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呼兰河传》和林海音《城南旧事》的异同

时间:2019-09-27

　　20 世纪的中国一直处在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的冲击中。 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迅速传入，中国的经济形态、文化状况、作家的思想等都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 越来越多的作家在创作中开始不停地回望故园，乡愁之思越来越浓烈，小城文学逐渐成为离乡作家的创作载体。 沈从文的《边城》、废名的《桥》、师陀的《果园城记》等都是这方面的优秀代表。 在这种创作倾向中，一些女作家的创作也对广大读者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文学史增添了厚重的思考，如萧红的《呼兰河传》和林海音的《城南旧事》。 这两部作品都是具有自传性质的回忆小说。 儿童视角的书写使得两部作品都具有散文化、回忆美学的特征，但儿童视角作为成人作者回忆往事的代理人，其背后最主要的还是成人视角对某些观念和往事的思考和追寻。 同时由于萧红和林海音不同的人生经历使得两部回忆性作品在色调、视角、思考等方面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本文拟从萧、林儿童视角选择、儿童视角下的人生书写、儿童视角下的性别意识三个方面分析这两部作品的异同以及折射出的作者对生活、生命的思考。

　　一 儿童视角的选择背景

　　在回忆小说中， 家和故乡是两个最重要的概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耕文化为主的国家，中国的文化也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文化的基础和传承上孕育出了中国人浓厚的家园意识和故乡情结。20 世纪以来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逐渐成为现代中国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现象。 对作者而言，生于斯，长于斯，后来离开故园，故园在他们心中便成了一幅绚丽的永不褪色的图画；对故乡的回忆成为他们漂泊灵魂的慰藉。 萧、林二人的《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从作品的命名到内容的书写无不渗透着两人浓浓的思乡之情。

　　（一）乡愁与童年情结

　　故乡生活与童年记忆总是分不开的。童年是一个人人生最初的体验阶段，是记忆的起点，是离乡游子们回忆中最难以忘怀的一部分。 几乎每个离乡的人都有着浓厚的“童年情节”. 萧红、林海音在回望故园时必然包含着对童年的回忆，重新体味幼年快乐成为她们寻找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 因此，故乡往事、童年记忆成为其回忆作品中乐于描写的重要部分，而借儿童视角则是对往事再现的最好方式。

　　萧红，1911 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小镇。 萧红在那里长到 20 岁，呼兰河有萧红最敬爱的祖父，最快乐的童年记忆。林海音，祖籍台湾苗栗县，1918 年出生在日本，3 岁跟随父母回台湾，5 岁又随父母迁居北平。 在北平成长、结婚生子生活了 25 年，直到1948 年迁回台湾，因此完全可以说北平是林海音的故乡。 “小城生活成为作家童年生活最深刻的心灵镜像。 小城是作家的童年小生境，这种小生境最容易成为他们的心理基础和人文背景。 ”

　　萧红在《呼兰河传》的后记中写道：“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呼兰河传》前两章描写呼兰河人们卑琐平凡的生活和风俗人情。 第三章萧红与祖父最欢乐的后花园，那里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有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和一个慈祥和蔼的祖父，那里是萧红一生最美好的回忆。 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萧红写下这些文字时脑海中浮现出的温暖画面和嘴角上挂着的轻松、 愉悦、发自内心的笑容。

　　林海音《城南旧事》作为台湾“乡愁文学”的经典代表， 借英子的双眸回顾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城南的风物人情、儿童的悲欢离别，为读者展现了一幅京味十足的北京风俗画。 小英子会说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而妈妈则常常把“惠安馆”说成“惠难馆”,把“二十一”说成“二俗录一”;老北京的胡同、城南游艺园、叫卖等等的往日风情也都在林海音的笔下清晰浮现。 林海音在提到写《城南旧事》的动机时说：“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 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城南旧事》 中的文字便是林海音无处安放的思乡之情最好的投放吧！

　　（二）不同的人生经历对萧、林二人创作动机的影响

　　在《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中，萧红与林海音都以儿童视角的表述，来表达对故乡的思念和对童年的回忆。 在创作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儿童视角，散文化结构，回忆性美学特征，自叙传的故事，浓厚的思乡之情等等。 但萧、林二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和人生经历，也使得二人在创作和表达以及文本色调上有很大的不同。

　　萧红 1911 年出生在黑龙江呼兰城的一个地主家庭。 童年时期母亲早逝，父亲冷漠，除了祖父的关爱，萧红感受不到家的温暖。1929 年之后，最疼爱她的祖父走了，萧红失去了唯一的亲情温暖。 1931 年为了反抗家中的包办婚姻，萧红逃出家庭，从此便踏上一生漂泊的道路。 从呼兰城到北平，从北平到哈尔滨到青岛到上海到东京，最后客死在战乱中的香港，期间经历流产、情感背叛、婚变、贫困和长期的病痛折磨，其凄凉境地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萧红如此坎坷的遭遇，她对于情感的要求比一般的女性更为强烈。 就像萧红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中说：

　　“我就向这‘温暖’和‘爱 ’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4]. 而这样的追求也恰恰成为萧红不幸的原因，太想爱则太容易被伤害。 由于最初萧红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被家族视为大逆不道，其父张庭举和四叔张庭惠在 1935 年 8 月创修的 《东昌张氏宗谱书》上，将萧红剔除出族谱。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东北三省沦为日寇的殖民地。 从此，萧红彻底成为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人穷则返本。 童年记忆中的呼兰城有最疼爱自己的祖父，有美丽的后花园，有萧红最温暖的回忆。

　　那么回望故园，用回忆来取暖，从故乡、童年往事寻找温情和欢乐无疑成为萧红投放孤独、苦闷、凄凉的半生漂泊的最好方式。 当她选择用儿童的视角来回望那个家庭、那个世界时，作品便有了很强的客观性和再次经历性。 创作《呼兰河传》时萧红处于极度寂寞、空虚、没有安全感的境地，回忆在某种程度上给她带来了安宁，使她得以从巨大的痛苦中抗拒生存的虚无，得到暂时的解脱。 作者在寻求精神救赎和摆脱痛苦，因此注定了作品中会有大量不太温暖和明媚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呼兰河传》中总是笼罩着一种苍凉和感伤的氛围。

　　与之相比林海音的童年和人生经历则显得幸福、安逸很多。 林海音 5 岁随父母前往北平，父亲是开明知识分子，有着一个和睦的家庭，家中经济宽裕，双亲对她疼爱有加。 林海音在北平经历了童年、少年时代，在北平结婚生子，整整度过 25 年，直到1948 年才迁到台湾。 《城南旧事》成书于 1961 年，当时的林海音已经是一位 40 多岁的贵妇人了。 人至中年，最容易感怀往事，千山万水，海峡相隔也阻断不了思乡情绪的大肆弥漫。 对于在大陆生活 25 年的林海音来说，虽然她祖籍台湾，但无论是儿时北平城南的旧事还是长大后的北平生活，对她来说都是生命中无法割舍的重要部分，但她似乎再也回不去了。 林海音借儿童视角反观和回溯往事，实则表达的是她缅怀的心情，作品中对城南风土人情的描写，对周围人和事的回忆也更多的是由于失去与祖国的联系而产生的无根文化的失落感。

　　二 儿童视角下的人生书写

　　从晚清到五四，儒家尊奉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道德体系逐渐崩溃。 儿童作为人成长阶段的独立生命意义和妇女解放运动一起构成了五四“人的发现”的重要内容。 随着“儿童本位”的现代儿童观的提出， 儿童的独立性得到了空前的尊重。

　　对文学上产生的影响则是儿童限制叙事的视角出现逐渐打破了传统全知的叙事视角，推动了文学叙事的变革。 从鲁迅《怀旧》、凌叔华《凤凰》、萧红《呼兰河传》、林海音《城南旧事》到迟子建《北极村童话》、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儿童视角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叙事发展。 所谓儿童视角，主要是指“小说借助于儿童的眼光或口吻来讲述故事，故事的呈现过程具有鲜明的儿童思维的特征，小说的叙述调子、姿态、结构及心理意识因素都受制于作者所选定的儿童的叙事角度”.

　　W·C·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曾说过就小说的本性而言，它是作家创作的产物，纯粹的不介入只是一种奢望，根本做不到。 《呼兰河传》与《城南旧事》历来被认为是儿童视角叙事的典范。 但我们不可否认的是，作为回忆性小说，回忆是小说叙事的出发点和得以进行的动力。 作为成年作者回溯往事的童年回忆体的小说，即使采用了儿童视角进行叙事，我们仍可以发现整个文本一直存在一个或隐或现的成年视角的声音。 回忆体小说因为隔着时空的距离，叙事表面上指向儿时往事，实质上却是指向成人世界的悲欢和社会的苦难，因而也具有了思考与审视的功能。

　　与《城南旧事》相比，《呼兰河传》的复调叙事更加突出。 《呼兰河传》共七章，没有固定的人物。 前两章主要描写呼兰城人们的平凡琐碎的生活和风土人情，完全是以一个成年人的视角进行描述的。 后面四章主要是以儿童视角进行叙述的，但正是这几章隐含成人视角与儿童视角多次循环出现，使得作品复调意味更明显。

　　任何写作都只能是一种当下行为，《呼兰河传》某种意义上是萧红在为当下的生存寻求一种心理支撑点。 作者的情绪总是在过去和当下两个时空中穿梭， 潜在中形成了两种生存体系的相互比照，令读者感觉到作者的回忆总是徘徊在温暖童年的回忆和现实之间。 “一旦叙事者沉浸于童年关于祖父和后花园的美好记忆时， 叙述的调子就逐渐温暖；而每当回忆告一段落，现实处境便乘虚而入，悲凉的情调则氤氲起来，并最终构成了整部小说的贯穿性主调”. 童年记忆不仅仅成为过去，通过回忆，它们在当下又得到了延续，而这种延续融入了作者对人的生命、 人性等直指生命本质意义的问题的思考，因而也具有一种永恒的价值和意味。

　　《呼兰河传》第四章写我家的院子，每句开头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 以儿童的视角描写了碾磨坊、粉坊以及祖父教我背书的故事， 写这些总会不经意地以成人的姿态做出总结。 刚说完亮晶晶像瀑布的白粉，紧接着便将“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 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 不得意怎么样？ 人生是苦多乐少”[7]. 这里正是萧红对呼兰城里麻木愚昧的生存状态的反思，以及对人生的思考和审视。

　　小团圆媳妇在“我”眼中只是个皮肤黑黑，辫子长长的小姑娘。 在成人的眼中却因她的大方、不羞、走路飞快而被认为是被邪恶的东西附了体。 对于看客们“关心”小团圆媳妇的病情，“积极”贡献点子以及围观的热闹场面，“我”一直都是旁观者，如实描述，不加评论。 直到成人，萧红再也忍受不了，写下了一大段小团圆婆婆的言论：“她来到我家，我没给她气受，哪家的团圆媳妇不受气，一天打八顿……有几回，我是把她吊在大梁上……我也用烧红过的烙铁烙过她的脚心……”

　　作为小孩子的“我”是不可能记得住小团圆媳妇婆婆的长篇大论的。 成年萧红视角和话语表达逐渐显漏出来。 小团圆媳妇婆婆的愚昧无知充当了杀人者的角色， 断送了一个健康、活泼、年轻女子的生命。 这在无知的呼兰城眼中是稀松平常的， 人的生命甚至还不如植物和动物，这是多么的荒谬和惨烈！ 萧红对愚昧的传统道德杀人的反抗是激烈的、愤慨的、无法容忍的！《城南旧事》由五个完整的小故事组成，且每个小故事英子都参与其中，保证了比较完整的叙述观点，复调意味不如《呼兰河传》那么明显。

　　借聪明、机灵、善良的英子之口参与了疯女人秀贞、妞儿、偷儿、兰姨娘、宋妈这些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 英子不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她只知道秀贞被恋人抛弃，自己的孩子也被丢弃，因受不了情感的打击精神出了问题被别人视为“疯子”;只知道可爱漂亮的妞儿每天吊嗓子还被养父养母毒打……当“疯女人”秀贞抱着英子娓娓地向她讲着自己与思康的美好恋情时，小英子可能不明白秀贞的情愫，可是读者分明读到成年林海音对秀贞的无限同情和辛酸；当偷儿告诉英子自己眼瞎的母亲和成绩优异的弟弟以及贫困的家时，英子可能不明白偷儿为何跟她讲这些，但成人林海音分明知道偷儿是在表达自己的痛苦和悔意，并对偷儿的行为给予理解。

　　《城南旧事》借英子看似充满温暖、关爱和幸福的生活揭示了旧社会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英子似懂非懂他们的生活后面其实是整个旧社会人们的巨大灾难。 但是林海音对于底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给予更多的是同情，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怎样才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她好像并未思考， 对于传统的习俗、道德，她更多的是认同和回归。

　　尽管《城南旧事》整体上是温柔敦厚、色彩明亮的， 但多次的离别依然使作品蒙上了伤感的情绪。《城南旧事》中两次写到毕业仪式上出现的《骊歌》，以及一届届毕业生的离去是成人林海音对别离常现、欢乐易逝、人生短暂的感叹。 小英子不理解为何身边的人总会悄悄离开，但无论是成人林海音还是读者都对“成长”“离别”进行了久久沉默的思考。

　　三 儿童视角下的性别意识

　　儿童认识世界的方式是感性的、 非理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女性的认知方式与其有着相似之处。 这就为成年女性作家以女性视角和儿童视角进行创作提供了方便，一方面将与儿童相关的天真、童稚、纯真、无邪表现出来，另一方面又与女性的优美、细腻、婉约、深沉结合起来。 萧红和林海音都是在五四精神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女性，她们都非常关心女性的命运，对旧社会女性悲惨命运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和同情。 《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中的“我”和英子都是小女孩，她们的性别很重要。 女孩的不谙世事、天真烂漫，与女性天然的接近使得借她们的眼睛观察成人女性的生活显得自然。 如果“我”不是小女孩，“我”就不会多次与小团圆媳妇讲话，就不会对王大姑娘和她的孩子那样的好奇；如果英子不是小女孩也不会和妞儿成为好朋友，总找秀贞玩。 “我”、英子，既是作者，又是叙述者，还是主人公，此处的三者合一，体现出女性叙事倾向于采用投入故事和凸显女性“声音”的叙事策略[9].

　　（一）女童视角下的悲剧

　　《呼兰河传》与 《城南旧事 》中涉及了很多女性的形象。 在儿童视角下这些女性大都执着、善良、聪明、淳朴，但最终的结局却都不是很美好。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一个是有着黝黑的皮肤、长长的辫子的小姑娘，一个是嗓音响亮、脸带福相、人人夸赞的大姑娘。 但最后却一个被婆家虐待，活活被热水烫死；一个在别人的嘲笑和愚弄中难产而死。 《城南旧事》主要塑造了疯癫的秀贞、可怜的妞儿、失去儿女的宋妈等。

　　《呼兰河传》中的王大姑娘与 《城南旧事 》中的秀贞有着相似的爱情悲剧。 王大姑娘在众人的嘲笑和谩骂中坚持与冯歪嘴子在一起，之前被人人夸赞的所有优点全变成了缺点。 “男子要长个粗壮，女子要长个秀气。 没见过一个姑娘长得和一个抗大个的（抗工）似的”. 秀贞与穷学生思康相爱并怀上孩子，但思康却回乡一去不回，刚出生的孩子也被父母丢弃，受不了精神打击的秀贞终于精神崩溃。 她们的爱情都是以悲剧结束的， 但是她们都有追求爱情自由的勇气和决心。 秀贞与思康的对话：“我妈就生我独一个儿，跟了你去吃白薯，她怎么舍得我！ 他说，你是个孝女，我也是个孝子，万一我母亲扣住了我，不许我再到北京来了呢？ 我说，那我就追你去。 ”[11]但秀贞最终没能走出北京城，就像王大姑娘走不出磨坊一样，她们的爱情是对传统势力的抗争，但她们太势单力薄，注定抗争以悲剧收场。

　　《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与 《城南旧事 》中的妞儿也有着相似的命运：她们都是弃儿。 小团圆媳妇是老胡家花钱买来的媳妇，对她的一切打骂在老胡家和呼兰城的人看来都是理所应当的。 她甚至连鸡鸭都不如，打鸡打鸭还要面临着经济损失的风险，而打她只要打不死就不存在这一问题。 小团圆媳妇到底还是被他们给活活烫死了。 婆婆心疼那五千吊钱，众人可惜没有了热闹可看。 没有人同情她，呼兰城的人们就如同那里寒冬的天气把地冻裂了一样，把萧红的心也冻裂了。 如果不是以女童的视角来叙述， 那么请神洗澡不过是一种风俗的重现，不会显得如此惊心动魄。 女童的视角让洗澡的肇事者和整个过程成为读者观看的中心，小团圆媳妇婆家人的心理仿佛被投射到一个巨型的屏幕上，产生令人震撼的效果[12]. 萧红在描述呼兰城人们围观热闹的文字下对无情的、麻木的、残忍的呼兰城人给予了无声的斥责和控诉！ 而妞儿，生下来就被外祖父抛弃了，养父母又经常殴打她，好不容易找到了亲生妈妈， 却又在寻找爸爸的道路上被火车碾死。除了与英子温暖的友谊，好像她来到世上就是为了经历痛苦的。 中年的林海音再次回忆儿时的好友又何尝不是惋惜、伤感呢？

　　（二）女性对女性的误解

　　《呼兰河传》和 《城南旧事 》从人物设计和叙事策略上来看，有着很明显的性别意识。 叙述者“我”和“英子”都是小女孩儿，代表着一种没有被任何世俗东西污染的人生和视角。 而呼兰城的妇女们、英子的妈妈、 宋妈则是传统道德和文化束缚下的代表。 在《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中，那些悲剧女性也被女性误解着。

　　《呼兰河传 》中王大姑娘不顾众人的嘲笑与冯歪嘴子结合。 磨坊里的掌柜太太大声斥骂，骂王大姑娘是不干净的野老婆，自己一面喊冻死了，一面把盖在王大姑娘和小孩身上唯一护暖的面口袋狠心地拿下来，全然不顾她们的死活。 杨太太、周三奶奶还有同院住的那些粉坊里的人，没有一个不说王大姑娘坏的。 在她们眼中，王大姑娘是丢人的、是坏的、是不值得同情的。 在萧红眼里这些受传统思想禁锢的妇女是悲哀的、麻木的、愚昧的。 在萧红冷静的叙事背后，呈现的是对呼兰城女性的讽刺。 女性尚且不理解女性， 又怎么可能会反对父权的威严呢？ 《呼兰河传》第二章写四月十八娘娘庙会的民俗时道：“先到老爷庙去，打过钟，磕过头……而后才上娘娘庙去”. “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 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 ”[14]

　　一方面表现了萧红对妇女的痛心和同情，另一方面极度讽刺了父权制的罪恶。 萧红更多的是关注人精神上的麻木和冷漠以及传统道德和文化对人的禁锢和毒害，她把矛头直指这一点，对女性的生命尊严提出质疑。

　　与萧红激烈的控诉、抗争、失望相比，林海音更多的则是扮演传统女性的角色， 更多的是同情、默认和无可奈何。 《城南旧事》中的宋妈是英子家的保姆兼奶妈，为了贫困的家庭，宋妈刚生完孩子便进城工作，把英子姐弟的生活照顾得妥妥当当，却四年没回过自己家，儿子已经死去两年、女儿被送人竟然都不知！ 她把辛苦挣的钱全给了丈夫，而丈夫却全“送”给了赌场。 但行文中，宋妈除了默默流泪和极力寻找女儿之外，对丈夫竟然没有一句的苛责和质问。 英子妈妈劝宋妈时说道：“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 ”

　　从英子妈妈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妇女从一而终的观念是多么根深蒂固。 女性不了解女性，也不了解自身悲剧造成的原因，不认为是丈夫的不负责任导致了孩子的悲惨命运，而归结为命运弄人！ 林海音的叙述一直都是波澜不惊的，没有愤怒，没有讽刺，也没有反抗。 她对男性和社会的批判是温和的。 林海音从小优渥的生活和长大后嫁入传统式大家庭的经历，使得她对女性的关注其实是基于自身对传统女性角色的认同基础之上的，某些时刻她甚至还扮演了这些传统女性的角色，这也表明她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和回归。

　　综上所述，《呼兰河传》和《城南旧事》中有借儿童视角看到的欢乐、童真和色彩缤纷，也有隐藏在儿童视角之后成人视角的感伤、 失望和无可奈何，但相同的都是浓浓的乡愁和呈献给读者的回忆美学。 萧红和林海音在作品中苦苦追寻着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对故乡浓浓的思念使她们有着相似的情感和相似的表现视角，但不同的人生经历又使得她们呈现不同的创作风格。 对抗虚无， 去除寂寞；了望故土，寻找文化的根。 无论是萧红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持，还是林海音为幸福的家的退守，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们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美好人性的殷切希望，都可以感受到她们借最纯洁的儿童的眼睛对故乡的回望、对社会的审视和对生命的叩问。

　　参考文献：

　　[1]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和小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7:107.

　　[2]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81.

　　[3]林海音。城南旧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

　　[4]萧红。永远的憧憬和追求[M]∥萧红。萧红全集：下卷。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1:1044.

　　[5]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5）：67-75.

　　[6]吴晓东，倪文尖，罗岗。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 [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5）：67-75.

　　[7]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84.

　　[8]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07-108.

　　[9]程国君。从乡愁言说到性别抗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70.

　　[10]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168.

　　[11]林海音。城南旧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31.

　　[12]艾晓明。20 世纪文学与中国妇女 [M].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3-14.

　　[13]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49.

　　[14]萧红。呼兰河传·小城三月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50.

　　[15]林海音。城南旧事[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133.

TAG标签： 萧红  呼兰河传  林海音  

上一篇：“十七年文学”的深度评价与文学经典构建
下一篇：七月派审美现代性的建构