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索尔·贝娄小说中的救赎

时间:2019-09-27

　　作为一位“社会的历史学家”，索尔·贝娄如其同籍作家德莱塞一样，忠实地记录了当代美国都市生活的真实面貌，以喜剧性的风格展示了一个浮华、喧嚣、异己的现实世界；同时，作为一位“老练的记忆先生”，他又如其同裔作家普鲁斯特一样，热衷于追寻那些逝去的时间，以抒情性的笔调描绘了一个记忆中的世界，一个“被放逐的灵魂渴望着”的“故国旧土”①。前者反映了当代美国文化的非人性特征，体现出贝娄鲜明的否定倾向和批判立场，后者则折射出犹太社群的人道情怀，寄寓着贝娄热诚的道德理想和肯定态度。贝娄研究专家约翰·J·克莱顿曾指出，贝娄的小说“到处存在着一种救赎的关切”②。在笔者看来，眷恋过去并非其笔下人物的天性所致，而是对他们特定处境的自觉回应。这种回应并非如其所言的“自我放纵”，也不是“借怪癖来逃避现实”，恰恰相反，它是一种与现实抗争的方式，是一种自我救赎的途径和手段。在一个非人的恶劣环境中，记忆的世界不仅是使主人公们摆脱羁绊、疗治伤痛的避难所，还是使他们认识现实、确证自我并最终摆脱生存困境、重获新生的力量源泉。

　　一、过往的记忆首先为主人公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庇护和心理慰藉，使他们能够暂时避开现实世界的重压和侵蚀，并以其特有的安宁与温情呵护着各自受伤的心灵。因为记忆的主要内容是童年时代的家庭生活。虽然其中不乏贫困、失意、忧伤和痛苦，但相对于现实的冷酷、丑恶、野蛮和物欲横流，记忆中的世界尤显情感的魅力与人性的光辉：

　　拿破仑街，这条发臭的、肮脏的、破烂的、千疮百孔的、玩具般的、饱经风吹雨打的街。私酒商的儿子们就在这条街上念着古老的祷文。赫索格心中对此依恋不已。他在这儿所体验过的种种人类感情，以后再也没有碰到过。犹太人的儿子，一个接一个，一代接一代地生下来，张眼看见这一个奇异的世界，人人都念着同样的祷文，深恋着他们发现的东西。这真是个从未失灵的奇迹。拿破仑街有什么不好？赫索格想。他所要的东西全在这儿了。③赫索格忘不了母亲用嘴沾湿手帕给他擦脸，忘不了手帕上唾液的香味，忘不了母亲用雪橇吃力地拉着他的情景。同样，《洪堡的礼物》中的西特林忘不了母亲将他掉了的牙扔到火炉后面说小耗子会再衔一颗好的来，忘不了他从楼梯上摔下来时母亲的尖叫。《口没遮拦的人》中的肖穆特博士忘不了母亲给他洗头时不小心把肥皂水弄进了眼里而心痛不已，忘不了他参加聚会时母亲用力地亲吻他。即使是那些苦涩、忧伤的记忆，由于其中所蕴含的浓浓真情，依然令人难以忘怀。赫索格记得，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父亲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而辛苦经营，却屡遭失败，还遭人打劫，身受重伤“。有关赫索格家的这个故事，我们每年差不多要听上十来次。有时候妈妈讲，有时候爸爸讲。

　　因此，我们受过不少苦难教育。我对这种心灵的哭泣，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它们就在我的胸中，就在我的喉咙口，我真想张大嘴巴，让它们一吐而出。”④在回忆中，“任何分量的痛苦”变得不再沉重而无法释怀。对赫索格来说，妻子的冷漠、朋友的背叛、同事的隔膜暂时与自己拉开了距离，统统消散于那“一缕缕持续的时间的幽香，那种善良的早年的甜蜜的梦境”⑤之中。正是通过对记忆的追溯与重温，他们受伤的心灵得以抚慰，被流放的灵魂得以重归故里。

　　正如马诺教授所说，在贝娄小说中，回忆“并非简单的怀旧，不，相反，它当然是独属于人性的东西。……作为对自我和祖先的详尽审视，回忆能赐福于人，使人的心智得以磨炼。……事实上，对于贝娄而言，回忆更像是抚慰心灵的祈祷，而不仅是单纯的叙事”⑥。

　　记忆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爱的世界，因为是“爱使得这些事难以忘怀”⑦。小说主人公们在记忆中体验着爱，感受着爱，同时也生成着爱，播撒着爱。成名之后的西特林抛弃了故友亲情，疯狂地追逐名利和女人，但在精神上却变得越来越痛苦和失落。最终是记忆中的温情融化了他那颗被冷冻的心，并使他重新恢复了爱的能力。“我不明白童心是怎么在我身上复活的，然而它毕竟是回来了。一切在融化。冰，谨慎，老成。”⑧因为难以割舍的亲情，他拒绝与莱娜达去意大利，而毅然选择了去休斯顿看望要做手术的哥哥。因为与洪堡的深厚友情，他执意去看望洪堡的舅舅，并重新埋葬了洪堡及其母亲。同样，《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贝恩在玛蒂尔达的怂恿下起诉了曾有负于自己的舅舅。但关于舅舅的记忆最终改变了他的决定。因为他想起了与舅舅在一起的点点滴滴。在如烟往事的回顾中，他感觉到了舅舅“就像父亲一般”对待他。正是这种源自共同记忆中的温情使贝恩宽恕了舅舅的过犯。他说“：我不忍心放弃哈罗德舅舅，这是事实。我的记忆也不想那么做。我的记忆一旦集中在某一现象上，就会紧紧地抓住它，表现出一种顽固。”⑨也是因为“对以往的回忆感动了他”⑩，《如烟往事》中的艾萨克才始终不计较妹妹对他根深蒂固的敌意，并不惜重金来到身患绝症的妹妹床前，并最终使妒忌与怨恨化为宽恕与和解。

　　其实，对记忆的追寻和重温本身就是爱的表现。是对爱的渴求才使回忆成为可能。所以柏拉图把纪念与爱联系在一起。同样，黑格尔也曾指出“人类生命的实质起源于历史。历史，记忆———这一切使我们富于人性”。在《堂表亲戚们》中，叙事者艾扎对堂表亲戚们感情笃深，他为了使触犯法律的堂弟不被重罚而向法官写信求情：“我之所以写信，是因为堂表兄弟在我记忆中占着独特的位置。”家族记忆成为他行为的深层动力。“为了往日，为了我喜爱的他的父母，何乐而不为呢？若我要继续保留以往的美好记忆，我必须这么做。

　　如果让沙娜的儿子失望，我的纪念品会发臭。”威尔逊教授说“，对个人和历史的记忆是维持我们人性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贝娄小说中，回忆即是爱的表现，是对价值和人性的坚守和维护。

　　二、对往事的回忆也是一个自我反省的过程，是另一种形式的冥思。主人公们在回忆中反观自己，解剖自己，希图以此拯救自己的灵魂，实现“心灵的重大改变”。

　　西特林平时就喜欢回顾自己的生活，喜欢“从背面或者侧面观察我自己。我能够一直这样回忆下去，以至于追溯到最远最早的时候”。在经历了时世的变迁和生活的波折后，他开始回头审察自己，“决心叫失去的时间产生启示”。通过对记忆的追溯，他发现自己缺少了对他人的体谅和关心，“肯定是失去了”家族中曾有的那种对他人“极端关切的态度”。特别是通过对洪堡的遭遇和两人关系的检视，西特林感到了自己“罪孽的深重”：

　　因耽于情欲而拒绝探望濒死的洪堡，在大街上遇到像乞丐般的洪堡时躲到汽车后而并迅速溜掉……这些往事成为他挥之不去的痛苦记忆。“西特林的回忆之日也是赎罪之日。”

　　正是背负着对洪堡的罪感，西特林踏上了赎罪之旅。同样，洪堡在临终前也将自己关在房间里“，对过去的过错进行反省”。在写给西特林的信中，他坦陈自己的过失，并以送给西特林剧本的方式传达了对后者的赦免与宽恕。两人都通过回忆认识到自身所犯的罪错，体会到对方的不幸和美德，并最终在彼此的谅解中达成灵魂的沟通和共鸣。肖穆特博士则坦言自己给罗斯太太写信的过程就是“重新发现自我的重要历程”。他在回忆中反观自己生命中的尊荣与羞耻。他那封不可能发出的信实际上是他的心灵自白。与其说它是一部回忆录，不如说它是一部忏悔录。正是在此意义上，戈德哈特教授将这部小说视为“一种罪过的忏悔，一种净化的努力”。如果说肖穆特博士对罗斯太太的嘲讽还只是一种冷漠的态度，那么赛姆勒先生对他人生命的戕杀就完全是一种罪恶的行为。在他打死那个已经放下武器的德国兵的刹那，他已经由一个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不断萦绕于脑海中的大屠杀记忆既使他省悟到反犹主义的罪，也发现了潜藏于自身的恶。威塞尔说“，对罪恶的记忆会成为抵抗罪恶的盾牌”。

　　正是基于对记忆中的罪恶的觉知和悔过，赛姆勒最终成为一个反对暴力、呼吁人性与道德的人。可见，对贝娄小说的主人公们来说，重温记忆不仅是为了汲取爱的力量，还是为了解剖自己，从而涤除自身的恶与罪。爱的生发与罪的涤除是道德提升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由此，贝娄小说中的回忆从来不是自我麻醉的幻梦，甚至也不是简单的怀旧。因为怀旧往往追溯的是过往经历中善与美的一面，是为了获得心理上的抚慰和安适。而此处的回忆却是揭出自身的丑与恶，是一种痛苦的自我解剖。相比于怀旧，这种回忆更多了一份心绪的沉重、理性的冷峻和思想的深邃。

　　三、对死亡问题的关注与思考贯穿于贝娄小说创作的始终。他笔下的主人公经常在经验或想象中遭遇死亡，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为死亡的恐惧所笼罩。贝娄曾将这种对死亡的焦虑心态称为“最强烈的美国焦虑之一”，认为它是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根本表征。因此，对他来说，人及其灵魂能否获得拯救最终应落实在人能否从死亡中获得拯救这一具体但根本的问题上。在此，贝娄再次肯定了记忆的拯救功能，认为记忆是使人超越死亡、摆脱死亡焦虑的重要途径。

　　在贝娄看来，虽然“亲人得消失在永恒之中，这是人们无法忍受的”，但逝者却能在人们的记忆中永生，并与生者同在。生命通过记忆而得以延续，得以超越死亡的局限。为此，他特别强调对死者的纪念。在《拉维尔斯坦》中，他借自传性形象齐克表达了这种切身感受：

　　“许多人都希望摆脱死去的人，我正好相反，有办法紧紧抓住他们。我的顽固的直觉———到现在它应该很清楚了———是他们并没有永远地离去。”

　　在《洪堡的礼物》中，他又借西特林之口表示：“去世的人们活动在每个活着的灵魂的无意识的部分里“”如果我们愿意让死者活着，他们就活在我们心中。”而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的贝恩看来，记住死者，让死者活在后人的记忆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一种不可推卸的生命责任：“儿子应当使给自己生命的人起死回生，即使这意味着走上月亮。我们必须将死者的一切取回。死者和生者构成一个整体。”

　　保持与死者的联系，忠诚于他们的价值是死亡焦虑的解毒剂。对死去的人的记忆一方面使生者可以感到一个阴阳两界相通、生死之人与共的世界，从中汲取着慰藉心灵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生者感受到生命的不朽和灵魂的永生，从而走出死亡恐惧的阴霾。所以，主人公们都渴望与死者的沟通，渴望使他们的生命鲜活地出现于自己的回忆中。汉德森不停地拉父亲生前的小提琴向他倾诉，赫索格不断地向死者写信，而西特林则向死者读书。他们试图以这种方式证明并非“人一死就完全死了”。汉德森远去非洲，试图通过寻找“前人类的过去———一种真正的过去”

　　来摆脱对死者的罪感和死神的纠缠。他的非洲之行是寻找记忆的旅行，也是如戈德曼教授所说的“使自己重获新生的一种形式”。而贝娄说得则更为直接和具体。他说汉德森“实际上寻求的是一种对死亡焦虑的拯救。他不能忍受的就是这种持续不断的焦虑”。同样，对于西特林来说，克服死亡恐惧的过程也是复活记忆的过程。他总是尝试着“接近死者”，与死者进行对话和沟通，以唤起他们沉睡的灵魂。同时，他还不断强化对童年时光的回忆。在他看来，童年所代表的天真是一种永远不会死去的东西，就像华兹华斯那首《不朽颂》所表明的那样。另外，在贝娄笔下，洪堡留下的那个剧本就是联结生者与死者的纽带。

　　它不仅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洪堡的生命，更重要的是，它还使西特林最终摆脱了死亡的威胁，回归至本真的自我，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开启新的生活。最终，死亡的诅咒在西特林对死者的爱和与死者的沟通中得以消弭。正是借着剧本所带来的收入，他才得以重葬了洪堡和他的母亲。小说结尾提到的那朵番红花象征性地表明，只要记忆还在，死亡就不再是终结，而生命总会重生。这也像《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结尾提到的北极苔藓：“那些北极苔藓里里外外全都冰冻，其中百分之九十五是坚硬的冰。但气温稍有转暖，它们就会复苏，甚至还会长大一些。”相反，对于那些拒绝记忆的人来说，死亡就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和虚无。正如莱娜达所说：“人死了就是死了，如此而已。”

　　对那些死去了的故人，他们往往选择遗忘，并对那些具有怀旧情结的人表现出极度的轻蔑和不解。莱娜达就称西特林为“公墓小伙计”。朱利叶斯除了生意上的事务以外，没有别的记忆。他虽然自认为是母亲最宠爱的儿子，却记不起母亲的长相。贝娄说，“记忆就是生命”，而遗忘则意味着死亡。这种死亡不仅指死者的又一次死亡，而且造成生者对死亡的畏惧，甚至使其虽生犹死，失却存在的意义。“拒绝记忆的责任就是拒绝有意义的生活，就是选择死亡。”“一切向前看”的莱娜达最终抛弃了西特林，投入了公墓管理员的怀抱，象征性地选择了死亡。而拒绝记忆的朱利叶斯在一场大手术前为死亡的恐惧所笼罩。正是西特林向他回忆起俩人小时候的美好时光，他才逐渐平静下来，并最终死里逃生，转危为安。

　　四、有学者认为，回忆会“抵制生活；对这些记忆凝思太久可能会使人远离真实的生活”，并使人沉溺于封闭的内心世界，从而失去与世界和他人的沟通。

　　其实不然。对贝娄主人公们来说，过往的记忆是“一口意义和价值的深井”。他们之所以向那些“年湮日渺的往事”频频回眸，不仅仅是为了寻找慰藉，疗治伤痛，还是为了汲取生活的真谛和重生的力量，是为了寻求摆脱生存困境的途径和方法。虽然这使他们变得不合时宜而被人视为病态，但正如威尔逊教授所说，他们的这种病症正是他们的“基本人性”，也是他们的拯救。

　　正是在不断的追忆中，他们的人性得以恢复，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提升，最终纷纷以一种新的姿态重返现实，融入社会。贝娄传记作家海兰德说：“在每一个故事中，主人公对过去的回忆都导致了对自己生活的再塑型。”

　　贝娄研究专家泰纳也强调记忆在帮助主人公恢复生活秩序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说“：赫索格在他的记忆中寻找某些失去了的现实和必要手段。这些手段会帮助他将自己与那些规范相结合。他正是偏离了那些规范才遭遇到个人的混乱和疏离的。”

　　可见，贝娄笔下的怀旧行为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寻找。正如卡尔·吉罗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演说中所强调的，贝娄小说的主人公们“都在奔忙，不是逃离什么东西，而是奔向什么东西，奔向某个目的地，盼望在那里能获得他们所缺的东西，即一小片坚实的立足之地”。

　　作为一位富于人道情怀的作家，贝娄肯定家族伦理与家族感情，相信美好的人性与道德，认为它们才是现代社会异化现实的解毒剂。他对记忆的强调和表现旨在呼唤这种传统价值的回归，旨在为现代人提供一条走出精神荒原、获得灵魂救赎的途径。正如他借笔下人物之口所说：

　　只有人———我们大家———才能把失去的光彩重新找回来，只要我们不被眼前的黑暗所吓倒，这个有着神一样外表的人就不会徒有其表。……要把人类从蒙昧的自然中拯救出来，应得倚仗人类情感和上帝那双惊愕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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