论就断定鲁迅的前期思想是“进化论”,或者根据鲁迅说过感谢创造社“挤”他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②，断定鲁迅后来走向了阶级论。
　　
　　耿庸认为鲁迅思想根本不存在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质的变化。理由之一是鲁迅在晚年依然信进化论，积极鼓舞帮助兄弟重译达尔文的《物种的起源》，反复批判和讽刺过外国卷土重来的反进化论狂潮。理由之二是把鲁迅关于受到创造社“挤”的论述当作鲁迅的转变的证据不可靠。耿庸指出，《三闲集·序言》写于1932年，而1930年鲁迅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对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谈到创造社对自己的进攻时说，对方力量实在淡薄，不过在演《空城记》，“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也终于没有出现。”由此论证创造社的“挤”没起什么正面作用③。视他们的“挤”为鲁迅思想转换的契机尤其不可信，因为鲁迅既然能辨明对方所用的并非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足以证明，此前鲁迅必然已经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有鉴于此，耿庸认为，创造社“促使”鲁迅“方向转换”“世界观转变”等论调，实质上不过是如鲁迅所说的“只看名目，连想也不肯想的老毛病”④的表现。理由之三是瞿氏的文章：文章最后，瞿秋白提出了四点“非常之宝贵”的鲁迅的“革命传统”:第一，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第二，是“韧”的战斗；第三，是反自由主义；第四，是反虚伪的精神。
　　
　　其中作为论争所引鲁迅的话，基本上是（只除了《二心集》）都是所谓“进化论时期”的作品，这正是瞿秋白对自己的鲁迅论的讽刺。①耿庸以瞿秋白之矛攻瞿秋白之盾，令前期进化论后期阶级论之说无处遁藏。与此同时，耿庸也十分肯定瞿氏《序言》的价值，认为它“着重的是在于说明鲁迅的杂文在社会斗争中的意义、价值以及它内在的品质、精神和所形成的战斗传统的作用。瞿秋白在这个方面完成任务的成绩在当时是真正杰出的，迄今也还是关于鲁迅杂文的研究中一座可观的高峰。特别应当注意，正是在对鲁迅的杂文的考察和分析中，瞿秋白接触到了鲁迅思想的实际。”而且“瞿秋白关于鲁迅思想论断之被视为‘公理',很难认为（因为找不到证据）这是他的预期的实现。”②但是，《序言》客观上带来了鲁迅思想研究上的混乱，而且有些错误还成了主流，影响了整个鲁迅研究，这却不能因为非瞿氏所能预期就可以置之不论。
　　
　　耿庸努力用阶级的思想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鲁迅思想，但还是不免碰触到当时的一些壁垒，最要紧的问题之一是对思想改造的不同理解。耿庸说：
　　
　　……在我们国家，在思想战线上，也必须执行反对内外敌人的战斗任务。但在这里，人民内部思想意识的改造和提高，正有着完全的必要，不能不严肃地看待。解放以来，中国人民在思想上的变化，无可否认，是很大很大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的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③。并且，人们意识的变化落后于人们的物质地位的变化---在“社会生活中，首先是外在的条件变化着”;这又不仅是个别的人们，而是，“关于各个阶级及关于整个社会，必须讲同样的话”④的。那么，可以理解，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脱胎出来的、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还有着旧社会的残余痕迹存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前进着的人们的意识也还不是立即就能够随着自己的经济地位的变化而完全变化。那么，也就可以理解：阿Q主义在现在还没有“真正”地“完全过去”.思想改造之所以必要，以及思想改造势必是一番广泛、严酷、细致而长期的斗争，也因而完全可以理解。⑤耿庸判定：机械论者和生活辩证法是绝缘的，他们认为社会基础变了，阿Q主义也就自然“完全过去了”,是机械地、教条地理解“存在决定意识”;他们认为人可以“转变”,人的阶级思想感情说变就变，这是在演绎空洞的概念；他们实际上把思想改造这样严肃的社会要求当作一种游戏和一种不费吹灰之力的工作。
　　
　　耿庸说：
　　
　　今天，在思想战线上有强烈的斗争，新中国的人民要战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和坏习惯，改造思想。思想改造斗争，不能不是以唤起并提高人的自觉---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为中心，而人的觉悟的可能，又不能不是和人里面潜伏着的社会要求的觉醒，密切相关的。那么，《阿Q正传》，对于今天社会的思想要求、斗争人物和战斗方向，都有着鲜明的意义和迫人的力量，使人藉以时刻地警惕着：人们是如何地该战胜自己的历史的负担，而且，人们是该如何坚决而迅速地战胜自己的历史的负担。①在耿庸的陈述中，阿Q的劣根性依然存在。然而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得很明白：“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②耿庸对新社会中的旧社会痕迹直言不讳，不就是一种刻画“黑暗”么？他认为阿Q主义的毒害依然存在，应该把“新中国的人民”当作思想改造的对象。这种思想改造在很大程度是思想启蒙的别名，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整风要推行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简直背道而驰。
　　
　　三、结语
　　
　　耿庸执着于澄清思想战线上的问题，认为“鲁迅思想”是一个内涵宽广的概念，“包括关于自然的思想，主要的却是关于社会的思想尤其是直接相关的文学思想，而按其本质则是一定的哲学思想即世界观”③。
　　
　　然而，他忽略了思想混乱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他每一次澄清的努力，包括与冯雪峰和瞿秋白辩难，实质上是知识分子和权威的话语争锋，无意中忤逆了《讲话》精神，坐实了抗拒思想改造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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